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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台灣知名人士李慶安


  2003年2月13日星期四播出

  主持人 李峰:在上一期節目當中,我們專訪了台灣知名人士謝啟大女士,為了便於在台灣島內的採訪,我們特別邀請了已經在上海定居,曾經在台灣東森電視臺做節目主持人的童中白女士參與對台灣知名人士的專訪,今天播出的是童女士在台北市對李慶安所做的專訪。

  李慶安,1959年1月17日出生於台灣省台北市,原籍湖北省武漢市。台灣政治大學新聞系畢業,美國馬裏蘭大學傳播學碩士。1984年進入中華電視臺新聞部工作。1994年12月當選台北市第七屆市議員。1998年在台北市南區當選第四屆區域“民意代表”。2001年再次以高票獲得連任。歷任國民黨第十四、十五屆中央委員。2000年6月加入親民黨。

  童中白:敏銳的觀察力是帶動社會進步的源頭,我是童中白,和攝製小組在台北走訪李慶安女士,看她如何在台灣社會扮演新生代的中堅角色。

  在李慶安的辦公室裏,我們見到了這位台灣知名的女性政治人物。成堆的預算、文件和各種資料,讓這間原本就不大的辦公室顯得更加擁擠,而此起彼伏的電話鈴聲更是告訴我們主人的繁忙。作為親民黨的核心人物之一,李慶安一直備受各界關注,清新的形象,敏銳的社會觀察力,是她留給大多數民眾的一貫印象,台灣《天下》雜誌曾做過的民意調查顯示,在台灣民眾自由列舉心目中表現最佳的“民意代表”時,李慶安以“敢説話、有勇氣、專業敬業、操守佳”被推選為第一名。李慶安展現給我們的總是一種遊刃有餘的女強者形象,面對鏡頭,她告訴我們,這主要得益於她過去從事新聞工作的經歷。

  童中白:您在過去曾經是一位非常傑出的新聞工作者,當初為什麼會想到要轉往政治舞臺來發展。

  李慶安:我們真的談到生涯規劃的話,可能從政並不在我原始的規劃裏,我一直是從事新聞工作,我自己求學的專業背景也是新聞,因此多年的採訪工作,和主播工作,其實更讓我認定了,應該新聞這個職場才是我工作上的一個規劃。離開“華視”之後,我就想,也許走一個“民選”的路,會是跟新聞工作相當接近雷同的一個選擇,畢竟新聞工作是要去探尋民間的疾苦,然後做一個非常有力地適切地報道,來表達反映民眾的心聲,所以我們有的時候講,記者像是為民代言。但是“民意代表”其實也是很接近,我們總是去了解老百姓的一些苦處,或者是一些施政的問題,然後把它反映在我們問政內容裏面,所以我覺得這兩個工作,雖然它本質並不相同,但是又有很多精神上雷同之處,讓我覺得過去的新聞專業,可以用在政治的職場上。

  在李慶安從事新聞工作期間,由於出色的表現,她獲得過台灣廣播電視專業大獎——金鐘獎。可是就在她的新聞事業如日中天的時候,她卻放棄了這份讓人羨慕不已的工作,轉向政治舞臺發展,有人猜測這是受她的父親李煥的影響,才促使她走向從政的道路。

  李慶安:父親對我們來講影響還是很大的,今天我們走上一個政治的工作,擔任“民意代表”,我覺得很多地方還是承襲他過去工作的那樣的一個精神,所以我當“立法委員”,父親才會送我一個非常珍貴的一個小匾額,他自己親手寫的,算是對我的一個勉勵,也是對我的期許。那中間這兩句話呢,就是“頸椎莫隨楊柳擺,膝蓋恥為稻粱謀。”我覺得今天不管是做民意代表也好,做官員也好,如果能夠時時懷抱著一個真正為民服務,自己不貪不求這樣一個角色,在問政的工作上,無欲則鋼,我覺得會是一個很好的啟發。所以我很感謝我父親他對我的鼓勵。

  童中白:在您的家庭曾經有一個非常有趣的現象,就是您的父親是國民黨,那時候您的哥哥,李慶華先生,那個時候他是屬於新黨,您是親民黨。有一段期間,同樣在一個家庭啊,都是政治人物,可是卻分屬三個不同的政黨,這種情況,對於您當時在家裏面處理一些政治的問題,會不會有很多觀點上的不一樣,而産生一些什麼爭執,或者是一些有趣的事情?

