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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讓政績成“政疾” 代表委員呼喚正確政績觀

央視國際 (2004年03月06日 15:53)

  新華網消息:勤政為民,造福一方;只求虛績,百姓遭殃。虛假的政績工程誤國害民,令人痛恨;科學的發展觀呼喚以人為本的正確政績觀——談起政績觀,出席兩會的一些代表委員不由自主地就會提高聲音:權為民所用、情為民所繫、利為民所謀,必須落實到一件件具體的工作中;切莫被個人利益遮住了眼,莫讓“政績”成“政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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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水幹部”何以出籠?形式主義的考核為虛假政績“助威”

  “只要你能搞出政績,就算你能,能上。但關鍵不是讓老百姓看到政績,要讓領導看到政績。”這是安徽省前副省長、大貪官王懷忠非常“出名”的政績觀。“九五”期間,他在阜陽當政,年均國內生産總值實際增長4.7%,上報數字卻高達22%,貧困的阜陽被吹成全省第一。

  “政績”做給領導看,是當前虛假政績工程氾濫的重要原因。“對上有交待,對下不交待。”長期在基層工作的甘肅代表安永紅説,這是一種令人憂慮的現象。“上面一句話,下面跑斷腿”,盲目服從的背後存著私心,逐著私利,“説白了,還不是為了提拔?”

  “上級領導愛看啥?往往是統計數字,是閃光典型。於是下面就會有‘把脈的’,畝産七八百公斤的水稻,上報統計時能變成一千多公斤;計算農民純收入,稻草也是一個不可缺少的項目。‘注水幹部’就這麼出來了。只見數字增長,不見生活改善。難怪老百姓説,GDP離我們很遠。”河南省科協副主席董慶周委員説。

  在一些地方,不少鄉村的主路邊有“示範田”、城鎮主路旁有高樓房,要麼是“書記工程”、要麼是“縣長挂帥”,凡有上級檢查、各種評比,這些都是拿得出手的“政績”。更有甚者,為糊弄上級檢查,甚至還出現了“接待專業戶”。清華大學教授肖紅代表感嘆道,在這些人為培植的“參觀”項目背後,不知潛藏著“面子工程”“形象工程”“達標工程”造成的多少危機。

  某市公務員的一份調查顯示,在制定一項面向市民的服務政策時,考慮“如何最讓老百姓滿意,獲得方便實惠”的只有44.14%。説起這項調查,陜西銅川市委書記王東峰代表神情嚴峻:“‘當官不為民做主,不如回家賣紅薯。’如果我們連封建官員都不如,還怎麼談得上立黨為公、執政為民?”

  “為虛假政績‘助威’的是形式主義的考核。”董慶周委員尖銳地指出,現在有的地方幹部為了“達標”、出“政績”,將考核指標倒著算,層層攤派。而上級機關的檢查,這一票否決、那一票否決,偏偏忘了群眾這一票。

  “要儘快改變以內部考核為主、上級對下級考核為主的做法,把考核過程和結果向社會公開,並增加一條:群眾一票否決。”董慶周委員大聲呼籲。

   窮折騰的結局:“一代官的政績,幾代人的包袱”

  “你宣佈打造世界最大動物園,我就要上馬世界最大城市公園;一個縣建了廣場,馬上引起一串的縣建起大花園。”談起一些地方官員所作所為,代表委員們的言語中頗有一番苦澀。

  “一些地方不切實際的‘大躍進’,動輒幾千萬元幾個億地往裏砸,不明擺著是‘政績工程’嗎?”委員説,“老百姓説得好,吃飯穿衣量家當。一些地方的經濟實力明顯不足以應付這種面子工程,只會欠上‘政績債’,留下爛攤子。”

  還有更要命的:為官一任要有一任的“政績”。“新官上任三把火”,一會兒是大辦鄉鎮企業、大辦科技農業,一會兒又是大辦開發區、大辦房地産。轟轟烈烈,熱鬧勁一過,才發現全是窮折騰。最後的結局是一任官的政績、幾代人的包袱。有些地方為了補上這樣的黑窟窿,亂收費、亂攤派,加重了群眾負擔,導致幹群關繫緊張。

