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鐘書先生有言，大抵學問是荒郊野老屋中二三素心人培養之事。
在我們的心目中，"真正的"紀錄片大抵與此同理。無奈此仍為理想，而現實是"倉促的"，容不得我們從容培養。
下面幾位學者作家的到來，似乎是一個象徵，至少表明了我們的誠意和紀錄片本身的品味吧。所以，我們不孤單。
馮驥才（作家）：紀錄就是搶救
現在的電視媒體有兩個賣點，一個賣點是政治，一個賣點是明星。政治其實新聞欄目全包了，《焦點訪談》、《晚間新聞》。明星是電視劇包了。電視劇是電視裏的足球，它永遠是熱的，紀錄片跟電視劇比，永遠比不上，你不在最熱的賣點之內，這是比較難的。
並且，紀錄片已經被別的頻道給瓦解了。新聞瓦解了一部分，《動物世界》瓦解了一部分，《東方時空》瓦解了一部分，楊瀾的陽光衛視瓦解了一部分，還有一些紀實性的紀錄片瓦解了一些，留給紀錄片的空間很少，你想找自己獨立的立腳點非常難，想區別於別人也很難。現在就是一個互相抄襲的時代。
怎麼辦？我最後想到那麼一個問題，什麼是紀錄，紀錄的意義是什麼？紀錄有多種解釋。我認為紀錄是一種"搶救"。紀錄片記錄誰，是記錄現實還是記錄歷史，還是記錄你自己？你到底是記錄誰？我有一個想法，就是把記錄作為一個搶救來解釋，它是一個非常廣的內容。歷史在我們這個時代正在迅速消失，現在的工業化、現代化，把我們歷史文化掃蕩得非常厲害，每一分鐘都有一批文化消失，搶救的使命就非常大。需要搶救的東西非常多，包括文化的搶救，民俗的搶救。
大量的文化的搶救，包括各個方面的自然形態、文化形態的搶救。這個記錄還有一種搶救的意義，不是一種傷感的，也不完全是一種惋惜的，它是給後人留下來的。如果給後人留下的，拍現實的東西也是一種搶救，現實的東西非常有意思。如果從文化意義來講，是站在明天的角度來拍現在，是為明天留下現在的一種文化形態，包括女孩子今年流行的服裝，今天的人的化粧方法，這些東西都是給後人留下來的。如果進入這個視角拍，跟不是從搶救意義的角度拍是完全不一樣的，文化視角完全不一樣。紀錄片應該有一個強烈的搶救意識。
另外，我很強調個人化的記錄，從一個普通的事件、細節進去，不是正面的切入，正面很費勁，很多人也受不了這種方式。正面的東西很難讓人記住，因為正面的東西必然是説教的，很難拿起來。敘述者獨自的視角，這個觀點很獨特，哪怕值得討論，也是一個獨特的觀點。
盧躍剛（《中國青年報》記者、作家）：找不到回憶的路
我坐在歐洲的啤酒館，發現它有500年的歷史，生活方式的記憶保留了500年。到了咖啡館一坐，説這個地方原來是康德坐過的，這個地方誰誰來過，這個桌子是他曾經寫作的地方，你會發現很多記憶，很多情緒。
在中國，這是一個我們無法留下記憶的時代。記憶沒有著眼點了，消失了，你無法在那個地方找到我們當年特定的情景，這個情景很可能是你印象很深的，或者是印象中的某一階段，現在沒有了。你轉身出去，發生的很多變化是讓你陌生的。
要有歷史意識、記憶的意識，我們記憶的這一刻成為歷史。我在説完這些話幾秒鐘以後歷史就産生了。這些歷史的喪失是跟歷史的記憶有關。我們在本能裏，比如訪談過程裏，有的人願意丟失某一部分歷史，故意屏蔽某一部分歷史。有些人願意講出歷史，但是這部分歷史未必是真實的。這個意識是一個前提，使命感是一個歷史。有些東西要留下來，要有很強的文獻意識來跟進，才有很明確的選擇方向。
