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由中國教育部舉辦的中外校長論壇于7月22日到8月1日在北京舉行。來自美國哈佛大學、斯坦佛大學、英國牛津大學等世界一流大學的17位校長和國際知名的高等教育理論專家登上論壇。介紹各自創建世界一流大學的成功經驗，並和中國大學校長一起，就怎樣管理和領導好大學等大家共同關心的問題，進行了座談和交流。我們的記者還就世界高等教育的發展趨勢，以及中國高等教育改革與發展等問題，採訪了前來參加此次論壇的德國亞琛工業大學校長布爾哈特 勞胡特和香港科技大學榮譽校長吳家瑋先生。
本次話壇邀請的17位世界一流大學校長，就他們具有特色的辦學思路，成熟的管理經驗以及比較成形的國際通行的管理制度等進行曲了專題性報告，論壇同時還組織國內著名大學校長同臺演講，形成了比較的互動。論壇報告分為五個，既相對獨立又相互關聯的主題板塊。這五個主題為，一，大學發展目標的定位，特色的形成，變革中的發展戰略；二，高素質人才培養模式與教育質量保障機制；三，大學管理架構運行機制的改革與調整；四，高質量師資隊伍的建設，與相關制度的調整與創新；五，大學的專業調整，學科建設，科研與開發工作，中方校長組成了五個專題小組針對報告的內容進行提問，並在大會報告的基礎上與外國校長進行了深入的交流。
清華大學校長 王大中：我覺得我們這次研討會舉行得很成功，原因就是因為，第一，這次我們邀請了這些校長，十幾位校長都是世界上有名的大學，有名的一流大學校長。第二方面，我覺得我們這次的範圍，從中方來講，範圍是空前的。再加上我們的時間，我們花了整整十天的時間，這樣就提供了一個能夠深入地進行交流研討的這麼一個條件。所以我們大家感到都有收穫。
美國卡內基—梅隆大學校長 傑瑞德 柯亨教授：我想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論壇，不僅是高等教育對中國的重要性，而且高校領導對中國高等教育體系投入了足夠的力量，我感到和他們的交流是很有價值的，我想真正的價值在於他們互相討論，我們在交換意見，作用是相互的，這在中國高等教育歷史上是個重大的事情，雖然在中國歷史上也很重要，因為我認為中國的高等院校將是對中國未來發展起重要作用的機構。
中外大學校長在論壇中談論未來大學教學模式時都有這樣一個觀念，未來的大學發展空間和方式將不斷得到拓展，將以不同層次、類別、形式滿足人們的不同需要，受教育的成分將更為複雜和多樣化。整個大學體系應是多層次，各具特色的發展結構，既要有精英教育模式下的研究型大學，又要有以教學，主要任務的教學型大學，以及眾多的社區大學。
中外校長們還達成一個共識，那就是世界一流大學成功經驗各自不同，但人們都有一個重要的共同點，既強調特色，有所不為，在資源有限的條件下實現快速發展。
中國科技大學校長 朱清時：所有一流大學，實際上都有一個共同條件，就是都不可能在所有學科變成一流，包括牛津大學、哈佛大學，他們也都是在某些學科是一流，每個一流大學一定要在某些學科達到一流，它才成為一流大學。所以中國的大學，如果能夠集中人才的力量和資金、資源、建設若干有特色的學科，使這些學科達到一流，這個是不遠的事情，能夠做到，能夠在不久幾年之內就能做到。
同濟大學校長 吳啟迪：報告當中，哈佛的校長有一句話，我覺得這句話對我的啟發還是非常大的，他是這麼説的，他説一個大學，等到它所有的體制都完善以後，大概意思，有沒有校長實際上是無所謂的，也就是它自己有一個運行規律。我非常同意這樣的觀點，因為我作同濟大學校長已經七年了，在這七年過程當中，我的感覺也是這樣，大學實際上是歷史的長河，我們這個學校已經快要一百年了，在這段過程當中，關鍵就在你的認識上怎麼能夠更加健全自己的體制，就造成了這樣一種，哈佛校長所説的自我完善的機制，我想這點我的體會非常深刻。
