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聞出版總署近日對《中國食品質量報》社等4家報社記者站記者汪啟明、孟懷虎、卜軍、陳金良以新聞報道為名，向基層單位和群眾敲詐或詐騙財物的違法違規活動發出通報。通報嚴肅指出，這幾起記者涉嫌敲詐或詐騙案件，在群眾中造成了惡劣影響，嚴重影響了新聞出版行業的聲譽。要求各地有關管理部門和各報社針對記者站管理中存在的問題，逐一進行檢查，對存在的問題逐一糾正，將各項管理措施落到實處。 (5月15日新華網)

　　個別記者站出事並不會引來人們多少驚訝的目光，因為早有耳聞，流竄于市井的普通詐騙犯都能以記者的身份騙吃騙喝，甚至斂財數百萬，以記者站這一合法機構出面詐騙或從事其他非法牟利活動更具隱蔽性和欺詐性，佔據“得天獨厚”的優勢。加之派出機構天高皇帝遠，管理缺位，記者站就像斷了線的風箏一樣，“瀟灑自如”，為所欲為。

　　由此筆者聯想到此前審計署長李金華披露個別“駐京辦”的不正之風。他説：“現在，各省市區、地級市甚至縣都在北京設立辦事處，有的駐京辦目的就是跑‘部’‘錢’進。”駐京辦是上個世紀八十年代陸續從地方伸向權力中心的觸角，由於體制靈活，行動自如，上可以通高官，見首長；下可以達百吏，越千障。沒有行政轄區，卻運動人財物的于股掌之間。沒有七站八所，卻能辦妥若干難辦之事。縱橫闔捭、瀟瀟灑灑。至於規則程序，“將在外軍令有所不授”。“駐京辦”一如“雙刃劍”，一面溝通信息，開放窗口，連接都市，發展地方經濟。而另一面打通關節，害人害己，成為“腐敗病毒攜帶”者。

　　如果説個別記者站是利用派出媒體的權威向基層單位和企業伸手或行騙，那麼一些“駐京辦”就是利用派出政府向上跑政策、要資金的迫切願望而“跑部錢進”的。四川省某市一位“駐京辦”主任在接受記者採訪時曾坦言：“我的工作就是將禮物不露痕跡地送到領導的手中。説到公關，就是對部委司局負責人的喜好瞭如指掌，再據此陪他們打牌、旅遊、喝酒、聽戲，或買字畫、古玩。” 近年來在全國引起震蕩的一些腐敗大要案中，“駐京辦”負責人的名字已時時出現其中──在河北省原國稅局局長李真案中，河北省政府駐京辦事處原主任王福友因貪污、挪用公款、受賄三罪被判無期徒刑；成克傑案中，廣西壯族自治區政府駐京辦事處副主任李一洪犯賄賂罪被查辦；瀋陽“慕馬案”中，瀋陽駐京辦事處主任崔力大肆索賄錢財，貪污公款被懲處等等，不一而舉。在個別記者站與“駐京辦”所暴露出的問題中，所指向的對象方向相反，趨利方式不同，但根源一致，駐京辦朝重權部委而去，為“政策”和利益而圖，是對權力的“投其所好”，而記者站以知名度為誘餌、以曝光為要挾，從中騙錢牟利，是以權威媒體的名義出手的一次次“主動出擊”。

　　“駐京辦”採取種種不擇手段而趟出來的“上層路線”，所帶來的負面影響不可低估。某種意義上説，個別記者站的胡作非為就是對那些屢屢得手“駐京辦”的一種效倣。縱觀以上4起報社記者站記者涉嫌敲詐或詐騙案件，有的屬報社違反新聞出版的有關管理規定，向記者站下達經營任務，導致記者站記者不擇手段謀取利益，並涉嫌犯罪，造成惡劣影響；有的屬報社用人不當、審核不嚴、監管不力，導致記者站記者涉嫌犯罪。問題出在記者站，根子卻在應緊緊攥著“線”的派出媒體。無論是駐京辦，還是記者站，作為這種方便工作聯絡的駐派形式，本身都沒有過錯，如何通過健全制度，將派出機構的管理權與駐地的監督機制有機結合起來，進而嚴格約束和規範派出機構的日常活動，應成為政府和媒體重視和解決的現實問題。(作者：梁江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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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編：劉雅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