紀錄片題材方面大概分四個。一個是文獻性的，一個是問題類的，一個是現象類的，一個是思想類的。文獻價值是所有紀錄片的底線，只要拍到就記錄了。
雷頤（歷史學家）：留下歷史的痕跡
因為我是搞歷史的，特別注重史料文獻的記錄和保存。我寫過文章，提倡每個人都要寫日記，因為任何東西，沒有圖像，沒有文字，在歷史上就是不存在的。只有留下來一個痕跡，哪怕是文字的，或者是圖片，暫時不發表，它才能叫做記錄歷史。我從前不理解為什麼過了這麼多年，大家都承認納粹，猶太人還要一個一個調查，這個很有必要。沒有這個，過了10、20年，納粹迫害猶太人的歷史就沒有了，歷史就是這麼記載的。比如日本人多數人都不承認南京大屠殺，中國的南京大屠殺也沒有做很多工作，使這些都沒有記載。紀錄片要為歷史留下一個痕跡。我們不僅僅是解説歷史，同時我們的生活要給後人留下一個記錄。寫文章強調日常生活的歷史感，尤其是政治史，中國歷史的記載主要是政治史，大人物之間的你爭我奪都有記載，老百姓的生活記載的很少。咱們更多的強調是怎樣普及知識，記錄現在，給未來的歷史留下一個記錄案。咱們的東西成為後人的文獻片，應該有這個意識。
沈昌文（出版家）：一個老出版家的建議
我們做平面出版物的，現在也密切注意Discovery 。有一本書是我幫的忙出的，講埃及艷后的，光是貝塔斯曼就銷了3萬。這本書的好處就是把歷史和現實結合起來，這是一個很好的路子。把歷史事實跟傳説、故事結合在一起，從故事講到傳説，很巧妙的把馮驥才説的幾個因素結合起來，能夠獲得市場。如果我們單純講一個文物，不容易獲得市場。
做平面出版物，或者錢，或者資金，一個大路子就是跟海外合作。 我感興趣的不僅是他們的錢，我比較感興趣的是他們的經驗。當然，合作中會有不少麻煩。
《萬象》是我創辦的，我不參加編，但是是我籌備的。他們的宗旨只有兩個字：好玩，不好玩的東西不要。《萬象》是海派。我對《萬象》的貢獻，一個是籌備起來了，幫他們在《文匯報》旁邊租了個房子，把《文匯報》的職員請過來。還有一個，我把我歷年做出版工作的一本通訊錄給他們了，而且授權，你可以用我的名義去組稿。我很重視海外作家。《萬象》無非靠兩類人給它寫文章，一類是美貌的小姐，一類是80歲以上的衰老的老頭。五六位小姐，一位在巴黎，一位在倫敦，一位在法國，還有一位在上海，天南海北。
《讀書》當年的風格是受外語學院的許國璋先生影響的，他每個月要跟我談一次，看完以後要點撥，這期注意什麼，那期注意什麼。有一段時間我們內部爭論最激烈的，就是要不要把讀書辦成學術刊物。許先生説：不能辦成學術刊物。你們的刊物是供給有教養的普通讀者看的，這樣的讀者才是你們的讀者對象。要有一批稍微有教養的普通讀者，這樣慢慢能夠把事情做起來。不知電視媒體是否可以效倣？
李杭育（作家）：培養有教養的觀眾
我説電視的特點就是好看，在好看的前提下再談其他。要好看，從題材到整個包裝方式要吸引人。老虎灶，我來解讀它，絕不是光打開水的地方，一大早就有男人們聚在那裏。男人們聚集在那裏總是有一些不願意跟老婆談的話題，男人們在一起主要談的是女人的話題。全世界都需要有這樣的公共場所，這是文化。
我做過一本書叫《江南舊事》，講到婦女拿著棒槌在河邊洗衣服，看上去是一個生活的場面。實際上，南方民間流長非短的很多東西，就在洗衣服的時候，我們南方話叫河埠頭，就在那裏發生，這就是一種生活形態的東西。這些生活形體是有畫面的，即將消亡的，如果現在你不拍這個，生態形態沒有了，景物是有的，敲棒槌是會有的，但是人們怎麼在那裏議論話題，那樣一種生活話題就沒有了。
