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典一線14個日日夜夜 曹彬自述：我驕傲！

央視國際 (2003年04月28日 08:33)

	曹彬和家人合影，右一為曹彬

　　人民日報消息：自4月7日起的14天裏，北京協和醫院呼吸科醫生曹彬被派往北京佑安醫院參加非典患者救治工作。這不平凡的14個日日夜夜，成為他一生中最難忘的日子。經歷了生與死的考驗，他喊出了蘊藏已久的心裏話：“我驕傲，我是一名醫生！”

　　請聽他的自述：

　　奔赴佑安醫院——

　　來自7家醫院的4位醫生和8位護士，首先學習消毒隔離的“9條軍規”

　　我們的這個醫療小組共有4位醫生和8位護士，分別來自協和醫院、北大醫院、人民醫院、同仁醫院、天壇醫院、復興醫院、宣武醫院等。我們像戰士一樣奔赴還不太熟悉的戰場。但是，沒有人膽怯，沒有人選擇退出，也沒有人提任何條件和要求。

　　佑安醫院是北京市第二傳染病醫院，與協和醫院相比，它的優勢在於有良好的消毒隔離傳統。醫療小組要進入病房工作，必須先接受消毒隔離培訓。來自綜合醫院的我們沒有絲毫消毒隔離經驗，不用別人強調，我們也知道消毒隔離培訓是多麼重要。培訓開始，護理主任一口氣講了9條“規矩”。

　　大家誰都記不住這麼多繁瑣“規矩”，於是開始七嘴八舌詢問自己不明白的內容，但是我們明白，掌握這些“規矩”可以最大限度地保護自己不受病毒的侵害，可以説，這些“規矩”是傳染病醫務工作者用鮮血和生命換來的寶貴經驗。

　　救護7號病人——

　　漸漸地，我們做得像一名專業的傳染病醫生一樣了

　　醫療小組工作的病區是感染一科，需要搶救的病人住在7床，病情仍危急，我們立即開始著手工作。這位患者是女性，在接觸非典病人3天后出現高熱、咳嗽症狀，3月31日住進佑安醫院，雖然經過積極治療，病情仍沒有好轉，高燒持續不退，一週後雙肺炎症浸潤影明顯增多，呼吸困難進行性加重，出現急性呼吸窘迫綜合徵，病人還伴有高血壓和高血糖。吸氧和無創機械通氣無法改善其低氧血症，我們便作了氣管插管接呼吸機治療。

　　剛開始，醫療小組還面臨著陌生的環境和不熟悉消毒隔離兩大難題。7號病人呆的房間不大，另外還擺放著呼吸機、監護儀器和各種輸液儀器，因此顯得很擁擠，我們戴著厚厚的雙層口罩進入病房，常常感到氣不夠用，經常不自覺地要張口呼吸，雖然我們知道張口呼吸可能會很危險。病區裏到處瀰漫著刺鼻的過氧乙酸的味道，最糟糕的是這種氣體對眼睛也有很強的刺激性，使眼睛又痛又癢。病區內紫外線燈的密度很高，我們被要求“人到（紫外）燈滅，人離開（紫外）燈開”，但一忙起來就忘了關紫外線燈，常常站在紫外燈下忙了半天才發現。經常受到紫外線的照射，耳後和脖子這些皮膚暴露的地方又紅又癢，但是又不敢伸手去抓。醫療小組成員都是消毒隔離的新手，開始真是手忙腳亂，而且動作又慢，不是忘了戴手套，就是忘了戴眼罩，還常常把穿、脫隔離衣的順序搞錯。好在感染一科的大夫、護士對我們很關照，不斷提醒我們，糾正我們的錯誤。漸漸地，我們也做得像一名專業的傳染病醫生一樣了。

　　無微不至是護士——

　　護士在護理工作中要為病人擦身、吸痰、處理大小便、更換輸液、抽血

　　針對患者高熱等症狀，我們加用了糖皮質激素，並加強支持治療，改善營養狀況、糾正酸鹼平衡失調和電解質紊亂、控制高血壓和高血糖。第三天，患者體溫下降，呼吸機的支持條件在允許的範圍內逐漸下調。我們都很興奮，感到努力沒有白費。

　　護士在護理工作中要為病人擦身、吸痰、處理大小便、更換輸液、抽血。她們與患者呆在一起的時間比大夫長得多，因此她們冒著更大的風險。吸痰可能是最危險的工作了。吸痰時病人往往會有嗆咳反應，這時呼吸道分泌物就會直接噴射出來。為了自我保護，每次吸痰時護士都要戴著類似“防毒面具”的頭盔。可戴著這種東西有一種窒息的感覺，而且穿、脫頭盔是件非常麻煩的事，當病情緊急的時候是沒有時間戴的。醫療組的護士很多是20多歲的小姑娘，離開家，離開父母，執行這麼危險的任務，可是沒有人叫苦、叫累，真是難為她們。

　　醫療小組直接受北京市非典專家組的領導，復興醫院的席修明教授是專家組的成員。他幾乎每天抽時間來看病人，如果實在沒有時間就打電話詢問病情。有一天下午2點，他來到病房，我看到他眼睛裏佈滿血絲，席教授告訴我昨晚參加市裏的會議，直到淩晨5點才結束，上午睡了一覺，下午又趕來了。這一天7床的病情穩定，席教授放心地走了。他還要趕到其他醫院會診。專家用實際行動給我們這些年輕大夫作出了榜樣。我一方面佩服他們精湛的醫術，另一方面也由衷地佩服他們無畏的敬業精神。

