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撞來”的拍攝內容
2003年5月1日上午，我從河北農村出差回來，帶著在故事村聽大爺大媽們講故事的閒適心情。
一進我們“公益行動”熟悉的辦公室，感覺氣氛有些異樣。墻上新貼了一張大告示，上書：非典系列報道。要做“非典”了？在第二行，我看到了自己和同事楊驍鋒的名字。看樣子，我倆要去的是中日友好醫院！我心頭竊喜，這可正合我的心願。我和楊兒早就跟主編姐姐楊紅瑛逞過能，想做非典節目。可考慮到我們的安全，部領導一直沒有應允，這下可好了！
接下來，我和楊驍鋒開始和中日友好醫院聯絡。從早晨8點到下午5點，“中日”方面沒有一點消息。無奈，我只好先聯絡與這期節目有關的其它部門——北京急救中心和北京疾控中心。將近6點，我終於和海淀區疾病控制中心一名叫韓曄的女孩接上了線。聽聲音小韓很激動。她説，海淀疾控中心等部門剛剛組成了一個臨時的“非典防病大隊”。昨天淩晨3點，他們大隊80多號人，去了胸科醫院作流行病學調查，上午9點才回來，很危險的。我一聽，渾身熱了起來。那段時間，媒體報道的重點大都在醫護人員身上，對防疫力量的報道非常少。也許，我們可以試著做一下？我準備馬上去韓曄他們防病大隊了解情況。
告別楊驍鋒，我火速趕到了位於西三環邊兒上的海淀防病大隊。在這裡我整整待了4個鐘頭。我見到了防病大隊的政委，見到了信息組、流調組、專家組、醫學觀察組等組的組長，見到了全副武裝的防疫人員。我生平第一次了解了防疫部門的工作。防病大隊只有200人，他們擔負著整個海淀區非典疫情的預防和控制工作。不管什麼時候，只要海淀區內有疫情發生，他們會馬上趕往疫區，和病人或者病人家屬面對面，向他們了解病人的密切接觸者的情況。他們必須在最長24小時內，找到那些密切接觸者，對他們進行醫學隔離，以控制疫情的繼續傳播。
從韓曄屋裏出來時，我碰到了防病大隊負責消毒的幾位大姐。她們吃驚地説，你好大膽子，口罩也不戴！我們這裡，一般人不敢進的。我覺得自己渾身的熱氣，仿佛少了一半。自己沾染點什麼不要緊，要是把家人和同事感染了，那可後悔死了！
從防病大隊出來後，我在馬路上等車。非典時期，街上的出租車少多了。在冷清的街上，思維清晰極了。我很有把握地給主編楊紅瑛打了個電話，告訴她今天遇到的新情況。楊紅瑛果斷地説：這些內容，完全可以自成一集！得到肯定後，我馬上給攝像朱明哲打了電話，告訴他第二天我要在海淀防病大隊拍片兒，他二話沒説同意了。
“5.1”晚上11點，我回到了辦公室。組裏空無一人，楊驍鋒已經走了。辦公桌上有一些煙頭，還有一些吃剩下的方便麵。在大多數人因為非典不得不躲在家裏的時候，“公益行動”欄目的人卻忙得熱火朝天。不過，在特殊時期，每個人的心態還是有些特別的。記得中午，有位在西客站忙瘋了的編導姐給家裏打電話，臉不紅心不跳地對老爸老媽撒謊：“我正在家看書呢！”看來，我也得撒謊了。父母遠在家鄉，對於在北京工作的孩子們本來就擔心，如果再知道我們拍“非典”，該有多擔心！我想自己不會有事的，媽媽説過，我從小就是個有福氣的孩子。
5月2日淩晨1點，我寫完了拍攝提綱。2點，我打車回到了位於南三環的家。默默準備了些洗漱用品後，我悄悄離開了。我還是害怕那萬分之一的可能，給親愛的哥哥帶來災難。我覺得自己的心情，從來沒有這樣複雜：孤獨，委屈，悲壯，疲憊......但又不知，這種種心情，因何而來。
不同尋常的拍攝
這是我幹電視幾年來，最艱難的一次拍攝。
5月2日上午8點，我和攝像朱明哲準時趕到了海淀非典防病大隊。
