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一個許多中國人都非常熟悉的聲音，它已經陪伴了幾代人的成長歲月。而很少有人知道，這座國內聽眾數量居世界第一位的電臺，是由抗日戰爭時期的延安新華廣播電臺發展而來，它的第一聲是從一孔簡陋的窯洞中發出的。這一切，對於年屆八旬的楊兆麟來説，是那麼的熟悉。每當有映照那段歷史的內容出現在眼前，他的思緒就回到了60多年前的崢嶸往昔。因為，那是他和他的戰友們用青春共同澆鑄的一段歷史，是融入他生命的永恒記憶。
一、土法上馬 石頭窯洞傳出電波
今年80歲的楊兆麟，是原延安新華廣播電臺編輯，解放後曾任中央人民廣播電臺臺長。1987年退休後，一直從事廣播電視方面的學術研究。
1937年盧溝橋事變後，日軍發動了全面的侵華戰爭，民族救亡的呼聲越來越高，可由於當時報紙和通訊的局限，中國共産黨為推動全民族抗戰的方針、政策，很難及時傳達到社會各界中去。為此，中共中央決定：在延安建立一所廣播電臺。
當時延安各項物資奇缺，廣播的設備無從談起，電臺籌建了兩、三年也沒有結果。直到1939年，周恩來因手臂受傷去莫斯科治療，在第二年回國時，帶回了一部共産國際援助的廣播發射機，電臺的籌建工作才又被提上日程。
這臺廣播發射機運到延安後，中央就成立了一個廣播委員會。首先就是電臺的選擇問題：在什麼地方建？當然不能在延安城裏建，若建在延安城裏，信號一發射，就會引來敵機轟炸。建在哪兒好呢？離延安太近影響延安的安全；太遠傳送稿件不方便。
選來選去，後來就選在離延安19公里的王皮灣。王皮灣的半山上有一塊很大的岩石，如果在石頭上打出窯洞，那敵人轟炸也炸不毀，所以電臺建在這個地方安全。
抗日軍工大學調了一部分學員，地方上動用了一部分青壯年勞力，就在岩石上打窯洞。沒有炸藥，就用錘子、鑿子，叮叮噹，叮叮噹……白天黑夜不斷地鑿。打了兩個多月，完全靠人工在岩石上鑿出兩孔石頭窯洞來，一孔做機房，一孔就做播音室。
在播音室的墻上釘上延安土産的灰色氈子隔音，當然比不上現代隔音設備的效果好。開始播音後，連屋外偶然的雞叫都通過發射器播出去了。播音員是從延安女子大學調去的。當時延安沒人播過音，那時也不像現在有廣播學院什麼的。播音員們的老師就是一本字典，不認得的字就查字典；練習播音就是讀報紙、讀書。
一次吃飯時，偶然聽到筷子敲在粗瓷碗上的聲音挺好聽，大家靈機一動：就把這個聲音通過電臺播出去報時。於是，一到報時的時候就敲碗。那時比照上海時間為標準時間，不像現在是用北京時間作為標準時間。
就這樣，1940年12月30日，中國歷史上第一座人民廣播電臺——延安新華廣播電臺開始正式播音，呼號為XNCR X，是國際上中國電臺的使用代號。NCR是新中國廣播電臺的英文單詞縮寫。當時的節目主要報道最新的時局和戰況，介紹中共中央的方針政策，幫助人們認清抗戰的形勢和前途。儘管當時的條件相當艱苦，但在每個環節上，電臺的工作人員都竭盡所能保證節目的正常播出。
二、延安聲音 讓敵軍上尉駕機起義
在整個廣播的過程中，從寫稿、編稿、送稿、播出，任何一個環節都是不可少的。稿子編寫好了，播音員在播出，技術人員在搞發射，這都是需要的。但中間沒有通訊員把稿子送過去也不行。從某種意義上來説，傳送稿件是其中最關鍵的一環。電臺的編輯部那時在清涼山，距王皮灣19公里。完全 靠人徒步走路送，像接力似的，一人先走一段路，中間有人接過去走一段路，再交給下面的另一人，直至送到王皮灣。
