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當今這個節奏很快的社會，任何人，不管他的社會地位有多高或多低，也不管他的生命力有多麼旺盛，意志力有多麼堅強，他總要去尋找一個可以講述或者傾聽的角落。這個角落可能是自己的家庭，可能是自己的朋友，也可能是某一個夜間的電話，作為電視，這個角落就是《講述》……
講述《講述》幕後的故事 《民航報》記者 張 峰
第一次遭遇《講述》是在北方的一個海濱城市。一個百無聊賴的夏夜，我一個人在賓館的房間裏胡亂撳著電視遙控器，突然就看到了這樣一幅畫面，演播室裏，一個讓人第一眼就能産生深刻印象的、穿著藏袍的中年男子在平靜地説著什麼，儘管他的語氣和語調是平靜的，但分明從他的神情上能感覺到他在極力控制著自己，一旁坐著一位女主持人，在靜靜地傾聽他的述説。背景是一個帥氣的藏族男孩放大了的照片，音樂有一種淡淡的哀傷。
當時並不知道這就是《講述》，只是被其中的故事所吸引，所打動。一個邊遠藏族自治縣的縣委書記，在山火的災害中失去了自己的兒子，但他沒有時間悲痛，又帶領群眾投入到抗震救災的工作中去。當看到得到救助的藏民紛紛向他拜跪的畫面，當看到他在演播室強忍住自己的情緒，對著兒子的照片慈祥地説，孩子，你安心地去吧，我的淚水悄然滑落。
感動來得竟是如此突然和輕易，那一剎那間，我想起了我的父母和家人，還有自己身上的責任。在此之前的很長一段時間裏，我以為我已經不知道感動為何物了。
原以為這只是我的個人體驗，沒想到後來和身邊的人聊起這個節目，才發現許多朋友及同事和我有同樣的感受，我才知道這是央視十套一檔新開的晚間欄目，名字叫《講述》。後來陸陸續續又看過幾次《講述》，在不同的地點，不同的時間。儘管沒有刻意去尋找，但只要見到了，就會放下手頭的事認認真真地看，就像見到一位不常碰面的老朋友，總想聽他説點什麼。
沒想到的是，我會在第一次見到《講述》一年多後，走進《講述》欄目組，和節目的編導們聊天，了解那一個個感人故事背後的故事。
鍥而不捨和頑強拼命的精神
我第一次看到的《講述》節目叫《責任》，在欄目組，我見到了這期節目的主持人和編導，高月，一個大方、溫雅、略顯瘦弱的女孩。當她給我講起做這期節目的艱險和曲折時，我一直有一種難以置信的感覺。
《責任》中的主人公叫邢立，是四川雅江縣的縣委書記，在當地享有極高的威望。2001年8月，高月是在一個偶然的情況下知道他的事跡的，覺得是一個很好的題材，可以做。沒想到好不容易聯絡到邢立後，他斷然拒絕了採訪的要求。他有一個特殊的理由，按照藏族的習俗，死去的人不能再提起，否則靈魂得不到安息。高月後來了解到，自從兒子走了以後，邢立沒有接受過任何一家媒體的採訪，有關他的事跡都是別人幫著整理的。
但邢立的故事太適合《講述》的節目要求了，高月憑直覺知道這會是一期精彩的節目，實在捨不得放棄。她以中央電視臺記者的名義通過四川省委宣傳部，雅安州委宣傳部，再到雅江縣委，層層做工作，倔強的邢立始終沒有鬆口。萬般無奈之下，高月只能冒險一試，在沒有徵得邢立同意的情況下，趕赴雅江，面見邢立，做最後的説服工作。
高月告訴我，她出發的時候心裏根本沒底，因為連能不能見到邢立的面都不知道。那時候，欄目剛開播，經費特別緊張，這一趟如果空手而歸，經濟上的損失不説，更無法向欄目組交代。她是以一種哀兵的心態奔赴雅江的。
高月是憋了一股勁在維持這個選題的可能性的，但是在從雅安到雅江狹窄泥濘的盤山公路上，高月後悔了。5000多米的海拔，車窗外就是萬丈懸崖，迎面而來的車像是隨時要和她們的車相撞。高月告訴我，那時她想到了死，隨之而來的就是後悔，後悔不該為了一個沒有希望的節目跑到這兒來。她想退，但是沒有退路，只能硬著頭皮往前走。
