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出租車業壟斷黑幕之一：司機們怨聲載道

央視國際 2003年09月29日 10:28

　　編者按：

　　中國經濟時報記者用半年時間，曆盡艱辛，採訪了北京市100多位出租汽車司機、眾多出租車公司經理和相關政府部門官員及專家學者，以前所未有的深度、廣度和力度獨家披露了北京出租車業壟斷黑幕，對十六大後中國行政管理體制改革具有重要的案例啟發意義，對北京市乃至全國的出租汽車行業市場化改革將産生一定的推動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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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北京開了整整10年出租車、長期思考"出租司機權益"問題的北京通州天運出租汽車公司司機董昕對北京出租車行業有這樣一個"經典總結"：

　　龍莊村長的兒子，有一張飯館的營業執照，又怕獨自經營擔風險賠錢，於是找到李四説："我出執照，你出資，我們共同經營"。李四齣資10萬，他們共同經營8年。飯館由從前的門可羅雀發展到今天已是門庭若市。有人要出80萬元買此飯館，足見飯館的興旺程度。

　　一日，村長的兒子找到李四説："當初你出的10萬元買的是桌椅凳子、灶具餐具，現在已經用舊了，給你5千元走人，營業執照是我的，飯館就是我的，願意幹，再交3萬5千元，湊成4萬元做押金，給我打工。"李四説："你這不是背信棄義嗎？天理何在？！"村長的兒子説："我爹是村長，我就這麼幹，你愛哪告就哪告去，政府、法院我都有人，告也白告！"李四8年的時光已經耗費在飯館裏，除餐館經營外，別無所長，更無其他謀生技藝，萬般無奈，他只有東借西挪湊足4萬元的押金後，給村長的兒子打工。但，在他的內心深處，一直期望法律能還他這位真正出資者一個公正。

　　假設把"飯館"這個名詞換成"出租汽車公司"，"這就是北京出租車行業的真實寫照"。

　　難道北京出租車行業真是這樣的嗎？這其中又有些什麼秘密？

　　的哥鄧少龍的遭遇。

　　38歲的鄧少龍是北京銀建出租公司的司機。去年下半年，他因嚴重的肛周膿腫(長時間駕車不透氣引發的職業病)住院治療，被迫停運出租車4個月。銀建出租公司依然照收每月5100元的"車份錢"，在他做完手術的當天，準確地説是在他下手術臺僅2小時，派人到病床前催要"車份錢"。

　　此前，鄧少龍曾找公司領導商量，自己生病住院能否免"車份錢"，公司回答"不可能！"鄧少龍又提出"我無法開車了，退車行不？"公司回答"按合同規定，這是你單方違約，扣一萬五的違約金後方可解除合同"。

　　一個電話又一個電話打到醫院、打到家裏，公司催"車份錢"催得太緊，鄧少龍的姐姐和未婚妻張昱只好四處求借，替鄧少龍交納每月5100元的"車份錢"，一個月，兩個月，三個月……，被醫生戲稱"屁股上剜掉了5塊錢肉"的鄧少龍心急如焚，可新肉好賴就是長得太慢！醫藥費每天得花好多錢，生活每天得開支，另外，每天必須得給公司交170元的"車份錢"，鄧少龍説"我被壓得都喘不過氣了。"

　　無可奈何，去年底，鄧少龍忍著疼痛把停在自家門口整整4個月的出租車開上大街。"不敢踩剎車，腳一用勁屁股後面就拉得鑽心的疼，額頭上直掉汗珠子。""不跑不成啊，給公司交的5萬元風險抵押金是借的，住院醫療費是姐姐墊的，這幾個月的車份錢還是朋友給借的，重壓之下我哪敢有絲毫懈怠！"説到這兒，足有一米八的漢子鄧少龍淚花在眼睛裏轉圈圈，他的未婚妻張昱更是泣不成聲。

　　近一年以來，鄧少龍每天回家的第一件事不是吃飯也不是睡覺，而是用自己熬的花椒鹽水泡屁股(怕發炎)。"醫生讓半年後去復查，我愣是一直沒敢去，我怕住院，我怕停運，我更怕錢啊！"

　　"像這樣的情況在北京出租行業很普遍。"對此，在北京出租車行業工作了近40年的"老交通"、北京雙祥客運有限公司總經理助理趙振昆是這樣評價的。

　　"出租車公司真是吃人不吐骨頭！"

　　北京出租車行業，共有在冊出租車6.7萬輛，除約有1000多輛是由出租司機個人投資、個人經營、個人受益的"個體司機"外，其餘6.6萬輛車均是像鄧少龍一樣的"公司司機"，即，1、根據各出租公司的要求，司機個人向出租公司交納約為車價一半的所謂"風險抵押金"；2、司機每月必須給公司上交數千元的管理費即"車份錢"。

　　然而，與"個體司機"相比，"公司司機"在出了相當於車價款的一半或者比車價款更高的"風險抵押金"、"融資款"、"購車款"後，同樣與"個體司機"幹著一樣上街拉活的事，但其收入卻不到"個體司機"的三分之一。除此，還要接受來自出租車公司的各種"管理"與"服務"。

　　正當擁有自主經營權的北京"個體司機"們過上小康生活的同時，北京的許許多多像鄧少龍一樣的"公司司機"們卻在為自己的權益艱辛奔走。

　　"出租車公司真是吃人不吐骨頭！"46歲的北京頂好出租車公司司機邱躍進用顫抖著的手把一沓申訴狀遞到記者手裏。他説："我花近10萬元從公司買了一輛已跑了5年的舊夏利，我只跑了一年，最多也就掙了一萬多塊辛苦錢，車就被公司收回去報廢了，然後公司一腳把我踹了出來。""錢是我投的，車是我買的，公司一分錢不投資卻憑著出租車經營特權,不僅每月白白收我的'車份錢'，而且最終連我的本錢都給霸佔了！"

