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京報消息：撤銷地級市，分三步實現“省管縣”戰略。昨天，在本次政協會議上，全國政協委員、民族畫院常務理事趙秀雲提交提案建議。全國政協委員、貴州省民政廳副廳長楊春興也提交提案，建議國家儘快解禁縣改市，縣改市轄區、鄉改鎮。全國人大代表周曉光則提出，加速試行省直管縣的進程，改革後省管的各市縣，除直轄市外，可按地域面積、人口、經濟規模等幾個硬指標，制定政府機構人員的編制以及權限標準。

　　省直管縣三步走

　　趙秀雲介紹，據測算，一個中等地級市每年財政支出在5億元左右，全國260個地級市、區算下來，就得1300億。而且，由於市縣在市場經濟背景下，競爭多於合作。地級市的主要精力放在市區附近，並沒有很好地帶動縣域經濟。

　　趙秀雲提出”省管縣”的三步走戰略，首先賦予縣相當於地級市的經濟和社會管理審批權，在財政和審批體制上形成“兄弟”關係；第二步在條件成熟的地方二者脫鉤，直接由省直管縣；第三步在一些經濟發達和地位重要的中心城市，實現中央直轄，用增加直轄市的辦法，劃小省的管理範圍。昨天，全國政協委員、貴州省民政廳副廳長楊春興也提交提案，建議國家儘快解禁縣改市，縣改市轄區、鄉改鎮。

　　重劃地方政府權限

　　全國人大代表周曉光也指出，現行的政府層次多，政令難以暢達，也抑制了各層級政府的能動性的發揮，影響了資源優化配置。而減少行政層次乃是治本之策，加速試行“省直管縣”應該儘快提到議事日程上來。

　　但是，與趙秀雲不同的是，周曉光建議：由省直管縣(市)後，不要撤並市一級的級別，以保持這一級行政的穩定。同時，省管的各市縣，除直轄市外，可按地域面積、人口、經濟規模等幾個指標，分為大城市、中等市、縣和縣(市)，並制定政府機構的編制和權限標準，以利實行。此外，對於一些多餘的行政人員，可向人民團體、行業協會等社會仲介服務機構和企事業單位分流，也可在一省範圍內餘缺互補。

　　訪談動機

　　“十一五”規劃綱要草案提出，“要理順省級以下財政管理體制，有條件的地方可實行省直接對縣的管理體制”。

　　這無疑會重新凝聚起人們對財政“省管縣”從理論探討到實踐操作的興趣。

　　當初“市管縣”的初衷，是發揮中心城市的經濟優勢，對附近落後縣鄉産生輻射效應。但是一種“市刮縣”的説法，向人們傳遞更多的是：“市”在行政權截留、以縣養市、束縛基層經濟管理空間等方面的種種弊端。

　　“省管縣”改革同樣衍生出不少值得思考的問題：至少，這項改革天然地適合浙江這種省域面積不大，縣域經濟發達的地方，而新疆、西藏這種面積大，通訊交通欠發達，而且基層經濟落後的地方，省直管縣的難度就會很大。此外，省管縣是政策框架，它在多大程度上能刺激縣域經濟自身的造血功能？凡此種種，都期待解答。

　　“省管縣障礙在市級不放權”

　　人大代表、省市縣官員、行政管理專家接受本報採訪談省管縣改革

　　“省管縣”消解“政權截留”

　　●“縣城要發展，就必須有一定的自主權，更要有經濟管理權，不然就沒有積極性了。”

　　新京報：目前全國已有省份試行財政“省管縣”，你如何看待“省管縣”改革？

　　李鐘熙：“省管縣”是很好的制度，我當了9年縣長，經歷了“省管縣”的變化過程，完全有資格這麼説。長白縣是從去年轉為“省管縣”的，最深切的感受就是行政成本降低了，辦事效率高了。

　　目前，在整個經濟發展格局中，“縣經濟”處於劣勢，“省管縣”可以調動縣城的主動性、積極性。絕大多數縣城都在城鄉接合部，“向上”影響城市，向下影響鄉村，所以，“縣經濟”發展起來了，不論對城市，還是農村，都是有利的。但是，縣城要發展，就必須有一定的自主權，更要有經濟管理權，不然就沒有積極性了。

　　汪玉凱：我是贊成這項改革的。早在1982年，我們當時的改革是實行“市管縣”。過去一個中心城市有兩個政權，比如蘇州市，既有蘇州市管幾個區，還有一個蘇州行署，它是江蘇省政府的派出機構，管蘇州市周圍幾個縣。後來為了發揮中心城市的作用，來帶動區域經濟發展，把地區行署撤銷，讓中心城市把周圍的縣管起來，實行市管縣。

　　現在除少數民族地方還保留有自治州和地區行署外，絕大地方都沒有了。

　　“市管縣”有它有益的一面，但是也暴露出很多問題。

　　一個就是省不能直接管縣，中間有市，而市不像過去的地區行署，因為地區行署是省的派出機構，不是一級政權，現在的市都有人大，是一級政權，這樣市就把整個縣管起來了。省的各種政令只能下到市，通過市再到縣，縣再到鄉鎮。多增加了市一級政權，市為了維護自己的利益，一些市就把大量的政權截留了，包括經濟上等各個方面的，很多資源就到不了下面了。

