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持人 李峰：前國民黨“投資管理委員會”主委、台灣“中華開發金融控股公司”董事長劉泰英日前被台北的司法機關提起公訴，求刑16年。這起備受台灣社會關注的司法案件從何而來？劉泰英案與台灣的“金權政治”有著怎樣的聯絡？對台灣的政壇會産生哪些影響？就這些話題今天我們的演播室請到兩位嘉賓，他們是北京聯合大學台灣研究所所長徐博東教授和社科院台灣研究所綜合室劉紅先生。
劉泰英是備受台灣社會關注的人物，曾任“中華開發公司”的董事長，並掌管國民黨龐大的黨營事業，是李登輝時代國民黨的“大管家”。從2002年9月起，被台灣執法部門起訴過三次，最近一次是在2003年2月，台灣執法部門以劉泰英涉嫌12項弊案將其羈押，有關部門根據其涉嫌犯罪事實，判處有期徒刑16年。而僅僅過了四個月，也就是2003年的6月初，劉泰英交付6000萬元新台幣的保釋金後，交保候審。
劉泰英交保後能否繼續擔任案發前多項重要職務問題，又在島內引起關注。台灣當局表面上採取“冷處理”態度，而實際上希望其能自動辭職。不料，劉泰英認為“請辭等於就是認罪”，因此以拖待變。並於交保後的第二天，就開始了正常的工作，到“中華金融控股公司” 聽取已空白了四個月的業務彙報。但是沒過幾天，劉泰英的身份再度出現了戲劇性的變化，在台灣當局財政部門頻頻施壓下，他不得不辭去 “開發金控”及“中華開發工銀”董事長的職務。
“開發金控”董事長一職由陳敏薰接任。陳敏薰今年只有35歲，擁有美國南加州大學的碩士學位，外形相當明艷，打扮入時，行事作風相當低調。陳敏薰的家族是台灣“開發金控”的最大民股。而“中華開發工銀”董事長一職則是由與民進黨關係密切的胡定吾接任。至此，台灣各界關注的“開發金控”易主風波暫時平息。
主持人 李峰：劉泰英是怎麼樣的一個人物，首先給我們界定一下。
社科院台灣研究所綜合室 主任 劉紅：他最早是李登輝兩個人在美國康奈爾大學的時候，前後期同學，他稍微晚一點。他在1971年從美國康奈爾畢業回來以後，讀完經濟博士以後，回來主要在經濟界搞經濟研究。當然了他恐怕擔任公職和在社會上活躍起來，是李登輝1988年1月上臺以後。
1992年6月，劉泰英在李登輝的支持下，登上了“中華開發公司”董事長的寶座，開始了在台灣政商界呼風喚雨的日子。1993年，李登輝讓劉泰英籌組國民黨黨營事業管理委員會，後改稱“投管會”。“中華開發”加上國民黨控制的7大投資公司，當時總資産超過2000億元新台幣，掌管金融、建築、高科技等600多家公司。
主持人：現在我們再來理清一個概念，劉泰英執掌的“中華控股公司”和國民黨的黨産之間，它是一種什麼樣的關係，據我們所知像“金融開發控股公司”曾經也是作為國民黨黨産的一部分，之間的關係是怎麼演變的？
北京聯合大學台灣研究所 所長 徐博東：可以説國民黨是全世界所有政黨裏面最富的一個黨。到了李登輝執政12年期間，李登輝利用國民黨的黨産幹了很多事情。這個龐大的黨産由誰來管？剛才講了由他的“大掌櫃”劉泰英來替他管。金融控股公司實際上把國民黨的黨産逐步地“五鬼搬家”的這樣一個形式，神不知鬼不覺地逐漸從黨産挖空以後，逐漸轉到變成私人的、民營的企業金融集團，就在李登輝執政時代，劉泰英實際上利用他這樣一個特殊的身份，即使是國民黨下臺了，他這個金融控股公司，還有工業銀行繼續存在，可是已經不是國民黨的黨産了，是私人的東西。
主持人：也就是説“中華金融控股公司”曾經是國民黨的黨産。應該説國民黨在執政後期，特別是李登輝執政後期，“黑金政治”是比較氾濫的，所以有人就形容説，劉泰英實際上是“黑金政治”代表性的一個人物。怎麼來看待劉泰英和“黑金政治”之間的關係，他和李登輝之間的這種關係又是怎樣的？
社科院台灣研究所綜合室 主任 劉紅：關於劉泰英在“黑金政治”中所起的作用，可以説他恐怕主要起積極執行的作用，就像他自己講的，當時90年代的時候他很風光，他説我就聽李主席一個人的，李登輝的意志就是我的意志。事實上看來他確確實實是“黑金政治”的具體的一個操辦者和執行者，因為他是“大管家”。我覺得他給李登輝進行“黑金政治”提供了無限制的金錢，無限制的資金。因為我們知道台灣“黑金政治”在李登輝12年期間氾濫到最嚴重的程度，在這12年裏，政治商品化，選舉金錢化，選民投票價格化越來越厲害，李登輝搞“黑金政治”，他很明確，就是要搞垮國民黨。要搞垮國民黨，他就需要把裏面國民黨的實力派整下去，需要把“台獨”分子扶上來，這裡面就要操縱選舉，就要大量資金，選舉價格化越來越明確，所以這筆錢哪來，就由劉泰英提供。
劉泰英通過“投管會”不但維繫國民黨的政商關係，也利用投資手段收攏地方政治勢力。由於劉泰英不擔任公職，因此不受司法機構的監督，運用的又是財政以外的金錢，不必通過立法機構的審核，因此可以通過黨營事業為所欲為。劉泰英與不少顯赫財團密切往來，這些巨商大賈都尊稱劉泰英為“泰公”，外界也把他們所形成的“利益共同體”叫做“泰公黨”。
