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市長換代 透視全國人大代表中的市長群體

央視國際 (2003年03月06日 09:56)

　　中國青年報消息：寬闊的長安街上，挂著“京”字頭牌照的汽車潮水般涌過。但對於來京參加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張立勇來説，這裡已經非常陌生——離開北京10年後，他心目中最親切的車牌號是“陜D”。在最近的一次座談會上，他發自內心地説：“咸陽是世界上最好的地方。”

　　這句話表達了他對所領導的城市的熱愛。去年12月，張立勇以高票當選為咸陽市長。10年前，他從中紀委九室綜合處處長任上志願平調到西北，任咸陽市秦都區委書記。為向當地幹部群眾表白心跡，張立勇毅然將全家搬到了咸陽——妻子放棄了中央黨校的教授職位，孩子捨棄了北京的良好教育。

　　張立勇是全國313個市、地、州行政主官中的一分子。全國兩會前夕，地方基本都已完成了換屆選舉，一大批新的市長走上了執政舞臺。今天，他們中的大部分人當選為全國人大代表來京參加盛會。

　　與他們的前任不同，這些人中的相當一部分，被正式確定為市長候選人之前曾被廣而告之向社會公示。而此前組織考察階段的“民意測驗”程序，測驗的範圍也比過去大多了。雖然這種“民意測驗”還是“官意測驗”，參與投票的還都是這局長那主任，但畢竟，只是眼睛向上，他們是走不到這一級臺階上的。

　　山東淄博市市長劉慧晏博士被當做了另一項幹部選拔制度改革的試驗品。去年夏天，新一屆中共山東省委班子上任後決定，新選任地市黨政主要領導和省直部門主要領導，由過去的省委常委會“議決”改為省委全委會“票決”。當場票決的第一個人就是劉慧晏。

　　與他們的前任不同，這群市長在其任期內還將承受前所未有的民意壓力。湖南省岳陽市市長羅碧升代表對此已經有了深切的體會。在年初舉行的人代會上，他在無人競爭的等額選舉中首次落選，開了中國地方政府主官落選的先河。最後是中國法律的一個模糊之處挽救了他的政治命運，總算在第二次選舉中獲得連任。遼寧省撫順市市長王大平代表對此也有體會，由於人民代表的票數不過半，他的副市長班子缺額3人。

　　這些將深深地影響新一代市長們的施政策略和施政行為。因為百姓們已不再僅僅是通過“段子”、“順口溜”等等流行于街頭、酒桌上的無效“民主”方式，表達對於自己“父母官”的不滿了。

　　這是一場靜悄悄發生著的深刻變革。

　　人們對這群市長們評價最多的是：年輕化、高層次。據國家行政學院教授竹立家統計，新一屆地方政府中，地級市市長、專員、州長大多在50歲以下，80%以上具有大專以上學歷，還有許多研究生。

　　這既是一項創新，也是一次反撥。20年前，在“幹部四化”的浪潮中，曾有一大批年輕、高學歷的幹部從基層被迅速提拔到重要黨政領導崗位上來。但在浪潮過後，許多地方的領導幹部隊伍又逐漸出現了高齡、低學歷的趨勢。

　　前幾年，曾有一位在某省省委辦公廳工作的年輕幹部對記者傾訴苦惱：“我大學本科畢業後，一直很想再去讀研究生。但我同事中的好友勸我放棄：‘你如果讀下研究生回來，可就真成知識分子了！’在我們這個大院裏，‘知識分子’不是個好詞兒。”

　　現在人們都説“技術官僚”如何佔據政壇要津，但在幾年以前，在有些地方，高學歷的“技術官僚”甚至還有“破帽遮顏過鬧市”的感覺。一位原本溫文爾雅的工科碩士，到某市擔任市長後，突然變得滿嘴粗話、髒話——因為只有這樣，他才能融入當地的幹部隊伍，才能為同僚們所接受。

　　變革的阻力是可以想像的。眾所週知，這些年學歷已經貶值，許多原本文化程度很低的幹部也大都擁有了各色各樣的在職學歷。所以某地在推動幹部制度改革時，把“第一學歷”列為一項參考因素。沒想到，反彈竟首先來自負責實施這一改革的機構。當地黨委組織部的中層幹部第一學歷普遍很低，他們公開罵娘：“要講‘第一學歷’，所有人的‘第一學歷’都應該是幼兒園！”

　　儘管阻力巨大，但這場歷時數年的地方黨政領導幹部隊伍大換代、大變臉，仍然在去年黨的十六大和今年兩會前夕基本完成。與20年前不同的是，在變革發起的時候，沒有面向社會作大規模的宣傳動員；在遇到阻力、障礙的時候，沒有天天在報紙上向幹部們作宣傳解釋；當變革進入尾聲，也沒有公開進行宣傳慶祝。

　　普通百姓從報紙、電視上能看到的，基本上只有“某地公開招考副廳長”之類的新聞，和被“任前公示”的備選官員們的簡歷。潤物細無聲。

　　新的面孔已經給地方政壇帶來了新的氣象。

　　上任不久的南京市長羅志軍，決心創建一個“公共服務型政府”。他説，在加入世貿組織以後，政府職能也必須與國際接軌，由“全能政府”、“無限政府”向“責任政府”、“有限政府”轉變，工作重點轉移到經濟調節、市場監管、社會管理及處理公共事務上來。

　　羅志軍代表接受本報記者採訪時説：“我們改革的目的，就是要通過轉變政府職能，提高行政效率，降低行政成本，形成行為規範、運轉協調、公正透明、廉潔高效的行政管理體制，通過科學地界定部門職能，減少和規範行政審批，實現機構職能的法制化。”

　　他向記者介紹了南京市政府創建的“服務型政府綜合評價體系”，政府的主要職能被量化為五大項20個指標，包括公共産品、服務能力、服務質量、行政體制、行政績效，等等。去年，南京市政府行政機構總數由54個縮減到41個，廢止了46件政府規章和150件規範性文件，取消了2／3的市級審批事項。“網上政務大廳”、“一站式”服務和“政務超市”、“市長電子信箱”相繼開通，並建立了外商、私營個體經濟、民營科技企業和行政效能4個投訴中心。

　　在陜西，咸陽與西安兩市的新市長在一起籌劃一件大事情。

　　這兩個城市市中心相距僅25公里，但卻長期“雞犬之聲相聞”而“老死不相往來”。西安機場在咸陽境內，過去兩市曾因為機場的名稱問題把官司打到國家民航總局。西安的城市水源在咸陽的渭河南，“西安要吞併渭南”的傳聞一直不斷，所以咸陽市就不發展渭南，害怕人家“摘桃子”。兩市相互“封鎖”、“拆臺”——咸陽檢疫過的豬肉，到了西安還要再檢疫一遍；今天你扣我的車，明天我扣你的車……

　　新市長們的眼光超越了行政區劃的藩籬。在這次全國兩會上，西安市市長孫清雲代表和咸陽市市長張立勇代表準備的議題一字不差——“加快西安、咸陽城市經濟一體化進程”。

　　與西安實現“八同”，寫進了咸陽市政府的工作報告：規劃同籌、交通同環、信息同享、産業同步、科教同興、旅遊同線、環境同治、金融同城。（亓樹新 朱麗亞）

責編：趙瑋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