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青年報消息：

　　30歲的醫生王雪原從未想過自己會以“背叛”的極端方式在醫療界大出風頭。作為哈爾濱天價醫藥費事件中的關鍵人物，患者翁文輝的主治醫生王雪原日前(本報記者12月1日採訪哈醫大二院時，院方稱王雪原已經失蹤———編者)接受了新華社記者的電話連線採訪。

　　記者：你為什麼敢於站出來説話？

　　王雪原：現在，網上有好多人質疑我站出來説話的動機。我想説的是，哪怕這名患者花的不是500多萬元，而是5萬元，如果新聞媒體給我機會，讓我站出來説出事實，我也會答應的。這不是錢多錢少的問題，而是一個醫生的醫德問題，一個人做人的底線問題。

　　我深知醫生工作的艱辛。尤其像我們ICU病房的醫生，面對的都是危重病人，每天直面生死，壓力非常大，也非常辛苦。但是再怎麼辛苦，或者遭受了不公正待遇，或者因為制度等原因，沒有享受到國家給的優厚條件，都不能成為醫生隨波逐流的藉口。我不希望躲在網上發點牢騷，然後回到現實中繼續過那種隨波逐流或者內心掙扎的生活。

　　記者：能否説説你經歷這起天價醫藥費事件的過程？

　　王雪原：患者翁文輝病得很重，作為他的主治醫生，最初我把全部精力集中在他身上了。後來，通過一系列的事情，感覺ICU病房管理比較混亂。首先是于玲范主任多次讓其他醫生冒用我的名字下醫囑。其次是患者家屬自備藥品無人監管，發生過丟失事件，患者家屬也反映過此事。就這兩方面問題，我專門提醒過於玲范主任，她卻置之不理。

　　從7月31日開始，我明顯感覺科裏的氣氛不太對勁。那天科裏開會，主任説她對患者翁文輝的病歷不太滿意，讓大家(包括我)對病程記錄單、醫囑單進行大規模修改。我沒理會她。8月5日，主任找到我説，患者的病程記錄不合格，她都給我撤掉了，不重寫也得重寫，並給我留好了空格，內容也限制好了。我認為，病程記錄是最原始的東西，絕對不應該更改，主任往下撤，肯定有問題。

　　8月6日患者去世後，醫院應患者家屬要求成立了一個調查組，我參與了查賬，真是不看不知道，一看嚇一跳，許多收費賬單與醫囑都對不上，我非常震驚。

　　按照我們醫院的流程，醫生下達的醫囑，要由護士錄入微機，然後領藥。由於沒人監管，護士領多少藥，醫生根本不知道，也就是説醫生與收費賬單是脫節的。我們護士長有微機的錄入密碼，她對相關內容是否進行修改，誰也不知道。我在查賬時看到，藥品一般都是隔幾天多領，隔幾天正常領，再隔幾天多領，顯然是蓄意而為。我感覺這裡面的漏洞太大了！

　　記者：你覺得自己在這起事件中充當了何種角色？

　　王雪原：現在看來，我和另外兩名住院醫生都被利用了。有時我認為某些藥品不應該用或者不需要用那麼多，但主任讓用，我不敢不執行，否則貽誤了病情，我負不起這個責任。因此，我經常感到無能為力。

　　記者：你當醫生幾年了？有什麼樣的感受？

　　王雪原：我是碩士畢業，當醫生4年了，很多人都羨慕我的工作。實際上，如果這樣一個環境每天帶來的是一種痛苦、矛盾、屈辱，讓我無法忍受的話，這個職業再有多少人嚮往，回報再豐厚，也只能算是謀生手段，而非事業。

　　眼下，很多人一提起醫療領域的不良現象，都將原因歸結為體制的問題。但實際上，從我們基層的角度來看，恰恰是有一些人利用了體制上的漏洞從中牟利。目前，醫務界流行著一句順口溜：“領導幹部帝王化，普通醫護人員奴隸化。”從個別醫院來看，確實存在這種情況。小到一個科室，比如科主任、護士長，位居權力金字塔的頂尖，沒有人監管他們。科室中普通成員的前途、命運都掌握在他們手裏。從研究生開始，你能不能畢業，能不能留校，讓不讓你考博，讓不讓你外出學習，給不給你晉陞職稱，全都是科主任説了算。沒有民主、公平的機制來評價你，你會覺得活得很壓抑。我們主任的孩子生病了，要由科裏的住院醫生打車到學校接出來，親自送到門診看病，就像家仆一樣。到了年終院裏考核，科裏的成績都成了科主任的功勞。民主評議時，主任就盯著你是否給他畫“優秀”，誰敢不畫呀！

　　記者：這起事件讓你感觸最深的是什麼？

　　王雪原：可能辛辛苦苦一輩子就是為了最後病這一場。現在不僅僅是農民看不起病，連我們也看不起病。我每月平均收入兩三千元錢，可是在我們醫院ICU病房住一天24小時，平均花費5000元，我拿一個月工資頂多能住半天院，這就是殘酷的現實。所謂因病致貧、因病返貧，不足為怪。

　　記者：你認為應該如何解決當前的醫德滑坡問題？

　　王雪原：這個問題恐怕得問衛生部部長(笑)。在我國，600多萬名醫務工作者實際付出很多，但大家的經濟收入、社會地位與外國同行沒法比。由於投入與産出嚴重不成比例，面對生存壓力，白衣天使的道德防線其實很脆弱，這就出現了比較有趣的現象：“非常有良心的醫生，另謀高就；差一點的，隨波逐流；最差的，為了逐利不擇手段。”

　　目前，在我國實行高薪養廉還不現實。我認為，要解決這個問題，還得在醫療體制上進行改良。 　據新華社北京12月4日電(記者 楊步月)

責編：王麗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