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2003中國市場經濟十年疾行
央視國際 (2003年10月25日 10:03)
南方週末消息：10年前，1993年11月14日中共十四屆三中全會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共50條。有學者評論，此前的15年，中國的改革開放一直處在摸石頭過河的水平。《決定》的産生，為中國社會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提供了成套框架，為此後10年改革開放建立了基礎思路。然而，建立市場經濟體制畢竟是一件需要長期努力的系統工程，實際轉軌操作中不能不存在許多摸石頭過河的探索和實踐。因此，10年之後，2003年10月14日中共十六屆三中全會審議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隨著市場經濟從建立到完善，中國社會正一步一個腳印地前行。
所有的事物都應該來有蹤去有影。比如，人類正在追緝SARS的來路，而伊拉克的未來走向也受到廣泛關注。
2003年10月15日下午3時，六七輛切諾基吉普車一字走在北京長安街的車流中，有小旗從車窗伸出。初看還以為又是哪個小區的業主因與開發商糾紛而“集體開車行走”，細看方知是慶祝“神舟”五號發射成功，其時楊利偉正在太空巡遊。
當日晚9時，在北京燕莎商城東側的普拉娜啤酒坊，正在慶祝德國慕尼黑啤酒節，藍白色的布綴成天花板，這是巴伐利亞州的標準色，而啤酒坊裏的所有東西幾乎都是德國原裝———啤酒，麵包，烤肉，調料，樂隊，歌手，伴舞女郎，監場大嬸，等等。客人中十之七八是中國人，自是開懷暢飲。卻有一對外國老夫婦，桌上只有一杯啤酒別無旁物，你一口，我一口。
為什麼拎出某年某月某日偶然的兩件小事？因為每一件小事所蘊含的意味，既不代表10年前的，也不大可能深遠到10年之後，它們就是當時當地的。
這兩件小事可以讓人聯想起這樣一些詞：大都市，汽車支柱産業，遊行(按規定需申請)，法治，商家作秀，房地産，社區，業主，維權，太空俱樂部，外資，全球化，文化差異，消費，夜生活，人民幣兌換……
所謂一沙一世界。
從平板玻璃到農用車，從VCD到彩電，大家都想玩價格同盟。只是市場經濟就有這“缺德”的性格，攪得同盟總走不長久。
1993年3月，在例行的全國人大、政協“兩會”上有一個新鮮事，兩會代表委員報到換餐券時不用交糧票了。這件事在當時沒有引起大的注意，但卻是廢除實施了40年的糧食計劃供應和購銷體制的先兆。
凡計劃與市場，最表面最具象的差別便是價格的形成，是長官説了算還是市場來決定。中國30多年的計劃體制，培養了兩三代的官員和百姓對恒定的計劃價格的忠誠，以至改革開放後物價稍有上漲，便民聲鼎沸，直達中央。最著名的便是1988年闖物價關，大家以往家扛鹽扛肥皂的方式投了反對票，煮了回改革夾生飯。
物價本是經濟問題，在中國長時期卻成為重大的政治問題。民以食為天，糧油價格又是重中之重。
及至經過1990年到1992年的經濟低迷，物價大關已悄然越過，高層對物價問題依然極為謹慎。1992年3月18日，國務院鄭重宣佈，32年中中國第二次上調糧食售價，從4月1日起每500克糧食售價上調1角1分。
而此時，城鎮居民早已不稀罕糧票了，早好幾年拿糧票換雞蛋換塑料盆了。糧票黑市價格也越來越低，1990年10月14日，北京糧票每500克0.27元，1992年3月14日只有0.06元了。