防病大隊的核心是流調消毒隊，流調消毒人員的主要工作就是：追蹤SARS病人的密切接觸者。我們拍攝的主要人物，是流調一隊的主力隊員——郭菁。流調隊的人告訴我説，郭菁是他們的驕傲。郭菁畢業于北京大學，她的媽媽歐陽和男朋友孫力都在防病大隊工作。我很喜歡郭菁，因為她是個爽朗、敬業有思想的女孩。可是從2日到3日，整整兩個白天我和朱明哲都出不了門防病大隊的門。因為非典高峰期，海淀轄區各醫院的工作壓力特別大。白天收治病人後，他們沒有精力及時將病歷傳到防病大隊。傍晚或深夜，病歷卻被大批大批從各醫院傳了過來，防病大隊的流調人員也在暮色中大批大批出去了。而攝像朱明哲家裏，還有位七旬老人需要照顧，夜裏他必須回家。這樣，白天痛苦地耗時間，期待著來自各醫院的病歷單子；夜晚，我卻痛苦地看著一批又一批流調人員進進出出而毫無辦法......對一名養足了精神擦亮了槍，急等著上戰場的戰士而言，空暇時間，是最讓人難過的。
5月4日下午，機會終於來了。
空軍總醫院發來傳真：幾名重症SARS病人住進空總！要求流調人員馬上前往醫院，摸清病人的密接者，迅速切斷疫情的連環傳播！疫情就是命令，已經有近30小時沒合眼的郭菁奉命前往！我和朱明哲迅速穿好厚厚的隔離服，緊隨其後。不知道，等待我們的到底是什麼？
換了進門證，我們順利進入了空軍總醫院內部。25歲的郭菁就像一個偵探，不多時便領我們來到了傳染科門口。
傳染科門前，暗暗的，靜靜的。由於樹多，傍晚的光線透不過來。幾隻喜鵲忽啦啦地從遠處飛來，在一棵樹上又跳又叫。在這個地方，喜鵲的叫聲顯得很怪很怪。郭菁靜靜地穿隔離服，朱明哲靜靜地拍著，一切順其自然。因為臺裏的規定，我們無法跟隨郭菁走進重症病房，把她和病人面對面的過程拍下來。我暗想，拍下郭菁進門出門後，我還可以在她從病房出來那一刻做採訪。第一時間做的採訪，應該可以彌補進不去的缺憾。哪知，穿衣鏡頭還沒拍完，朱明哲就説電池沒電了，怕我不相信，他反復給我看。我相信，電池是真的沒電了。但我不相信，我的拍攝怎麼這麼不順！我清楚地記得，幾乎兩天沒吃飯的我和自己內心的焦慮掙扎了一下，隨之發瘋似地衝出了空軍總醫院，打車回到了位於西客站附近的組裏。公益行動的同胞們依然在為各自的“非典片”忙著，跑著經過組裏時，我和他們打了個招呼。我不敢進組，因為我一身雪白，他們會擔心的。來到攝像科，我幾乎語無倫次，婁超弄明白我的意思後，迅速將一塊電池遞給了我。電池送到我手裏的一剎那，他沒有躲閃，神情和以前一樣坦然。但是，這已足夠讓我感動。因為在打車回組時，開車的師傅都不願意帶我回來......
回醫院的路，暢快極了。回頭一看，四處一片寧靜。可是，這寧靜的表面下，有多少不平靜啊！
趕到空總的傳染科時，郭菁已經進病房半個小時了......最關鍵的東西，拍不到了。我感覺到，自己的呼吸都均勻不起來了。我想能拍什麼就搶點什麼，先把記者出鏡拍了再説。“觀眾朋友，我現在所在的位置就是空軍總醫院的傳染科，我們要找的病人就住在這裡。郭菁進病房後先要找到病人，向他了解入院前密接人群的情況......”第三遍還沒説完，一直站在旁邊的空總的負責同志，好象想起什麼事似地走了過來：“對不起，我們醫院有規定，不能隨便攝像。要拍攝，必須經過院領導同意。”天哪！如果他們事先要求我，我完全有時間按正常程序來。可現在，由於電池問題，好多東西都沒拍下來，僅剩的一點重要內容就是郭菁從病房出來時我的採訪了。如果誤過這個，我無法想象片子該怎麼編！無論我怎麼説，工作人員就是不同意。辦法用盡，我終於看見捂得嚴嚴實實的郭菁，從傳染科的大門走了出來。我衝了上去：“你見到病人了？”郭菁平靜地説：“見到了”......可惜，這一切並沒按我原先想的那樣，被攝像機記錄下來。除了穿衣服、記者出鏡和傳染科門口的一棵樹、樹上幾隻歡叫的喜鵲，我們沒有拍到任何鏡頭！郭菁是片子的靈魂，空總之行是她的一段特殊經歷。在片子裏，這絕對是很有價值的一段，可是......
