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語：
您好，觀眾朋友，歡迎收看中國報道。第十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將於3月5日開幕，4日十屆人大一次會議的預備會議在北京人民大會堂舉行。會議産生了十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的主席團和秘書長，隨後召開了十屆人大一次會議主席團第一次會議和本屆大會的第一次新聞發佈會。立法是人大最重要的任務之一， 在今天的節目中，我們將回顧九屆人大的立法工作，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制工作委員會副主任張春生將就這一話題在演播室接受採訪。首先請看記者有關會議的報道。
解説：
3月4日上午十屆人大第一次會議預備會議在人民大會堂召開，九屆人大常委會委員長李鵬主持了預備會議，會議選舉産生了大會主席團和秘書長。王兆國當選為十屆人大一次會議秘書長。預備會議表決通過了十屆人大一次會議議程。根據大會議程，十屆人大一次會議將選舉十屆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副委員長、國家主席、副主席、國家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並決定國務院總理人選和國務院組成人員，大會還將聽取和審議政府工作報告、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計劃報告、預算報告、全國人大常委會工作報告、高法高檢工作報告，並審查和批准去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執行情況的報告，及今年的發展計劃，審查去年中央和地方預算執行情況的報告和今年預備草案，批准去年中央預算執行情況的報告，及今年中央預算。（字幕）
預備會議之後，十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主席團第一次會議開始舉行。九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李鵬主持了第一階段的會議，會議表決推選出吳邦國等十名主席團常務主席。隨後在吳邦國的主持下，會議繼續進行，通過了十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日程，決定了大會副秘書長，通過了十屆人大一次會議表決議案辦法等一系列相關文件。
上午11點15分，十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的第一場新聞發佈會在人民大會堂舉行。會議新聞發言人姜恩柱向中外記者介紹了本次人大會議的有關情況。
姜恩柱介紹説十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定於3月5日上午在人民大會堂開幕。3月18日上午閉幕，會期13天半。隨後，姜恩柱回答了中外記者的提問，記者的提問有相當一部分是有關立法工作的。有記者問：在九屆全國人大期間，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已經初步形成，有何根據？姜恩柱説，九屆全國人大常委會期間，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已經初步形成。形成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主要有三個基本標誌：
大會新聞發言人 姜恩柱：第一，涵蓋各個方面的法律部門應當齊全，我們經過研究後認為，主要是指七個部門，這就是憲法及相關法，行政法、民法、商法、社會法、經濟法、刑法、訴訟和非訴訟程序法，一共七個。第二個標誌就是每一個法律部門的基礎法律應當制定完成。第三，國務院的行政法規和地方制定的地方法規應當制定出來，與上述法律相配套。
解説：
此外姜恩柱還就政府機構改革、對臺政策、反腐敗等問題回答了中外記者的提問。
本次大會有2985名代表，分別來自各省、自治區、直轄市、香港特別行政區、澳門特別行政區和中國人民解放軍等35個選舉單位，他們來自社會各界、各行各業，對大會關注的熱點也各有不同。
人大代表 秦宜智：大家對這次大會都充滿了美好的期望，首先是期望通過選舉和決定思想解放、實事求是，與時俱進的領導人通過進入人大常委會，進入國務院，進入中央軍事委員會，因為這對十六大確定的全面建設小康社會進程的推進，具有決定性的意義。