糧票終於“退休”了。政治使命完成後，經濟才有發言權，價格才趨向真實。
隨後，像所有向工業社會轉型的國家一樣，工業品的相對價格日漸下跌。
在北京，申請一部固定電話曾要交“初裝費”5000元，而移動電話話費也高得離譜。1999年3月15日全國人大會議閉幕後，朱鎔基總理在記者招待會上談及電信價格，説：降得還不夠，還要幾倍地降！
後來電信價格果然降了許多，電話卡三五折地賣。如果説這是因為電信職工聽從朱總理的教導，莫如説是幾個電信大亨競爭的結果。
其實大亨們並不想競爭，壟斷好，既賺大錢又舒服。幾年中，從平板玻璃到農用車，從VCD到民航機票，大家都想玩價格聯盟。只是市場經濟就有這“缺德”的性格，唯利是圖，挑撥離間，攪得這同盟總走不長久，全部鳥獸散。像過街老鼠，人們發聲喊，還沒動手，它就跑了。
有趣的是，一些官員也喜歡玩價格同盟，但他們造了新詞，叫價格自律。這很婉轉，但靠商家的覺悟能走多遠？
關於價格還有一個新鮮事，叫聽證會。只是聽證會成了憶苦會，大家都講自己如何辛苦如何貢獻，反正價格降不下來。
倪潤峰的硬心腸，主觀是為自己，客觀卻是在越位、佔位———一個企業以市場經濟的方式，來完成行政命令難以完成的對彩電業的兼併重組之成就。
價格之所以能降下來，是因為市場中不同的利益主體競爭的結果。如果這些主體不那麼明確不能自作主張怎麼辦？
浙江蕭山商業大廈是一家大型國有綜合性服務企業，1993年1月8日總經理李楊龍興衝衝從美國考察回來，發現自己的大廈已被婆婆蕭山市政府賣掉。企業自主權(承包期未滿)與政府所有權哪個大？
這實在是個複雜的問題。在國企，書記一般秉承上級指示，廠長則多為企業謀事，因此在不同時期，在不同形勢下，高層關於書記廠長之間的關係就有不同的説法。比如廠長(經理)負責制，黨委領導下的廠長負責制，書記廠長一肩挑，等等。
而在1993年，高層要落實的是國企14項自主權，當時叫“鬆綁”，要把企業從鳥籠子裏放出來。其他的説法，如現代企業制度、股份制、混合體，那是後來理論提高之後的詞兒。
企業的自主意識日益增強。1998年4月9日，秦皇島市鑄鍋廠廠長黃世中和書記方印文突然被上級免職，惹怒了這個集體小廠的工人。他們關上大門，不讓老廠長走，也不讓新廠長來，結果上級緊急決定廠領導不變。
倪潤峰是長虹集團的老總，曾發起了一次次彩電降價大戰。長虹集團是國有企業，早先還是軍工企業，如果長虹的上級想撤倪潤峰，那是合理合法的。長虹成為上市公司，那是後話。
撤掉倪潤峰不是沒有這種可能的，因為不是所有的上級都喜歡長虹的降價大戰。手心手背都是心頭肉，哪一個兒女落難都讓當爹的心痛。而倪潤峰的硬心腸，主觀是為自己，客觀卻是在越位、佔位———一個企業以市場經濟的方式，來完成行政命令難以完成的對彩電業的兼併重組之成就。就是倪潤峰不上，也會有別人上，後面還有WTO督著。
今天大家用上廉價的彩電，應該記住倪潤峰。
拼搏之後，有些老總會心理不平衡，前長江動力集團公司董事長于志安就是一位。
早在1980年代，于志安就提出企業産權這一敏感問題，認為企業可以不屬於國家。1994年底，長動集團在菲律賓註冊了長動菲律賓公司，于志安任董事長。按西方法律，于就是長動菲律賓公司老闆。1995年于志安出走菲律賓，想真個做老闆了。後經中方努力，流失出去的65萬美元的國有資産被追回。
另一個有了想法的是前紅塔集團老總褚時健，他以貪污折合人民幣1300多萬元獲罪。然而褚時健卻獲得廣泛同情，褚的辯護律師馬軍也為褚喊冤：褚時健17年的總收入只佔玉溪煙廠上繳利稅的十萬分之一。
