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12月13日星期五播出
主持人 李峰：在黨的十六大報告當中，大陸方面再次釋放了善意，明確表示，在一個中國的前提下什麼問題都可以談，呼籲儘早恢復兩岸的對話與談判。那麼兩岸談判到底經歷了怎樣的歷程，十六大報告當中，“三個可以談”表達了大陸方面什麼樣的善意呢？今天我們的演播室邀請到了兩位嘉賓，他們是上海國際問題研究所的副所長楊潔勉先生和福建社科院台灣研究所的所長吳能遠教授。
中國共産黨第十六次全國代表大會報告再次重申，開展對話，進行和平統一談判，是我們的一貫主張。報告明確指出，在一個中國前提下，什麼問題都可以談。可以談正式結束兩岸敵對狀態問題，可以談台灣地區在國際上與其身份相適應的經濟文化、社會活動空間問題，也可以談台灣當局的政治地位等問題。
主持人：那首先我請問楊教授，在黨的十六大報告當中，第一次用“三個可以談”這樣一種表述方式，再次發出了希望兩岸恢復對話與談判這種呼籲。那您怎麼來看“三個可以談”這種表述呢？
上海國際問題研究所 所長 楊潔勉：我想它主要大概有這麼三個方面可以來看。第一就是説這三個問題是當前臺海兩岸最關心的一個問題，比如説海峽兩岸現在從嚴格的意義上講，還沒有結束敵對狀態，我們如果談這個問題就能夠增信釋疑，使大家能夠去掉互相的猜疑，同時也可以緩和兩岸的緊張局勢。對於台灣地區在國際上的一些活動空間，這是台灣民眾非常關心的，那麼現在我們把它明確地提出來，同時對台灣在它的政治地位，這也是台灣民眾，包括海外僑胞都十分關心的。那麼以前我們講是一個中國的這個前提下什麼都可以談，現在就更加明確了，現在就變成了談什麼。我想這就是我們大陸對台灣方面的一個非常好的善意的一個具體表現。
主持人：應該説這“三個可以談”是代表了台灣民眾最為關心的三個問題，它的外延還可以有更大的擴展。那麼楊教授您怎麼來看，這“三個可以談”這種表述，對於雙方未來進一步打開這種談判的空間，它會有什麼樣的具體作用？
上海國際問題研究所 所長 楊潔勉：我想它會有很多實際意義。因為首先這“三個可以談”就表明了我們一直講的祖國統一這個民族大義，同時我們又確確實實知道，在現代的社會，我們必須照顧到台灣民眾的利益，以及世界各國跟台灣有關係的利益，還有海外僑胞的利益，這個“三個可以談”就是談到了這一點。第二個就是談什麼，以前比較原則性，現在就是有具體性，具體化了以後，我們就可以分階段。這第一步，結束敵對狀態應該包含哪些內容，怎麼樣走第一步，然後第二步、第三步，這樣就有一個所謂的日程表，大家可以有個議程。同時應該説這“三個可以談”也是通俗易懂，是島內2300萬台灣同胞和海外幾千萬的華僑，華人，他們都可以把他們的注意力跟智慧集中在這“三個可以談”，當然還有其它的，也可以談。這樣的話，我想對打破現在的這個僵局，以及推動台灣當局走到會議桌旁邊來談，是有很大的促進作用。
主持人：那吳教授據您的觀察，特別是台灣方面，以及國際社會，對這個“三個可以談”的這種表述，他們持一種什麼樣的態度？
福建社會科學院台灣研究所 所長 吳能遠：第一個反應就是認為這次的“三個可以談”把我們過去所講的，在一個中國原則的基礎上，什麼問題都可以談加以具體化。就像剛才楊教授講的，就是把目前台灣人民所高度關注的三個問題，明確地列入可以談的談判內容、談判議題上，那麼這個對於推動兩岸儘快進入政治談判應該是有非常積極的推動作用。那麼第二個就是大家感到這個“三個可以談”本身又是富有新意，同時又是體現了大陸對於台灣2300萬同胞的充分尊重和高度關懷。那麼應該説對台灣人民認識大陸的表達出來的這種高度的善意和誠意是有很大的幫助。第三個大家也感覺到這次的“三個可以談”，實際上為未來的兩岸談判開拓了空間，使得雙方今後更加努力地進入這樣的政治談判。還有一個反應，那就是普遍感覺到大陸在這三個談判，它應該也會對未來的兩岸關係發展會産生積極影響。因此特別是台灣內部的一些媒體，一些學者都紛紛呼籲當局應該給予重視，應該做出對應的善意。