  “莫讓‘政績’成‘政疾’,那些虛招式要不得。幹部幫助老百姓辦點實事,一定要量力而行。如果超越經濟發展階段,拔苗助長,只會適得其反。”四川甘洛縣新市壩鎮木古足村黨支部書記木基以布代表感慨萬千。

  北京市農林科學院高麗樸代表説,説起“政績債”準會有幹部喊“冤”。比如規劃了漂亮整潔的村鎮,農民住進了“小洋樓”,這當然是好事。但如果這種“好事”是依靠加重農民負擔得來的,只會被老百姓罵作“驢糞蛋子外面光”。

  對這位代表的説法,西南政法大學教授陳忠林代表表示完全認同。這位留學歸國的博士痛心地説,一些中小城鎮建設明顯超前,比發達國家同等水平的城鎮還要好。但這種表面的繁榮,造成的卻是大量失地農民。“不切實際的城鎮化導致顧此失彼,剩餘勞動力得不到轉化,又沒有社會保障,造成社會不穩定。這絕對不是全面建設小康應有的路子。”

  “社會主義的優勢是能夠集中力量辦大事,但這種大事首先得是實事,能為人民群眾造福,不是為了某一任政府、某一個官員為自己擺功論好。愛擺花架子的幹部,不配領導群眾。”只有人民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會懈怠。河南省人大常委會副主任王有傑代表説,“要通過政務公開,加強群眾監督、新聞輿論監督,特別是各級人大對政府工作的監督,對搞‘政績工程’的領導幹部大聲説‘不’!”

    科學發展觀要轉化為實實在在的工作,絕不能搞新的形式主義

  當“政績”只與GDP增長聯絡在一起的時候,就鬧出了許多怪事:為了吸引外資,洗頭房也算是個大項目;重污染的夕陽産業成了香餑餑,低水平重復建設屢禁不止;一條路挖了修,修了挖,這樣産生的效益也被計入國內生産總值……

  當代表委員們列舉出一連串的怪現象時,他們也陷入沉思。由於長期不重視治理環境污染,陜西老煤礦基地銅川曾被稱為“衛星看不見的城市”。市委書記王東峰代表説,歷史給我們結結實實地上了一課,使我們認識到樹立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的科學發展觀是多麼的重要,而非典、禽流感和一次次重大安全事故,更使我們增強了緊迫感。

  “樹立科學發展觀,必須要有正確的政績觀,這是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客觀要求。”王東峰説,“科學的發展觀,要通過正確的政績觀落實到實實在在的工作實踐中去,絕不能搞新的形式主義。”他冷靜的話語,道出了許多代表委員的擔憂。

  中央提出要樹立科學發展觀之後,一些地方馬上出臺了各種新的考核辦法,有的甚至將社會發展的各項指標逐一列出,給下級層層下達指標。山東濟南市市長鮑志強代表説:“提倡全面發展,並不是對各級幹部考核指標的簡單增減,關鍵在發展思路、執政方式、政府職能的轉變,否則難免不重蹈片面追求‘政績’的怪圈。”

  “是不是真心為人民,是檢驗一切政績觀是否正確的唯一標準。”董慶周委員説,老百姓盼著我們的幹部能出成績,能為群眾辦點實事。“領導幹部可不能重‘顯績’,輕‘潛績’,專幹‘顯山露水’‘作表面文章’的事,辜負了群眾的一片期望啊!”

  “要立志做大事,而不要立志做大官”孫中山先生的這句名言,今天依然發人深省。“人生苦短,急著當官、出‘政績’、樹碑立傳是一種活法,為人民辦實事、務實效、求實績也是一種活法。”鮑志強代表説,“政績觀,折射出的是領導幹部的人生觀、價值觀、世界觀,是人民群眾的利益在他心目中的真正分量。”

責編:曉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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