國企老闆(包括官員)59歲現象並不少見，且有犯事年齡下降趨勢，這應該是現代企業制度優先解決的問題。雖説企業管理關鍵靠制度，但頭兒也很重要，GE沒有韋爾奇能成嗎？聯想失去柳傳志會怎樣？千軍易得一將難求，兵孬一個將孬一窩，大家都這麼説。
改革開放，中央與地方的權益越來越清晰，1994年財稅改革，時任副總理的朱鎔基“一個省一個省去談，結果自己掉了5斤肉”。而地方與地方，行業與行業，部門與部門，由利益衝突導致的地方保護現象也普遍存在。
“59歲現象”是老問題，更多的是新問題接連涌出，比如産權和所有制。
于志安事件也涉及産權和所有制這一敏感問題。江澤民總書記在十五大報告中對公有製作了新的論述：公有制經濟不僅包括國有經濟和集體經濟，還包括混合所有制經濟中的國有成分和集體成分。
中共十五大被稱為繼1978年真理標準討論的第一次和1992年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第二次之後的第三次思想解放。
對官員來説，他們遇到的不僅是産權問題，更多的是在轉軌過程中，自己如何定位如何執政的問題。
1997年黑龍江省木蘭縣制定了一項政策，凡外縣啤酒進入本縣一律每瓶加徵0.5元的稅，並派公安督辦。縣領導在接受電視採訪時稱：在我們的轄區裏不能有工廠倒閉工人失業，不能讓老百姓罵我們，我們的作法不論從法律上還是道義上都是合理的。
改革開放，中央與地方的權益越來越清晰，1994年財稅改革，時任副總理的朱鎔基“一個省一個省去談，結果自己掉了5斤肉。”而地方與地方，行業與行業，部門與部門，由利益衝突導致的地方保護現象也普遍存在。這讓法院很頭疼。
比如，1994年北京市有對外籍落戶北京人員徵收1萬至10萬元城市建設容納費的規定(後取消)，有1999年吉林省四平市推銷當地吉牌香煙的“一把手工程”，有2001年河南鄭州市的幾級政府爭設饅頭辦公室事件……
河北省張家口市有一小夥兒郭東升辦了家陽光公司，想做做發行報紙捎帶賣書的買賣，讓大家精神物質雙豐收。誰想張家口市郵政局不樂意，認為郵政這塊肉是國家專門留給自己的。於是打官司，2001年，郭東升的太陽沒能升起來，輸了，郭東升成了行政壟斷的“烈士”。
也許依照現行法律，這種壟斷確實不違法，但再往前走一步就不妙了。
1998年，遼寧省建昌縣八家子鎮政府在轄區內使用一種特殊的貨幣，吃飯喝酒掏出一張就算數。這種“錢”是複印的人民幣，但原來中國人民銀行的字樣變成了八家子鎮政府，背面還有八家子鎮黨委書記的簽名及鎮財政所所長的印章。
過去許多年，軍警法系統所辦的企業在某種程度上彌補了其經費不足所造成的支出缺口，現在這一塊拿掉了，不給政策了，就得拿真金白銀來説話了，國家就得有更多的財政投入。
而強勢機構進入商海，是對市場公平的損害。1998年中央嚴令強勢機構退出商海。高層下這個決心是不容易的。過去許多年，軍警法系統所辦的企業在某種程度上彌補了其經費不足所造成的支出缺口，現在這一塊拿掉了，不給政策了，就得拿真金白銀來説話了，國家就得有更多的財政投入。
嚴格説，國家強勢機構經商是走了一條彎路，現在要捋直它，這不是國家、軍警法或老百姓誰吃虧的事，而是中國社會不得不付出的代價。
中國社會不能承受越來越多吃皇糧的負擔。中國歷史上吃皇糧的人與老百姓相比，兩漢為1：945，唐朝為1：500，清朝康熙年代為1：91，新中國成立之初為1：600，1978年約為1：50，1998年3300萬人吃皇糧，約為1：36，而2003年約為1：26。據説日本目前官民之比為1：236。
