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兩會備忘之二]三農：在轉移“剩餘”中求解

央視國際 (2003年03月21日 13:34)

　　CCTV.com消息（記者楊潔報道）：十屆全國人代會議案組收到有關“三農”問題的議案佔議案總數的十分之一，其中有很多提到，各級政府和職能部門應如何針對當前各地農民工進城的實際問題，從體制和政策上消除歧視與障礙，真正關心農民工、善待農民工，切實做好引導農村勞動力合理流動的工作。中國農業大學教授毛達如代表認為，要從根本上解決“三農”，必須將城鄉統籌，走農村城鎮化道路，實施農村富餘勞動力的轉移戰略。同時，他認為我國計劃經濟時期的體制和政策已嚴重限制了農村富餘勞動力向城市轉移的客觀過程。

　　十屆人民代表大會《政府工作報告》：切實做好“三農”工作。……。加強對農村富餘勞動力轉移的協調和指導，維護農民進城務工就業的合法權益。

　　十六大報告：農村富餘勞動力向非農産業和城鎮轉移，是工業化和現代化的必然趨勢……消除不利於城鎮化發展的體制和政策障礙，引導農村勞動力合理流動。

　　“農民真苦，農村真窮，農業真危險”

　　十屆人大一次會議上，朱鎔基在政府工作報告中説：“本屆政府為解決‘三農’問題傾注了極大精力，取得了積極成效。根本解決‘三農’問題，是一項長期而艱巨的任務，需要堅持不懈的努力。”而上屆政府也的確下了“猛藥”：費稅改革、機構改革、糧食改革、戶籍改革、結構調整、産業化、城市化、土地承包30年不變等，並且取得了很大的成績。

　　但仔細觀察當今中國農村的實際情況，不能説這些藥方最終解決了“三農”問題。一些地方農村的情況基本還是原地踏步，農民的日子依然還苦。有代表説20世紀80年代的農村改革是“事半功倍”，而90年代的農村改革是“事倍功半”。更有人用“農民真苦，農村真窮，農業真危險”來概括目前中國“三農”問題的嚴峻性。

　　中國農業的發展影響著整個中國經濟的發展，中國農村社會的安定牽涉著中國全社會的安定，中國農民的權利保障也是每一個中國人在世界民族之林的尊嚴和地位的反映。中國近20年經濟發展的經驗可以從多方面概括，其中這樣一條會成為人們的共識：中國的改革與發展，農村舉足輕重。

　　■還戶籍一個清白

　　“戶籍”是轉移農業剩餘勞動力遇到的首要問題。現行戶籍制度給農民劃定了身份，同時也界定了他們的權利。無論就業、教育或社會保障，農村戶籍人口與城市人口相比，都缺失了很多權益。隨之帶來的就是農村教育滯後，人口素質偏低以及因病返貧等問題，這些都成為農村發展的硬傷。毛達如代表説：“戶籍僅僅是一個居住的證明，而現行的戶籍制度將其與就業、就學、住房、社會保障等結合在一起，甚至我們死了以後，如果沒有當地的戶口，連火葬場都進不了。這顯然是不公平不合理的。” 中國人民公安大學教授王太元代表更尖銳的指出，解決戶籍制度的關鍵，在於社會管理形態的變革。必須將附在戶口上的教育、就業、醫療、社會保障等條件逐一去掉，還戶籍一個清白。

　　■建立有效的土地流轉市場

　　土地，是解決“三農”問題的另一個要點，有學者認為在農村實施“永佃制”可行，即“土地産權屬於集體，使用權屬於農民。生不增、死不減，農戶間可以有償轉讓，有效的土地流轉和市場才能建立起來”。進城的農民也可以將土地出租，獲得一定的進城就業、創業資金，如果在城市失去了工作，還可以回去務農，既有利於發展，也有利於穩定。林毅夫委員還認為，土地制度改革後，進城的農民工可將轉租土地的資金用於購買醫療、養老等社會保險，而其他農戶承包租賃土地後，也能形成産業化經營。信陽市委書記劉懷廉代表對此也深有感悟：“一畝地裏刨不出小康生活，靠天吃飯走不上小康之路。”

　　而從2003年3月1日開始實施的《農村土地承包法》，強調、明確了農民土地承包經營權的流轉，規定了該流轉權包括繼承、收益、做股、轉包、出租、互換、轉讓等權利及方式。對此，厲以寧委員評論説，這將給中國的農民帶來巨大的變化，是中國土地制度第三次創新。

　　■政府立法 鼓勵有序轉移

　　無論是改革戶籍制度還是土地制度，都有賴於政府建立一套規範的管理程序、管理辦法和管理機制。如在實踐中可以實行欠薪保障基金制度，即當企業拖欠農民工工資時，勞動部門可動用欠薪保證金向農民支付工資。從制度上、法律上著手，依法保護農民工的合法權益。堅決清除限制歧視農民工的不合理政策、規定。政府應加大對農民工的私人僱主的監管力度，促使其依法、足額給其雇用的農民工交納各類社會保障金。

　　萬寶瑞代表説，國家應制訂法律，促進農村剩餘勞力的有序轉移。他還就此提出了四點建議：建立各級農村勞力就業服務組織；建立城鄉統籌的勞動市場，打破城鄉就業二元結構；各級政府應有針對性組織農民崗前、崗後技能培訓；國家對龍頭企業應把效益和吸納勞力多少，作為對龍頭企業扶持的標準。

　　■輸出地與輸入地政府密切協作

　　最後，農民工的輸出地與輸入地的政府部門要密切協作，共同做好農民工的管理和服務工作。城市農民工處在城鄉管理系統的縫隙之中，單靠輸入地即城市管理部門進行管理，難度很大，必須要由農民工的輸出地即農村政府部門密切協作，才能彌補城鄉管理系統的縫隙，真正把農民工納入社會管理系統中來。

　　信陽市委書記劉懷廉代表向記者描繪了信陽市解決“三農”問題和實現非農化的基本途徑：作為輸出地政府，信陽市依靠大力組織勞動力輸出，大膽開展招商引資，借地生財，借力發展，靠外拉力實現非農化。信陽市有770多萬人，鄉村人口占80％以上，農村富餘勞動力200多萬人。在向外轉移剩餘勞動力的過程中，信陽市健全了勞務輸出組織，逐級增設了勞務輸出機構，建立了１８個培訓基地，加大了對外出務工人員的培訓力度。到２００２年，全市有序組織勞務輸出１４５萬人，每年農民從勞務中收入現金達４０億元。

　　進城務工青年代表王元成也建議勞務輸入地政府應加大對外來務工人員培訓投入，國家應立法保護外來務工人員權益。

　　農業之興衰係天下之安危， 農民不能富裕起來，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加快現代化的目標就不可能最終實現。兩會期間，代表和委員議論最多的話題就是“三農”問題，如此朝野關注，舉國而議，也許正預示著一個良好的結局。

責編：劉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