清涼山下是延河，水不深，平時通訊員淌著水就過去了。一次正好下大雨，上遊發大水了，通訊員走到河邊，望著寬了許多、深了許多的湍急渾濁的河水直髮楞，他不會游泳過不了河，只得迅速返回去如實報告情況。但稿子非送不可。當時有個從印尼回來叫陳龍的華僑戰士，水性非常好，見此情況，他自告奮勇地要求去送稿子。他把稿件用油布包起來係在頭頂上，就下水遊過了河。上岸後又水淋淋地冒著大雨，踏著泥濘的山路，吧唧吧唧地趕著把稿子及時地送到了播音組。晚上，到了播音的時刻，編輯部這邊把收音機打開，聽到那邊按時播音了，才松了一口氣，放下心來。儘管那時條件艱苦，有些辦事方式原始，但從沒出現過因稿子沒送到而停播的事。
作為當時中國惟一的一家人民廣播電臺——延安新華廣播電臺的節目，一經播出，便很快引起了社會各界的廣泛關注。為了讓節目更具感染力，延安電臺的工作人員對節目的內容和形式，都進行了拓展和創新，不僅加強了針對時局的新聞和評論，還在1941年12月3日開辦了日語廣播，對侵華日軍進行反戰宣傳。除此之外，最具特色的當屬用大家喜聞樂見的文藝節目，為我軍將士和群眾送去精神上的慰籍。那時候播出的文藝節目非常簡單，會唱歌的唱歌，會吹口琴的吹口琴，會拉二胡的拉二胡……也沒有唱片、電唱機，就直接對著話筒來，再廣播出去。
後來條件有所改善，搞了一部手搖留聲機。正好那時延安有兩個演員到上海去灌了個《兄妹開荒》的唱片，拿到電臺裏播放，用那句“雄雞雄雞高聲叫”作開始曲，很鼓舞人心。平時，臺裏也常播出秧歌，唱一些抗戰歌曲，如延安頌、陜北民歌等；有時還播放煤核小調《夫妻識字》。那年的八一建軍節，編輯部不知從什麼地方搞回一個《紅軍回來了》的劇本，內容是紅軍到前方打仗完了後凱旋歸來。楊兆麟看了後覺得劇情挺好，就把它改編得更簡單一些，在村子裏給老百姓演出了一回，演完後又在播音室裏演一次播出去——由此寫下了延安電臺播出的第一部廣播劇的歷史。
當時楊兆麟在劇裏扮演了一個出征歸來的紅軍角色。後來，電臺又自己組織了一個合唱隊，把話筒豎在窯洞外面，合唱《黃河大合唱》。
在那個戰火紛飛的年代裏，延安新華廣播電臺真實而有特色的節目，不僅鼓舞了民族士氣，還瓦解了部分敵軍的力量。許多良知未泯的日本兵，聽了日語廣播後，放下武器自覺投誠。1946年8月，原國民黨空軍上尉劉善本，聽了延安臺的節目後，決意退出內戰的漩渦，並率領部下駕機起義。還有很多人都在延安電臺的節目感召下，投身於革命洪流中。
延安新華廣播電臺所發出的巨大作用，使那些仇視和平的人恐慌萬狀，他們把延安電臺稱之為“海陸空”之外的第4條戰線。
三、敵軍轟炸 電臺遷至觀音佛堂
1947年3月，胡宗南的軍隊進犯陜北，電臺撤離延安。新生的人民廣播開始了在戰火中的征程轉移。
陜北地域都是一座連一座的山巒，白天由於敵機轟炸、偵察，電臺和部隊一起隱蔽著，一般只能在天黑後行動。有星亮月明的夜晚還得謹慎小心，怕暴露目標；伸手不見五指的夜幕雖然便於部隊隱蔽行動，但在黑暗中翻山越嶺，因看不清路面和方向，也給部隊的行動帶來困難。那時有人想了一個辦法，每人發一條像陜北老鄉頭上係的那種白毛巾，係在頭上或胳膊上，行軍趕路時，後面的人只要盯著前面人的這個白點，緊緊地跟著就行了。那時都規定好了，前面的人要不斷地向後傳話：跟上、跟上、跟上、跟上，後頭的就緊緊地跟上。
