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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禁區的生命意境(2002年8月24日)


  

  1998年進入可可西裏的彭輝,用了整整三年時間,完成了一部近三個小時的片子——《平衡》。記錄了在青藏高原,被稱作生命禁區的可可西裏,中國第一支武裝反盜獵隊伍“西部工作委員會”的命運。它被專家譽為“中國當代難得的現實主義紀錄片”,並在去年獲得中國電視紀錄片的最高獎項:金鷹獎最佳長篇紀錄片獎。

  一、初識的印象

  1998年2月,成都電視臺記者彭輝第一次踏上了前往可可西裏的路。人跡罕至的可可西裏,蒙語的意思是“美麗的少女”。它平均海拔5000米,是世界第三大無人區,卻是野生動物的天堂,更是藏羚羊的家園。就是這個“美麗少女”,引起無數盜獵者的垂涎:藏羚羊因其羊絨製作的圍巾,也叫指環披肩,在國際黑市上每條賣到5000美元,而受到盜獵者的瘋狂捕殺。14年內,可可西裏的動物減少了2/3。

  鋻於此,青海治多縣1992年成立了西部工作委員會,對無人區進行勘察和保護。它由一開始的5名隊員,到如今近20人。彭輝在可可西裏見到了早有耳聞的現任書記奇卡.扎巴多傑和他領導的反盜獵隊伍。

  初來的彭輝充滿了激情。他一下車就習慣地提著裝好了腳架的攝像機到處找鏡頭。不到20分鐘,他就覺得眼睛發黑頭髮暈。照照鏡子:整個嘴都是烏的,眼睛也模糊了。他一下就知道了什麼叫高原?什麼叫海拔4500米以上的高原?儘管他對無人區有著充分的精神和物質的準備,但真實的可可西裏還是大大超出了他的想象:海拔太高,頭疼;氣溫太低,冷得身上發疼頭更疼。彭輝到可可西裏去了多次,在那裏他都幾乎沒有完完整整地睡著過一次覺,頭疼得一直處於半昏迷狀態。這就是可可裏西,這就是野牦牛隊工作和生活的地方。

  儘管彭輝不適應這兒的環境,但他工作的熱情令這些高原漢子刮目相看。建鐵塔時,大夥兒正幹得熱火朝天,突然來了一陣冰雹,如銀色的核桃一顆顆密密地砸下來,所有的人第一個反應就是往屋裏跑,往能躲的地方跑……而彭輝的三人攝製組卻挺身而上,抓拍了很多鏡頭。大夥兒對他們投來敬佩的目光,覺得他們確確實實在真正做一件事。

  從此,彭輝真正走進了可可西裏,走進了野牦牛隊,他緊緊跟隨這支隊伍,用鏡頭記錄著他們的生活。

  彭輝到達可可西裏時,環保志願者和西部工委正在籌建自然保護站。

  保護站是以索南達傑的名字命名的。索南達傑生前是青海治多縣縣委副書記,西部工委在他的倡導下成立後,進入可可西裏巡邏達12次,當時他也是西部工委的書記。在最後一次巡邏時,與兩個人多勢眾的盜獵團夥相遇,他一人對付18名盜獵分子,寡不敵眾,以身殉職。他犧牲時,凍僵的軀體仍保挂著握槍的姿勢……不到40歲的傑桑.索南達傑,是中國第一位為保護野生動物而獻身的政府官員。

  索南達傑犧牲後的第二年5月,玉樹州政府收到了奇卡.扎巴多傑的《請求書》:為了繼承索南達傑的遺志,保護可可西裏的整個生態環境,保護野生動物。請求辭去州人大法制工作委員會副主任職務,毛遂自薦重組西部工委,到人跡罕見、氣候惡劣,甚至隨時有生命危險的野外工作。

  扎巴多傑成了西部工委的第二任書記。一上任,他給巡邏隊起了一個別名,叫野牦牛隊。藏族有個神話:傳説野牦牛是比較溫順的動物,它在自己的地域裏吃苦耐勞地生存著,一旦誰要侵犯了它的利益和領地,它們就進行拼死反抗,甚至成百上千以排山倒海的氣勢低著頭,挺著兩隻堅硬的牛角,向前猛衝,頂你、叉你,頑強地抵禦著外來的侵犯……巡邏隊叫野牦牛隊的寓意也如此。