人大代表 路甬祥：最關心的還是科技，因為過去五年是中國科技發展最好的一個歷史時期，科技投入大幅度增加，另外科技改革取得長足的進展，中國的創新能力進一步提升，國家創新體系建設也跨出了很大步伐。我相信新一屆政府將會繼續堅持科技興國和可持續發展的戰略，把中國的創新能力推進到一個新的高度。
人大代表 錢易：我個人最關心的就是我們國家要全面實現小康社會，國民經濟生産總值要翻兩番，但是我們要保持生態環境的良好，我們國家人口很多，資源相對是比較短缺，現在環境也受到了相當的污染，所以我認為我們人大要關注這個問題。
出鏡：
由於要進行換屆選舉，十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為期十四天，較往年略長。為了在會議期間不影響北京市民上下班，大會每天的開會時間都比往屆推遲了一小時。
解説：
在北京，市民上班的高峰時間段主要集中在上午7點到9點，以往兩會期間代表和委員開會的時間是上午9點，剛好和上班交通高峰重疊，交通難免會受到影響。今年大會決定將開會時間推遲到上午10點，避開交通高峰。今天是這一規定實行的第一天，記者在長安街上看到交通秩序井然，沒有發生擁堵，記者隨機採訪了北京市民。
北京市民：今天我出來沒有堵車。
北京市民：交通很好，因為今天我從城南跑到城北，來回走了一趟，沒有什麼問題，跟平常差不多。
北京市民：我覺得今年兩會（開會）時間錯開以後，確實體現了想著老百姓，挺實在的，我覺得這點挺好。
解説：
據了解，兩會期間，北京市交管部門在大的平交路口和兩會車輛交匯處，交替放行與會車輛和社會車輛，以及一路綠燈的與會車輛到路口可能就要等上30秒，讓社會車輛通過。為了保障交通，北京交管局調用了大量警力。
北京交管局東城大隊帥府園隊隊長 劉文武：今年我們局裏要求的是裏面正常的勤務路線要保證，外圍輸導也相當重要，兩頭兼顧，外圍輸導不能對社會交通造成影響。所以我們的警力，全局的警力全壓在面上。保證出行，既要保證代表的出行，也要保證社會交通的出行。所以這塊我們可以説是全力以赴。
解説：
每年兩會都是公眾關注的熱點，今年又逢換屆選舉，加上黨的十六大剛剛確定要全面建設小康社會，那麼今年社會公眾對兩會有什麼期待呢？
北京市民：需要一個什麼樣的領導人來掌舵，來貫徹，國家主席、總理（都）是很重要的人選。
北京市民：肯定是老百姓生活水平，這是跟自己切身相關的吧。
北京市民：主要是改善老百姓的生活。
北京市民：改善老百姓生活吧。
北京市民：提一些關於社會保障這方面的話題比較好，包括一些職工福利，以及一些貼近老百姓生活的話題比較好。
北京市民：對於我們老年人來説，主要是（關心）勞動保障，對。醫療的問題我們也很關心。
記者：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是中國的最高國家權力機關，人民代表在這裡代表人民行使管理國家的權力，此次大會又是一次換屆選舉的大會，中國社會各界人士對這次大會寄予了很高的期望。中國報道記者楊海莉在北京報道。
主持人：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中國的立法大致經歷了打好基礎、突出重點和完善提高等三個階段。1997年十五大提出到2010年形成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的目標，1998年開始的九屆全國人大正處於這第三個階段。九屆全國人大常委會成立初始就做出決定，要在本屆任期內初步形成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法律體系。讓我們一起來回顧一下這一階段的立法情況。
標題：背景：九屆全國人大立法碩果纍纍
解説：
五年來，九屆全國人大共審議了87件法律，其中通過了74件，10件留待以後繼續審議，1件併入其它法律，2件按照立法法的規定終止審議。在九屆人大任期內，一些難度較大的法律得以通過，例如制定出臺了民辦教育促進法、合同法、人口與計劃生育法；修改了文物保護法、婚姻法等。過去法律的審議一般為兩審，即法律草案提交常委會，經過兩次審議，可交付表決。九屆全國人大開始，對法律案的審議改為一般為三審，如果對法律草案有分歧，爭議較大，甚至在常委會進行第四次、第五次審議。在通過的74件法律中，一審通過的有8件，二審通過的有20件，三審通過的有38件，四審通過的有6件，它們是高等教育法、民辦教育促進法、海洋環境保護法的修改、水法的修改、文物保護法的修改、稅收徵管法的修改；五審通過的有2件，它們是證券法和合同法。
字幕：
第一屏：
九屆全國人大共審議了87件法律
其中通過了74件
10件留待以後繼續審議
1件併入其它法律
