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11月11日節目
主持人：11月11日下午,中國共産黨第十六次代表大會新聞中心舉行了記者招待會，邀請勞動和社會保障部部長張左己，中華全國總工會副主席張俊九等同志介紹中國社會保險和再就業工作情況並回答了中外記者的提問。中國共産黨十三屆四中全會以來的13年間，中國就業和再就業工作取得了歷史性成就，就業規模不斷擴大，從業人員規模從6.5億人擴大到7.3億人，增加8300萬人。失業率得到有效控制，就業結構進一步改善，第三産業從業人員所佔比重穩步增長，多種所有制經濟的發展正在成為擴大就業的主要領域。我們將就中國再就業和社會保障改革取得歷史性成就的相關問題採訪中國社科院科研局副局長、研究員王延中先生和中央黨校教研部副主任趙振華先生。
介紹勞動和社會保障與再就業工作情況記者招待會于北京時間下午3點開始。中國共産黨第十六次全國代表大會的新聞中心，再次成為不同膚色、不同語言的中外記者們關注的焦點。中國勞動和社會保障部部長張左己和中華全國總工會副主席張俊九向參加招待會的中外記者介紹了中國從中共十三屆四中全會以來13年間勞動和社會保障與再就業工作的情況。
中國勞動和社會保障部部長 張左己：從就業規模來説，1990年至2001年，我國從業人員規模從6.5億人擴大到7.3億人，增加8300萬人。從就業結構看，第三産業從業人員比重從1990年的18.5％提高到2001年的27.7％，第一産業從業人員所佔比重由60％下降到50％。1990年至2001年，城鎮個體私營經濟組織的就業人員總量增加了近3000萬人，相當於同期城鎮新增就業的40％以上。從再就業工作看，1998年至今年上半年，全國累計有國有企業下崗職工2600多萬人，其中1700多萬人通過多種渠道和方式實現再就業，國有企業從業人員從7500萬人減少到5000萬人，過去在計劃經濟情況下多年積累的國有企業富餘人員問題得到明顯緩解。90％以上的國有企業下崗職工先後進入企業再就業服務中心，進中心的下崗職工基本都能按時領到生活費，並由中心代繳社會保險費。企業離退休人員養老金按時足額發放，並補發1997年以前歷史拖欠215億元。2001年，城鎮職工平均工資達到10870元，是1990年的5倍多，扣除物價因素，實際年均增長8.1%，是建國以來城鎮職工工資收入增長最快的時期之一。經過兩次縮短法定工作時間和調整法定節假日，職工每年的累計休息時間由原來的59天增加到114天，生活質量明顯提高。經過兩次縮短法定工作時間和調整法定節假日，職工每年的累計休息時間由原來的59天增加到114天，生活質量明顯提高。
中華全國總工會副主席 張俊九：5年來，各級工會累計籌集送溫暖慰問款104億元，走訪慰問了近50萬戶次困難企業和2560萬戶次困難職工家庭；積極促進再就業工作，在向黨和政府提出政策建議的同時，累計介紹下崗失業人員近300萬人次實現再就業，累計培訓下崗失業人員達到319萬人次，通過興辦解困貿易市場和生産自救基地等，共吸納65萬人就業。
招待會上，中國勞動和社會保障部部長張左己和中華全國總工會副主席張俊九對中外記者普遍關注的農村社會保障、如何促進再就業等問題一一進行了解答。
記者：就業是民生之本，就業和再就業問題成為事關國民經濟健康發展、事關國家長治久安的重要問題，因此也成為十六大代表們熱烈討論的一個熱點話題。
遼寧省代表團在十六大會議期間就當地的就業和再就業問題進行了深入的討論。作為中國老工業基地的遼寧省，通過採取各種措施來解決日益突出的就業和再就業問題。
人大代表 徐德明：我們提出了再就業的十大幫扶行動，也提出了為特困職工的幫學資助活動，也開展了送溫暖的活動，也就是把中國共産黨的溫暖送到職工心坎上，讓職工真正感受到黨的溫暖，感受到社會主義的優越。
浙江代表團在討論中認為，大力發展非公有制經濟是浙江省擴大就業渠道、解決就業問題的必然選擇。
人大代表 呂祖善：從1998年到2001年，我們浙江的國有企業職工每年減少25萬，城鎮集體職工每年減少20萬，但是同期個體私營經濟，每年增加了40萬名就業人員，其他經濟類的每年增加15萬人的就業（崗位）。所以從原來國有的城鎮集體作為就業的主渠道，已經改變為非公有制經濟，成了我們浙江城鎮就業的主渠道。
權威人士指出，解決就業和再就業最終要靠經濟的增長。昆山作為中國改革開放以來一個以外向型經濟著稱的新興工業城市，工業經濟的強勁增長吸引著越來越多的外來勞動力。