萬幸，經過13個小時的顛簸，她站在了邢立的面前。邢立十分驚訝，但依然拒絕了採訪。高月這時候反而平靜下來了，你不接受採訪，行，那就採訪你的同事、朋友和當地的老百姓。接下來的3天時間裏，高月做了大量的採訪，積累了大量的素材，越來越覺得邢立的身上有做的題材。但她始終沒有和邢立正面接觸，她堅信一點，像邢立這樣的人，你去口頭説服他，不如用實際行動打動他。他一直在默默地關注著高月的採訪並給予了側面的配合，看得出，他已經被高月的敬業精神所打動。但是直到高月離開雅江的那一天，邢立仍然沒有答應接受採訪。
高月回到北京不久，接到了邢立的電話，答應來北京做節目。得知這一消息的一剎那，高月的淚水奪眶而出。接下來的節目製作非常順利，邢立的表現非常好，這期節目感動了欄目組所有人，播出後在社會上引起了巨大的反響。它成了《講述》早期的代表作，直到今天來看，都有著強烈的震撼力。
製片人梁紅告訴我，欄目開播的頭三個月是最艱難的時期，如果沒有叫得響的節目撐住，欄目説倒就倒。那時候發現一個好的選題，就是鍥而不捨，拼了命也得做出來。《講述》2001年7月開播，草創人員都是當時的製片人肖曉琳從《今日説法》帶過來的。當時人手特別緊，一個人頂好幾個人使，有的編導為了趕一個片子，三天三夜不離機房，出來已經走不動路了。正是靠著這種鍥而不捨和頑強拼命的精神，《講述》才從一個剛開始並不為人所看好的欄目迅速成為中央電視臺十套的標誌性欄目，在老百姓心目中的影響力也迅速攀升。從今年5月份開始，《講述》將作為十套惟一的一檔欄目躋身中央電視臺一套。
獨特的審視角度和仔細的題材挖掘
初到《講述》的編導，最頭疼的就是找到合適的選題，有的編導光適應找選題就得一兩個月的時間。在《講述》大量的觀眾來信中，問得最多的一個問題就是，那麼精彩感人的故事，你們是怎麼找到的？梁紅告訴我，一個好的《講述》選題一般有三個條件：一是要有故事情節，二是嘉賓要有戲，三是要能體現一種生命的感悟和人性的力量。按照他們欄目組的通俗説法就是：總有一段經歷讓你終生難忘，總有一份情感讓你刻骨銘心，總有一片土地讓你魂縈夢繞，總有一個身影讓你牽腸挂肚，總有一種力量讓你奮然前行。
《講述》的選題除了觀眾提供的線索和編導自己發現的以外，有很大一部分來源於其他媒體的報道。有些報道，可能看上去很平常，沒有什麼出彩的地方，但通過《講述》編導從不同的角度審視和仔細地挖掘，就成了一個很好的題材。
引起了極大社會反響的《躲債校長》（上、下集），線索來源於編導韓鑒在《中國教育報》上看到的一篇200多字的文章，説的是河北保定市唐縣的一位鄉鎮中學的校長自己到處借錢給學校建新教學樓。韓鑒意識到不管什麼原因，校長借錢的過程肯定有《講述》需要的故事。通過多方打探，韓鑒了解到了事情的真相。原來，學校的教學樓早已屬危房，當地鄉政府本該管，但因為沒錢，就讓校長去借錢蓋新樓，並允諾不超過半年，就撥錢給學校讓校長還債。結果校長千心萬苦，借遍了所有的親戚、朋友和學校的老師，總算把新樓蓋起來了。但半年過去了，鄉里的錢沒到位，催債的人一撥撥上門，校長也就開始了長達兩年的躲債生涯。
採訪並不順利，韓鑒把電話打到縣裏、鄉里，均遭拒絕。後來，韓鑒通過各種關係找到校長，校長答應接受採訪。有意思的是，校長提出了兩個條件，一是讓韓鑒以中央電視臺的名義開個證明，證明他是被迫來北京接受問題的調查，被迫接受採訪；二是讓韓鑒從北京開輛車過去，直接到學校帶人，要讓學校的老師看見，最好再帶個警察。結果，韓鑒和那位校長的“雙簧”唱得很成功。當然，沒開證明也沒帶警察，韓鑒從北京包了一輛車，帶上貼著中央電視臺法制組的攝像機，眾目睽睽之下，把校長“押”到了北京的演播室。