最艱難時是剛從延安撤出來，撤到瓦窯堡的那陣子。一邊要打仗、撤退，一邊還要工作、播音。當時電臺臨時設在一個觀音廟裏，播音室就在佛堂中的佛像下。佛像前有個3條半腿的供桌，另半條腿是用土坯墊著的。就在這3條半腿的供桌上，戰地中的延安新華電臺開始播音了。休息時，女播音員就跟觀音菩薩睡在一塊兒；機務人員睡在底下的門洞裏。
在那艱苦卓絕的日子裏，槍林彈雨的空閒中，電臺的工作人員們卻充滿了革命的樂觀主義精神。瓦窯堡非常貧困，當時大家吃的是黑豆。黑豆壓癟了後就變成圓的像錢似的，燒一大鍋開水，把黑豆放到裏面一煮，叫“錢錢飯”，吃起來就跟喝稀粥似的。天一黑就沒事了，又不準點燈燒火，怕暴露目標，大夥兒只得躺在炕上睡覺。幾條光棍漢又睡不著，嘻嘻哈哈在那兒聊天。這個説：哎，是不是有一天，我們要進北京去辦廣播？那個説：我們進了北京，要好好地改善一下生活，首先要美美地吃頓紅燒肉……楊兆麟説：嘿，到那時紅燒肉算什麼，只是現在肚子咕咕叫，誰買包花生米吃就不錯了……説著把大家的饞蟲都勾出來了。
四、開國大典 電臺聲音震撼世界
隨著革命形勢的發展，當年廣播戰士們進城辦廣播的心願終於實現了。
1949年1月，人民解放軍解放北平。兩個月後，人民廣播電臺也從西柏坡遷進了這座千年古都。
1949年10月1日，億萬中國人迎來了舉國歡慶的開國大典。
如何用聲音去記錄並展現這一開天闢地的歷史時刻？是楊兆麟和他的同事們面臨的一次巨大挑戰。當時的技術設備只能供從天安門廣場東側，一直到東單那邊這麼長一條線內的轉播，其它地方的聲音就傳不過來了。臺裏有個叫黃雲的工程師想了個辦法：在一輛車上安一部錄音機，在車前頭的擋風板上裝一個話筒，這樣再傳送轉播出去。
9月下旬，朱總司令檢閱試驗演習時，總司令的車一開，電臺採訪車就跟著總司令的車走，車速每小時多少邁都要定好。從天安門廣場開出來，一直到西單，走完整條路需要多長時間，都得非常準確地計算好。楊兆麟主要做錄音工作，朱老總沿途的講話和戰士們的呼叫，都不得有所疏漏。
朱老總10月1日閱兵時，車往外一開，走出了天安門廣場——敬禮！沿途的指戰員向總司令齊致問候。電臺的機房就放錄音了：同志們好！首長好！敬禮！同志們辛苦了！為人民服務！
在當時的條件下，雖説是有所創造地完成了這次轉播工作，但還是存在著很大的缺陷：因為錄音機把前面汽車馬達的轟轟聲也錄進去了，自始至終，汽車馬達聲一直響著。等楊兆麟和大家緊張地把開國大典的盛況轉播完，晚上回到辦公室一聽：哎呀，有的聲音效果不好，但木已成舟只能這樣了。這是非常難忘的一個轉播任務。這事現在講起來有點可笑，那時候是如此落後。
新中國成立後，中國人民廣播事業進入飛速發展的階段，楊兆麟和他的同事們，一起見證了中國廣播事業翻天覆地的變化。由當年王皮灣的延安新華廣播電臺發展而來的 中央人民廣播電臺，現在辦有8套節目，每天播音156個小時，聽眾超過7億，已成為擁有國內聽眾數量世界第一的廣播電臺，並與國內各地方電臺形成一個覆蓋全國的廣播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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