新華社12日授權播發的《艾滋病防治條例》中，明確了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艾滋病病人在醫療機構的就醫權利。指出醫療機構不得因就診的病人是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或者艾滋病病人，推諉或者拒絕對其其他疾病進行治療。據衛生部了解的情況，目前中國艾滋病防治面臨的主要困難之一，是居民艾滋病防治知識水平不高，自我保護意識不強，社會歧視現象依然存在（《東方早報》2月13日）。

　　其實從這次新華社所播發的《艾滋病防治條例》看，其不僅對艾滋病人（感染者）的相關權利與義務作了明確規定，同時對各級政府和醫療機構對防治艾滋病的職責以及法律責任也有了明文界定。對此可以預見，此條例的頒布實施肯定將有利於社會艾滋病防治工作的推進。

　　可要注意的是，也許正如衛生部所了解的，目前我國艾滋病防治所面臨的主要困難之一，是居民相關知識水平不高，以及自我保護與社會歧視現象的存在。應該説衛生部的這個結論是為社會公認，所以當然不會錯。然而筆者還想指出一點，那就是我國艾滋病防治的困難除上述衛生部已指出的外，另外還有更加重要的一個原因——具體法治。

　　因為從社會現象産生的相互依賴相互影響的觀點看，在艾滋病防治問題上，不管是現有居民知識水平不高，還是自我保護意識不強與社會歧視現象存在。應該説從其産生的根源看這些“困難”都不是孤立的，而是與其它社會現象、或者説是多種缺陷存在作用下的結果。再具體一點説，也正因為居民的相關知識水平不高，才會由此生出自我保護意識不強，並進而在對艾滋病産生恐懼的前提下形成一定的社會歧視。所以從此意義上講，這些主要困難的存在，恰恰也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政府在艾滋病防治知識宣傳與普及方面還有相當的缺陷。

　　另一方面，如果我們能對早前及現有艾滋病防治工作稍加回顧與觀察就能發現，一些地方執法機關對患有艾滋病的小偷抓了就放而惟恐避之不及，一些醫療機構在艾滋病人就醫時不但不告之病情反將之推出門外。客觀地説這些現象的存在，同樣也在相當程度上為社會歧視等各種不良現象的産生作了相當不好的示範影響和作用。想這也是不容否認、併為社會所公認的事實。

　　所以基於以上的認識，在《艾滋病防治條例》頒布實施之際，對衛生部及相關部門來説，要在找出以往工作不足的同時，在社會進一步加強相關知識的宣佈與普及工作，而且同時還要把條例的規定轉化為政府與醫療機構的具體工作。想只有有了如此的雙向推進，才能真正使我國的艾滋病防治上一個臺階。對此不知衛生部及相關部門以為如何？（作者：周義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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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編：王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