2件按照立法法的規定終止審議
第二屏：
一審通過的有8件 二審通過的有20件
三審通過的有38件 四審通過的有6件
（高等教育法、民辦教育促進法、
海洋環境保護法的修改、水法的修改、
文物保護法的修改、稅收徵管法的修改）
五審通過的有2件（證券法和合同法）
主持人：為了進一步了解九屆全國人大的立法工作，我們特別邀請了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制工作委員會副主任張春生來到我們的演播室，（轉身）您好，張主任，歡迎您的光臨。張主任，我們知道1997年中國共産黨第十五次全國代表大會為立法工作提出的目標，是到2010年建成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法律體系。那麼1998年正好是九屆全國人大任期開始的一年，那麼五年間，可以説九屆全國人大也是在朝這個目標在努力的。首先您能不能介紹一下這五年間，全國人大在立法工作方面，為實現這個目標都做了哪些工作？
張春生：這五年當中，九屆全國人大按照"十五大"提出來的奮鬥目標，一直把加強立法工作，提高立法的質量，作為自己第一位的任務，這五年當中，它審議的法律案、法律解釋案，還有有關法律的決定，一共是124件，經過它的審議工作，最後通過了112件，這當中有108件是由常委會通過的，有4件是經過常委會審議提交給大會通過的。如果做一個總的評價，恐怕應當這樣説，在五屆、六屆、七屆、八屆，這四屆全國人大努力的基礎上，到了九屆人大（任期）截止的時候，我們這個社會主義法律體系的各個門類已經齊全了，我們這個法律體系大致可以分這麼七個門類，一個是憲法和憲法的相關法，第二是民商法，第三是行政法，第四是經濟法，第五是刑法，第六是社會法，第七叫做訴訟和非訴訟的程序法。這五個門類是齊備的，每個門類下面還有一群法律，每個門類下邊的主要法律都制定出來了。所以可以用一句話來説，到九屆（人大）任期結束，有中國特色的法律體系初步形成，形成前面加一個初步這樣一個限制詞，就説明它還不十分完備，還有一些重要的法律需要繼續努力制定。
主持人：中國的立法工作從新中國成立以來，走過了一個漫長的歷程，這個歷程到底是一什麼樣的過程，如果把九屆全國人大任期的這五年放在這樣一個大背景下來看，您怎麼評價這五年九屆全國人大在立法工作方面所承擔的歷史性任務？
張春生：我們建國五十多年的立法工作，大體可以劃分這麼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1949年建國到1978年，大體是30年的時間。建國初期，比較重視法制建設，比如1950年的工會法、婚姻法、海關法、土地改革法，都是這個時候頒布的。1954年制定了我們第一部憲法，依照憲法又制定了一系列的組織法，像全國人大組織法，國務院組織法、地方組織法等等。這個時候比較重視法制建設。1956年以後，情況發生了變化，1956年到1960年前後這幾年，沒有制定什麼法律，也不大重視法制建設。所以一些主要問題都出在這個時候，文化大革命的發動，不但原有的法律不實行了，也沒有制定什麼新的法律，連憲法都不顧了。所以整個國家民族是受了一場劫難，只是到了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黨總結了我們叫做兩起兩落的歷史經驗，在把國家的重點從階級鬥爭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的同時，做出了一個決策，就是發展民主，健全法制。第一階段我理解是這樣。第二階段就是從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開始，我們在黨的領導下，國家的立法機關正在政治、經濟、文化、教育，乃至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全面地加強了法制建設。第三階段，我理解是從黨的“十五大”開始，黨的“十五大”明確提出來一個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制國家的這樣一個基本的治國方略，並且提出來就是剛才你講的，到2010年形成社會主義法律體系的目標。我認為這是一個新的里程碑，九屆人大這五年，它既是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民主法制建設的深入，又是實施新的治國方略的一個開端，承前啟後，應該説它是做了相當大的貢獻。
主持人：在九屆全國人大任期的五年，正好是中國加入了世界貿易組織，因為加入世界貿易組織，所以很多相關的法律需要修改，我們知道全國人大在這方面做了很多工作，這方面的情況您給我們介紹一下？
