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5月5日至9日，美國副總統喬治 布什訪華。他是在中美兩國就美國售臺武器進行的正式會談和非正式磋商都陷入僵局的背景下來訪的。
中國政府在上世紀80年代初之所以提出與美方討論和解決美國售臺武器問題，完全是由於美國當時在對臺關繫上的倒退言行引起的。1978年中美建交談判時，中方已提出停止售臺武器問題，但未得到解決。當時中國領導人就有言在先，對此問題中方是堅決反對的，以後還要提出討論。中美建交後，美國單方面制定了《與台灣關係法》，嚴重違背了中美建交原則，深深地傷害了中國人民的感情。1980年美國舉行大選期間，共和黨總統候選人裏根多次發表親臺反華言論，揚言要提升美臺關係和向台灣增售武器，這些言論引起了中國政府和人民的嚴重關切。裏根的親臺言論在美國政界也引起了非議，裏根擔心中美關繫緊張將對其競選帶來不利影響，遂派其副總統候選人布什訪華，進行解釋。但就在布什訪華期間，裏根在美國繼續發表親臺言論。
1981年1月20日裏根入主白宮。其總統就職儀式委員會邀請台灣國民黨中央秘書長蔣彥士等出席典禮。裏根還允許台灣在美國增設辦事機構，並醞釀向台灣出售FX新式戰鬥機。此外，荷蘭也于1980年11月決定售臺兩艘潛艇，這也是美國繼續售臺武器造成的惡劣影響。中國領導人對此作出指示，對美國的倒退行為要堅決頂回，否則美國以為中國人可欺，問題肯定會層出不窮，官司會打不完。要經過曲折鬥爭之後，爭取保住原來的中美關係。根據上述精神，中方向美方就蔣彥士出席典禮一事提出嚴重交涉，迫使美方宣佈已到達華盛頓的蔣彥士“住進了醫院”。中國外交部召回了駐荷蘭大使，並宣佈如荷方堅持錯誤，中方將不惜使關係降格。
這僅僅是兩場前哨戰，隨後中國政府又根據鄧小平的戰略部署，制定了關於解決美國售臺武器問題的鬥爭方案。中美關係就此問題的較量正式展開。
1981年6月中旬，美國國務卿黑格到達北京，與黃華外長進行會談。此時美方對中方立場估計不足，誤以為中國面臨北方威脅，開始把中國稱作“友好的非盟國”，並以為允許放鬆對華技術轉讓，包括部分軍事用品，中國就會容忍美國繼續向台灣出售武器。這是美方一廂情願的空想。當黑格説美方擬向中國轉讓高級技術和取消向中國出售武器的禁令時，中方明確指出，中國寧願不要美國的軍用産品，也堅持反對美國繼續向台灣出售武器。黃華強調，問題已到了非解決不可的時候，如果美國不採取行動，中方將作出強烈反應。黑格表示，今後將非常謹慎和克制地對待這個問題，但仍將售臺“仔細選擇的、性能適度的防禦性武器”。
1981年10月21日，中方借各國首腦在墨西哥坎昆討論南北關係之機，直接向裏根總統和黑格國務卿提出美國停止售臺武器問題。黃華向黑格明確提出以下要求：（1）美國售臺武器在性能和數量上都不超過卡特政府時期水平；（2）在規定的期限內美國售臺武器要逐年減少，以致最終完全停止。
10月底，黃華到華盛頓先後會見黑格與裏根總統，再次提出上述要求，並聲明美方在談判期間不得售臺任何武器。黑格答覆説，美國不能在限期內停止售臺武器，但預期不超過卡特時期水平。最後，雙方同意就此在北京舉行正式談判。
1981年12月4日，中美雙方就美國售臺武器問題在北京開始談判。中方先後由章文晉副外長和韓敘副外長為代表，美方由其駐華大使恒安石為代表。這次談判在最初階段，雙方都提出了自己的聯合公報草案，主要區別是：中方要美方作出限期停售的承諾，並反對把中國爭取和平解決台灣問題與美國停止售臺武器挂鉤。美方與此相反，各不相讓，會談基本陷於僵局。美方為了打破僵局和摸清中方底牌，要求派副總統布什訪華。
1982年5月5日，中共中央副主席鄧小平在與布什副總統會見時指出：美國向台灣賣武器問題，是中美關係中的一個陰影，而且是一個潛伏的危機。如果兩國關係中的這個疙瘩能夠解開，將對全球戰略很有利。