  索南達傑的犧牲,扎巴多傑的請命,可可西裏的環保,再次成了人們關注的對象。

  二、生死的考驗

  1998年8月28日,保護站終於竣工了。那天,環保志願者和野牦牛隊員們,又刷牙又洗臉又刮鬍子又洗頭,一掃往日緊張忙碌中的邋塌,……

  接下來出發了。彭輝就跟隨巡邏隊經歷了這樣一次生死考驗。一路千辛萬苦地進入了“鬼門關”,不料車隊陷入了爛泥裏,大夥兒想方設法艱苦奮戰,一個個弄得像泥猴似的,到下午六、七點天黑了,還是沒有一輛車能動彈。彭輝有點恐懼了,整整一天,大家什麼也沒吃,只有他那車裏還有兩瓶礦泉水。更要命的是,晚上下起了冰雹,氣溫猛地降了下來,那時真是又餓、又冷、又渴。冰雹不停地乒乒乓乓打在汽車的擋風玻璃上,彭輝和兩個助手靜靜地看著,誰也沒説話……

  翌日,一大早彭輝就起來了,遠遠地把攝像機對準了其中一輛載有巡邏隊員的車:第一個隊員下來了,滿身污泥,接著第二個隊員下來了,污泥滿身,他們都朝一個方向走去,彭輝把鏡頭跟著搖過去,只見二個隊員趴在深凹的車轍邊,貪婪忘情地埋頭喝著裏面的泥水……彭輝鼻子一酸,眼睛都模糊了,握著攝像機的手不停地顫抖……另一輛車上的扎巴多傑也下來了,一下就跪在另一條車轍邊,也埋下頭去喝那泥水……一個人大副主任就過這樣的生活!他圖什麼?彭輝心裏一個閃念,趕緊調過攝像機準備拍扎巴多傑,可他已站起來了。非常遺憾,彭輝不可能讓他再做一次。藏語裏,扎巴多傑的意思是威武金剛。彭輝覺得:扎巴多傑就是野牦牛隊的威武金剛!

  攝製組三人三天兩夜只吃了一根半火腿腸,一滴水沒喝,彭輝忍著沒喝那泥水——那不是人喝的呀!所幸,第三天中午車出來了,整個隊伍一片歡騰!大夥兒又喊又唱,又蹦又跳……死裏逃生呵,怎叫人不激動?彭輝抑制著狂跳的心,“置之度外”地把這幾輛車開出來那一瞬間所有人瘋狂的舉動、興奮的表情忠實地記錄下來了。

  三、難忘的回憶

  夏季巡邏,必闖“鬼門關”。這時是藏羚羊的産羔期,它們最需要保護。每年的四、五月份是産羔的季節,母羚羊都會群居在卓乃湖附近。這時盜獵分子閉著眼睛,開著車燈就可以把一群一群的母羚羊殺害。

  彭輝至今記得扎巴多傑曾給他講過一件事,讓他深切地體會到這群西北漢子,守望這片土地的決心從何而來。

  1996年,反盜獵隊破獲一個比較大的案子。盜獵分子總共打死了540多只藏羚羊,巡邏隊進入盜獵現場時,看到滿地都是藏羚羊的屍體啊,而且都是母羊!盜獵分子為了剝羊皮打死了母羚羊,那些小羊羔到哪去找奶吃啊!很多都被凍死、餓死。扎巴多傑怒上心頭,他發誓:為了這些生靈,我扎巴多傑拼死也要把環保做下去!多少次,巡邏時遇到突發情況,發現有盜獵者,扎巴多傑就不顧一切地追下去,這一追就不知要在可可西裏腹地中呆多長時間。沒有吃的,他撿起盜獵者遺棄的雜物和已經霉爛的羊腸吃;沒有喝的,隨便在途中喝點泥坑裏的水。

  彭輝眼中的扎巴多傑,有一種衝動和熱情,有一種對環保的新認識和對動物的負疚感。扎巴多傑説:我還沒槍高時,就開始打獵,以前打的野生動物太多了。有一次,我一人打死了四隻狗熊,有一隻純粹是用刀捅死的。那時我認為我是個英雄或是個能手,現在看來,是對人類、對社會的一種犯罪。他剛開始從事環保時,牧民們並不理解他。狩獵在當地是理所當然的事,他要去保護、阻止,這樣就産生了摩擦,就成了不受歡迎的人。1995、1996那二年,他到小商場、小賣部裏買東西,他們都不賣給他,把他當作敵對分子看待,使他在三年內搬了四次家。隨著環保觀念的普及,牧民們才開始真正理解禁獵,理解扎巴多傑的工作,是對他們家園的一種保護。