主持人：據台灣媒體報道出來的消息可以看到，台北地檢署在傳訊劉泰英的時候，包括“新瑞都案”、“中廣售地弊案”等，多起案件當中他都提到有李登輝參與，這個事情會朝著一種什麼樣的結果去發展？
社科院台灣研究所綜合室 主任 劉紅：這個問題是明擺著的，一個就是説劉泰英他操縱幾百億國民黨黨産十多年，其中大部分一個是被他撈走了，一個是被他轉移走了，這個權力是誰給的？只要想這個問題就簡單了，他説我聽李主席一個人的。所以第一個我們要考慮劉泰英的權力是誰給的，第二個要考慮劉泰英在1989年以來，他當上關鍵職務以後，“中華投資開發”董事長職務以後，這十多年來他是在為誰辦事，這個也清楚。這十多年來他完完全全是在為李登輝服務，是在為李登輝通過經濟手段整垮國民黨服務。
第三個劉泰英犯罪為了什麼，他自己當然罪有應得，因為你確確實實撈了不義之財，現在看來不是小數，那麼他還有更多的，撈走了國民黨這麼多錢，他為了什麼，把國民黨黨産整到今天這個空庫存的程度，為了什麼？我覺得還有第四個問題就是，確確實實劉泰英被李登輝出賣了。
我們就簡單地講，劉泰英出了這麼大的問題，他走到今天這一步，你李登輝起碼，就算你李登輝一分錢沒拿的話，你李登輝起碼要負一個領導責任吧，起碼要負一個用人失誤的責任吧，李登輝今天推得一乾二淨，他説我不知道，他惟一為劉泰英説了一句話，就是説劉泰英任“投管會”主委期間，也為國民黨做了貢獻了，其他的他説，劉泰英幹的這些事情我都不知道。他推得一乾二淨。也就是説，這裡面反映出李登輝確確實實涉案很深，現在他要洗白自己，漂白自己。所以推得一乾二淨。
主持人：這個事實也是非常明顯地擺在面前。
北京聯合大學台灣研究所 所長 徐博東：實際上迫於島內的壓力，李登輝現在他已經通過“臺聯黨”的“立委”對外放話，承認有用人失察的問題，但是光是用人失察嗎？現在通過報端披露出來的許多事實證明，李登輝絕不僅僅是一個用人失察的問題，他想大事化小，光是領導責任，光是個政治責任，用人失察嘛對不對，實際上他在裏面也黑了很多錢。現在披露出來，比如説他的女婿賴國洲也涉案，他的女兒李安娜也涉案，還有他自己的賬戶哪來那麼多錢？股票哪來的？實際上已經露出了冰山的一角，所以劉泰英案從這裡面反映出來，我覺得至少有下面幾個目的，一個是警告李登輝，你不能再動不動就給我找麻煩，這是一點。另外一點，我覺得很重要，拼選舉要有大量的財源，即使將來，如果是不幸而下臺，他手裏能夠掌握金融方面的權力的話，那麼東山再起比較有機會。所以他一定要掌握劉泰英掌握的這部分實力很強的金融控股公司。
主持人：陳水扁之所以要動劉泰英，是因為他有選舉的考量，他想控制台灣的經濟命脈。
北京聯合大學台灣研究所 所長 徐博東：去年就想讓胡定吾和劉泰英來爭奪董事長的職務。最後由李登輝出面干預。所以劉泰英能夠得以保住他的寶座，胡定吾鎩羽而歸。今年抓劉泰英的案，把你搞得臭不可聞，你已經沒有實力再來跟我較勁了。所以現在趁這個機會，把劉泰英所有的職務，除了兩個董事長，甚至連“常務董事”，什麼高級顧問，最高顧問都不能當了，一抹到底。最後台灣當局陳水扁已經達到他的目的，把胡定吾安插到工業銀行董事長的位置上去。金融控股公司和工業銀行，據台灣的朋友講，實際上真正掌實權的工業銀行，某種意義上來説，金融控股公司雖然好像位階比工業銀行高，但是並不是掌實權的。所以表面上看來，劉泰英的親信陳敏薰當“金控”的董事長，但實際上更重要的是工業銀行的董事長的職務由胡定吾來掌控更重要。
主持人：最後我們再來探討這樣一個問題，有台灣評論認為，陳水扁處理劉泰英案件是符合陳水扁性格的，因為他抗壓力小，彈性比較大。所以處理劉泰英案件的時候，他並沒有抓住這個案件真正的幕後主使。對這個問題您怎麼看來？
北京聯合大學台灣研究所 所長 徐博東：實際上他想把劉泰英和國民黨挂上鉤，也就是説國民黨實際上是“黑金”，在12年李登輝執政時期，國民黨就是搞“黑金”，他代表人物就是劉泰英，現在把劉泰英弄出來馬上就引到國民黨那邊去，如果國民黨要重新執政，國、親要是贏了的話，等於是“黑金”復辟，所以為他競選主軸口號來服務的。
主持人：關於劉泰英案件因為還沒有最後終審，其後還會發生什麼樣的故事，還有待於觀察台灣媒體評論認為，台灣選舉頻繁，上至台灣當局領導人的選舉，下至鄉、鎮長的選舉，無不需要財團的支持，權力和金錢已經成為水乳交融的利益共同體，台灣的“金權政治”並不會隨著政黨輪替以及劉泰英被起訴而終結，如何解決台灣的“金權政治”問題，絕不是了結一個劉泰英所能辦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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