人大代表 張雷：現在我們昆山每年需要大量的勞動力，今年我們1到10月份已經吸引了14萬5千個外來勞動力，這些勞動力主要是現在我們開工企業比較多，由於外資企業的進入，民營企業發展比較快，現在昆山平均每天接近十家企業註冊，所以每年有幾百家外資企業開工，有2000多家民營企業開工。所以我們對本市的群眾、本市的人員就業，我們提出24小時就可以介紹就業，我們還有組織地吸引江蘇省或者其他地區的勞動者到昆山來進行就業。
由於中國政府高度重視國有企業下崗職工的再就業問題，各地區和有關部門積極開闢就業門路，加強就業服務和再就業培訓，取得了明顯成效。
人大代表 林東魯：我們在這幾年技術改造方面，我們上了很多新的項目，把一些富餘的人員就安排在轉向新的項目當中，他們經過一定的培訓，然後上崗。另一方面，就是通過我們一些原來的國家企業經過上市，搞股份制，使這個企業，我們國有企業的職工轉變成非國有企業的職工，這樣轉變他們的身份，安置了一大批（下崗職工）。
從中國共産黨十三屆四中全會以來的13年間，中國政府高度重視就業和社會保障工作，對就業和社會保障制度作出了一系列重大決策，是改革力度最大、進展最快的時期，是市場導向就業機制初步形成和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保障體系框架基本確立的時期。
記者從中國共産黨第十六次全國代表大會上了解到，中國在就業和社會保障制度改革中取得的歷史性成就，得到了與會代表們的一致認可。今後，隨著全面建設小康社會與中國經濟的快速發展和體制改革的逐步深化，中國還將廣開就業門路，推行靈活多樣的就業形式，鼓勵自謀職業和自主創業，實現經濟與就業的同步增長。
主持人：圍繞中國再就業和社會保障方面的相關情況，我們現在開始採訪中國社會科學院科研局副局長王延中先生和中央黨校經濟學部副主任趙振華先生。江澤民同志在十六大報告中指出，就業是民生之本，解決就業問題是中國當前和今後長時期重大而又艱巨的任務，有資料表明，中國有13億人口，其中處在勞動年齡，具有勞動能力的有7億多人，讓7億多人有活幹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那目前中國的就業形勢怎麼樣？
王延中：中國的就業形勢應該有這麼兩個基本估價，第一當前中國的就業形勢是比較穩定的，第二中國將長期面臨著巨大的就業壓力，從穩定的角度來看，從十三屆四中全會以來，在黨和政府的大力支持下，關心幫助下，中國解決了8300萬人的就業問題，目前失業率也是比較低，整個社會形勢也比較安定，但另一方面來看，中國是一個人口大國，每年新增的勞動力就有1000萬人以上，同時中國是一個經濟體制轉軌的國家，過去在國有企業中的大量的富餘人員，現在逐步轉為公開失業，如何安置這些公開失業的下崗職工的再就業問題，也是一個非常迫切的任務，另外中國又是一個農業大國，農業剩餘勞動力的數量非常大，據估計有1億5千萬人左右，中國的工業化和城市化如何把農村的剩餘勞動力轉移到城鎮中來，也是一個很大的任務，所以説中國的就業問題的確十分關鍵，而且這個壓力是非常巨大，而且是個長期任務。
趙振華：解決中國的就業問題確確實實如王主任剛才説的，十三屆四中全會以來，我們國家在這方面做出了巨大努力，使7億多人解決了就業問題，7億多人的就業問題比整個歐洲的就業量還要大，這是我們取得的一個重大成就，那麼在看到我們取得重大成就的同時，我們國家的就業形勢仍然是相當相當嚴峻的，每年的新增勞動力在1000萬以上，在80年代的時候，咱們國家的就業彈性大概是0.32左右，到現在已經降低到0.10左右，這就是經濟每提高一個百分點，增加的就業人數在逐漸減少，這使我們的就業壓力也越來越大。
主持人：面對一個如此龐大的就業群體，中國在就業制度和就業機制方面都發生了哪些變化？
王延中：中國原來的勞動體制是計劃勞動體制，所有的就業都由國家的計劃來安排，隨著中國的經濟體制的市場化改革，在勞動力的體制方面也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也就是説逐步發揮市場機制在配置勞動力資源中的基礎地位和基礎作用，這一點已經越來越突出了，應該説中國勞動力市場化的程度已經和改革初期相比大大的提高了，據有的專家測算，中國勞動力市場化的程度已經達到了70%甚至80%以上，這就説明中國勞動力的安排已經逐步從過去的政府計劃轉為市場自我調節，當然這個自我調節不是完全是無序的，政府還發揮著極其重要的作用。
主持人：在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過程中，還會有什麼進展呢？