1992年，大陸海峽兩岸關係協會與台灣海峽交流基金會開始進行事務性商談。當年11月，兩會達成各自以口頭方式錶述的“海峽兩岸均堅持一個中國原則”的共識，界定了海峽兩岸交往中的具體問題是中國內部的特殊事務，為促進兩岸談判進程奠定了政治基礎。1993年4月27日到29日，汪辜會談在新加坡舉行。兩岸第一次由有關方面授權的民間機構領導人坐在一起會談，在海峽兩岸甚至世界範圍內都受到了各界的強烈關注。汪道涵會長、辜振甫先生在友好的會談氛圍下，就許多問題達成共識。汪辜會談取得圓滿成功。其後兩會接觸進一步密切，許多有利於兩岸民眾的協議都是在這一段時間達成的。到了1998年10月，汪辜會晤又在上海舉行，這次會晤標誌著兩岸政治對話的序幕已經拉開。而1999年7月，李登輝拋出“兩國]論”，兩岸實已開啟的政治對話因此中斷，從此兩岸談判陷入僵局。
主持人：應該説從1992年達成了“九二共識”之後，兩岸就開啟了對話、談判的大門。那麼在一步步的歷史發展過程當中，大陸一直在表現出自己的善意和這種靈活性來處理對話的事務。那麼回顧我們走過的這一步步歷史的發展這種脈絡，我們能得出什麼樣的結論？
上海國際問題研究所 所長 楊潔勉：從回顧來看，我們兩岸的談是非常艱巨的，也是很曲折的，每當我們前進一步的時候，我們就會有各種各樣的阻力，比如説“九二共識”和汪辜會談以後，新加坡的以後，我們就知道有1995、1996年的一個曲折。那麼在1999年，我們的兩岸接觸看起來好像是汪道涵會長要到台灣去訪問的時候，又出來了一個“兩國論”。那麼這一次兩岸的“三通”，兩岸經貿關係更加密切的時候就有一個“一邊一國論”。但是我想不管是哪些阻力，我們還是要談，談總比不談好。丘吉爾講過一段話，就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時候，英國首相溫斯頓 丘吉爾説，哇哇哇這麼吵，比打打打要好。我想我們兩岸都是同胞，所以和平是我們最大的願望，也是實現祖國統一的最好選擇。所以這個“三個可以談”是具體的，在黨的代表大會上，它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
主持人：應該説大陸對於兩岸談判的態度上一直是非常務實的，一直是堅持談判的主張。那麼回顧這一發展的歷程來看，就是説在經歷這麼多曲折的過程當中，大陸政策的談判政策的一貫性是怎麼體現的？吳教授。
福建社會科學院台灣問題研究所 所長 吳能遠：我想大陸在對待談判的態度上，首先我想它的基本出發點，它是為了維護兩岸人民的最根本利益和各項合法的利益的。所以從這樣的角度出發，大陸在談判中始終是堅持能夠表達出自己的盡多的善意和誠意。第二個我想大陸對談判也體現出了一點，就是大陸表達了追求和平統一的願望，希望兩岸能夠和平、穩定地發展。所以大陸認為兩岸的分歧完全可以在一個中國的這樣的基礎上，可以通過談判來加以化解，兩岸可以通過談判來建立一個和平的、穩定的這樣一個架構，使得兩岸關係發展能夠達到一個對雙方人民都最有利這樣一個結果。第三個體現出大陸對談判始終是在隨著形勢的發展，也是與時俱進的。大陸堅持了一個基本的，現在一個態度，就是只要能夠有利於兩岸關係發展的任何一個做法，哪怕你是很小的做法，大陸也願意給予配合，也願意給予推動。
主持人：那麼台灣方面，尤其是陳水扁上臺以後，對於兩岸談判，他們一般持什麼樣的態度？
福建社會科學院台灣研究所 所長 吳能遠：陳水扁還是堅持追求“台獨”這樣一個方向。那麼他的這樣一種政治理念，就決定了他對兩岸談判實際上是持一種排斥的態度。比如説他在上臺以後到現在很長時間，他一直一方面不承認一個中國、“九二共識”，一方面又拼命地放話，兩岸恢復談判，兩會恢復協商，歡迎江澤民跟他會談等等，一直到最近，我們“三通”問題關於台灣一些人士提出的關於包機直航問題，他還是要強調包機直航要牽涉到公權力，因此需要兩岸、兩會，或者兩岸官方來談。