記者：幾年來，中國高等教育有了很大的發展，高等教育質量以及高等院校的學術水平都在日益提高，高等教育改革也取得了突破性的進展。高等學校對中國經濟建設和社會進步的貢獻也日益突出。
中國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具有現代意義的大學剛剛走過百年的歷史，一個多世紀以來中國的高等教育事業從無到有，從小到大，取得了長足的發展。目前，中國普通高等學校在校生已達1214萬人，高考招生錄取率達到2：1，高等教育入學率達到了13.2%，高等教育正在走進一個“大眾化”時代。
但相對於國外，尤其是西方發達國家，中國高等教育水平還存在很大差距，無論在基礎設施、經費投入，學科建設還是師資力量，整體上都難以趕超發達國家一流大學的水平，尤其在新世紀之初，中國高等教育還經歷著誕生以來最為深刻的變革，面對新情況，中國高等教育必須進一步加快改革和發展的步伐，從而縮小與世界的差距。
記者：為期十天的中外大學校長論壇，對於中國高等院校借鑒國外大學成功的管理經驗，進一步拓展中國大學校長的國際視野，提升大學校長的戰略思維以及創新意識和管理能力無疑都會産生積極的影響。就有關世界高等教育的發展趨勢和中國高等教育的改革與發展等問題，《中國報道》記者還在北京懷柔採訪了前來參加論壇的德國亞琛工業大學校長布爾哈特 勞胡特教授以及香港科技大學榮譽校長吳家瑋教授。
記者：我們知道德國亞琛工業大學創建於1870年，是德國一所一流的工業大學。大學有兩個很重要的任務，一個是教學，另外一個是研究。我們想知道德國亞琛工業大學是如何平衡教學和科研的呢？也就是説你們在保證良好的教學質量的同時，是如何保持一個較高的科研水平的呢？
布爾哈特 勞胡特：我們在70年代也有跟中國一樣的問題，要在保證教學質量的同時，還要提高我們的研究水平。如果以一所技術大學的角度來看，它是與其他的大學不同的。我們解決了這樣的問題，我們能夠從學校外，比如從政府、企業和歐盟為我們的項目獲得經費，並且我們讓科學家與高校的科學家交換工作，這樣他們既可以從事研究工作，也可以從事教學工作。通過這種方法，我們認為地把我們校的教師成員的人數擴大了。
記者：校長先生，我還有一個問題，就是有關科技成果轉化的問題，有一個很好的例子，就是以美國的斯坦福大學和博科里加州大學為依託的美國矽谷，那裏集中了美國三、四百名的科學院院士，以及眾多的科技型的公司。很多的科研成果還在實驗室的階段，就有外面的公司上門尋求産業化的合作，在德國有沒有像矽谷這樣的地方，您覺得是什麼原因使得矽谷擁有以上這些特點的呢？
布爾哈特 勞胡特：我們德國一直在關注著矽谷的發展，亞琛大學于1980年建立了德國第一所工業園，到目前為止，在亞琛地區已經建立了11個類似的工業園，許多企業在這裡建立起來。在過去的15年裏，僅在亞琛大學外就已經建立起560個企業。就在最近，我們亞琛大學、波恩、杜塞爾約夫等四所大學和蘇黎世研究中心聯合起來，共同開展我們的研究工作，尤其在能夠像矽谷那樣在計算機領域共同開展研究工作。科技成果要儘快地應用於經濟方面，這種需求就使得企業貼近大學這一點非常重要，這樣他們之間才能夠緊密聯絡，科技成果才會直接地應用於經濟活動中去。
記者：有一種觀點認為，在發展中國家應該多培養一些具有專業技術才能的勞動力資源。又有一種觀點認為，大學的教育歸根結底是一種通才的教育。那麼您認為高等教育對於發展中國家來説意味著什麼？