　　“我們是生死之交”——

　　我們在病房常常一呆就是12個小時，醫療小組成員相互結下了深厚的友誼

　　在接下來的幾天裏，病人病情沒有明顯改善，復查胸片肺部陰影沒有明顯吸收，我們剛開始放鬆的心情又緊張起來。氣管插管已經一個星期了，可是離拔管撤機的目標還差得很遠。這不是一個好兆頭，我們知道插管時間越長，繼發細菌感染的機會也越大，而且一旦發生細菌感染，後果不堪想象。一個星期後，我們擔心的事情發生了：病人的體溫再次升高達40攝氏度，血白細胞和中性粒細胞明顯升高。很明顯，細菌感染發生了。我們進行抽血細菌培養、痰和尿培養，試圖找到致病菌，以便對症下藥。但結果總是陰性，我們只好憑經驗用藥，但是效果不好。病人體溫持續不降。高燒後，呼吸機支持條件再次升高，情況非常危急。為了儘快控制肺部感染，改善呼吸狀況，我們毅然決定給病人作氣管切開。對於非典患者，氣管切開手術過程中以及手術後，病毒的擴散量會大大增加。但是為了搶救病人，冒著危險也要作氣管切開。手術很成功，但是病情卻沒有改善。在我們醫療組來到佑安醫院兩周後，病人搶救無效死亡。

　　在最後這段日子裏，我們在病房常常一呆就是12個小時，下班後都是疲憊不堪，但是大家都很樂觀，相信病人能轉危為安。最後雖然未能搶救成功，心中有一絲遺憾，但我想大家都問心無愧。

　　我們醫療小組是一個戰鬥的集體，在緊張而又危險的工作中，大家互相幫助，互相學習，結下了深厚的友誼。最後分手的時候，互相話別，北大醫院的闕呈立大夫説“我們是生死之交”，我也有同感。

　　“我們在擁抱死亡，但是不畏懼”——

　　感染一科的大夫、護士都是從其他科室抽調的。他們超負荷工作，但樂觀、幽默

　　感染一科原來是艾滋病房，辦公室裏還挂著濮存昕為慶祝“愛心家園”成立的題字。這裡的大夫、護士都是從其他科室抽調的。可以説，他們也是邊幹邊學。在我們進入病房時，他們已經在這裡工作了20多天。由於醫務人員少，病人多、病情重，他們常常是超負荷工作，有的因此累倒了，但是沒有一個大夫、護士被嚇倒。

　　金榮華大夫是這裡的主任，30多歲，精力充沛。他是在非典病房成立後臨危受命當上主任的。我們都管他叫“金sir”。每天查房、會診，指導住院大夫工作，經常工作到很晚才離開。而且有時剛回到宿舍休息，病人的病情發生變化，一個電話他又回到病房。有時他也會發脾氣，但往往是善意的。主治醫生李雁和郭彩萍都是30多歲的女大夫，為了與非典戰鬥，都離開了家，住在醫院裏。她們為人熱情，知識豐富。6位住院大夫都是二十三四歲的年輕醫師，一次我問他們：“在這裡工作，害怕不害怕？”他們的回答是：“我們在擁抱死亡，但是不畏懼。”

　　真的有“家”的感覺——

　　3區是非典病房工作的大夫、護士的“家”，通常3到4人住在一個房間。任何人都不能穿白大褂進入這裡

　　因為害怕傳染給家人，幾乎所有的大夫、護士都不回家，大家下班後休息的地方稱為“3區”。3區是一個“清潔區”，任何人都不能穿白大褂進入這裡。3區是非典病房工作的大夫、護士的“家”，通常3到4人住在一個房間。“管家”姓仇，是一位40多歲的女同志。她對每一位住戶都瞭如指掌，對我們這些來自外院的人更是照顧得無微不至。

　　3區雖然稱為“清潔區”，但是這裡的住戶都是非典的高危人群。任何人只要感染上非典，就有傳染給其他人的可能性，如果這樣，3區也就不是清潔區了。住在這裡的每一位大夫、護士對此都很清楚，但是大家之間沒有隔閡。一個人下了夜班，就會有幾個人上來關切地詢問他的身體狀況，會有人給他送上熱好的飯菜，招呼他趕緊休息，養足精神。在這裡，我們真的有“家”的感覺。“

　　兒子，爸爸也想你”——

　　兒子剛兩歲，既聰明又調皮。他對我這麼長時間不回家不習慣，有一次在電話裏突然説：“爸爸，想你。”

　　妻子也在協和醫院工作，她一直在事業上支持我。在我奔赴“前線”的前一天，她哭了，問我“能不去嗎？”我無法回答。過了一會兒，還是她來安慰我，説佑安醫院的防護條件好，不會出事的。媽媽已經61歲了，身體一直不大好，退休後一直在幫我帶孩子。每次打電話她總是安慰我，讓我安心工作。直到我完成任務，回到協和醫院，才知道這段時間由於為我擔心，她吃不下飯，睡不著覺，短短半個月體重減了4公斤。兒子剛兩歲，既聰明又調皮，他不知道我去幹什麼，可是對我這麼長時間不回家不習慣。每次我打電話回家，他都搶著跟我説話，有一次他突然説：“爸爸，想你。”我鼻子一酸，眼淚差點掉下來。我説：“兒子，爸爸也想你。”

　　我在佑安醫院工作的這段日子裏，北京非典發病人數明顯增加，協和醫院也開始收治非典病人，還有很多像我一樣的醫護人員正在或將要奔赴前線。 （記者　白劍峰整理）

　　曹彬簡介

　　曹彬，1972年生。1998年畢業于中國協和醫科大學，獲博士學位。現為北京協和醫院呼吸內科主治醫師。

　　向抗擊非典一線白衣戰士致敬

責編：白秀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