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終專稿：“富而衰”的日本經濟

央視國際 (2002年12月25日 10:41)

　　中國經濟時報消息：2001年4月，競選自民黨總裁和首相職位的小泉純一郎曾信誓旦旦地説“沒有改革就沒有經濟增長”，這句話本是小泉表示推進改革決心的豪言壯語，而在小泉執政一年多後卻成了日本經濟與改革現狀的真實寫照：其一是“沒有改革”（改革沒有取得進展），其二是“沒有經濟增長”（2001年度日本的GDP比2000年度減少1.8％之後，2002年度GDP大約只能比上年度增加0.2％）。

　　究竟應該怎樣估價日本經濟？日本經濟有沒有出現“衰退”？今後能不能再次出現較快增長？是人們關心的問題。

　　2002年日本經濟形勢依然低迷

　　日本經濟在2001年10月轉為蕭條，並陷入嚴重衰退，2001年度（2001年4月至2002年3月）實際增長率為－1.8％，是二戰後以來最大幅度的負增長。進入2002年，1、2、3季度出現連續3個季度正增長，實際增長率分別為0.2％、1.0％、0.8％，年率為0.8％、4.2％、3.2％（年率）。 2002年2季度日本政府開始採用經過修改的GDP速報推算方式，將今年1季度實際增長率（年率）從原來發表的1.4％的“高增長”下調為負0.0％，後又上調為0.8％，今年2季度實際增長率（年率）則從原來發表的1.9％上調到2.6％，後又上調到4.2％。。政府在2002年5月宣稱日本經濟已“觸底”，也就是説“不會變得更壞”，但也未能明顯“變好”，復蘇極其乏力，政府預測2002年度實際經濟增長率僅為0.2％。 這是日本政府9月19日修改過的預測，原預測為0.0％，政府小幅上調預測的原因是出口和生産等出現恢復動向。因此， 今年日本經濟形勢可概括為“零復蘇”（即僅有零點幾增長率的復蘇），其主要特點是：

　　經濟景氣的微弱復蘇主要靠出口拉動。從2001年11月直至2002年秋季，生産水平大致逐月上升（仍低於一年前的水平），而生産恢復和庫存調整的主要原因在於出口從2001年秋季轉為增加。一個是面向美國的出口，以汽車為中心有所增長；另一個是面向亞洲的出口，包括與IT有關的出口和以機床為中心的資本品的出口有所增長，2002年1、2季度的凈出口分別增長了27.2％、14.6％。

　　個人消費稍有增長。2002年1、2、3季度個人消費分別增長了0.5％、0.5％、0.8％，主要表現在小型轎車、薄型電視等家電産品旺銷、手機通話費增加。由於雇用和收入狀況嚴峻，2002年10月份以後個人消費增長出現停滯跡象，預計4季度和明年1季度消費增長仍將乏力，全年度個人消費大約只能增長0.5－1％。

　　個人消費疲軟是導致日本內需低迷的最終原因，至於個人消費疲軟的原因則在於經濟長期低迷背景下，家庭可支配收入減少（包括企業職工獎金減少，國家和地方公務員薪金減少，部分養老基金的養老金髮放額減少）；在泡沫經濟破滅後，地價和股價持續下跌導致家庭資産縮水；在通貨緊縮、即物價持續下跌的狀態下，人們對一些不急用的東西往往傾向於等物價進一步下降後再購買；加之失業率高居不下（3季度保持在5.4％）、國民擔心手中持有的金融資産貶值，擔心社會保障改革將導致國民負擔加重，這些因素都對民眾消費心理産生了很大負面影響。據瑞穗綜合研究所推測，對將來的不安使消費每年減少4.2萬億日元。

　　企業設備投資繼續減少。2002年1、2、3季度設備投資分別減少了1.5％、0.2％、0.9％，全年度設備投資則可能比上年度減少3－4％甚至更多。

　　影響企業投資的主要因素有：企業過剩債務遲遲未能解消，致使企業即使有利潤，也不用來進行設備投資，而是忙於還債；受到浪費型公共投資保護的建設業以及服務業等“安居樂業”于低效率、低生産率的狀態（90年代非製造業的勞動生産率年均增長率只有0.3％）等等。2002年1月以來，日本已有28家上市公司倒閉，是曾經創最高記錄的1997和2001年的兩倍。

　　公共投資趨於減少。在財政拮據的情況下，1、2、3季度政府的公共投資分別減少了0.6％、1.5％、1.6％。

　　日本經濟形勢中的“中國因素”上升

　　2001年日本對美國的出口減少了14.8％，對歐盟的出口減少了17.6％，對東亞四小龍的出口減少了23.6％，對東盟4國的出口減少了17.2％，然而，惟有對中國的出口增加了2.2％，其中主要是資本品、零部件和原材料的出口。 （日本貿易振興會《貿易投資白皮書2002年版》）