  在長期的朝夕相處、生死與共中,野牦牛隊對彭輝也由一開始的不認可到接納,到成為朋友。正是這段日子,讓彭輝也真正理解了什麼是環保。有次他買了個藏羚羊頭骨的工藝品,一個環保人士説:你怎麼能買這個呢?你這不是給盜獵分子提供市場嗎?彭輝頓時恍然大悟。

  扎巴多傑帶領著“野牦牛隊”克服經費不足、物資緊張的困難,堅持定期巡邏。看著隊員們黑瘦的臉,他痛心不已。為了解決資金這個最讓他頭疼的問題,這只高原“牦牛”決定來一次遠行:去北京找門路,至少要把隊裏的車輛更新一下,不然無法工作。

  四、永遠的情結

  1998年9月,扎巴多傑從青海先行到了北京,彭輝也隨後從成都趕來繼續他的記錄片拍攝。彭輝一到北京看到扎巴多傑就忍不住笑了:一反平時的隨意裝束,西裝革履的扎巴多傑,領帶打的不是很地道。

  這是扎巴多傑第一次來北京。在天安門前,扎巴多傑穿一件樸素的白襯衣,對彭輝説:來,給我照張相,一定要把天安門框進畫面裏。彭輝回想著跟著扎巴多傑在可可西裏腹地巡邏時,他一身泥漿挎著衝鋒槍,吃著發了霉的爛羊腸……北京環境的優越和可可西裏環境的殘酷,真是天壤之別。

  此次北京之行大有收穫,“野牦牛”扎巴多傑受到了社會各界的支持,籌到了不少資金。扎巴多傑還特意把跟隨了自己多年的佩刀帶來送給了彭輝。藏人的習慣:朋友、上下級之間,都是以獻哈達為主要禮節,一般是不送佩刀的;佩刀是每個藏族人的最看重的隨身物品,是他們的某種象徵。

  三年來,彭輝用自己的行動,贏得了扎巴多傑的真正友情,扎巴多傑才會把他的佩刀送給彭輝。這把藏刀已成為彭輝的最愛,每每看到它時,彭輝就會想起可可西裏那些艱難的歲月;想起《平衡》片中的那個小生命——那只小鳥受了傷,但它依然堅強地活著。野牦牛隊也是這樣,雖然他們有一些問題,雖然他們現在面臨著艱難困苦,但他們頑強地往前走……還有扎巴多傑,他就像一隻受傷的蒼鷹,孤獨地穿過山谷……

  彭輝最後一次在可可西裏採訪完扎巴多傑後,扎巴多傑開車載著所有身著新裝的野牦牛隊員,把彭輝送到青藏公路。彭輝乘坐的車身上,挂滿了潔白的哈達。隊員們唱著動聽的祝酒歌,彭輝連幹了三碗酒!這不僅是真摯的友情,更多的是難捨難分的親情。扎巴多傑一直握著彭輝的手不放,反復説:你要保重啊!你要保重啊!彭輝也説:你要保重啊,你要保重!倆人就這樣互道珍重,別無它話!扎巴多傑把彭輝送了一程又一程,相互的理解和認同,相同的血性和企盼,使這兩位曾經素昧平生的人之間,萌生出親人一般的牽掛,這種異常鄭重的分手,好似在冥冥之中傳遞著一種信息:他們要就此別過了。

  1998年11月8日,扎巴多傑從北京輾轉回到青海玉樹州。第二天晚上,在家中被一顆七七式手槍子彈,近距離擊穿頭部身亡。

  那蒼鷹熾烈的嘶叫,回蕩在天空。它的淚水依然乾涸,它的鮮血卻無法凝固……

  1999年夏季,彭輝再次來到了可可西裏,繼續《平衡》的拍攝。採訪中,彭輝又跟車巡邏了。在這次巡邏中,彭輝真正與盜獵分子面對面的相遇了。也正是這次遭遇,讓生活在和平年代的彭輝,第一次品嘗到了生與死的味道。當盜獵分子全部被抓獲時,彭輝發現他的鏡頭所面對的,是三支上了膛的獵槍。

  扎巴多傑這只雪域雄鷹殞去了,但可可西裏的反盜獵鬥爭仍會繼續下去,彭輝的記錄片也會繼續拍下去。因為扎巴多傑,因為野牦牛隊,還有個許多人心目中共同的夢想,包括彭輝的心魂,都永遠留在了那裏,守望著那個叫可可西裏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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