張春生：為了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就需要遵守世貿規則，另外我們在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之前，也是做了很莊嚴的承諾，所以這個法律的修改，突出地表現在涉外經濟方面，包括貿易、投資、知識産權。前幾年集中力量修改了一批法律，比如説三個外國投資法，包括中外合作經營企業法、中外合資經營企業法、外資企業法。還有三個知識産權法，像專利法、像商標法，還有著作權法，也就是版權法，還有一個進出口商品檢驗法。這七部法律通過修改，應該説達到了跟世貿規則完全一致。還有一些法律需要修改，比如外貿法，有些法律還需要制定，像反補貼法，這個還需要制定。應該説制定這些法律也還有不少難點，有些困難，往往為了一個條文費很大的週折，花費很大的精力。我舉一個例子説，修改著作權法。著作權它是一種對於權利的一種保護制度，就是這個作品是我的，別的單位，別的人要用，我作為一個專有權利，我受法律保護，你要用，第一要經過我點頭許可，第二你要付給我報酬，使用費。我們這個著作權法是1990年公佈的，1990年有一個條文，就是“43條”，“43條”説的什麼呢？就是廣播電臺、電視臺，這個跟我們有很大關係，如果播送著作權人的作品，可以不經過著作權人的許可，也可以不付報酬，原來有這個條文，這個條文老實講，適合當時的情況。到1998年國務院提出了一個修正案，為著作權法做修改，但是這個條文沒有修改，但是這個條文一上會，在常委會一部分委員當中，特別是文化界的人，社會上一部分的作曲家，這些著作權人有強烈的反對意見，他的理由是什麼呢？就是著作權是重要的民事權力，是一種專有權，跟商標專利是一樣的，第一你用我的，要經過我允許，第二你要付費。這是一條理由。第二條理由，版權、著作權有國際公約，像《伯爾尼公約》、像世界貿易組織有一個與貿易有關的知識産權協定，像這些東西都規定這個原則，所以當時爭論很大，兩種意見，一時統一不起來，難做決策。所以半年以後，就是1999年中期，國務院就把把這個議案收回了。後來隨著入世步伐加快，這個問題總要解決，所以2000年底，又提出這個議案了，“第43條”根據大家的意見做了修改，改成什麼呢？電臺、電視臺播送著作權人的錄音作品可以不經允許，但是要付費。這個上去以後還有爭論，後來經過反復的協商、審議，大家在兩點上趨同，第一，不能違反國際公約，要保持一致，國際公約它是這麼説的，可以對著作人的權利做適當限制，比如不經允許可以（使用），但是起碼要給人家報酬，我們這個沒違反。第二我們中國有一個什麼情況？沒有保護著作權的一種集體組織，不健全，電視臺如果説播一個錄音帶就找當事人許可，在我們中國現在做不到。所以大家最後在這兩點上，達成共識，這個著作權法通過。
主持人：觀眾朋友，圍繞全國人大立法工作情況，我們正在採訪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制工作委員會副主任張春生先生，稍後我們將接著談，歡迎繼續收看我們的節目。
主持人：在九屆全國人大任期內，有很多法律通過了，但是給人印象最深的是一些難度比較大的法律，比如説像婚姻法、還有文物保護法的修改，還有比如説民辦教育促進法、合同法等等，我記得有些法律好像是四審、五審才通過，通過的難度比較大，是不是意味著爭議比較多，您能不能回憶一下，當時在哪些問題上有爭議？
張春生：立法工作搞到現在，出現了一個新的情況，就是隨著改革的深入，市場經濟的形成，在我們這個社會上，它也呈現一個利益多元化的這麼一個態勢。這種多元化的態勢勢必提出不同的要求，它也要反映到立法工作來，所以這幾年九屆（人大）的立法難度增大，剛才您提到民辦教育促進法，這個爭論在哪？它是經過四審的，你説的對了，經過四審的，就是一個問題，就是怎麼樣合理地處理出資辦學人的回報問題，怎麼處理它，這個在國際上，一些西方國家教育比較發達，通行的做法是這樣子的，企業家有錢，你辦學或者你通過基金會辦學，兩種形式，一種形式是辦純公益的，就是説我不求回報，我不從這裡邊賺錢，那麼國家支持，純公益的，我什麼都給你，各種優惠都有，比如説免稅，賺了錢你就繼續辦學，我免稅，因為你不拿利潤。再一種形式，就是你可以辦贏利學校，你辦贏利學校，因為你賺了錢了，納稅天經地義，你就要納稅。那麼我們的爭論在哪兒呢？民辦教育促進法（的制定）在這個問題上出現兩種意見，一種意見就是説私營企業家，投資辦學，比如辦一個技術學校，我要拿回報，説拿回報可以，你繳稅，但是一些同志主張，既拿回報，又不繳稅，理由是什麼呢？中國學校太缺，群眾需求太大，鼓勵辦學。再一種辦法主張是什麼呢？就是説你可以拿回報，拿回報呢應該交稅，因為有這個爭論，一審、二審、三審，先後提出過不止一個方案，解決不了。