布爾哈特 勞胡特：高等教育在我看來必須滿足兩方面的需要。在一方面，高等教育必須是一種普及教育，這種教育在德國，包括兩個詞，“教育”和“培訓”，在英語中這兩個詞的意思是一樣的，但是我認為他們之間加以區分還是有必要的。人們必須看到，普及教育與專業教育相比更加簡單，更加便宜，尤其在技術領域專業教育的花費相當巨大。總之，根據其不同重點的要求，發展中國家和即將進入工業化的國家都必須要通過大學來提供普及教育和專業教育。我認為兩種教育是同等重要的，當然對於一般的發展來説要提高普及教育的水平。這種普及教育不應只在大學裏，而是應該在中小學就已經開始。另一方面，對於經濟發展來説，專業教育就顯得極其重要了。我認為，政府應當考慮，兩種教育應當優先照顧哪一個。我不想説，在這兩種教育當中，哪一個更重要，兩種教育都非常重要，我還可以補充一下，專業技術教育不一定非要在大學中進行，也可以在大學之外，在從事職業過程中進行，並且不需要在大學中受過理論方面的教育。如果人們能夠把大量的專業教育轉移到大學以外的研究機構，那樣的話大學就可以專注于普及教育了。
記者：校長先生，知識經濟時代競爭的關鍵是人才的競爭，經濟全球化的發展必須帶來資金、人才在全球範圍內重新配置。我們想知道，在德國是如何留住高層次的人才，又是採取什麼措施來吸引國外的高層次人才的呢？
布爾哈特 勞胡特：在目前世界市場不僅僅只是在經濟方面，而是也存在於教育方面。事實上我們也同其他國家爭奪其他領域的科研人員和專業人才。在德國，我們通過更好的工作條件來吸引人才，尤其對科學家來説，我們給他們提供裝備競賽。實驗室和研究經費，並且更重要的是一種“自治”和獨立。洪堡（德國教育學家）的教學和研究自由的理念對於發揮科學家創造性來説是非常重要的，我們也在全世界上努力宣傳，他們在德國沿著這個方向可以更好的工作。這裡還有一個收入的問題，在別的國家支付給科研人員的工資要高於德國。不過，從其他的角度看，我認為在德國工作還是值得的。事實上，我們在過去的一段時間確實吸引了一批高級人才，不僅僅通過提供更好的工作條件，而且還通過我們的面向世界的招募宣傳工作，如通過國際互聯網、德國駐外使館和媒體進行宣傳，以招募人才到德國來研究和工作。
記者：吳校長，首先感謝您接受我們中央電視臺《中國報道》欄目的採訪。我們知道您是美國主流大學的第一位華人校長，1983年您擔任了美國舊金山州立大學的校長；1988年您又擔任了香港科技大學的首位校長。總結您幾十年辦大學的經驗，您覺得大學教育對一個人一生的發展究竟能産生怎樣的影響呢？
吳家瑋：大家都説現在這個社會是知識形式的社會，經濟是知識型經濟，其實這個改變很久前就逐漸在開始了，現在更尖銳化了。所以過去社會裏很重要的是勞力，是天然的資源、能源、資金，這種不是不重要了，還是需要的。但是可能挂帥是人的知識，這個會引起很大的變化，有些書裏在説，我就隨便舉個例，在資本主義社會裏面，資金是最重要的，但是以後很可能知識最重要，而這個就有一個分別，資金這個東西是有限量的，我假如給了你了，或者借給你了，或者去投資了，這部分就沒有了。知識不是的，我給了你了，我去那邊創業了，還是手裏有的，你洗不掉的。所以把知識看成一種資金的話，社會就有很大的轉變，這些轉變現在經濟學家還在討論中，這個可能是一場革命。 作為個人的話，知識是最重要的，材料也好，你説叫它資本也好，每一個人都要充實自己，從前不是説不要充實自己，從前也是有知識的人常常是精英，&&了，社會也要靠他。現在知識非但是屬於精英的，而是每一個人都需要，否則生存都會有問題。所以這樣説，當然正規的教育就很重要了。正規教育您説是大學教育了，其實從學前教育、幼稚園、小學、中學，這個是基礎，像我們國家九年初中畢業是義務的，這個本身是最重要的基礎，大學教育，假如你中學辦的不好，大學也不會搞得好。念大學不是每個人都可以念的，能夠念到正規的大學教育，當然對他將來在爭取知識要方便得多，而且系統了很多，但是這也不是唯一的渠道，這個是最重要的，最方便、最有效的，但是不是唯一的渠道。
記者：吳校長，正如這幾天您在大學校長論壇發表演講時所説的，世界上的高等院校有非常多的類型，比如有比較全面的、巨型的大學論，如美國的哈佛大學、英國的牛津大學、劍橋大學，還有一些是研究型的大學，還有一些是專業型的職業教育的大學，甚至還有一些像中國的電視大學，美國的社區大學這樣的終身教育機構，您怎麼來評價目前中國高等教育的結構框架呢？