我不贊成電視搞得非常有文化，央視的欄目跟《讀書》雜誌，跟《萬象》雜誌不可能一樣。
《讀者》的定位是有教養的普通人。但是看電視這种經驗，在中國人當中還沒有多少年的歷史，看電視的有教養的觀眾是要培養的，不是現成有很多的。依我之見，很多在別的行當很有成就的文化人，看電視的品位還是很差的，還就是看看武打片。看電視的有教養的觀眾是需要培養的。Discovery在培養。杭州已經有出售VCD光盤，説明它有市場。
李輝（作家）：尋找真正的個性
今天大家談的實際上是對紀錄片的一種要求。紀錄片部怎麼把個性化更明確，別人要搞的我不搞，我們搞別人搞不來的。
刊物的個性，欄目的個性，一定要特別明確，相互交叉的東西有，但是基本上要有排他性，別人沒有的我要，哪些東西我不要，排他性的確立非常重要。同樣一個題材，同樣一個人物，在人物欄目裏是什麼樣的拍攝方式，紀錄片專欄怎麼拍紀錄片。定位於歷史、文化，有一個考慮。好處就是排除了新聞性，因為紀錄片裏不可能有新聞性。第二，排除了表面的反映現實的東西。紀錄片要記錄某一個東西的消亡，新聞報道某一個消亡，拍的過程中，肯定要有挖掘的東西。紀錄片半個小時的片子，真正的個性是什麼？還要進一步明確，進一步固定。
我強調生活的現實感，現實有兩種，一種是發生的具體事情，一種是主觀的現實感受。這兩者都有現實性。現實性跟新聞性有很大的區別。新聞性是每天發生的事情，過兩天就不新鮮了，再用紀錄片反映沒什麼意義了。有現實感的東西，過一兩個月，相對一段時間是有穩定性的。確定一個紀錄片，肯定要考慮三個月甚至半年才能做出來。在拍的過程中，選擇人物，選擇各種角度，都會是一個很大的挑戰。
也不排斥用一種小的角度來談大的歷史背景。對紀錄片的拍攝來講，一個節目應該有內在的故事，敘述的過程。如果沒有故事的敘述過程，紀錄片很難抓人。關於八方飲食，談地方小吃，要強調個人和民間小吃有關的故事。這應該是紀錄片的優勢，可行性比較強。 尹吉男（學者）：重要的是表達方式
這裡有一個討論方式的問題，一個是討論紀錄片本身，還有一個是討論《紀錄片》欄目。
紀錄片有政治視角的、文化視角的，我覺得應該討論欄目內的紀錄片。定位成歷史、文化範圍的，討論歷史、文化視角的紀錄片，它的選題、工作方法，這是一個比較出新的東西。還有關於人文歷史類的紀錄片，在國內到了一個什麼程度。
馮驥才提出的搶救紀錄片，通過消失的事物，還有一些痕跡，通過這種方式記錄下來，但這還不是個片子的概念。片子的概念，按文化歷史類的紀錄片，怎麼把搶救的素材變成一個片子？這是另外一個過程。這個過程需要一種理念，需要一種新的問答關係，通過一種新的工作方法。理念、工作方法和質感非常重要。很多老百姓用錄像機記錄，他用什麼方式記錄？他如果用主流意識形態的方式記錄，所有的素材都沒用，在雲南我們也討論過這個問題，比如用傻瓜相機拍，但是傻瓜相機的拍法，是用主流意識形態來拍的。如果不是這樣的，是超越了主流的觀察視角，拍的影像才有價值。所以，方式比較重要。尤其是合作也會有一些問題，很在短的時間內聚集編導，而這些編導都沒有經過培訓，用一種新的工作方法工作，他不熟悉。過去的紀錄片，有藝術家的紀錄片，還有一種是政治視角的，以解説詞為主導的。所謂的專題片，這兩個模式對紀錄片有很深的影響，大家很難擺脫這個東西。