趙振華：現在我們市場化的比例越來越大，未來在我們建設小康社會的過程中，要形成一個勞動者自主擇業，市場調節為主導，政府服務為基礎的這以一個新的機制，這是我們未來所要追求的一個新的模式。
主持人：那有數據顯示，九五以來中國每年都有800萬的新增勞動力實現就業，中國政府在促進就業方面發揮著什麼作用呢？
王延中：中國政府促進就業的措施非常多，我概括起來第一保持比較寬鬆的就業環境，也就是説通過經濟增長來促進就業，國外的經驗證明，包括我們中國改革開放的歷史也證明，沒有經濟增長就業問題是沒有辦法解決的，所以我們從十三屆四中全會以來，經濟保持9%以上的速度，甚至在1997年亞洲經濟危機之後，經濟增長率也保持在7%以上，這個增長速度，雖然就業彈性在下降，但是這是保證中國就業總量增加的一個基本前提，離開了經濟增長談就業，在中國這種情況下是非常困難的，也是不現實的，中國解決就業不僅僅靠經濟增長，還靠剛才談到的市場化改革，就是過去的就業只是靠國家安排，國家投資興辦企業，讓（企業）招工，按計劃指標的方式來進行分配，這樣它完全依賴於國家投資的量的多少，改革之後中國的投資已經不完全是國有投資了，我們發展了個體私營經濟，同時大量引進外資，我們已經成為世界上引進外資第二大的國家，在這種情況下，由於非公有制經濟的發展和外資的進入，對解決中國的就業的確提供了一個很好的機會，也就是把我們大量的勞動力和稀缺的資本資源有機結合起來，另外我們勞動部門和政府部門也對促進就業，促進勞動力的轉移，採取了一些十分有效的措施，比如説我們加強了就業的服務，建立了一系列促進就業的優惠措施，尤其是在再就業方面的優惠措施越來越突出，我們還引進了對農村勞動力有計劃轉移城鎮的一些有益的嘗試，這些方面對我們解決就業，增加就業總量，應該是發揮了積極的作用。
主持人：中國是個農業人口大國，怎麼樣來解決農民的就業問題呢？
趙振華：農民的就業問題確確實實是我們國家面對的一個十分重要的問題，解決農民就業，我認為主要有以下幾個途徑，第一個就是在第一産業內部，除了種植業之外，要大量的發展養殖業、發展林業、發展牧業，通過這種途徑，在農業內部可以消耗大量的農村的勞動力，通過發展林業、牧業，也可以使我們國家一些現在的弱勢的像種糧食，糧食價格比較低，在整個國際市場上沒有太多的競爭力，恰好現在我們的肉類、蛋類、水果類，這些産品在國際市場上有很大的競爭力，這樣既符合我們國家經濟發展的方向，同時也可以解決我們國家農業內部容納相當部分勞動力，第二個我覺得要積極發展我們的小城鎮，通過發展小城鎮，把一部分農業的剩餘勞動力轉移到小城鎮，第三個我想就要發展農業、農村的第二産業和第三産業，這樣使農業內部的勞動力轉移到第二和第三産業中來。
王延中：關於解決中國農村廣大富餘勞動力的轉移問題，在這個問題上是有爭議的，是有很多不同的觀點，其中集中在一個就是農村勞動力向何處去，也就是中國它的出路肯定是城市化，向城鎮去，這個城鎮化我想應該是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的城市化，市場經濟條件下，城市化它既要追求經濟效益，又要保持社會穩定，還要促進各種資源的有效配置，所以我們不應該僅僅局限在向大中城市來轉移還是僅僅是小城鎮來轉移，應該是因地制宜，符合當地的實際情況，促進各種類型的城鎮的發展，當然要促進城鎮的發展，就需要對城鎮進行大量的基礎設施的投資，改善農村的生産條件和基礎設施狀況，這樣使城鄉差距不至於因為農村青壯年勞動力轉移到城鎮中來，而使農村的生産率下降，保持我們的城鄉協調發展。
主持人：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失業是難以避免的，針對中國國有企業的下崗職工的政策是什麼？他們現在的就業情況怎麼樣？
王延中：應該説我們國家對解決國有企業下崗職工的再就業問題，是放到各種解決就業問題的重中之重來談的，這個是和我們國家經濟體制轉軌結合在一起，也就是我們把大量的國有企業的富餘人員變為公開失業，但是我們失業保險制度又是在經濟體制改革過程逐步建立的，在沒有建立這種比較完善的失業保險體制的情況下，大量的國有企業的下崗職工出現了，我們國家對他們建立了三條保障線，第一是國有企業下崗職工基本生活保障，第二是失業保險制度，也就是説逐步向失業保險制度轉軌，第三條是城鎮居民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這三條保障線，是國有企業下崗職工不至於因下崗而陷入沒法生活的境地，當然我們還要促進他們再就業，使他們能夠提高收入，保證一個比較高的生活水平。