  李慶安:其實就政黨來講,我們確實曾經屬於不同的政黨,不過就不同政黨的屬性來講,其實又十分地接近,所以家庭的討論常常是非常熱烈的,只是説,我覺得可能基於偏愛吧,我父親對我,我哥哥對我,幾乎是言聽計從這樣子。所以如果講分屬不同政黨的話,那可能還是以我的,稍微勝出一些。

  童中白:在家裏面,您的吸引力比較大?

  李慶安:他們都很喜愛我。

  如今的李慶安每天有趕不完的行程,出席各種會議,為民眾提供服務。每天到了下午,還得忙著上各種時事評論節目,表述自己堅持的政治理念。2002年9月28日,也就是“台灣教師節”這一天,10萬教師走上街頭舉行大遊行,向台灣當局、向社會傾訴長期積壓在心頭的鬱悶與委屈,發出了教師“要尊嚴、要公平、要團結”的呼聲。就在當晚,李慶安出現在時事評論節目當中。

  李慶安參加時事評論節目:教改基層哀鴻遍野,“教育部部長”有沒有傾聽過真正家長和學生的聲音,因為你的教育政策根本是錯誤的,而當時錯誤的政策後面有非常多的利益糾葛在裏面,誰負責。

  童中白:最近很多教改的問題,其實好像反而改出了不少的問題,這個過程你怎麼看待,這個教改應該怎麼樣來執行,既能夠達到原來教改的目標,又能夠減少現在産生的一些爭端?

  李慶安:台灣的教育改革,這十多年來,我覺得産生了很多的變化,産生了很多亂象,那麼這個當中包括了,取消聯考制度以後,採取的所謂多元入學制度,這個多元入學制度造成了很多的問題,另外比如説教課書的開放,市場商業競爭太過激烈,變成這些書商呢,他投資了很多錢,開發這個書之後,就要用很強力的促銷,跟學校搞一些公關、交際、送東西,然後用這種行銷的手法去搶奪這個市場,本來教課書是一個很重要,要講究它的內涵、品質的東西,變成了一個商業競爭。我們看到推動教改的人,往往是一小撮所謂的學者、專家,他們和真正第一線的教學往往脫節,他們有很多的理想,但是那些理想呢?可能在執行的過程中,已經産生了一種失控的狀況。

  童中白:不過現在除了教改的問題之外,其實我們看到,跟教育體系也很相關的問題,像前一陣子,我們看到了,連老師都走上了街頭,雖然是很沉默地在表達他們對於現在很多政策,對制度上的一些抗議,這個問題你怎麼看?

  李慶安:老師通常是一群堅守在自己的崗位上,比較循規蹈矩,比較默默耕耘的一群,但是十萬教師上街頭,可以説他們除了對長期以來在教改的這個過程當中,對教師權利,教師他們參與不夠尊重之外,老師們也對長期以來,可能社會上,尤其是現在的“執政黨”對於教師,比如説要恢復課稅啊,比如説要給他們一些新的負擔,各個方面,他們其實心中也有很多的不滿,只是我覺得,教師上街頭是代表了一定的社會意義,這種的基層,這種穩定的力量,他都站出來,要表達不滿的時候,那就其實蘊含的是你的教育政策,以及對於教師權益的尊重是有偏差,是不足的,我覺得這個是很受到社會重視的。

  童中白:我們再繼續談到,跟兩岸有關的,但也是跟教育有關的問題,就是現在有很多的台灣的學生會到大陸去,可是兩岸我們發現,在教育的認證的制度上面,其實還有很多障礙的。

  李慶安:我想最近幾年來,當然大陸的教育方面進展得非常快速,所以也有很多台灣的學生想要到大陸去深造,或者到那邊去讀大學,當然大陸的這些重點大學的,不管是自己在學術水準的發展,或者是跟國際方面的合作來講,也是很多台灣學生希望去那邊求學的一個原因,可是在這種情況下,台灣去讀書取得的學位呢?在台灣卻是不被承認的,我們就希望爭取能夠有大陸學歷認證,讓對於一些去念的學位,台灣要希望承認,就好像台灣的同學到外國,各個國家去留學,那麼你都有承認那個學位,為什麼就偏偏不承認大陸的學位?“陸委會”以及高層對大陸學歷認證是持一個否定的態度,還是堅持不願意承認的。

  童中白:您覺得像學歷認證的問題,目前在台灣還沒有辦法解決的情況之下,一般的家長,或者是孩子們,他們遇到這個問題,該怎麼辦?