當然，中國吃皇糧的人並不都是官員，在1998年的3300萬人中間，其中2500萬人是各類事業單位及教育醫務等部門的工作人員，剩下的800萬人是官員。不知這中間是否包括編外的。李昌平曾任湖北省監利縣棋盤鄉黨委書記，他曾上書為農民叫苦，他反映，僅一個容城鎮財政所就有150多人，其中正式編制不過20來人，超編130多人。因為上書，李在家鄉呆不住了，上京謀事。
精簡機構最烈的要數1998年，國務院部委從41個減為29個，800萬官員要下崗、分流400萬——這是當時的國家體改委副主任王東進透露的。那年體改委降格為體改辦，到2003年，體改辦自己也悲壯地關門下崗了。
機構要精簡，但官員在其位更得謀其政。誰來評判？
1993年全國人大政協兩會之前，地方選舉出現了一些出人意料的結果，貴州省原省長作為候選人之一落選，而由代表聯合提名的候選人陳士能當選為省長。浙江省對省長實行等額選舉，副省長實行差額選舉，然而惟一的省長候選人卻未能獲得多數票，而非省長候選人的副省長萬學遠卻以多數票當選。
據了解，當時中央高層表示，嚴格依法辦事，尊重代表意願。
這之後，有官員因失職被罷免，有官員因腐敗被懲處，官員上上下下已不新鮮，且犯事官員官職級別連創新高。
也有人不想當官。藍勝利是1994年當選湖北省恩施州利川市市長的，在任上他曾鼓勵人們承包荒山荒地，但沒有人聽，於是他辭去市長職務，1997年元旦註冊了自己的農莊，上山開荒。對此有人讚揚，也有人説藍先生辜負了上級的培養。
官員辭職的越來越多了，但賄選的傳聞也多了。
對於下崗職工，中國不能照搬國外的保障方式，也不能沿用計劃經濟的辦法大包大攬，在這個過程中，會有痛苦，會有不公平，但不能停下來，必須向前走。
政府不能不作為。1996年7月11日，有漁船在廣東雷州海面遇難，漁民請求政府出海救人。雷州市水産局副局長兼漁政海監大隊長鐘進命令“要收費才開船”，結果五六個小時愣沒動窩，生生看著12名漁民遇難。
政府不能亂作為。1997年山海關的一段長城被扒了修路，3個月後才被山海關文物旅遊局發現，大家很痛心。但也有人因為少繞路了而給政府送去一塊匾，上書“當代愚公”。
對執政者來説，感情重要，理性更重要。1998年5月14日中央召開下崗職工生活保障和再就業工作會議，其指導思想是認真負責、盡力而為、突出重點、加強調控。其中“盡力而為”非常惹眼。
對於下崗職工，中國不能照搬國外的保障方式，國家沒有雄厚資本。中國也不能沿用計劃經濟的辦法大包大攬，否則中國就不必改革開放了。在這個過程中，會有痛苦，會有不公平，但不能停下來，必須向前走。
其實，在1998年，經過20年的改革開放，社會的就業觀念已有很大改變，就業機會也空前繁多。據當時調查，北京“隱性就業”的下崗職工佔全部下崗職工的80%以上。
教育是政府應當關照的領域之一。儘管許多人認為政府關照得還不夠，但以市場價值來判斷，教育和知識確實受到社會空前推崇，腦體倒挂現象已經扭轉。
據調查，1990年小學文化程度就業者與大專以上學歷就業者的人均收入之比為1：1.2，1996年這個比例拉大為1：1.7。1997年留英博士沈浩以專有技術作價510萬元入股，佔深圳市漢德勝化工塗料有限公司17%的股權，並出任總經理。這是中國較早的知識直接變為財富的實例之一。
在教師收入大幅度提高之時，有一個危機值得注意，那就是人數多至百萬千萬的打工者的子女的失學問題。
中國的教育經費是按屬地劃撥的，打工者子女的戶口不屬打工城市管轄，打工子弟學校又因為“影響市容”而被城市圍堵，如此多的孩子的失學，其對社會的危害將是長久的，十年種樹，百年育人，打工者是不會再回到鄉下去的，如果將來大城市中出現一個像紐約高犯罪率的黑人區的地區，將是令人擔憂的。