這個欄目的定位是歷史、文化類的。實際上，文化、歷史類的紀錄片的工作方法和程序是最關鍵的。方法和程序如果不明確，不能操作，如果達不到這個理念，只好用解説詞來代替，或者要用一種文學式的抒情方法，通過煽情的方法帶過去了，質感就是要産生歷史份量的東西。有質感的東西變得沒有質感的，變成一般抒情性的東西，很多複雜性的聯絡看不到了，變成報告文學化了，好的東西沒有交代。
方法還是比較重要的。不是把已有的書，已有的文字電視化了。而是運用電視獨立的一種表述方式，用它的特殊的工作方法，去發現歷史，進行歷史表述，這個東西跟文字和其它媒體的表述方式有比較大的區別。
邱華棟（作家）：個人化的紀錄很可貴
最近看了幾部紀錄片，印象挺深的。泰國的一頭大象誤闖進柬埔寨的邊境上，把一條腿炸了，然後它的主人把它從柬埔寨帶到泰國，非要把大象的腿治好，大概有五分鐘的時間，特別好，我覺得特別棒，非常打動人。還有比如《不幸福的人不止一個》，《北京的風很大》，還有吳文光的片子，他的《四海為家》、《流浪》。
我確實喜歡個人化的方式，特別打動普通人。哪怕在大欄目再開一個小的空間，在央視的頻道裏，比較個人化的方式進入的東西，空間能不能再增大一點？因為這是非常可貴的東西。
丁亞平（學者）：副刊的使命
這個欄目的定位很重要。放到11多鐘播出，快12點了，如果是一般的休閒，或者是一般的娛樂，絕對不可能看這個節目。這個欄目實際上非常重要，相當於報紙的副刊，一個頻道也好，一個臺也好，標誌性的東西是什麼？新聞或者是娛樂，每個都有，尤其是在我們的體制之下，或者是主流意識形態，或者是市場化的潮流都需要。但是，靠什麼東西區別出來呢？紀錄片很可能是中央一套節目裏一個重要的、標誌性的、個性化的東西，像副刊，一版、二版，重要新聞、國內新聞、國際新聞都差不多，但是我要看它的副刊，尤其是大的副刊，純藝術、純文學的副刊有特點。所以，這個欄目一定要做好。定位是定位於歷史、文化，這個起點非常高，非常有文化含量，非常有品位。但是不是最好定位於歷史、文化與現實？
長紀錄片或者專題片當然非常重要，但是短的紀錄片可能更有特點。這個欄目要做文章就做長文章，要寫書，但是要有歷史檔案，又要有筆記。紀錄片跟專題片、新聞比較起來，多了一個創作，這裡最能體現我們的特色、個性、創造力和我們的想象力。
咱們的欄目在這塊能不能做一點嘗試，做一點實驗的用短的紀錄片吸引我們，因為我們不可能連著坐四、五個晚上看這個節目，又那麼晚的時間，但是偶爾打開一看，特別能記住，以後經常性的等候這個節目，因為想象的藝術吸引著我。
徐友漁（學者）：紀錄重大歷史關頭
我心目中有兩個電視印象最深的，是紀錄片最好的。第一個是大概60年代，叫做《條頓艦在行動》，第二個是1999年，看到英國BBC拍的紀錄片，寫科索沃戰爭的。我想冒昧的給紀錄片下一個定義，紀錄片最精華的，是最重大的歷史關頭的精彩鏡頭，這個才是最震撼人的，我最欣賞的東西。我心目中有一個很頑固的想法，紀錄片最精華的就是重大的歷史關頭的精彩鏡頭。
中傑英（作家）：功德無量的堅持
你們的節目我看過，我覺得你們的氣派挺大的，這個工作功德無量。我很納悶的是你們好像宣傳、包裝做得差一點。反而是有些文化垃圾在大吹、瞎吹。
這個節目有一些固定的觀眾，有的就找著看。現在確實是生存環境困難。這事還得幹下去，五年、十年都得幹下去。將來，你們會在中國紀錄片或者在電視的歷史上，會立下一座豐碑，人們不會忘記你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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