在之後的會談中，布什強調裏根總統在對付蘇聯擴張上比卡特時期堅決。鄧小平則著重談台灣問題，他指出：兩國關係只有在相互信任的基礎上才能發展，《與台灣關係法》是阻礙發展中美關係的一個關鍵問題，美國售臺武器是檢驗中美關係穩固性的標準，美國對此應採取明智的立場。……具體地説，美方要承諾，“在一定時期內逐步減少，直至完全終止向台灣出售武器。至於承諾的方式，可以商量，公報措詞可以研究。”
布什返美後，美方內部又進行了多次討論和爭論，黑格與裏根的矛盾日益加劇，導致黑格于6月25日辭職下臺。經過一個多月的考慮，裏根終於決定致信鄧小平，陳述美方立場。7月13日，恒安石當面將信交給鄧小平。裏根在信中表示：要他承諾限期停售極其困難，但美國政府不謀求長期向台灣出售武器的政策，也不會無限期地向台灣出售武器。美方據此修改了其公報草案，寫入裏根保證的“不謀求”和“不會無限期”兩句，並表示預期在一段時間內逐步減少它對台灣的武器出售，以致導致最後的解決，美國政府承認中國關於徹底解決這一問題的立場。
此後，雙方對公報稿進行逐段討論，期間主要爭執有以下幾個內容：
（1）公報中雙方已同意“互相尊重領土完整、互不干涉內政是指導中美關係的根本原則。”除此之外中方還要求寫上這些原則也適用於處理美國售臺武器問題。美方同意這一條可作為美方應履行的口頭承諾，但不願明確寫出。經過爭論，美方表示可在公報內寫上“這些原則仍是指導雙方關係所有方面的原則。”
（2）美方要將售臺武器的解決與我國和平解決台灣問題直接挂鉤，遭我方拒絕。中方同意單寫一段我國重申爭取和平統一祖國的大政方針，美方在另一段表示欣賞這一政策，並説“台灣問題上出現的新形勢”也為解決美國售臺武器問題“提供了有利的條件”。
（3）美方不同意“限期停售”，但同意寫“逐步減少”，“不尋求執行一項長期向台灣出售武器的政策”，“並經過一段時間導致最後的解決”。
（4）為了監督美國是否履行協議，我方建議列入雙方為售臺武器問題進行接觸和磋商的條款。美方害怕監督，反對這一要求。
（5）美方要求在公報中列入中美在國際問題上的“共同看法”。我方則強調突出美國售臺武器問題，少談其它問題。
最後雙方在（4）、（5）兩條上互作妥協，寫上“為了使中美關係健康發展和維護世界和平、反對侵略擴張”，雙方一致同意“就共同關心的雙邊問題和國際問題保持接觸並進行適當的磋商”。
在主要內容達成協定後，雙方在公報內容及行文、措詞等多處又反復討論，8月15日正式達成協定，經兩國政府批准後，《中華人民共和國和美利堅合眾國聯合公報》于8月17日同時公佈生效，簡稱《八 一七公報》。
《八 一七公報》的歷史意義在於，它與1972年的《上海公報》和1978年的《中美建交公報》共同構成了指導中美關係的根本原則和政治基礎。它緩解了當時存在於中美之間的緊張關係，約束了美國反華勢力提升美臺關係和分裂中國的勢頭，對八十年代中美雙邊關係較平穩的發展起了積極作用，從而也為中國集中力量發展經濟建設和調整對外戰略提供了有利條件。
《八 一七公報》談判開始前我方制定了高低兩方案，談判的結果未能達到“限期停售”的高要求，但卻達到了我方低方案的要求，使美國售臺武器受到了限制。在此之後，美國雖不斷違背公報的條款，特別是尋找各種藉口提高售臺武器的性能，但美國歷屆總統都承認要履行三個公報的原則，奉行一個中國的政策，這就使美國負有遵守公報的義務。從此，中美關係進入了一個新的發展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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