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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女博士後4年調查:"不到農村,不知看病難" 

央視國際 www.cctv.com  2006年03月24日 05:45 來源:

  人民日報華東新聞消息:

  ● 王紅漫和她的團隊,歷時4年,走遍了包括山東、江西、黑龍江、海南、四川、雲南等全國20個省區的100多個鄉鎮,深入1000多戶農家訪談,提交了一份沉甸甸的報告和一部專著《大國衛生之難》

  ● 為什麼要這麼費勁?王紅漫的回答很書生:我們北大的,做學問不會應付

  3月的北京,也許是有了熱氣騰騰的全國“兩會”,連空氣也傳染得暖熱起來。

  會場外,京城西北郊的海淀區學院路38號、北京大學醫學部校園內那幢公共衛生學院辦公樓316室,幾乎每天,它的主人都會非常仔細傾聽有關農民看病難的任何聲音,或是不自覺地欣慰一笑,或是若有所思。

  她叫王紅漫,北京大學副研究員,社會學博士後。不久前,她剛剛向有關方面提交了一份研究報告,報告名稱就是:《關於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的若干問題及政策建議》。這份建議,連同她2004年出版的學術專著《大國衛生之難───中國農村醫療衛生現狀與制度改革探討》,引起了高層乃至公眾的關注。“兩會”期間,不少代表委員,甚至媒體報道,還時不時會引用她的一些調查數據和觀點。

  那是她和她的團隊,歷時4年,走遍了包括山東、江西、黑龍江、海南、四川、雲南等全國20個省區的100多個鄉鎮,深入1000多戶農家訪談後,得出的成果。

  “不從出發點起步,還搞什麼研究?”

  出身於哈爾濱市的書香門第,頂著“醫學博士”、“社會學博士後”兩頂帽子。4年前,王紅漫更感興趣的,是醫學社會學、健康與社會發展公共政策分析等方面的理論與實證研究。

  2001年,北大的一項改革,讓王紅漫的研究方向出現重大轉折。

  北大有一個“985”青年行動項目,年齡在45歲以下的北大人都可以投標。第一次投標的項目,競爭激烈,王紅漫沒有被選中。翌年她再次參戰,順利成為“市場經濟條件下我國農村衛生保障制度戰略研究”課題組負責人。

  母親知道女兒挑大梁後,高興之餘,千叮萬嚀:“你從小到大都不熟悉農村,一定要比別人更多地沉下去,更多接觸農民啊。”

  那年5月,王紅漫帶領8個人的課題組,在完成前期預調後,準備深入基層。有人奇怪地問:紅漫,你真打算沉下去啊?發點卷子下去,過一段回收不就行了?

  王紅漫的回答很書生:我們北大的,做學問不會應付。

  她最敬佩的一位學者,是費孝通;她最喜歡的一句話,是曾國藩的“有心得可以告我共賞之,有疑問可以告我共析之”。她從無數北大導師身上,更耳濡目染了嚴謹、堅韌的治學精神。

  那一次,王紅漫完成了一個參與科研項目競標的標書,請老師提意見。老師們的反饋內容已經很詳細了。但就在她遞交標書的前一夜,窗外刮著凜冽的寒風,住在學校博士公寓的王紅漫突然聽到敲門聲,開門一看,竟是兩位白髮蒼花的老教師,拿著她的標書:“又仔細推敲了一遍,這裡加上兩句話可能效果更好。”

  所以,她很在乎的是,“我不能把北大的好傳統丟了”。

  王紅漫有自己的想法:農村、農民是農村衛生保障制度的出發點,當然就是對之學理分析的出發點。農村衛生保障制度關乎9億農民切身利益,這一制度在運行過程中出現了一些問題,而這些問題和缺失所産生的後果歸根到底都是由農民承擔的。要想知道這些問題是什麼,如何解決,首先就要去農村。