　　劉永忠：目前在財政上“省管縣”還只是搞了幾個試點。但這個只是經濟上的，與行政體制上的改革是兩碼事。

　　新京報：縣的經濟管理權受到限制，市級政府把更多的財政資金投入到主要城市的建設中，也就是俗稱的“市壓縣”、“市刮縣”，你認同這種説法對嗎？

　　李鐘熙：這種説法不確切，沒有解釋清楚縣城跟城市的關係。有“市壓縣”、“市刮縣”這種説法，大概是因為過去的“剪刀差”，就是“犧牲”農業發展工業。現在沒有犧牲農業發展工業這個問題。

　　但是，由於一些農民工進城後，無法與城裏人享受相同的國民待遇，比如醫療、養老。而且即使不進城，農民的待遇也不能跟城市相比，城市的最低生活保障是每月幾百元錢，這是一些地區農民的全年最低生活保障費。因此，一些農民現在還認為“市壓縣”、“市刮縣”。

　　新京報：既然東部省份推行“省管縣”，激活了縣城的增長潛力，陜西今年是否會採取這個模式？

　　陳德銘：目前還沒有這個打算。不過，陜西今年會推行一些改革放權試點。這些“試點縣城”將在經濟發展的決策上、程序上，有更多的機動能力。但是，這些試點必須具備一定的實力，擁有一定的“收入水平”，比如有的縣城年收入僅幾百萬，很多事情都依靠省市的轉移支付，這樣的經濟基礎不可能推行“省管縣”，更不可能成為放權試點。

　　省情不同改革難度不一

　　●“有的省面積很大，省管那麼多縣，恐怕很有難度；過去管理體系有慣性。”

　　新京報：當前推行省管縣，最主要的障礙在哪？

　　劉永忠：如果在中國要實行這種中央到省再到縣的三級行政體制，相對很難。因為中國土地很大，各個省面積也很大。一個省要管那麼多的縣，恐怕很有難度。但主要還是看這個省的經濟實力，你自己帶動的話，你要看你的馬力有多大，能不能拉動全省幾十個上百個縣。但在經濟發達地址，像我們江蘇是應該沒有問題的。

　　汪玉凱：要發揮縣的作用，必須調整縣、市、省三者之間的縱向關係。我覺得主要障礙還是在地級市，它肯定是不願意放棄對縣的管理權的。此外，這個改革措施，肯定比較適合在一些經濟比較發達、區域比較小的地方實施，像新疆、西藏的行政區域面積非常大，省直接管肯定存在困難，而江蘇、浙江實行就容易很多。因此，這種做法絕對不能“一刀切”地推行，要根據各地的實際情況採取不同的措施。

　　陳德銘：與其他省份相比，陜西工業化水平低，起步晚，農村貧窮面大。目前還有近600萬貧困人口。陜西的自然條件和基礎跟蘇州沒有可比性。陜西應該選擇符合地域特點的發展模式，利用好自身的資源優勢和人才優勢，文化資源。

　　李鐘熙：障礙主要是過去管理體系的慣性，而且市級、縣級管理權限劃分有盲區。比如同一個會，有時候會開兩次，市裏一次，省裏一次。

　　行政省管縣是大勢所趨

　　●“光財政不管，行政管，很多矛盾還是很難調和”

　　新京報：目前試行的是財政“省管縣”，你認為有無可能最終實現行政“省管縣”？

　　汪玉凱：現在全國有4百多個地級市，2千多個縣，加上縣級市大概有2700多個縣。縣的經濟發展不起來整個國家經濟都會受到很大影響。我認為，從財政上的省管縣發展為行政上的省管縣，是改革發展的必然方向。否則光財政不管，行政管，很多矛盾還是很難調和。

　　劉永忠：對於行政“省管縣”現在我們還沒有具體成熟的想法，而且也沒有搞過試點，所以還不好講。

　　李鐘熙：財政“省管縣”首先是縮減了行政環節，節約了成本；(縣)有了固定資産投資等財政項目的自主權。從2003年開始，長白縣開始辦一個投資額2000多萬的人參加工項目，兩年進展不大。去年轉為“省管縣”，一年之內，廠房、設備都辦完了。

　　我認為，從財政“省管縣”到行政“省管縣”，這是大勢所趨。“市管縣”的意圖應該是城市帶動縣城發展，但是，有的城市沒有這個帶動能力。如果中心城市經濟很發達，比如那些沿海城市，這個問題不明顯。但是，如果中心城市欠發達、很落後，這個問題就很突出。整理縣資源，“支援”市資源，這個思路不現實。縣城是聯絡城市和農村的中間環節，應該注重縣城經濟發展，帶動城市和鄉村。

　　新京報：那麼，從財政“省管縣”到行政“省管縣”，還需要哪些配套措施。

　　汪玉凱：我覺得光靠“省管縣”這項改革，只是權宜之計，不是長久的。還要有配套的制度改革，就是將來把省的建制劃小，管轄的區域劃小，因為省太大的話，直接管縣是有問題的。省的區域劃小，人口劃小，像海南那樣，就容易更好的實現有效的管理。我們也可以多設一些省，現在民政部門一直在做這方面的調研，這是一個非常大的改革舉措，是需要人大立法改革的，是單純政府解決不了的，我的看法是現在的改革可以為下一步更大規模的改革創造條件。(記者申劍麗 蔣彥鑫)

責編：唐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