作為一個産業，農業不應該被政府特別關照。但由於歷史和現實的原因，積弱的農業又必須得到政府關照。
中央高層已多次明令取消涉農收費，並把土地承包期延長30年，這是穩定農村的關鍵之舉。上面的政策不錯，但到下面就走樣了，蓋因吃皇糧的人太多了，官與民爭食。
對決策層來説，所面對的是計劃與市場混雜的社會形態，是一條不能停下來設計好了再行動的大船，很難找到最理想最純粹的路徑，而只能權衡利弊實行次優選擇，理想與現實，效率與公平，有時難以兼顧。
10年間，中國經歷了太多的事。
對執政者來説，所面對的是計劃與市場混雜的社會形態，是一條不能停下來設計好了再行動的大船，很難找到最理想最純粹的路徑，而只能權衡利弊實行次優選擇，理想與現實，效率與公平，時時難以兼顧。
在這10年裏，國企改革仍在繼續，市場培育已見規模，政府職能初步改變，法治形態急速建立。港澳如期回歸了，三峽順利合攏了，奧運申下來了，WTO也進去了，眼下又加入了國際航天俱樂部。特別是WTO，開放拽著改革跑，想後退想關門都不成了。
當然也出了沈太福非法集資大案，中農信巨虧關閉事件，股市黑幕頻頻，資本外逃難止，貧富差距擴大，社會心態浮躁。成克傑腐敗了，賴昌星逃跑了，呂梁蒸發了，靳如超爆炸了，胡志標坐牢了，山西某地出假酒了，南丹拉甲坡礦死人了，明星們又逃稅進去了……
黑白相間，良莠不齊，但中國社會整體上正在向前走。
早在1995年，國家計委市場與價格研究所的一份報告指出，政府對商品流通環節和生産環節的行政管製程度為20%左右，行政管制的勞動力總數約..8億人，佔城鄉從業人員總數的30%，金融機構政府管制為72%。除去政府管制，餘下的便是市場化程度，中國經濟總體市場化程度在65%左右，已接近“準市場經濟”國家的水平。
又經過8年的改革開放，這“接近”兩個字應該拿下了，“準市場經濟”對中國來説當不算誇張。
中國人有些錢了。1978年城鄉居民儲蓄餘額為210.6億元，1997年達到4.5萬億元，2003年7月已突破10萬億元。1993年中國申奧失敗，2001年中國申奧成功，還不是看咱GDP增加了近3倍？
其實，現在國際上已經不時興GDP了，而是發展指數，簡稱HDI，主要是把諸如環境、平均預期壽命、掃盲率及全面福利等因素統在一起加以評估。1998年，聯合國計劃開發署《1998年人類發展報告》公佈，在174個國家和地區中，中國排在第106位。
排在前5位的是加拿大、法國、挪威、美國和冰島，這些國家咱不服氣不成，但中國前面還有那麼多國家和地區，看了總讓人有些想法，香港25，泰國59，馬來西亞60，朝鮮75，連阿爾巴尼亞都排在中國的前面。
這通俗的解釋就是：咱有錢，小樓數幢寶車多輛手上大金鎦子一個指頭上鬧倆，但咱一齣門滿眼凈是煙塵滿鼻子凈是豬圈味，咱一齣口話不成句還挺粗，於是咱的HDI就低。
美國芝加哥大學商學院教授羅伯特 W 格爾對此也有感覺，他在《美中經濟發展之比較》學術講演中説：就實際人均收入而言，目前中國正處在美國1897年左右的水平，農業勞動力所佔的份額表明，中國正處在美國1880年的水平。
所以，現在大家變了，不光談錢了，而是講環保，講可持續發展了。
但遇到問題，誰説了算？
這兩年汽車大發展，負面影響就是道路擁堵，大氣污染，於是有人提出要限制汽車發展。此時，一個洪亮的聲音響起：“不！今年以來，北京一半以上的工業增長是靠汽車拉動的！”
所有急速發展的國家所遇到的問題，中國都會遇到。 （王安）
責編：唐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