趙振華：前段時間也召開了全國再就業工作會議，在這個會議上繼續強調要給下崗職工提供更多的優惠條件，比方説減免一些稅收，減免一些行政性的費用，這些都在促進再就業方面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主持人：社會救助是社會保障體系當中最基本的一個項目，也稱為是最後一道安全網，這個安全網能發揮什麼作用呢？
王延中：整個社會保障制度都可以稱為安全網，為什麼把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作為最後的安全網，也就是説整個社會保障體系裏面社會救助制度是它最基本的制度，而且説如果一個人在社會中沒有參加其他的社會保障項目，比如説社會保險，那麼他可能就得不到這種社會保險的待遇，但是一個現代的社會，現代的政府，他不能夠允許一個公民，尤其在我們國家工業化過程中，對我們國家作出巨大貢獻的國有企業下崗職工來講，讓他沒有一個最基本的保障，所以為他們提供一個最基本的保障，我們在城鎮裏面推行了一個制度，叫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也就是説各個地區，尤其是各個地方的城市，根據自己的經濟發展狀況和財政狀況，制定符合本地區實際的最低生活保障的一個標準，如果下崗職工，包括所有的城鎮居民，他們的人均收入低於最低生活保障標準的時候，他就可以有權向政府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來申請，得到應該得到的幫助，補足他的差額，有了這個制度，也就使每一個城市居民都能夠享受到最基本的衣食住行等最基本的保障，使他們不至於陷入絕對貧困，這個也是社會公平的和社會公正的一種體現，當然隨著我們國家經濟實力的增強，各個地方還會逐步提高最低生活保障的程度，使他們能夠分享經濟增長帶來的成果。
主持人：據我們了解，一方面中國面臨著嚴峻的就業形勢，但是另一方面社會上又出現一些有活沒人幹的情況，出現這種情況的原因是什麼？應該怎麼去解決呢？
趙振華：咱們國家整個勞動力數量比較多，這是一種現象，另外一種現象是有活沒人幹，實際上是有人沒活幹、有活沒人幹這麼一種現象，這反映了咱們國家在就業當中一個是總量矛盾比較突出，另一個方面是結構矛盾也比較突出。
王延中：勞動力中國總量上不缺，而且富餘，但是在結構上又比較短缺，就是高素質的，能夠創業的，能夠為別人帶來就業機會的，這種的人比較少，還有一塊比較少的就是技術工人，我們國家正在快速的工業化，再加上外資大量的進入，對中國這個工業所需要的技術工人需求量還是很大的，這次十六大報告江澤民同志特別提出來，我們要發展靈活就業或者彈性就業這種形式，這個也是國際的趨勢，把靈活就業，就是説不一定是固定工，不一定是長期工，也不一定是國有企業的體制內的工作，它是只要有就業機會，有就業的空缺，勞動力就應該盡可能的和這些勞動崗位結合起來，彈性就業實際上是把勞動崗位和勞動者的素質最佳結合的一種形式，所以應該大力提倡，我們在經濟增長中有一個很重要的特點，就是技術進步會逐步替代勞動力的量，那怎麼辦呢？我想逐步降低或者減少在職人員的勞動時間，使更多的人能夠分享勞動崗位，這個也是解決就業的一個形式，發達國家走過了這條路，我們隨著工業化和現代化，也要逐步向這個方向走，當然這個是一個逐步的過程。國家發佈了一個大力加強職業教育的決定，來從總量上提高我們國家勞動力的技術素質，同時我們又發佈了一個新的規定，就是大力加強高等級技術工人的培訓，這樣我想對解決我們的就業問題還是有幫助的，要使這些制度落到實處，應該在其他方面要加以配合，使我們提高勞動力的素質和促進我們的經濟增長，解決整個國家的就業問題聯絡起來，如何來建立一個信息通暢的勞動力市場，要大力發展勞動指導、勞動仲介服務、職業介紹，使我們的勞動力知道空崗在什麼地方，他能夠有序地去流動到那個地方去。當然我們還要在社會保障制度方面要更加完善，對彈性就業，對勞動力的流動，如何建立和他們配套的社會保障體制，這些也是非常必要的。
主持人：趙俐婷 責任編輯：孟濱 導播：滕雙雙 字幕：寧小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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