現在回憶這些，我依然如鯁在喉。最可怕的是，當我們淒悽然要離開時，空總的負責同志卻要我們交出帶子。我們的理由是，帶子上有我們今天拍攝的其它內容，不能交。可他們攔著不讓我們走。理智點説，作為記者我能理解他們，部隊一向紀律嚴明。但從感情上説，在我們拍攝的節骨眼上要我們交帶子，我不能理解。天色越來越暗，雙方在傳染科門前相持不下。郭菁開始煩躁地走來走去，她的擔憂與拍攝無關。昨天，她在海淀醫院折騰了大半夜，到現在三十多個小時沒合過眼了。最主要的是，空總的這位病人情況複雜，他開過店，店員是密接者，家中妻兒父母也是密接者。而這些密接者，郭菁必須在24小時之內都找到。一個漏掉，就可能感染一大幫人。我想給欄目領導打電話，可又想：作為一名記者，應該自己處理問題，不能打攪領導。可眼看走不了，我還是撥通了製片人續衛東的電話。電話接通的剎那，我卻説不出話來了......為了這一段，我空等了兩天。等來了這一天，卻又屢屢受挫。至今，面對續老師我仍慚愧。因為，作為一名記者，面對採訪中的情況時我自己沒有解決好；更因為，一向自詡堅強的我流了眼淚......
回想往事，我還想説：在大多數人不得不待在家裏時，我和同事們能堅持工作，是一種幸福；我能為那些默默付出的流調人員做記錄，是一種幸福；我為能在“公益行動”潔凈、健康、友愛、上進的空氣中呼吸，感到幸福！
經歷這一切後，我發現自己可以笑著面對好多事情了，我感覺到性格中又多了些執著、倔強和堅強。我想：經歷過的這段日子，對於20齣頭的我們來説，一種幸運。
為什麼我的眼裏常含淚水？
在防病大隊拍攝的一週時間裏，和流調隊員同吃同住，我深入地了解了他們的生活。從SARS在北京最鬧得最兇的4月中旬開始，這裡近200多人，都沒有回過家。他們當中，有的撇下了身患絕症的老母親，有的扔下了嗷嗷待哺的孩子，還有的丟下了剛剛結婚的愛人......
趙艷華，二十七八歲年紀，電話諮詢組組長。見到她時，她剛補了一個10分鐘的覺。當我要採訪她時，她躲開了。她説怕母親在電視裏看見她的樣子難過......一句話，讓所有在場的人淚濕衣襟。
張大夫，車輛調度組成員。他來大隊10天后，母親忽然去世了。老人彌留之際，唸唸不忘50多歲的兒子。料理完母親後事的第三天，張大夫就趕回了大隊。問他為什麼這樣急，他還沒開口，就流下淚來了。
郭菁，年輕的主力隊員，説起被她和媽媽扔在家還患著病的老爸時，她有説有笑。可説起自己的領導和同事，她卻感動得泣不成聲。
郭嘉誠，郭菁的父親，軍事科學院博士生導師。當我問他是否為夫人和女兒擔心時，這位剛強的軍人流著眼淚卻説“沒什麼擔心的。”
......我知道，作為新聞工作者，我應該理性、客觀，我不能輕易流淚。可是在防病大隊，我卻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但是，流過淚的心確實更堅強。
我看到，對家人的思念對自己的擔心，並沒有打倒流調人員，防病大隊的門口，24小時都有人進出；我看到，在瞞著家人做節目的同事們當中，沒有一個人退卻。不管白天還是夜晚，不管辦公室還是機房，都有他們戴著口罩忙碌的身影......流調人員身後，有黨，有國家，有人民；我們身後，有領導，有欄目，有家人，有無數關心我們的人！
如今，《追蹤SARS密接者》順利播出了。節目受到了領導和防疫部門的肯定，我感到很欣慰。
如今，凝結著我們公益行動欄目所有人心血的“抗擊非典我們在行動”系列節目，安全播出並受到了觀眾和上級的好評。
如今，續衛東和武曙光兩位當家人，肩上又有了更重的擔子；主編楊紅瑛又開始熬夜寫新策劃；七八位編哥編姐，也開始凝著眉頭做新的“公益行動”了。
我面對電腦，品味著剛剛結束的過去，品味著朝夕相處的這幫人，品味著我們共同的公益行動......我又一次失掉了新聞工作者該有的克制，我真的淚濕衣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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