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屬於人類和平事業—妻朋同事追憶鬱建興
央視國際 (2003年03月27日 16:44)
新華社北京３月２７日電 :
“建興，我等你平安回家”——徐新藝深情回憶丈夫鬱建興
直到今天，徐新藝還難以接受與深愛著的丈夫永別的事實。面對還沉浸在悲痛中的鬱建興烈士的妻子，記者實在不忍心讓她回憶那些引發其痛楚的往事。
“他是我的丈夫，但他屬於人類的和平事業。”淚水中，徐新藝，這位堅強的女性，向記者回憶了倆人的相識、相知和１６年短暫相伴的人生旅程——
我們是在１９８７年結婚的。當時，雖然我們什麼都沒有，但他很樂觀，説：“除了一點——我們的相貌不能改變外，知識、命運、生活……都能改變。”
但是，他從本科讀到博士畢業，又從助教升職到教授，由於種種原因，我們兩地分居問題一直沒有得到解決。他在學院工作很忙，很少回家，孩子小，我的身體又不好，這些難處他都知道。當我問他能不能調到離家近一些的部隊院校時，他總是説：“説句實在話，我是太喜歡我這個專業，我離不開這個學院。防化武器的研究很重要，它對中國和世界都很重要，它也能給我帶來幸福。”
為此，我和他之間發生過爭執，但最終是我向他的堅決妥協了。２００２年，我辭了工作，到北京開了一家餐館，實現了夫妻團聚這個兩個人１５年來的夢想。到北京後我才知道，鬱建興是這樣地熱愛他所從事的事業。當時，他的腰椎病已經非常嚴重，坐都坐不下，晚上睡覺都要我幫他翻身。痛得厲害了，甚至離家幾百米都難以回去。他不僅沒有回家養病，反而在辦公室放了一張小床，實在回不了家時，就住在辦公室。我好不容易把他拉到醫院，醫生説他至少要住４０天醫院才能起床，他竟然開了點藥就回來了。
他第一次去伊拉克的時候，我説，最近形勢不是很緊，你回來吧。他告訴我，不要孩子氣，能代表國家為世界和平事業做點事，對他來説是一種破格的榮譽。這次，伊拉克形勢越來越緊張時，３月１２日，我給他打電話，盼望他早點回來。他説，我要晚回來，現在工作非常緊張，聯合國要挽留我。他還跟我説：“我是代表中國參加化學武器核查，這不光是我一個人的工作，也關係國家的形象。”
他還許諾説，完成這次任務後，就帶我回老家，看望母親和兒子，帶我一起度假——結婚以來，我們還沒有在一起度過假。我在電話裏對他講，我們一家都在等著他平安回家，一起快快樂樂地度一次假。
當噩耗從巴格達傳來的時候，我不相信這是真的。３月１９日，當覆蓋著聯合國國旗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旗的靈柩輕輕地從機艙移至地面，靈柩頭端蔚藍色的聯合國徽章，白色的橄欖枝和地球標誌映入我眼簾時，我突然間強烈地意識到，建興，他終於回來了，但他是回來和我永訣的！
面對他永遠不會再睜開的眼睛，面對他永遠不再會綻出笑臉的面容，我才不得不相信，他真的走了！拋下我，拋下７８歲的母親和未成年的孩子，匆匆地走了。
我們婚後的１６年，兩地分居了１５年。但是，我知道他對我的疼愛。哪怕為我做一頓飯，辦一件很小的事，他都會拿出自己全部的熱情。有一年冬天，天很冷，他臨走前買了十多條魚，在院子裏用井水沖洗，魚凍得硬梆梆的，他的手被劃破了，鮮血直流，但他一直沒吭聲，洗乾淨煮好後放在罐子裏。説，我明天走了，這些你們可以吃一陣子。
他是我的丈夫，但他不只屬於我，也屬於他所熱愛的事業，屬於培養了他的軍隊和養育了他的祖國，屬於他為之獻身的人類和平。過去我曾經有過不理解，現在我明白了，我懂了，因為，他已用他的全部生命向我詮釋了“和平”這個神聖詞語的含義。
這段時間來，黨、國家、軍隊各級領導，全世界很多素不相識的人，都在關懷著我們一家，用各種方式表達著他們的尊敬和同情。我為自己失去了最親愛的人而悲痛難已。但是，我想，我最親愛的人，已經在最崇高的事業中實現了自己的價值。我應該為他感到驕傲。
我剛到北京來時，建興經常帶我在防化學院花園裏的那條小路上去散步，並告訴我那是一條“情人路”。１２日那天，他還在電話裏説，“等我回來，到時候我們到‘情人路’上去散步。”沒想到這竟成了我生命中永遠等不來的約會。 (徐壯志 曹智 馬曉春 )
“沒想到，我們的合影照片竟成了唯一的珍藏”
──新華社常駐巴格達記者王波談鬱建興
伊拉克時間１３日下午５時許，正坐在辦公室內的中國駐伊拉克大使張維秋接到駐巴格達聯合國武器核查小組的一個電話：“大使閣下，來自中國的武器核查員鬱建興今天在完成核查任務返回巴格達途中遭遇車禍，不幸遇難。我們馬上派人到使館接你們到運河飯店，（由我們）向使館通報有關情況。”
這一噩耗猶如晴天霹靂，令張大使和使館其他人員悲痛萬分。因為，鬱建興與核查小組簽訂的３個月合同下個星期就要到期，屆時他就可以平安回家休假。
沒有再等到核查小組派來的車輛，張大使立即委派趙廣齡、馬忠平武官和我趕到設在巴格達東郊運河飯店內的武器核查小組總部，了解事故原因以及聯合國的善後處理事宜。張大使本人留在使館，與國內有關部門聯絡，通報發生在伊拉克的不幸事件。
