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視名記王志：犀利質疑並不排斥感情投入

央視國際 2003年09月30日 09:23

　　王志，湖南省衡陽市人，湖南師大中文系畢業，3年後在該校文藝美學專業研究生畢業，1989年分配到湖南電視臺，期間曾下放郴州地區電視臺鍛鍊1年半，並被借調到深圳有線電視臺。白岩松到湖南拍攝節目時，王志幫助聯絡工作，隨後來到北京，1994年2月進中央電視臺，在《東方之子》節目中任記者和主持人，2年後進入中央電視臺新聞評論部，在《新聞調查》欄目中任記者和主持人，2002年赴英國留學，2003年1月在《面對面》欄目中任製片人、主持人和記者。 　　

　　在央視評論部“五大小生”中，王志排在最末，但在近段時間，他成為大眾關注的明星。王志説：“大家的感覺讓我忐忑不安，我不是什麼明星，將來也永遠不是。我是一個普通記者，我的職業要求我必須這樣做。”　

　　王志是中央電視臺派出的首批赴廣州疫區一線採訪的記者，也是第一個帶給大家來自“非典”病房鏡頭的電視記者。王志最近的出鏡率特別高，近期就非典疫情分別採訪了李立明、鐘南山、張積慧、姜素椿、王岐山等抗非典戰場的風雲人物，引起觀眾的極大關注。 　　

　　上週末，我與王志約好，最好能夠“面對面”採訪，他同意了。可是晚上聯絡時，他已奉命飛深圳預備下期節目了。我們的採訪只好擱淺。幾天后的淩晨3點，王志主動給我打來電話，表示雖然已經困得不行，但他必須踐約。我們的採訪就是在這種情形下進行的。 　　

　　職業責任讓我無怨無悔 　　

　　4月15日，王志涉險進入廣州ICU病房。他事後坦言：“要説完全不怕也是瞎説。但我是做這個工作的，這就是我的職業責任。”鐘南山院士曾勸王志到普通病房拍一下就可以了，但王志堅持要進入隔離區。鐘南山就要求給王志他們最好的防護。可是後來王志在跟醫護人員劉小青談話的時候，連口罩都沒有戴。王志跟康復病人接觸，也沒採取任何防護措施。王志是這樣解釋的：“我覺得要對醫護人員和康復病人表現應有的尊重。我們拍片一會兒就走了，可人家醫生、護士天天在那兒。” 　　

　　不過，王志回北京後，還是謹慎地回避同事，到央視網絡在線答問時，也戴著大口罩。王志説：“這時候戴口罩主要是防止傳給別人，我畢竟進過隔離區。鐘南山對我説‘如果你懷疑自己被感染，你就必須戴。’我特別注意到，一個病人在接受我們記者採訪時，先摘掉呼吸機，隨即戴上口罩。假如人人都自覺這樣做，都對他人負責，控制疫情就更有望了。” 　　

　　犀利質疑並不排斥感情投入 　　

　　央視曾罕見地開過一個王志作品研討會。專家們指出，熒屏上王志那標誌性質疑的目光和探詢的身姿，都體現著獨特的風格個性。於是，王志的採訪風格被同行們稱作“質疑”風格。他對此表示同意：“我認為質疑是揭示真相的捷徑。”在近期播出的幾期抗非典的《面對面》節目中，王志犀利的質疑態度以及帶著細節提問、探究對方心靈的精神，依舊得到了很好的發揮。更出人意料的是，王志更多地給予採訪者以情感的關懷，流露出許多動情和煽情之處。 　　

　　王志告訴我：“面對不同的採訪對象，你的方式應該是不一樣的，但目的都是為了達到溝通。在王岐山代市長面前，如果我流淚，那就莫名其妙了；而面對張積慧，你不可能採取質疑的態度。面對感動，你無法抗拒。我也知道主持人哭不好，但這是真誠的眼淚。比如《生死試驗》這期節目採訪姜素椿。他已經74歲了，是302醫院的專家，也是年齡最大的非典康復者。在感染非典後，他就在自己身上做試驗，注射康復病人的血清。面對這麼善良而富有獻身精神的老人，你能不感動嗎？人的一大特點就是將心比心。在這樣的時刻，我無法那麼理性。我是一個旁觀者、報道者，不是一個戰士；那些在一線的醫生護士才是真正的戰士。但這並不意味著我就沒有感情投入。” 　　

　　媒體報道應與政府理性互動 　　

　　社會輿論對媒體曾有這樣的質疑：為什麼在非典爆發的第一時間，國內媒體表現出集體的失語狀態？而王志等一批新聞記者迅速做出深入而真實的疫情報道，特別是對醫護人員所起的重要作用和獻身精神，就是他們最早開始關注的。這一行為在客觀上打破了以往媒體面對突發災難性事件不求快、只求穩的傳統慣例；在媒體與政府的關繫上，也體現了保持理性互動的特點。 　　

　　對此，王志深有體會地説：“王岐山代市長是一個低調的人，而到北京上任才10天，就欣然接受我們的採訪，還特別強調這時候要邊做邊説。這説明，政府需要媒體介入，以保持信息的透明度。我感覺在當時情況下，市民也需要了解市長的想法。王岐山是一個強勢人物，因此，對他的採訪就要不斷刺激他。只有在回答一系列尖銳問題時，大家才能看到一位自信、堅定的市長。王岐山對此非常理解，他原來説好只談15分鐘，回答三個問題；結果談了50分鐘，答了30個問題。這裡面有個細節，我想為難王岐山一下---剛進演播室，我在猶豫要不要跟代市長握手，特地問了一句：‘握不握手？’王岐山説：‘有什麼不敢？’主動跟我握了手。” 　　

　　王志説：“我從沒感覺到對非典的報道有任何限制。現在允許你做了，也有一個反應快慢和深淺的問題。當然也有矛盾，如果媒體不報，大家都不知道這個消息，疏于防範；但報道過頭了，大家又覺得形勢太嚴峻。所以還是應該嚴格地按照客觀、公正的原則來做報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