最後還是通過會內會外的反復協商，多數人接受了這麼一個方案，現在我們民辦學校按照這個法律來説，是這麼兩種形式，也可以説三種形式，第一我們還是鼓勵捐資辦學，辦公益學校，國家給你一切優惠，比如批地是免費的，你賺了錢也不徵稅。第二如果你是通過辦各種培訓機構，辦完全贏利的學校，現在不少，比如説駕校，考駕證，這個是贏利性的。還有電腦培訓班、廚師、美容班，這些東西實際是商業行為，照章納稅。合理回報這類學校跟它又有點區別，它不是純贏利，它帶一些公益性，所以就給了這麼一個規定，你可以拿合理回報，但是要繳一點稅，但是這個稅跟純贏利的那種（學校），像駕校班要低，要給予優惠。那麼大家協商出這麼一個方案，多數人接受了，很不容易，四審才表決通過。
主持人：在九屆人大任期期間，有很多法律的修改或者制定的過程中，都採取了登報徵求意見的這種方式，我記得比如説婚姻法，當時很多報紙、媒體登報徵求大家對這個法律有什麼意見，（大家）可以發表自己的意見，使人大常委會在討論的時候，能夠把大家的意見吸納進去，這個是不是意味著中國的立法工作更加民主化了？
張春生：是這樣，咱們（人民）代表大會跟常委會內部，應當説立法也是一個民主程序，提出議案，審議議案，最後表決議案。那麼表決要以組成人員的多數來通過，但是這一種審議，它雖然是一個民主程序，但是也不可避免地帶有局限性，不論是（人民）代表大會的代表，還是常委會組成人員，由於他經歷不同，經驗不同，職務（不同）等各種局限，他往往不能了解全面的情況。為了彌補這個，咱們的立法制度它有幾種形式，使得會內民主跟整個社會的民主結合起來，比如説咱們現在有發文制度，就是每一個法律案，都要發到各省市自治區去徵求意見。第二有“三會”制度，就是法律案都要開座談會，這是起碼的。涉及到科技問題的，這類問題要開論證會，涉及到一些標準、科技方面的。還有一種就是關係當事人利害關係比較深，適用面比較大的要開聽證會，這是第二種。第三種就是剛才你説的，如果這個適用範圍很廣，涉及廣大群眾的利益，咱們要通過傳媒向社會公佈。
主持人：在九屆人大期間，還有兩部難度比較大的法提出來了，一個是民法典，還有一個是監督法。那麼是不是可以這樣説，這兩部法律雖然還在討論的過程中，但是能夠提出來意義就非常重大？
張春生：是這樣。民法，如果用一句話來説它，它是調整公民、法人，他們之間的財産關係，還有公民之間的人身關係這樣一部法律，我們這個民法典啟動了兩次，1981年啟動一次，曾經組織一批專家起草，但是當時受了一個局限，因為這部民法更多涉及經濟制度，當時（時機）不成熟，所以起草了一段時間就告停了，怎麼辦呢？因為民法典它包括若干單行法，當時停下來按照成熟一個制定一個的原則，根據客觀條件來立法，一個一個制定，單行化。到現在我們民法典的相當多的單行法都出來了，現在就一個物權法沒出來。如果物權法出來了，我們的民法典經過編撰就行了。民法典的制定意義相當重大，它對於保護我們國家財産、公民財産，維護市場的正常運行意義重大。監督法，它的全稱是全國人大和地方各級人大監督法，監督誰？它所産生的政府法院檢察院的工作，現在看起來監督的問題大家都知道，是社會主義民主進程當中一個很大的問題，監督什麼？監督憲法、法律的實施，監督一府兩院的工作，這是我們國家一個很重要的民主制度。這兩部法律應該説起草時間都比較長，現在提出來，應該説就是一個進展。
主持人：剛才我們主要談的是全國人大的立法工作，除了全國人大的立法工作以外，我們注意到地方立法工作也非常活躍。原來有人説，地方立法，就是小法抄大法，全國人大立了法以後，地方人大就小法抄大法了。但是我們注意到這一段時間，有很多地方人大，他們在法律工作方面，有些時候還走在了全國（人大）的前面，這個方面您能不能給我們舉幾個例子？
張春生：應該説地方立法，它跟全國人大立法一樣，從1979年授給了地方立法權，到現在二十多年的時間了，它也有一個從不自覺到比較自覺，從質量不高，到質量比較高的這麼一個探索過程。比如江蘇省，它總結自己的經驗，它提出來地方立法應該把握一個什麼呢？叫做不抵觸、有特色、可操作，提出這麼一個（原則）。這個東西應該説是把握住了地方立法的精神。像上海市，上海市最近幾年的法規不管是自己獨立制定的，還是實施的法律行政法規，有些就幾條，有些很重要的法規（才）七條、八條，主要的執行法律行政法規，地方上就這幾個特點，所以既維護了法的權威，又解決了地方的問題。
主持人：張主任，圍繞人大的立法工作情況，我們先談到這兒，今天非常感謝您到演播室接受我們的採訪，謝謝您。觀眾朋友，今天的〈中國報道〉兩會系列報道就到這裡結束了，感謝您的收看，明天的同一時間我們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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