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的12月1日，是世界艾滋病宣傳日。今年最大的突破，是艾滋病感染者勇於直面鏡頭，第一次出現在宣傳海報上的這個人是河南農民劉子亮。而4年前，當他在一次體檢中發現感染了艾滋病病毒後，就生活在村民們的疏遠與冷漠中，對生活漸漸失去信心。此時，電視臺記者佟立開始關注這位艾滋病病毒感染者，並幫他度過了最艱難的一段歲月。
一、病房初訪，艾滋病患者累及家人
當時劉子亮在原北京第二傳染病醫院現佑安醫院住院，佟立去採訪他。從沒進過傳染病院的佟立，不知道裏面是什麼樣子，去後的第一印象就是它的規矩很嚴：病人從專用的門進去，醫務人員從另一個門出來。醫院裏有一套完整的預防傳染病的操作方法，包括門把手。佟立剛要推門進病房，後邊就有人喊：別動。裏面的人聽到動靜開了門。進了病房，佟立想：一個健康的人和一個被病毒感染的人就要面對面地交談了。有生以來第一次見一個艾滋病人，心裏本就有些緊張，加上那病房裏的一切又是那麼特別的白：白的墻、白的窗簾、白的醫生大褂……使佟立心裏有種説不出的怪怪的感覺。
佟立剛要坐下，一個護士把原來的那個凳子拿走重新換了個凳子讓佟立坐。這一來讓佟立更加緊張。但跟子亮一談起來，她馬上就放開了，就像和一個朋友聊天一樣，她隨意、不斷地向子亮提問：家裏有幾口人？今年多大了？聽説你妻子挺漂亮的？等等。其中談到子亮的孩子。
子亮感染後，儘管老師説他兒子在教室上課不會傳染其他同學的，但學生家長們還是很緊張，紛紛囑咐自己的孩子離子亮的兒子遠點，不要跟他一起玩……所以子亮的孩子只能坐在教室的角落裏聽課，大家都離他遠遠的；上課時，老師也不向他提什麼問題，他的作業可做可不做。子亮的妻子因為丈夫感染了艾滋病毒，所有的親戚朋友全不理她了，不能走親戚，連娘家也不要她回去了。若不是身邊還有個兒子，子亮的妻子就成了孤家寡人。子亮還有個60多歲患腦血栓的老父親，生活很需要人照顧，別人也不敢來幫忙了。
尤其讓子亮傷心的是，村裏有時辦喜事，他也和村民們一起給人家送錢，他肯定是不能去的，想讓孩子去吃吃酒席改善改善伙食。可到吃酒席時，人們卻把他的孩子轟走了。由於他患艾滋病，牽連他們家這麼多人，他心裏覺得特別難受，説著説著就哭起來。
採訪完畢，佟立坐車回電視臺。臘月風寒，天氣很冷，可那天的陽光特別明亮。明亮的陽光給人一種希望。汽車行駛在燦爛陽光下的馬路上，佟立想：子亮跟我講了這些，我該怎麼做呢？像新聞一樣發個消息，説有個艾滋病人生活困難，大家給他捐錢……
佟立覺得這不可能。首先是中國人的觀念不允許。在一般人們的心目中，艾滋病不是什麼好病，為他捐款的可能性太小了。但如果把他這種遭遇拍下來，也許會引起人們的思考，因為有很多人完全是在一種無知的情況下受到傷害的，而受到傷害後只能做出一種被動的反應。如果讓人們更多的思考這個問題，了解艾滋病的知識，嚴格規範自己的行為，那麼就可以控制艾滋病的蔓延和氾濫。
二、實地採訪 艾滋病患者遭人唾棄
艾滋病之所以能廣泛傳播，完全是因為人與人之間體液的直接接觸；如果沒有這種直接的接觸，病毒一經離開人體很快就死亡了，從而失去傳染性。因此與艾滋病病毒感染者一起交談、學習、工作，都不會受到傳染。而在1999年，許多地方，尤其是農村，對於艾滋病的傳播途徑及預防知識知之甚少，這讓佟立更堅定了自己的想法。
春節前夕，她與劉子亮一起踏上了開往河南的火車。
他們剛一進村就傻了，那情景 完全是他倆事先無法想像的。他們剛進村沒多久，傳言就出來了。説子亮是被北京的人給押回來了；還有的説他跑了，這些人來抓他來了，要把他再押到哪兒哪兒去……
佟立他們想以子亮的家為場景來進行拍攝，可當時幾乎沒法拍攝，一些村民把他們圍了起來。