主持人：應該説儘管大陸方面一再做這樣的讓步，做這樣的調整、務實來推動兩岸的談判，但是兩岸談判現在還是處於一種僵局。那麼楊先生您怎麼來看，透過十六大報告當中“三個可以談”這種表述，以及十多年來兩岸發展歷程。那您認為目前兩岸要談判的話，它最主要的談判的內容是什麼？
上海國際問題研究所 所長 楊潔勉：我想當然有很多問題可以談，但是最主要是結束兩岸敵對狀態。因為這裡邊包含了幾層意思，第一台灣問題它具有國共內戰，從1949年遺留下來的歷史問題，這個歷史還沒有結束，所以我們應該對歷史有個交代。第二但是現在的形勢跟1949年情況很不一樣，台灣內部，島內也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大陸也發生了很大的變化。所以我們還可以談，就是怎麼樣來結束這個敵對狀態，結束了敵對狀態以後，怎麼樣向前走一步。第三因為沒有結束敵對狀態，所以兩岸還有軍事上的緊張，之間爭執上的互不信任等等，那麼通過我們怎麼樣來解決敵對狀態，這樣可以就會取得一些進步。
主持人：在十六大報告當中，我們還看到，除了這種政治議題可以談之外，經濟議題，事務性這種商談也是大力推導的，那吳教授您怎麼來看？
福建社會科學院台灣研究所 所長 吳能遠：我想兩岸關係的發展，因為牽涉到方方面面，談判的議題可以多元，政治議題可以談，經濟議題可以談，還有很多個別的相關的，大家感興趣或者共同關注的問題都可以談。如果政治爭議一時又不能談判，或者一時雙方也不能取得比較大的共識，這種情況下，我們可以把它暫時的擱置，大家各個方面事務性的問題來直接地具體解決。舉例説“三通”的談判，就牽涉這個問題，“三通”本來是個純粹的經濟的和民生的問題，因為它牽涉到雙方經濟的發展，牽涉到雙方人民的為此所需要付出的時間、金錢、負擔，便利的問題。那麼這樣的問題，如果雙方的公司之間，行業之間，或者是雙方的相應的民間團體，我想通過談判之後，很容易就可以把它付諸實施的。
主持人：提到“三通”談判，應該説它是目前兩岸人民最為關心的事務性商談的這樣一個內容，大家都能夠迫切希望能夠通過這樣的談判，能夠打開兩岸這種“通商、通航、通郵”的大門。那您怎麼來看，就是説透過這種“三通”談判，您認為未來兩岸談判的模式，以及方式還可能有哪種體現呢？
上海國際問題研究所 所長 楊潔勉：我想“三通”問題上就體現了可以走向更加靈活和務實。比如説現在“三通”，我們就把那些政治含義擱置起來，就是把它作為一個處理，就是使兩岸通航，這樣就避免了很多不必要的那些爭論，可以通過公司對公司，行業對行業。我們從解決臺商的實際利益，以及當然也包括大陸的利益，這樣就可以採取一個比較靈活的措施。
主持人：那麼從這十六大報告當中，我們能感受到大陸的一貫主張，希望用這種和平談判的方式來解決祖國統一的問題。那麼您認為通過兩岸談判這種形式，對於解決台灣問題，它會起到什麼樣的作用？
福建社會科學院台灣研究所 所長 吳能遠：我們用和平的方式實現統一，那就一定要經過談判，所以談判是和平統一一個必然的一個方式，或者是基本的要經歷的過程。要使談判能夠取得成效，並且不斷推向前進，一個中國的基礎是絕對不能疏漏的，疏漏了一個中國的基礎，那麼當然也就使兩岸談判面臨更大的難題，如果背叛了一個中國，那兩岸就根本沒辦法談判。所以我個人覺得，海峽兩岸之間，為了能夠最終完成國家的統一，也為了現階段能夠擺脫現在這樣的僵局，特別是免去雙方這樣高度對抗這樣緊張的局勢，儘快進行談判，應該説對兩岸關係的發展，對於最終實現國家統一是有非常重大的意義。
主持人：談判就代表著對話和協商，我想只要雙方能夠坐下來，相信對於發展兩岸關係，都會起到正面作用。海峽兩岸儘早恢復對話與談判，是兩岸同胞的共同心願。祖國大陸從民族大義出發，提出了在一個中國的前提下，什麼都可以談，體現了祖國大陸極大的善意和靈活性。（編導：晏萌、陳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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