吳家瑋：我們中國特別缺乏一種美國的，可惜我現在年紀大了，否則我倒想試試看搞一個，這種非常重要，因為年輕人十八、九歲進大學，剛剛脫離家庭，他需要有一種安全感、溫暖感，還有學東西並不是上課聽講，抄講義、考試就行了，他經常跟教授對話的，教授也認得這些學生。據我了解，美國拿諾貝爾獎金的人，一半以上，甚至大部分在本科的時候念過的是這些學院，而不是我們聽到過的這些出名的學校，我們聽到的這些是研究生院強，像加州大學，3萬多學生，哈佛其實也是 ，很多人説在哈佛是不怎麼注意教學的。我們有過一個教授，在我們討論教學的時候，站起來他説我在加州大學念了四年本科，然後在哈佛念了四年博士學位，八年裏面沒有碰到一個沒願意好好教學的教授。性質不一樣，他對社會最大的貢獻，就是怎麼去創造新的知識。在這種情況下，他出名了，然後他能夠收到非常好的學生，真是一流的學生，學生自己之間彼此自學，老師就是點一下就行了，他沒有時間來給你打開門經常談。所以我剛剛説的每一種類型都需要，至於公開大學、電視大學，以後怎麼能夠我們更利用計算機網絡，現在所謂網上教學其實還不是真正網上教學，其實就是把一些課程放到網上，真正網上是完全互動的，那個我想我們還離得遠呢，但是那個只要能夠做到的話，的確是幾百萬，幾千萬學生都可以上正規大學了。
記者：吳教授，我還有一個問題，就是有關在研究型的大學裏面，有關基礎研究和應用研究之間平衡的問題？
吳家瑋：很難真的平衡，所以你剛剛説的那種類型的大學裏面，研究型大學，主要的工作都是基礎研究，我想這次有好幾位校長，非常小心地，但是非常強調的，就是學校不是一個賺錢的機構，學校的研究成果，學校做研究，一般學術研究，是為學問而學問的，為好奇，要了解大自然，要了解人類的關係而去做的研究，這個成果當然應該轉移，當然應該是産業化。但是學校教授並不能夠搞産業化的，學校也沒有資金，他們説這些話容易，因為在外國幾百年來有這個經驗，比如説普林斯頓大學，它的研究成果出來以後，一定有人會拿這個成果去開發、去投資，因為這些大跨國公司，都是有他們自己的研究開發部門，一看到有好的成果，有好的專利，它就來了，它在你附近就開研究所。常常所謂科學研究這意識，它在你附近開了，然後它拿過去，當然是有償的了，它拿過去它來開發，然後它真的開發出來後，它去生産或者由別的公司去生産。不像我們學校，因為經費比較少，常常學校自己辦公司，辦了公司以後希望賺錢，但是好像結果賠本的多，這不容易做的，就社會分工。我們香港科技大學，應該也是一個研究型大學，應該也是走這條路。但是我們一開始就跟美國那些學校有一點不同，我們有一個部門是研究開發，也搞一點開發，學校投資極少，比如副校長林垂宙，他是台灣新竹出名的科學園，裏面最主要的一個機構叫做工業技術研究院，他是1988年到1994年是工研院的院長，後來做兩任就退下來了，我們把他挖來了，他的工作就是怎麼去跟工業界，跟有資金的機構怎麼聯絡，幫著把我們的成果去開發，在美國的一些學校是不需要，他們會來的。在香港還沒有這一類科技為主的公司，也沒有直接研究所幫助去推動。我覺得像一個研究型大學，比如説像香港科技大學，這是我的看法，將來的研究應該是八成學術，兩成應用，但是這個其實也很難分的，生物科技、信息技術這些、環保、納米材料，什麼叫做基礎研究？什麼叫做應用？這個變化的週期越來越短了，今天是基礎研究，明天就是應用，應用中發現什麼東西我們還不懂，又要去做基礎（研究）。所以這個很難分的。所以我説八二分也好，七三分也好，意思就是説研究型大學主要還是要看學術性的研究。有些法國正在搞一些精英的學院，他們就更注意應用方面，他們可能應該是二八分、三七分工，每一所學校要把自己定位看清楚。
主持人：趙俐婷 責任編輯：歐陽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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