到了戒備森嚴的運河飯店後，駐巴格達聯合國武器核查小組的最高官員格瑞高裏克帶著我們徑直來到他位於運河飯店３層的辦公室。
自從去年１１月２７日聯合國恢復對伊拉克的武器核查以來，運河飯店就成為記者“盯梢”的重點。每天早晨和晚上，飯店門前和會議廳內都聚集著大批記者，搜尋和等待證實各種消息和傳聞，但絕對不得靠近核查人員的辦公室。
這一次，記者作為使館工作人員可以借機一睹廬山真面目，但此時的心情卻無法因此而變得興奮；相反，得知同胞遇難，內心無比沉重。毫無意識地邁上去格瑞高裏克辦公室的狹窄樓梯之際，我回想起與鬱建興第一次見面的情景。
作為常駐巴格達的記者，我們早就知道聯合國武器核查小組裏有中國人。但因為核查人員有著嚴格的紀律，不許與記者接觸，所以，我們只好不與他們聯絡，避免給他們帶來麻煩。
除夕晚上，使館舉行聯歡會，邀請了當時正在伊拉克的兩名中國核查人員參加，其中之一就是鬱建興。我看到他後，非常興奮，心想一定要從他那兒打探一些消息。但不知是我喜形於色，還是問的問題太敏感，引起了他的懷疑。“你是使館工作人員？”戴著眼鏡的鬱建興笑著審視我。“當然是！”我斬釘截鐵地回答。放鬆了警惕的鬱建興這才開始吞吞吐吐地告訴我，他是江蘇人，今年３８歲，這是第二次到伊拉克執行核查任務。
剛説到這裡，使館二等秘書杜根起走過來打招呼：“新華社大記者也來了。”我的“偽裝”一下子就被鬱建興看破。“看你就像記者，還騙我説是使館的人。我什麼也不跟你説了。”
不過，公是公，私是私，聯歡會結束的時候，皮膚黝黑的鬱建興還拉著我和另外一名核查人員合影留念。
沒想到，我們的這張闔影照片竟成了唯一的珍藏。
他是一位優秀的核查專家
——與鬱建興共同參加武器核查的同事羅永鋒談話錄
我和鬱建興相識是在２０００年１１月，當時是在法國巴黎參加聯合國監核會培訓，我們一起度過了３５天。
２００２年１２月聯合國武器核查小組重返伊拉克。１２月１５日，我們一同前往伊拉克。伊拉克所有需要核查的地方沒有明顯標誌，全靠地圖，很難找到；核查時需要現場快速判斷能力和豐富的工作經驗，聯合國也很看重這一點。鬱建興工作經驗很豐富，聯合國對他很看重。
化武核查任務很重，涉及化工廠、水泥廠、食品廠等多處設施。特別是化工廠，有害氣體很多，必須穿氣密性很強的防護服。進入２月份，當地氣溫高達３０多攝氏度，一個設施核查完，通常要一天，非常累。經常是晚上六七點鐘才能回來。當天的核查報告還必須完成，一個報告中就要核實幾十頁的數據，工作量很大。
有一次鬱建興去礦山，沙塵暴很大，灰塵很多，必須要戴防塵設備。但野外溫度高達３０多攝氏度，完成任務就比預定時間推遲了２小時，晚上９點多才回來。回來後，他接著寫核查報告。巴格達時間和紐約時差５個小時，寫完後必須等紐約總部上班後再發，要等到總部核實準確後才能休息。
在伊拉克生活十分艱苦，最大的享受就是吃國內帶去的幾十包方便麵，不但是因為吃著覺得香，而且因是國內帶去的，覺得很親切。到３月初時，方便麵快吃完了，我們每次便合吃一包。晚上執行完核查任務後，能吃一包方便麵，感覺就像過年了。
在戰爭一觸即發的環境下，武器核查工作所受壓力很大，３個月共核查了四五百個設施。鬱建興幹活很麻利，其他人寫報告往往要花很長時間，他既快，而且質量很高，化學武器核查組的領導非常器重他，希望他能繼續留在伊拉克工作。
２０００年在法國培訓時，鬱建興的腰第一次發病，走路要歪著走才舒服。今年１月中旬，他的腰病又犯了，我勸他請假，但他考慮核查工作已進入高峰期，硬是不幹。我們睡的是沙發床，他想換一個硬板床，但這個要求一直沒能滿足。他從來不把腰疼的事告訴領導。疼得厲害時，就趴在床上寫。鬱建興非常敬業，非常嚴謹，始終主張用事實説話，凡事要有依據，不帶任何偏見。
３月１２日，我回國的那天，鬱建興和我告別，説兩個星期後北京見。沒想到，回國途中就已從媒體上得知他遇難的消息。(曹智 馬曉春 徐壯志)
新聞背景：我國先後有２６人次參與對伊武器核查工作
據有關部門介紹，自１９９１年聯合國對伊拉克開展武器核查以來，應聯合國邀請，我國先後有２６人次赴伊拉克履行核查和監督任務，參與對伊武器核查。
１９９８年１月，我國派出第一批專家正式赴伊參加聯合國的核查工作。２００２年１１月２７日我國再次應聯合國邀請派出專家赴伊拉克執行核查任務。
目前，聯合國監核會還有中國專家１２人。中國專家在核查中表現出的很高的專業水平和良好的工作作風一直受到廣泛好評。聯合國出於核查人員“地域分佈儘量廣泛”的考慮以及中國專家的出色表現，十分歡迎中國核查專家。
聯合國監核會是根據１９９９年１２月安理會通過的第１２８４號決議，于２０００年初建立的，主席是瑞典人布利克斯。截至目前，監核會在全球５０多個國家共擁有３００多名生化、導彈方面的專家。
責編：楊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