  “不從出發點起步,還搞什麼研究?”她對課題組成員一再強調。

  幾天前,她先後接到兩封陌生來信,一封山東沂蒙老區署名“老共産黨員”的,直呼她為“紅漫女兒”;另一封是山東平邑退休基層幹部老張,自告奮勇要為王紅漫當“義務調查員”。

  “當初擔心我不熟悉農村的母親,這回應該放心了!”她很為自己被接受為“農民女兒”自豪。

  “我們掌握了比別人多得多的第一手客觀真實的數據”

  316辦公室,最顯著的擺設是3個大書櫃,全是原始的調查問卷,擱不下了,地上攤開的紙箱一摞摞。

  這是課題組最寶貴的資料。“一份一份,全部是我們在每一戶人家面對面填寫的。”

  為了這個“面對面”,他們沒少吃苦頭。坐了火車換汽車,坐了汽車換馬車,才把這些死沉死沉的紙張帶到鄉鎮。“衣服可以少帶,問卷一張不許少。”王紅漫要求調查組成員。身強力壯的學生,義不容辭地成了苦勞力。

  “紅漫是個認真的人。”周圍的師生這樣評價,而她偏反駁:“不是認真,是很認真。”

  村裏人家有時住得很遠。有時走了一天的路,腳都癱軟了,有學生想偷懶:“就剩一兩家還沒訪談,反正全村情況大致差不離,隨便填填不就行了。”王紅漫一臉嚴肅:“不行,有了一次藉口,就會有很多次。”

  很多時候,王紅漫和她的學生,在農民炕頭上一坐,在村頭幾位農民打撲克就著的小紙箱上,或是就地一蹲,膝蓋為桌,邊訪邊記。

  經費只有5萬元,王紅漫希望能確保調查範圍具有廣泛的覆蓋性,調查必須達到一定的數量,同學、朋友、親戚、學生甚至學生的同學,一切可以利用的農村資源,都被她利用到極致。“至少可以住在農民家裏,省下的錢,還可以多調查幾處。”

  到農村調查,需要吃苦。但哪怕是遠赴貴州、雲南,她都沒乘過飛機,而是在火車的硬臥、硬座上,一路顛簸搖晃,再換乘汽車、拖拉機、馬車、驢車。

  王紅漫還清楚地記得,那年冬天到四川一個農村做調研,晚上找不到地方住,萬般無奈,她只好帶著學生們在空地上又蹦又跳,以此取暖熬過了一個晚上。

  “不到農村,真不知道看病難在何處”

  農民看病到底怎麼個“難”?沒錢、放棄治療、大病致窮……深入農村後,王紅漫對此有了特別痛徹的印象,但她更想告訴人們的,是另一些被忽略的“難”。

  那是第一次出發,到黑龍江一個鄉鎮展開調查,王紅漫不幸染上地方病“克山病”。上吐下瀉,痛苦萬分。學生們迅速把她送到鎮醫院打點滴,“我當然知道城鄉差別,但還是忍不住暗叫:天啊!衛生院居然這樣!廁所設在診所外面,距離較遠,衛生所給急需的病人擺了便壺,一些打著點滴的病人內急了,就在屋裏一側身方便,大家都很習慣。王紅漫卻難以接受。肚子瀉得厲害,她硬是一次次讓同學舉著挂瓶,攙扶著病病歪歪地走到很遠。“很多農村醫療機構硬體相當差。”王紅漫説。當然,最近幾年,一些鄉鎮衛生院獲得了更多的投入,蓋起新樓,添置設備。

  另一個狀況卻仍舊被漠視。“基層醫務人員整體醫療水平停留在很低的層面。”在她看來,這是農民看病難的重要原因。

  王紅漫和其他課題組成員曾扮成病人到幾個鄉鎮衛生院實地考察,“我的慢性結膜炎被診斷為沙眼,低血壓被診斷成高血壓。”

  類似的低級錯誤屢屢發生。一個感冒,很多醫生搞不清楚是病毒性還是細菌性的,一開藥就是一大堆,説不定哪一樣就碰上了。最讓人擔心的是,大多數鄉鎮醫生甚至看不懂常規化驗單。

