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2月12日星期三播出
主持人：今天我們演播室邀請到了一位遠道而來的客人，她曾經是台灣新黨的總召集人，也是活躍在台灣政壇上著名的女政治家，此前她還做過十年的小學老師，又做過十年的青少年法庭的法官，她以正義勇敢的形象在台灣被稱為“司法女蘭博”，然而更多的人會親切地稱她為“謝媽媽”，她就是今天我們演播室邀請到的謝啟大女士！
謝啟大：主持人好，各位親愛的朋友大家好。
謝啟大，生於1949年2月10日，祖籍江西上饒縣，1971年至1981年，做小學教師；1982年至1992年，做法官；1993年投身問政，先後任三屆台灣民意代表；2001年3月到12月任新黨總召集人。
主持人：謝女士，我研究過您的簡歷。發現其中有一些很偶然的一種因素，也許是不經意的，但確實是一種巧合，比如説您最早工作以後是做了十年的小學老師，又做了十年的女法官，後來又做了十年從政（的這种經歷），現在可以説是您步入社會的第四個十年，那我非常想了解的是，對於現在的您，您的一個基本的心態是怎樣的？
謝啟大：我也發現到我確實有這樣一個很奇特的現象，十年變化一次，也可以説我不喜歡一成不變的，可是也可以説，對我自己來説這是一個階梯，當十年老師的時候，其實我是一個非常快樂的小學老師；當法官的時候，我也覺得自己是熱愛司法，從事司法改革；那當然走入政治界是不得已，所以最近我也在思考，我第四個十年要開始了，我要做什麼，我要在哪做，經過反復思考以後，我決定回到大陸來，回到我出生的地方，回到我媽媽生前日夜想要回來的地方。然後我覺得還是回到我最愛的工作，教育工作。
主持人：是不是可以用“回歸”兩個字來形容您現在這種心態？
謝啟大：我想應該是這樣説，這是從我們的父母，我從小到大最想回來的地方，我第一次回到大陸，真的第一次飛機下降的時候我就開始掉眼淚，即使到現在回來，我都覺得好親切。目前“台獨”越來越張狂的時候，我忽然對台灣有一種陌生感，對大陸反而有一種非常親切的感覺，也許在大陸快速的進步之中，經濟進步了，在其它部分還有些跟不上，可是我覺得沒有關係，再給大陸五年、十年，我們絕對會進步得比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都要好。
謝啟大説自己從小就非常有主見，個性耿直、敢作敢當，從台北女子師範學校畢業後，她當了十年的小學老師，其間利用業餘時間修完了臺大法律系，接著考進臺大法律研究所，並最終通過了司法考試，成為了一名法律工作者。當她開始從事法律事務的時候，她已經身為三個孩子的母親，但是為了全身心投入改造青少年犯罪的事務，她離開了自己的家，到台灣東部的新竹工作，一幹又是十年。
主持人：我們知道在台灣您有一個公共的名字，大家都叫您“謝媽媽”。是因為您當時是從事兒童的教育，特別是從事青少年犯罪這方面的工作，您對這個稱呼滿意嗎？您怎麼來看？
謝啟大：其實我非常喜歡這樣一個稱呼，我對這些我審理案件的孩子，我就把他們當自己的孩子這樣看待，從那次以後，結果連法院的同事也叫我“謝媽媽”，到了“立法院”裏面，不管是記者，或者是“立法院”的同仁，甚至社會的朋友都叫我“謝媽媽”，我想它比“謝法官”，謝“立委”都更適合。
主持人：其實可以從中看出您的這種母性的這種特點，對孩子非常關心，非常疼愛，但是我們發現您性格當中還有另外一面，就是非常堅定，因為從您問政經歷當中我們經常可以看到，您對這種法案的審定是非常堅持自己的原則。
謝啟大：是的，因為我的那種天生的個性，會讓我覺得沒有辦法容忍不公不義的事情，沒有辦法能夠容忍一些絕對是惡劣的事情，讓它在那裏囂張。
主持人：眼睛裏揉不得沙子。
謝啟大：是，所以常常我們很多同事跟我説，過得去就好了，60％過去就好了，然後我們以後再來修改，我説不對，今天我們在做一件事情的時候，我們就要把根基做好，如果我可以做到99％，我絕不讓它做到98％，也就是我們在可能的範圍內，除非我不知道，否則我一定立出最好的“法律”，做出最正確的決定。因為這是一個，我想就是在做一個決策，在剛剛開頭差一點點，可當它發展上去的時候，就差得非常大了，所以在這個部分，幾乎是只要是我參與的“法案”，我是字句都要斟酌，當然也會讓很多人很頭痛，可是，最起碼他們不懷疑我，他們絕對不會懷疑我的操守的問題，他們絕對會相信我今天改任何法，沒有個人私利的問題，我覺得單這一點，我覺得我很滿意。