  李慶安:其實對於很多想要有心去大陸去求學深造的學生來講,學歷認證是不是一定阻擋他想去的心願,恐怕也未必盡然,也就是説,你就算不承認這個學歷,他還是去,因為像大陸這些正規的大學、研究所的學歷,在國際上是被承認的,就只有你台灣不承認,所以我覺得,是台灣本身針對大陸學歷的部分,採取一個非常政治性的考量,那這樣子的結果,我覺得會影響兩岸之間將來在學術方面的交流,因為很多研究所的學生,其實不管是大陸的人來這邊,或者我們到大陸去,都是很重要的一個步驟,就是讓兩岸新一代的知識分子,彼此交流,可是如果你硬要把這道門關起來,學歷認證不承認,當然它就是一個阻擋兩岸之間在知識交流方面的一個很重要的政府的態度。

  除了台灣教育改革與發展規劃,李慶安還非常關注保護弱勢群體的利益,為當年日本強徵的慰安婦鳴不平,為“921”大地震的災民呼籲重建家園。點點滴滴的小事鑄就了她在民眾心目中的形象,而維護在台灣的“大陸新娘”權益,推動兩岸早日“三通”,以及發展兩岸關係也一直是李慶安關心的問題。

  李慶安:我想兩岸婚姻啊!它基本上不太是個政治問題,它應該還是一個人道問題,也是一個人權的問題,我們現在看到,真正兩岸結婚,有大陸配偶,或者有台灣配偶的,總共大概有14萬人之多,那這14萬人呢?我想基本上他們都希望能夠住在一起,生活在一起,工作在一起,然後跟他們下一代,跟他們的子女能夠團聚在一起,這是一個人倫、人道的問題,可是這麼多年來,有4萬人還沒有取得所謂的居留權,那麼真正取得合法居留的,大概只有18000人,那麼就是有很多人在等待著合法的居留,甚至等待著拿到合法的身份證,那最近我們比較覺得遺憾的,就是説“政府”對於大陸配偶,大陸新娘在這裡拿身份證的這個規定,不僅沒有放寬,而且還要更嚴格,本來我們大陸的新娘,大陸配偶是八年可以取得身份證,而最近呢,“行政院”的《兩岸人民關係條例》,“陸委會”所定的條款是,要11年才能拿到身份證,那我們相較來講,外籍新娘只要四年就可以拿到身份證,難道同是中國人,兩岸的婚姻還要作這樣的一種限制嗎?我覺得這個限制,幾乎可以用不人道來形容了,她在這裡,連基本的生活權利都不受到法律的保障,她不能工作,她不能求學,她不能享受勞健保,很多很多的,人民應該享有的權利都沒有,所以這些大陸配偶有時候把自己形容做“政治孤兒”,我覺得是兩岸的悲哀了。

  童中白:那您覺得這個問題,您的評價,您評估未來,應該從什麼方式來考慮,您覺得樂觀嗎?預期起來?

  李慶安:最近在“立法院”裏面,針對《兩岸人民關係條例》裏面,包括大陸配偶的相關限制規定,包括兩岸投資的相關規定,包括大陸學歷認證的問題,包括兩岸“三通”的問題,都已經在積極的討論當中,但是我必須要講,親民黨的立場是非常清楚的,而且我們也要求在部分地方,應該要有人道考量的,可是現在民進黨,包括像“行政院”跟“陸委會”的態度,傾向更保守,更反對溝通、互動的,這樣子一個態度,這個當然對於我們剛才所談到的這些問題都是非常不利,但是我們還是有努力的空間,在未來院會討論的過程中,我們還是為這些大陸的配偶啊,學歷認證的問題啊,等等再來積極地奔走。

  童中白:繼續地努力,對於未來兩岸關係的看法,您覺得要怎麼樣能夠從不同的角度來促進所謂更良性的,更正面的,或者更多元的互動,來減低這些政治上面的障礙思考。

  李慶安:其實談兩岸問題,總是在政治問題上打轉,對於當今的“執政黨”來講,他們也必須把兩岸問題作為一個可能未來,不管在選舉,或者他們爭取繼續“執政”的這個角度來思考,它必須要成為他們一個籌碼,所以不管是保守也好,朝向開放也好,都從這種角度考量,它怎麼會不是一個政治問題了,正因為如此,所以很多,我們覺得可以從專業,從人道角度考量的問題就變得很複雜,我們是希望説真正為台灣人民利益著想的一種思維,而不是站在那種要鬥爭,兩岸要對立,要爭取自己政治的籌碼,從這種角度來看待,所以我想我們對於“法案”,對於“法令”方面的爭取,或者是“修法”的要求,我們都還會持續地努力。

  童中白:李慶安期許自己作為理性清新的力量,她對台灣社會和兩岸關係的思考值得關注,童中白和攝製小組在台北做的採訪報道。

  主持人 結束語:今天我們專訪了台灣知名人士李慶安女士,在下期節目當中,我們將播出對林洋港先生的專訪節目。 (編導:王海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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