  “鄉鎮衛生院面臨信任危機。農民一旦有點什麼病,就往縣、市醫院跑,白白增加了負擔。”

  “就衛生研究而研究,關起門頭頭是道,推開門寸步難行”

  “到了基層才發現,我們許多想法太脫離現實了。”王紅漫常忍不住嘆息,“城裏人把衛生保健看得很重要。而農民最關心的,不是衛生保健,而是如何增收。”

  貴州一個村人均年收入只有300元左右,當地農民平均醫療費用卻在150─200元之間,“農民怎麼可能把一半以上的年收入用於醫療費用?”湖南另一個村,王紅漫入戶調研得出結論:醫療衛生保障的重要性排在就業、子女入學、蓋房之後,“農民的健康意識遠未達到政府期望的標準”。

  她還有過一次尷尬。農村合作醫療中有關“大病”與“小病”的政策完全不同。農民眼中,大病與小病,又有自己的理解。最初他們在與農民訪談時,聽到農民抱怨“大病統籌”是個幌子,生了病至今也沒“統籌”上,王紅漫他們準備仗義執言,向相關部門討個説法。最後才鬧明白,農民所説的“大病”,根本就沒列入國家政策中提到的幾種病,相關部門沒有違規。

  這件事讓王紅漫陷入另一種思考。“對相關政策涉及的定義,能否做到制訂者、執行者與實施對象不産生歧義?制訂政策時,能不能多從農民的角度、農村的實情出發,不要太脫節?”

  許多想法都在轉變。

  按照課題組開始在北京蒐集的一些材料,他們對農村合作醫療試點可以給農民帶來多少實際補償,心裏是有點數的。但是,深入農村後發現,問題比想象的多。大多數地區報銷額度為30─60元,西部地區甚至只有10元,大病報銷額度每年達4萬─6萬元。但現實門診報銷的情況是,很多藥品在合作醫療定點機構的實際價格在扣除報銷額度之後,仍然高於藥店的價格。

  “農民得到的實際補償可能等於零,甚至是負數,大大弱化了新型合作醫療制度對農民的吸引力。”

  最讓王紅漫意外的,是鄉鎮醫院的現狀。

  中國農村基層衛生服務體系由“村衛生所、鄉(鎮)衛生院、縣醫院”三級網絡構成。鄉鎮衛生院本來是這個三級醫療服務體系的樞紐。也就是説,村衛生室看不了的病,可以去鄉(鎮)衛生院,鄉(鎮)衛生院看不了的病,去縣醫院。

  但調查發現,這一目標並未實現。

  根據對1000多戶農民的入戶調查及衛生機構的數據分析,他們發現,農民“大病”就診主要是縣級以上醫院,佔58%,鄉鎮衛生院只有12%。“小病”就診主要是村級醫療機構,佔47%,而鄉鎮級衛生院僅佔18%。而同時,調查涉及的中部省份的15個衛生站有10家虧損,東部的18家衛生站則全部虧損。為維持生存,不少鄉鎮衛生院採取了“以藥養醫”的方式,客觀上造成合作醫療難以發展壯大。

  “大病看不了,小病看不著,鄉鎮醫院實際上被‘抽空’。”王紅漫感嘆,“可能很多人還不能認同這個事實,但我自信,我們發現農村醫療合作中存在不少問題。”

  從前,聽到國家要加大鄉鎮醫院投入力度,王紅漫一定大聲叫好。現在,她反而多了些擔心:“如果不改變鄉鎮醫院的經營模式、績效管理,投在農村醫療機構的錢,能否真正有效?對基層加大投入,一定要加強監管力度。”

  王紅漫這樣定義自己:作為一個研究學者,既不是農民的利益代言人,更不是政府的御用學者。“我的任務,是在掌握真實情況下進行學理分析,為政府公共決策提供政策建議。”(吳焰)

責編:劉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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