子亮家裏人説：別説你們了，無論何人，就是老百姓到我們家來，大夥兒都像現在這樣伸著頭像看耍猴似的圍觀著，還在背後説三道四……
在子亮家裏，記者們的視點就是子亮的視點，所面對的全是對艾滋病畏懼的目光，對艾滋病患者畏懼的目光。那種感覺，使攝影師王國強當即就受不了了，把機器一推説：不拍了！當著大家的面喊：子亮，你過來。一把抓住子亮的手使勁握著：你們看，我和他握手了，像我這樣是不會被傳染的。國強那樣一做，就把攝製組的態度和意圖暴露給大家了。當時村民們就變了，再接受採訪時，他們就不知道怎麼説了。即使説，説出的也不是真心話。比如問他：你害怕艾滋病嗎？他明明害怕，卻説：沒啥沒啥。誰都知道這言不由衷的話，是受了王國強的影響才這樣説的。
後來，攝製組發現這樣做，實際上破壞了生活的本來面目，改變了人們心中真實的想法。於是，攝製組決定：再當著眾人拍攝時，絕不公開表明我們對拍攝對象的態度；只能做一個忠實的記錄者。不管發生什麼情況，我們都應保持沉默，不在現場表態。但履行起來非常困難。一次，攝製組跟子亮去趕集。到了集市上，他停在一個修鞋的地方，對那修鞋的説：我的鞋壞了，你能不能修修？那修鞋的説：你等一下，我這事兒幹完再説。那神情純粹是推託，根本都不想給子亮修鞋，不過是讓他等不急了自動離開。可子亮在那兒一直等著。那鞋匠在漫不經心地搗鼓著修鞋的機子。可機子並沒壞呀？子亮又説：我的鞋爛了，請你……那修鞋的瞟了子亮一眼説：你沒看我正在忙嗎？稍等一會兒，我先給他绱完。埋下頭去繼續忙著。子亮遞煙給他説：抽顆煙吧？那修鞋的頭也不抬，毫不講情面地説：不抽！我先給他弄完。
在一旁偷錄的佟立看到這情景簡直是怒火中燒，恨不得衝上去對那修鞋的大喝一聲：沒問題的，你抽了這顆煙不會死的！但想起攝製組訂的在現場拍攝時不許與被攝對象交談的制度和前面的教訓，她忍住了，眼睜睜看著那顆煙由於修鞋的沒伸手接而落到地上,緊接著被一隻腳踩住了……子亮很幹的笑了笑説：抽顆煙死不了。這一切，都進入了佟立的攝像機鏡頭，萬幸她當時沒有衝出去，否則就拍不到這些鏡頭了。
子亮離開後，那些村民還在議論他：你不給他修鞋；我們不賣他豬肉，貴賤我們都不賣他；話都不跟他説，你沒看我把他的煙踩了嗎？……
三、真實採訪，艾滋病患者直面社會
爸爸，抱抱我吧？哥哥打我。小女兒撲到子亮身上要他抱。子亮喊著兒子：丁丁，丁丁，將妮兒抱走……子亮喊了兩聲，未聞丁丁應答。
聽到子亮使盡全力又喊了句，孩子來了，剛才他到一邊去喝了點水。
不知怎麼，子亮當時心情非常不好，把孩子訓斥了一頓後全都轟走了。在一旁拍攝現場的佟立，真是不忍面對這一切，但又不得不這樣做，因為她是記者。子亮曾對佟立説：我原來是下決心的，只要不是拿棍子趕我走，我就不走，我要堅決在這個村子裏呆下去。但到最後，沒人趕他走，他自己卻不得不離開，因為他在那兒沒法活下去。
美國有個叫詹姆斯耐特瑞專拍戰爭、災難、饑荒選題的著名戰地攝影師，講過這麼一句話：在那些現場的每一分鐘，我都想逃離，我不想看到這些；但我是關機離開那兒，還是用照相機在現場履行我的職責，完成我的使命？作為一個記者，這是不言而喻的。佟立覺得她們當時跟他的那種狀態非常相像。儘管她當時還不知道他講過這句話，但她從良心上不希望看到子亮被傷害；而且她的職責要求她不能打擾現場，不能去破壞那種真實的狀態；她也知道，他們那樣做是不對的。但你不能上去制止，而且還得保持沉默，在那兒完完整整地把真實情況記錄下來。從某種程度上來説，這也是一種很大的考驗。幾乎每天佟立她們都是在這種狀態下過來的：白天要和子亮一起經歷這些場面，晚上還要看素材看樣片，等於又重新再經歷一遍；然後還要想著第二天不知道要發生什麼？怎麼應對？
