進入《法律幫助熱線》欄目已經有一年的時間了。要説收穫，當然很多。尤其是成為這樣一檔法制性很強的節目的編導、記者，對從事多年主持人工作的我來説，無疑是一種挑戰。常聽同行説：法制節目的記者不好當。因為走到哪兒總是和曝光啦、打假啦聯絡在一起，總是四處碰壁，危險性大，所以沒有一個好的心態和承受能力是無法幹下去的。但在我看來，除了具備良好的心理素質外，還得有勇、有謀。不然的話彌足珍貴的鏡頭便會稍縱即逝。
記得那是在赴江西省採訪時的一次經歷。當時是為當地一位名叫陳圭水的觀眾進行法律援助。據陳講，他的妻子因為用了鄰居胡民家的水，而與胡民姐妹及妹夫石顯福三人兩度發生爭執，因不堪忍受對方的惡意侮辱，當場腦溢血發作，送進醫院後不治身亡。事後陳圭水便向當地公安機關報案，要求追究其故意傷害的責任，但公安卻以種種理由不予立案。之後陳又投訴到樂平市人民法院，可市法院又説立案是鎮法庭的事，把他又支到鎮法庭，到了鎮法庭，鎮法庭又説他的案子很難，搞不好要敗訴，也拖著不給立案。陳圭水就這麼來回奔波了近半年的時間，連案都立不了，更不要説為妻子討説法了。近乎絕望的陳圭水抱著最後的一線希望，投訴到《法律幫助熱線》。隨行律師認為：陳圭水一案，死因明確，被告明確，訴訟的事實，理由皆明確，而且又屬於當地法院管轄範圍，完全符合立案的要求，不予立案就是法院的不作為。得到批准以後，我們和隨行律師便奔赴江西省樂平市。
到了樂平市我們並沒有冒然行事，還是讓投訴人陳圭水自己先分別到市法院和鎮法院立案，結果折騰了一個半小時，仍不予立案，這時我們才決定進去問個究竟。立案庭一位叫汪富和的庭長，看過我們的採訪介紹信和律師的資格證後，準備接受採訪。我們説明來意後，汪庭長似乎有些緊張，再次要求我們出示證件，再次出示後，採訪正式開始。汪庭長認為立案是鎮法庭的事，而且那兒離陳圭水家近，更方便。隨行律師告訴其立案應該是人民法院的職責，受理後再交由法庭審理，這是最高法院的規定，而且市法院離陳圭水家更近。汪又説地方不同，各地有各地的規定，説完便翻騰起來，找了五、六遍也沒有找出他所説的地方性法規。正在汪急得抓耳撓腮時，進來一名法警將他叫走。隨後一位穿西服的中年男子進來，粗暴地拒絕了採訪，並以強行採訪為由，要扣留我們的錄像帶。後來得知這位就是樂平市人民法院的副院長張仕超。最後在電話中與製片人幾經交涉後，才將我們放行。
然而當我們走出立案庭時，一名法警稱張副院長在三樓等我們，説是商量採訪的事宜，上到三樓後，卻不見張副院長的蹤影，並留人將我們看管起來。這時我們才意識到情況不妙。攝像周國勇問我還有沒有空白帶替換這盤錄像帶，我立即明白 ，這盤錄像帶是唯一能證實我們沒有強行採訪的有力證據，因為老周已將我們採訪的的前前後後全部錄了下來。老周取出錄像帶後，我立即裝入牛仔褲口袋，佯裝上衛生間，溜溜達達到一樓，趁他們不注意，徑直走出法院大門，立即找到躲在附近的陳圭水，將錄像帶交給他，並告訴其拿著錄像帶暫時躲到親戚家，等我們與他聯絡，然後拿了一盤空白錄像帶重新返回三樓。當時真有一種從事地下革命工作的感覺。沒想到這盤空白帶在接下來的過程中還發揮了不小的作用。
返回三樓後，等了大約一個小時左右，仍不見那位張副院長的影子。在我們強烈的抗議下，看管我們的人才不得不將我們放行。但是走出法院大門100米遠時，令我們意想不到的事情發生了張副院長竟親自帶領著十幾名法警追出法院，説要請我們吃飯。我們婉言謝絕，並表明此行的目的就是想來了解一下為什麼不給陳圭水立案的真正原因，我們不明白你們為什麼會有如此強烈的反映。説完後，我們繼續前行。一看騙我們回去的目的就要落空，那位張副院長便不顧上百名圍觀的樂平市民，在明知我們是中央臺記者的情況下，竟大喊我們是假記者，下令帶我們回法院，再次遭到拒絕後，法警便開始強行拉我們回法院。攝像老周悄悄地打開了攝像機，推搡中保留下了我們被樂平市人民法院法警非法扣留及被打傷的前前後後，直到這盤帶子拍完為止。後來這盤資料帶被我們小心謹慎地帶回北京，不僅做節目時派上了用場，而且還做了內參片，上呈有關領導。
現在回想起來還真有點感慨，如果當初不急中生智換上這盤空白帶，不僅我們會被他們誣陷，而且這些彌足珍貴的資料恐怕就只能成為永久的遺憾了。用同行的話説：這些鏡頭就是做秀都做不出來。
（編導孫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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