節目順利播出，校長大膽地説了實話，他和學校的境遇得到了許多觀眾的同情和支持。節目播出的一個星期時間裏，學校收到的各地捐款就足以償還校長的債務。一位山東的企業家專門帶了10萬元趕到欄目組，要求韓鑒和他一起把錢交到校長手上。縣裏和鄉里也改變了態度，校長一時成為當地的英雄。
節目播出後不久，校長再次來到北京，給欄目組帶來了學生家長送的一大包核桃和花椒，還有一塊銅匾，上面寫著兩個大字：理解。韓鑒告訴我，這塊匾，沒有花捐款的一分錢，是學校的老師從自己的工資裏湊出來的錢。現在，這塊匾就挂在《講述》欄目組辦公室的醒目位置，每一個走進辦公室的人第一眼就能看到。
在眾多觀眾來信中，有這樣一封信讓我印象深刻。信這樣寫道：“在匆忙的世俗生活中，人與人的關係越來越冷漠。是你們的節目，像一彎清泉，滋潤了我乾涸的心田，喚醒了我的良知和情感。從你們的節目可以感受到，人與人之間的理解、幫助、扶持和鼓勵是多麼美好的事情。為了這樣的美好，我會一直守候在你們身邊……”
理想痛苦的追尋
在《講述》欄目組採訪，感受最深的就是每個人身上那種自然而然的親和力。有編導告訴我，這是《講述》這個欄目帶給他們的特質，這是受每一個嘉賓熏陶潛移默化的結果。在進入《講述》欄目以前，也許你自認是很理性的人，不會輕易被感動；但是在這裡，每天你會碰到太多發生在普通人身上的令人感動的故事，時間久了，你會不知不覺變得感性起來，變得容易感動。正是因為這種感性，欄目組的30多位成員在一起就像一個大家庭一樣，大家互相幫助，快樂地工作和生活。
在這份快樂的背後，《講述》的編導們付出了太多的心血。劉慧，今年28歲，是整個欄目組以及社會專題部最年輕的女主編，她做的片子，風格沉穩、老到、深刻，讓人很難相信出自28歲的女孩之手。劉慧給我的第一印像是幹練、聰明、成熟、思維敏捷，讓人很難相信此前欄目組的人告訴我，有一次在給家裏打電話時，劉慧情不自禁地失聲痛哭。
説起這事，劉慧的眼睛裏閃過一絲不好意思，但隨即就恢復了平靜。那是在去年11月8日記者節前夕。為了慶祝記者節，《講述》推出一檔60分鐘的大型節目，邀請全國各地數十名優秀記者講述自己的採訪故事。劉慧擔任節目的總編導，這是她第一次負責這麼大型的節目。準備節目的兩個多月，她沒有任何休息的時間，全身心撲上；錄製節目的一個多星期時間，她沒有離開過演播室一步，餓了就啃一塊麵包，睏了就隨便找地方瞇一會兒，日夜奮戰。這是《講述》第一次搞這麼大型的活動，劉慧深知自己身上的期望和壓力。節目錄製完，她的腳已經腫得邁不動了，全身都麻木了。
劉慧告訴我，這還不是最痛苦的時候，最痛苦的是因為各種各樣的原因，節目被改來改去。看著自己辛辛苦苦的策劃和勞動就這麼被舍掉了，真有種在身上割肉的痛感。更痛苦的是還不能把這種感覺痛快地説出來，只能自己承受。當時真有一種身心俱裂，快撐不下去的感覺。
有一天晚上，和家裏通電話，本來還是想克制自己報喜不報憂的。但被媽媽查覺到了，一瞬間再也控制不住了，索性痛痛快快地哭了一場，把這幾個月來受的委屈和壓力都哭了出來。哭完後，劉慧回到了演播室，繼續做節目。最終，這個只花了幾萬塊錢的節目擊敗了其他欄目幾十萬的大製作，獲得部門年度最高獎金獎。
劉慧告訴我，每一個來《講述》的新編導，都會經歷一段類似的痛苦，只有挺過去了，才能真正融入這個大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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