主持人：所以大家對你的評價是專業型的問政。
在台灣引起了極大反響的“吳蘇案”中，謝啟大仗義執言、逮捕了當時台灣“司法院”的廳長，因而遭到“秋後算賬”，被調離了青少年法庭，謝啟大自己開玩笑説自己被冷凍起來了。在好友高新武的建議下，她開始投身陌生的政治領域。1993年憑著在新竹當了十年法官所樹立的公正廉潔、專業勤奮的形象，謝啟大成功當選新竹市市儀員，第二年她只帶了3位助理、20萬元新台幣，隻身到了台中市競選，沒想到最終又以最高票當選，在隨後的十年中她以專業的法律素養、堅決而犀利的問政風格連任三屆“立法委員”，，被記者評為品德操守第一名。
朱惠良：她那種很執著的，不達到她要的（目的）不罷休的這樣一個個性，所以她有時候會讓一些委員説，一看到謝媽媽來，好啦、好啦，你不要講了，我就幫你簽（名）了吧或怎麼樣，她已經讓人家知道説，她來找你的絕對是沒有壞的，一定是好的，你不了解，你也可以信任她。
主持人：那麼我們知道您在1993年的時候，新黨剛剛從國民黨分離出來的時候，您就加入了新黨，那麼後來就開始了從政的這种經歷，那當時是什麼原因促使您要去加入新黨？
謝啟大：其實我原來只是一個單純的司法人，我熱愛司法，我從事司法改革，甚至到最後我迷上了青少年犯罪防治的這塊的工作，我在努力地推動，我甚至希望能夠走遍台灣每個地方，然後把青少年犯罪防治的網絡給建立起來，可是那個時候就是李登輝開始所謂的先抓到黨，再抓到“軍權”，最後抓到“政權”，他準備要趕下郝伯村“行政院長”的時候，那時候也是同樣的高新武、高先生就跟我説，我們不該只留在司法界裏面去做司法的改革，我們必須隨時做好準備，有待有一天當有需要我們的時候，我們可以使得上力。其實這句話對我來説，曾經讓我非常徬徨，因為我自己很清楚，我不是一個政治人物，我也很害怕政治的環境，可是最後我經過了一個月的掙扎以後，我決定辭掉法官的職務來參選。選上的時候，那個時候李登輝就把他的“台獨”的本質就露出來了，所以那個時候凡是在國民黨的精英分子，就被他排擠在外面，所以當時就有了新黨的成立。我是在新黨成立大概是不到一個月的時候，我就正式加入了新黨。
主持人：應該説新黨在成立後的這兩年時間是最艱難的時期，那您和您的同事，是怎麼樣和這種“台獨”勢力在做鬥爭，你們採取的一種基本的辦法是怎樣？
謝啟大：我常常舉例就是説，我們像是遊擊隊，我們像是扛著破步槍，拿著最簡陋的武器，然後我們這群“遊擊隊”跟“正規軍”去抗爭，面對的卻是當時是李登輝的“執政”，再來現在是陳水扁的“執政”，所以對於新黨是非常不利的。我們是在一個小老百姓的五塊，十塊，一百塊，一萬塊的捐助上，我們沒有財源，我們沒有廣大的政治的支持。其實新黨，我常常説它是一群在台灣社會裏面的精英分子（組成的），它絕大多數是一個熱愛中國的，希望有一個清新的，好的政治這一群精英分子組成的。那當時我們也警覺到，發現到了李登輝的“台獨”的本質，其實那個時候我們講給社會聽，很多人都不知道，可是當我們這群人感覺到以後，我們跳出來，其實都是原來不想從政的人，然後我們跳出來從政，就是為了阻擋這股“台獨”的力量，那個時候幾乎在“立法院”裏面，每一次排前10名的“立法委員”，由記者或者人民選出來，大概前面最少三分之二以上都是新黨的人，也就是新黨其實當時在整個的政壇上是人數最少的，力量最薄弱的，可是卻是最優質的，可是也非常遺憾的，當時新黨在幾次的選舉中，我們都是用謙讓的態度，這邊我們也許幫了馬英九市長，這邊我們又幫了宋楚瑜，結果在幫助別人的過程之中，結果到最後人家認為我們是謙讓是理所當然的，於是到了最後，使得新黨受到了非常大的重創，這一點其實是蠻遺憾的。
主持人：是不是我可以這樣去理解您剛才的那番講話，是對新黨在選舉中失利的一種檢討。
謝啟大：當然新黨在這次選舉中的失利中間有很多很多的問題，包括一些我們個人的一些問題，當時戰略方面的一些小小的錯誤，或者是當時局勢的的一種不利，不過大的方向基本上應該是這樣的。很遺憾的我在8個月的黨主席的情況下。我只做了一件事情，也就是兩岸的、黨對黨的第一次正式的談判。
2001年7月10日到13日，有許歷農先生率領的新黨大陸事務委員會一行九人在北京進行了為期三天的訪問，與中共中央台灣事務辦公室通過對話達成了六項共識，引起了極大的轟動，這是兩岸之間黨對黨的第一次正式談判，也被島內視為謝啟大在任期間的突出貢獻之一。
謝啟大：當時曾經非常轟動，可是因為這個時候民進黨也看出來，如果再讓新黨這樣的黨存在的話，可能對於整個他們將來的發展是有危險性的，所以民進黨不遺餘力地打我們。