　　又據日本財務省2002年9月發表的統計，4－9月日本對美國、歐洲、亞洲、中國的出口分別增長－0.5％、0.1％、14.9％、33.8％，對亞洲的出口額達到創記錄水平，對中國出口的增加更加突出。其中9月份日本對華出口（以半導體和汽車為中心）繼續保持近40％的高增長，與同期對日本最大貿易對象國美國的出口只增加3.8％形成鮮明對照。這意味著對中國出口的大幅增長越來越成為拉動日本出口增長和經濟恢復的重要動力。

　　對華工業品出口在日本工業品總的出口中的比重也在提高。比如2001年日本鋼鐵出口當中，對華出口占15％，僅次於對韓出口（20％）；日本石化産品出口當中對華出口的比例高達40％；中國的機床市場規模已超過日本，預計中國的建設機械的市場規模將在2003年超過日本居世界第一，中國的汽車市場規模將在2015年超過日本居世界第二。 這將給日本的機床、機械設備、汽車企業增加對華出口或向中國轉移生産提供機會。

　　另一方面，中國的工業化又為日本的廣大消費者提供了大量的廉價産品，而日本從中國進口越來越多的價廉物美的工農産品，是導致在日本經濟長期低迷狀態下國民實際生活水平沒有明顯下降的一個重要原因。其中，一個典型的例子就是價廉物美的“有你可樂”（UNIQLO）服裝，現在甚至被稱為是日本的“國民服”。 日本一位學者指著他穿在身上的大衣説，這就是在UNIQLO買的，價錢只有1900日元，而在4－5年前，這樣一件大衣要賣到七八千日元。

　　預計2002年日本對中國的出口將可能超過對美出口的一半，同時中國將成為日本最大的進口對象國。再過幾年，中國有可能超過美國成為日本的第一大貿易夥伴。

　　日本經濟面臨的主要問題

　　通貨緊縮難以克服。2002年3季度綜合物價指數比上年同期下降2.4％，這已是該指數連續4年半的下降，而且3季度的降幅比1季度的降幅（0.5％）還大。從本質上説，一國經濟的通貨緊縮是需求大大低於供給的狀況長期持續所帶來的結果。

　　除需求低迷以外，金融問題、廉價進口品激增以及IT革命對物價上升的抑製作用（例如技術革新降低了生産與流通的成本）也是導致通貨緊縮的原因。

　　通貨緊縮儘管能給消費者帶來好處（由於物價下降導致實質收入增加），但卻導致企業銷售收入減少、實際債務負擔加重、設備投資下降、銀行不良債權增加；從業人員收入因企業效益下降而減少，消費心理惡化；政府財政收入減少、公共債務危機加重等，這又會反過來加深經濟蕭條，從而導致出現通貨緊縮與經濟蕭條相互“促退”的惡性循環。

　　為了重振日本經濟，結束通貨緊縮成為一個極為重要的課題。然而，對於日本自身來説，通貨緊縮是二戰後初次出現的問題（在近代史上是第三次，第一次是發生在1881～1885年，史稱“松方緊縮”；第二次發生在1920～1930年，史稱“昭和恐慌下的井上緊縮”），對於長期習慣於如何應對通貨膨脹的日本政策當局來説，如何設計一套能有效應對通貨緊縮的政策籃子成為新的政策課題。

　　2002年1月日本政府曾預計到2003年度結束前日本可望克服通貨緊縮，使物價上升率達到0.0％。然而，其後由於物價下跌幅度比當初預計的有所擴大，9月日本經濟財政諮詢會議又認為原定的“2003年度擺脫通貨緊縮”的目標難以實現。在2002年日本已經三次推出治理通貨緊縮的對策，在2月、6月推出的第一次、第二次綜合通縮對策都是無果而終。

　　需要指出，通貨緊縮不只是日本一國的問題，而是當今世界經濟中一個帶有普遍性和“傳染性”的一個問題。日本學者神原英資甚至認為，“如果説20世紀是通貨膨脹的時代，21世紀就是通貨緊縮的時代”。

　　不良債權不降反升。對當前日本的銀行的壞賬的估計，政府的核查結果多於銀行，而民間的推算結果又比政府核查結果還要嚴重，同時對壞賬進行處理的速度跟不上新的壞賬産生的速度，致使壞賬餘額不降反升。例如在2002年3月底，日本金融廳發表的全國金融機構的不良債權餘額達52.4萬億日元，比一年前增加了9.5萬億日元，是連續兩年增加，其中大銀行的不良債權為26.7萬億日元（包括需加管理的債權11.3萬億日元、危險債權12.2萬億日元、破産更生債權3.2萬億日元），比一年前增加了3.7萬億日元，其原因是儘管大銀行一年來最終處理掉的不良債權總共6.2萬億日元，但在同期間新發生的不良債權達9.9萬億日元，超過處理掉的不良債權的3.7萬億日元。11月日本13家大銀行的平均資本充足率降至8％，為國際清算銀行規定的下限。