隨著拍攝的深入，接觸的方方面面的人越來越多，反映的事情也越來越深刻，這給攝製組的思考也越來越多，他們發現這是個非常複雜的社會問題，不是哪一方面的人、哪一個部門的人的努力就能夠解決好的。如那些村民，就是他們在無知和不了解問題實質的情況下，出於對自己生命的熱愛和珍惜，才對艾滋病患者有一些過分的言行甚至舉動。佟立覺得這是完全是可以理解的。
四、眾心關注，艾滋病防治引起重視
佟立若不是因為做這個片子，而有幸接觸了這些醫護人員，了解到一些關於艾滋病的知識的話，她對艾滋病的知識跟他們是一樣的，也許對患艾滋病患者的態度也和他們一樣。所以她覺得他們沒有什麼好指責的。
但誰來給他們正確的知識呢？醫護人員？醫生？一個醫院裏有多少配置是專門來講解艾滋病的呢？能花費多少人力、物力去給老百姓宣講關於艾滋病的知識呢？佟立覺得：只有媒體，像一支紐帶、一座橋梁，可以把感染者、健康人、醫護人員、政府部門完全地都溝通、連接在一起；她覺得這是一種責任。
隨著片子的不斷深入，佟立自己也有所改變。她感悟到：實際上，健康人在面對一種疾病來臨的時候，沒有必要去歧視那些在自己之前感染上的人。從某個角度來説，先於你感染上疾病的人，他們其實具有著一種犧牲精神。人類在認識疾病的過程中，是以這些人的感染和犧牲為代價，才找到治療它的根本辦法，而保證了自己治療的痊癒和健康。
1999年初，在尼泊爾召開的一次亞洲國家關於艾滋病的研討會上，有個外國女記者問佟立：如果子亮不是輸血感染的，而是因為性生活感染的，你還會拍他嗎？佟立回答：我想我會的。因為我關注的是：他怎麼感染上的已經不重要了，重要的他已經得上這種病了；他是個病人，但並不是罪人，也不是犯人，更不是什麼怪物。他仍然有著生存的權利。
佟立做出的節目《一個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是國內第一部以感染者的角度看待社會，看待生活，看待生命的紀錄片。片子播出後，在社會上引起強烈反響和對艾滋病與感染者的廣泛關注。其中最多的還是觀眾的提問：艾滋病到底是怎麼傳染的？患了艾滋病後和對待艾滋病患者來説，怎麼做才是正常的反應？而不是過分的行為？
佟立不知道具體有多少人通過這個片子，改變了過去的那種觀念。但是佟立確實接觸了很多這樣的觀眾。有的人給佟立打電話説：能不能讓我跟子亮説一句話？我只是想鼓勵他一下，讓他好好活下去。有的人説：我有車，你們什麼時候去？我想給他送一點東西去，你告訴我他們家怎麼走……
有個在北京工作的香港小姐，利用中午休息時間，在那個炎熱的夏天，從國貿頂著大太陽跑到北京電視臺，帶了滿滿的一袋東西來。袋子裏有個信封，裏裝著一沓美金；另外還有一大盒心形巧克力。她連名字都不留，只是請佟立她們把它轉交給子亮，讓他好好地活下去。
佟立覺得這些反饋都是她在做這個片子前所期待的，但又遠遠超出她的期待和想像。
2000年，紀錄片《一個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獲得亞洲電視節大獎及中國電視金鷹獎。佟立也成為預防艾滋病的民間組織“愛心家園”的一名志願者。同年，政府有關部門頒發了《關於艾滋病病人的管理辦法》，其中明確了“他們享有與健康人同等的生存、學習、就業的權利”。
其後，劉子亮的生活環境得到了很大改善。在人們的關注中，他走出孤獨，成為我國第一位直面公眾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如今他已積極地投入到預防艾滋病的宣傳活動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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