主持人：雖然只有8個月作為新黨主席這樣一种經歷，但是確實在這段經歷當中，實現了自己的某種政治理想。但是新黨現在在選舉中失利，尤其是在您作為黨主席期間失利，您的這種心情是怎麼樣的呢？
謝啟大：我自己來説，我認為今天並不是我們真正地自己不努力，而是整個的情勢是時不我與，所以我們會覺得遺憾，可是目前我常常對外也在安慰我們很多的新黨支持者，我説新黨也許在形體方面，看起來也許是萎縮了，甚至是人家説所謂泡沫化了，可是我認為新黨這個精神是存在的，我們這些人還是留著的，也就是一些真正熱愛我們的民族的，一些真正對海峽兩岸的統一，一直執著的人，而且是一些操守好的，而且對於政治有熱愛的、企盼的這些人，我們是存在的，今天這股力量是不會消滅掉的，隨時在適當的時機，我們都會在適當的號召之下，我們重新再起。
主持人：也就是説，您不管是什麼樣的一種行為，都是出於對台灣社會的一種強烈的責任感，但是也有一些人可能不理解您的行為，比如對您個人來説，對新黨來説可能都面臨這樣的一個問題，因為“台獨”勢力當道，主張統一的人士受到了一些排斥，甚至受到了一些不明真相群眾的一些不理解，那遇到這種問題的時候您是怎麼處理的？
謝啟大：應該這麼説，如果我既然要選擇了政治，我就沒有任何的（後悔），義無反顧，我應該説我義無反顧。甚至這樣講好了，既然我們決定要去打這場戰爭，那麼我就不會為了身上可能因為這場戰爭中間，我的西裝破了，我的衣服破了，我的手擦傷了，我的身體受傷了，我要難過。既然我們是在做一個殊死戰，因為這是我的抉擇，我覺得這樣做是對的，那麼至於其它的誣衊，對我來説沒什麼了不起的。我是堅決的“統派”，我是絕對熱愛中華民族，我絕對要兩岸統一的，這個部分是絕對不可能有任何動搖以外，我絕對敢説，沒有人敢否認我對台灣的熱愛。
2000年3月18日晚上開始，謝啟大所率領的新黨人士和部分國民黨人士包圍了李登輝的官邸，要求他下臺。3月24日，李登輝迫於民意的壓力，宣佈辭職。
謝啟大：那一天，其實也是等於我的政治上的老師，高（新武）先生就告訴我説，今天如果不及時把李登輝轟下臺，明天就遲了。所以那天包括從晚上包圍李登輝官邸，到白天我們繼續包圍國民黨的中央黨部，只要求李登輝下臺，那連續的幾天，我確實後來也到了群眾現場，因為我必須保護這些群眾，我記得水柱噴下來的時候，我是站在最前面的，可是這件事情我也從來不後悔。所以也許我在政治上會有一些過激的行為，可是那都是我到了忍無可忍了，我覺得太囂張了、太過分、太不符合公平正義的時候，那個時候我會跳出來。
主持人：在我們的印象當中，您反對李登輝是非常堅決，因為對您來説您早就認識到了李登輝這種“台獨”的本質。
謝啟大：他是代表了台灣一個“皇民化”思想，也就是台灣在日據時代的，這些曾經得過日本人好處、而到現在還對日本懷念的那群人，當他掌控到政治實力以後，他從頭到尾做的事情是不愛台灣，厭惡中國，從頭到尾就是要毀掉兩岸之間和平的這樣的一群人，我對於“皇民化”的這一群人我是絕對對抗到底。
主持人：最後我問您一個問題，就是説回顧您走入社會的這人生三十年這個過程當中，如果能做一個階段性的總結的話，您認為您自己是一個什麼樣的人，您對自己的哪些行為滿意，哪些事情不滿意呢？
謝啟大：其實我是一個非常平凡的人，我也是一個很容易就滿足的人，對我來説我最快樂的時光是在當老師的時光，我能夠實現一些理想的時候是在我當法官的時候，政治的時間其實説起來是讓我最痛苦，可是我也很高興，在這段時間內，我也確確實實做下了一般人家認為是不可能完成的事情，結果我想是“傻人有傻福”，上天給了我這樣的機緣，給了我這樣一個，居然讓我在關鍵的時候起了一些關鍵的作用。我覺得如果讓我這個平凡人有這樣不平凡的一生，最後能夠又回歸到最平凡、最簡單的生活，我想那是我最熱愛的。
主持人：今天非常高興能和您一起聊聊您的經歷，給我印象非常深的是，您率真的這種個性，非常胸懷坦蕩的一種心靈和您非常執著的一種信念，謝謝。今天和謝女士的談話讓我們感受到了她個性中的勇敢、堅強與正義，也感覺到了她對祖國和平統一事業的一片赤子之心，我們希望她在實現她的目標，也就是在大陸發展她的教育事業之後，還能夠再請她到我們的節目中來做客！（編導：柴玉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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