　　壞賬問題的實際情況顯然比銀行“自查”的數字更加嚴重。2002年11月，銀行自我查定的不良債權（包括需加注意的“灰色債權”）為34.6萬億日元，而金融廳核查結果為47萬億日元以上，兩者相差35.9％之多。然而，有些民間機構估計，在日本的銀行的460萬億日元的貸款餘額中，大約接近一半已經“變壞”，最壞的場合日本的壞賬的數額可能達到230萬億日元。

　　股市地價持續下跌。從20世紀90年代初泡沫經濟破滅以來，日本的股價、地價一路下跌，不斷縮水。以2002年10月10日股市為例，日經平均股價為8439日元，比過去最高股價（1989年12月的38915.87日元）縮水78.3％，不及最高股價的一個零頭，比2001年底縮水19.9％。又據日本國土交通省在2002年4月發表的“土地價格調查”（公式地價），以2002年1月1日為基準的全國土地平均價格比上年又下跌了5.9％，地價連續11年下跌。

　　資産縮水給日本經濟帶來了嚴重的緊縮效應。其中特別是日本的銀行向來以土地作為主要的貸款抵押品，地價不斷下跌致使銀行的貸款抵押不斷貶值，銀行資産嚴重劣化，不良債權問題更難解決，並影響著金融機構的信用等級和金融體系的穩定。

　　由於股市下跌，日本的銀行除去不良債權問題又增加了一個“不安”，即銀行因股市下跌而産生的帳外損失導致自有資本減少，資本充足率下降，其結果銀行就傾向於更加惜貸，而銀行惜貸又會加深景氣低迷，從而引起股價更加疲軟，結果形成又一個惡性循環，並成為誘發金融危機的“定時炸彈”。為了使銀行減少對股市動蕩的不安，從股價風險中解放出來，日本央行于2002年11月實施購入民間銀行的股票。對於這一非同尋常的舉措，有人説是一個“英明的決策”，是對銀行的“特大喜訊”，對市場是非常積極的舉措。也有人説是一場“危險的賭博”。因為如果股價上升，日銀可將其從銀行購入的股票以較高價格在市場拋出，然而，如果股價繼續下跌，日本央行購入的股票就會被“套牢”，這時如果不惜蒙受損失來出售股票，就會有損於央行財務的健全性，使日元的信賴性下墜。

　　日本央行採取的購入銀行股票的措施在發達國家央行沒有先例，反映了日本的金融政策已經接近極限，達到幾近無計可施的地步。

　　對日本經濟的估價和展望

　　從經濟形勢看，日本經濟長期低迷，出現了“不景氣長期化”的局面。 前幾年，日本人相互打招呼的用語往往不説天氣之類，而説“經濟好不景氣啊”，現在連這都不説了，其原因不是因為經濟景氣好轉，而是人們已經習慣於長期不景氣了。當然日本的“低迷經濟”並非總是後退，總是蕭條，也仍然有週期性循環，只是這種循環一次比一次在更低水平上展開罷了（金子勝：《長期停滯》）。

　　對日本經濟能不能説“衰退”？

　　從經濟實力看，儘管日本經濟經過長達十年的低迷狀態，又在2001年陷入嚴重衰退，但無論是從日本人的平均生活水平看，還是從日本的經濟規模、國際收支、民間儲蓄、外匯儲備、對外債權、製造業技術水平等來看，日本經濟發展的水平確實很高，至少比中國要高得多，國民的平均生活水平也比我們高得多。 例如2000年日本的GDP 為4.8萬億美元，相當於中國GDP（1.1萬億美元）的約4.4倍；日本的人均GDP為3萬8000美元，相當於中國的人均GDP（855美元）的44.4倍；日本外匯儲備為3546億美元，相當於中國的外匯儲備（1656億美元）的約2.1倍；日本的個人金融資産為11萬億美元，相當於中國的個人金融資産（1.5萬億美元）的約7.3倍。

　　日本經濟學家不大用“衰退”一詞，而用“後退”的説法來反映經濟循環的一個階段。然而，從日本經濟的實際來觀察，應該説存在著衰退，也就是一種源於體制、結構問題的不增長。當今日本是既衰又富，這兩者並不矛盾，如同一個中年人身體很胖，但可能很虛，又有糖尿病又有高血壓。儘管整個國民的收入比較平均，消費水平頗高，但內裏的體制已經衰退，又得不到改革，因此可以説“衰退”是本質而“後退”是表現。

　　從經濟前景看，目前在日本國內外對日本經濟前景出現了不同看法。一種看法是認為“從中長期看，日本經濟已經形成了‘持續停滯’結構”，但也有相反看法，例如年逾九旬的著名經濟學家米爾頓弗裏德曼認為“未來5年的經濟奇跡將出現在日本，我認為日本會東山再起，而且現在已經初露端倪了。” 美國赫德森研究所理事長倫敦也認為，“日本不是處於夕陽西下，而是處於旭日東昇的態勢。如果不對日本作出上述預測，就會出現估計上的錯誤”。

　　筆者認為，在今後一二十年，日本經濟很可能出現長期停滯、至多是低增長的局面。（馮昭奎）

責編：范小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