　　"我的投資被他霸佔，我為公司拼死拼活，最終我卻落得個債臺高築，8萬多元的購車借款無法給親友償還，生活難以為繼。"邱躍進對記者講這些時聲音在發顫。

　　在頂好出租車公司有著與邱躍進一樣遭遇的出租司機還有楊少華、吳廣、王立軍、張會清、劉章軍、刁繼旺等，"我們的投資款(融資款)，我們的血汗錢('車份錢')都是被公司這樣白白'黑'走的"。

　　在這眾多事例中，讓人震驚和感到不可思議的是李家祥的經歷。這位52歲的出租車司機于1996年花10萬元鉅資從北京公興出租車公司買了一輛舊桑塔納，並與北京公興出租車公司簽訂了兩年的合同，此後噩運就一直伴隨著他。李家祥回憶起發生在自己身上的事,至今還心有餘悸。他説："出租公司要收車，我不同意。萬萬沒料到，2000年1月17日，公興公司經理一夥人在北京市右安門內大街萬博苑門口，光天化日之下使用暴力將我按倒在地，用腳踩著我的臉,奪了汽車鑰匙，將我融資10萬元買的桑塔納出租車搶走。"

　　在為時半年的調查中，記者先後採訪了百餘名北京出租司機，包括出租車行業的一些"的士之星"。幾乎沒有一個人不抱怨："'車份'太高了！""勞動強度太大了！""出租車管理問題太多了！""出租司機的日子太苦了！""錢全被公司給'黑'走了！"……

　　實際上，北京市出租車行業問題多矛盾大，由來已久。這與北京出租車業的發展歷程是密切相關的，北京的出租車業發展呈現出五大階段，也即"五個時代"。

　　第一個階段，1984年以前，北京出租車行業基本是大一統的"計劃調配時代"，僅有1952年由周恩來總理親自命名的首都汽車出租公司等為數甚少的兩三家公司經營著數千輛出汽車，當時是"叫車靠電話、街上出租少"。

　　第二個階段，1985年以後，北京市興辦了一批國有、集體出租車公司，最高峰時全市有259家出租公司1萬多輛出租汽車，車型多為皇冠、尼桑等進口車，被稱之為"洋車出租時代"。

　　第三個階段，"全面發展時代"。1992年為切實解決"北京乘車難"問題，北京市提出"一招手能停5輛出租車"的奮鬥目標，風風火火大辦出租車業，一時連小學、幼兒園都辦起了出租車公司，到1994年全市共有1400多家出租公司，出租車達6萬輛之多。這個階段也是北京出租車業的第二次發展高潮。這個階段興辦的絕大多數出租公司只要有出租車經營權批文、有執照就萬事大吉了，司機自己會找上門來出資購車、"自主"經營的，一切經營費用都由司機自己打理，而且會很認真地按月上交800--1500元的管理費。

　　第四個階段，"清理整頓時代"。自1996年開始，當時的北京市出租汽車管理局為控制出租車總量，清理出租公司給司機"變相賣車"問題，提出：所有由司機出資購買的出租車，一律由公司收回。並出臺了讓不少出租司機"咬牙切齒"的出租車"倒算法"。經過清算整頓，原來實質上是由出租司機出資購買並擁有實際産權的出租車全部變成了出租公司的財産。除此，還有一個大變化便是每月的"車份錢"由1000元左右統一到四、五千元以上，公司的收益更大了。司機如今依然要出資，但名稱由當年的"融資款"、"購車款"變成了"風險抵押金"、"保證金"、"承包金"，即使司機上交再多的錢雙方也只是打工者與老闆的關係，而非當初的合作關係。

　　第五個階段，"聯合兼併時代"。自2000年開始，北京市提出要"做大做強出租車企業"，於是下令：不足200輛出租車的公司由大公司收購。很快公司個數由1000多家變成了如今的200多家，並出現了12家品牌出租企業。

　　在1992年以前，出租司機與公司的關係是"你發工資我幹活"的純粹的勞資關係，司機與汽車之間正如工人與設備的關係。但1992年以後到1996年前後，在北京的絕大多數出租車公司裏，司機是真正的出資人，公司卻是所有權人。當時僅從單車算，司機賺得比公司多，雙方基本還能相安無事。1996年作為所有權人的公司開始從司機手中強制性收車，被收車後變成"職工"的司機依然要出3萬到5萬甚至更多的錢(風險抵押金)。在同樣出資、同樣"自主"運營的情況，司機原來豐厚的利益明顯被公司"切"走了，於是雙方矛盾被激化了。接著從2000年開始，一批被兼併的小公司只顧出賣公司出租車與經營權而無視司機的權益，出租司機與公司之間的矛盾便白熱化了。

　　媒體上頗多爭議的"新駱駝祥子"現象就産生於這種背景下。記者從有關資料上看到，近年來，出租司機們為了自己的權益不僅東奔西跑聯名上訪，而且還有人向北京市政府及其有關部門採取過許多極端行為。北京市的人大代表、政協委員，國內的許多經濟學家和法學家，也一直在為北京出租車行業諸多問題的解決呼籲和吶喊。

　　本文僅是2002年12月6日《中國經濟時報》發表的系列文章的第一篇。

　　編輯：淩雲
　　來源：中國經濟時報
　　作者：王克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