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租車公司的老闆揚言：要整死王克勤

央視國際 2003年09月29日 09:57

　　剛到北京半年，王克勤又在北京推出了一個更重磅級的黑幕調查——長達四萬言的《北京出租車業壟斷黑幕》。

　　2002年6月28日，中國經濟時報週刊部召開的例會上，部門主任王南將北京幾名出租車司機“關於司機生存狀況的申訴與調查”等相關材料交給王克勤，建議以此為選題展開對北京出租車業壟斷問題的調查。

　　沒接這個選題之前，王克勤對北京的出租司機很陌生，認為出租車司機每天都在大把大把地“摟錢”，總覺得他們是北京的有錢階層。

　　王克勤在認真研究這些材料後，根據材料上所留電話，王克勤與北京某出租公司司機邵長良取得聯絡，並約他與其他幾名司機來報社進行座談。根據座談會了解的情況，王克勤感覺到北京出租司機有許許多多的辛酸與艱難。

　　7月2日。王克勤致電出租車業主管機關--北京市交通局，並與該局宣傳處張磊取得聯絡。交通局要求發公函，王克勤便向張磊傳真了報社介紹採訪的公函。

　　此後，一方面，王克勤每隔兩天給北京市交通局打一個請求安排採訪的電話；另一方面，在邵長良等幾名出租司機的介紹下，王克勤開始大規模訪問北京的出租車司機群體。期間，他採取個別訪問、召開座談會、跟車採訪、家庭訪問、在的士餐廳等司機等各種方法採訪。至12月6日發稿前他先後採訪出租司機100多人，並先後到10多戶出租司機家裏進行了家庭訪問與考察。

　　當一個個司機拿出一沓又一沓的申訴狀，以及花花綠綠的罰款單，還有大量的相關部門的文件複印件時，王克勤為之震驚。

　　尤其聽到有好幾個司機活活累死在出租車上；聽到有出租車公司的經理在司機剛剛做完手術兩個小時就到病床前逼著收“車分錢”；聽到有出租公司為了搶回出租車竟然動用黑社會拿著兇器將司機圍在出租車公司院內行兇的事件……尤其是看到2001年第五期《中國市場》一篇題為《京城出租車業變革進行時》的文章寫到：“沈夢培（國務院參事、中國地震局分析中心研究員）告訴記者，2000年初，朱鎔基總理對北京市出租車問題很重視，這是他從民主黨派領導那裏聽來的，朱總理夫人勞安曾受朱總理委託，特意乘出租車專門調查。據説，朱總理在一次統戰會議上講，北京市出租車行業問題相當嚴重，簡直像解放前上海灘的黑社會‘青紅幫’。”這讓王克勤心裏十分難受！

　　當王克勤走進一個又一個出租司機的家庭後，才真正了解到，他原以為大把大把掙鈔票的北京出租汽車司機生活得如此艱辛。讓他很納悶的是，司機們每天大把大把收取的鈔票到哪去了？司機們得到了嗎？國家得到了嗎？都沒有！

　　通過研讀大量文件、資料，王克勤發現許多出租公司純粹是空手套白狼起家。他們的發家手段：一是掠奪司機個人財産，二是貪佔國家財産，三是掠奪社會公眾的財富，出租車成了出租公司“合法”斂取社會公眾財富的工具。而且，更為惡劣的是，北京市交通局出臺的一系列相關政策，正是出租車公司掠奪出租司機個人財産的“尚方寶劍”。

　　令人震驚的是，當一個個出租司機為了維護自己出資人合法權益時，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竟然出臺有關文件，拒絕受理出租司機狀告出租公司的案件。以至於發生出租車司機在北京西客站集體臥軌，造成京廣線停運數小時的惡性事件。

　　王克勤覺得必須得認真地深入調查下去，查個究竟。

　　由於出租汽車行業涉及面廣，而且調查要深入到各區縣，王克勤先後聯絡了30多家機關單位，但接受採訪的不是很多。

　　他感覺北京市的政府機關真難打交道。

　　王克勤與北京市交通局宣傳處的張磊聯絡上以後，他每週至少打三四個電話，包括張磊、楊宇在內的宣傳處的幾個同志，幾乎都接煩了他的電話，對方的理由總是“我們處長不在”、“我們處長開會”、“資料已經轉給出租汽車管理處了”、“還沒有結果”等等。

　　無奈，王克勤通過朋友得到了北京市交通局法規處的電話，並在7月31日上午10時首次進入北京市交通局辦公大樓，由於“處長不在”，只好與一個不願談情況的女同志了解了一些情況。王克勤利用這好不容易進入交通局大樓的機會，闖進了宣傳處，並見到了張磊及其同事。張磊説：“出租處處長梁建偉不在，你來也是白來”。所幸，他還好心地管了王克勤一頓份飯，但沒提供任何情況，因為“梁處長還沒有同意”。

　　下午上班後，張磊對王克勤説：“我們回頭再聯絡吧，看人家梁處長願不願見你”。至此，王克勤不得不離開宣傳處。出門後，王克勤在市府大院裏遛了一圈，然後又走進了交通局大樓，直奔出租處，進門後王克勤説：“我找梁處長” 。

　　“幹什麼？”

　　“採訪”

　　“不行，我們的新聞由宣傳處統一發佈的，我們不直接接待記者。”

　　無奈，王克勤只好再給張磊打電話，但出租處還是沒有接受採訪。

　　有一天，王克勤找到出租處長梁建偉的電話，打電話給他，希望他能安排一點時間接受採訪，但他的回答依然是：“我們的新聞由宣傳處統一發佈，我不直接接待記者”。王克勤多麼希望能見到這位梁處長，因為據司機們反映，他是由出租車公司老闆搖身一變，進而成為出租處處長的。其實，北京市有關部門的一位公務員也曾向王克勤説過同樣的話。2001年第五期《中國市場》雜誌的一篇題為“京城出租車業變革進行時”中寫道“政府主管領導多由出租車公司老闆擔任，梁建偉就是某家出租車公司經理”。

　　又能怎麼樣呢？！

　　有一天，一位司機打電話給王克勤説：“你不是採訪不上交通局領導嗎？明天我們去上訪，你跟我們去吧。”王克勤一想也對，總應該見見這位大名鼎鼎的交通局長張燕生吧，否則採訪已經快兩個月了還沒有見到這位管事的局長。

　　8月26日，上午8時40分。北京經科出租汽車服務部的鄭子生等幾名司機把王克勤帶進了市府大院。

　　8時50分，他們來到交通局辦公大樓，守在張燕生局長辦公室（309）門口，等待正在開會的張燕生。這時，兩名警察在樓道裏走來走去，出租汽車管理處和辦公室的工作人員不斷地要求他們下樓去。但他們堅持著沒走。

　　9時30分，張燕生走出了會議室，對他們説：“你們到315會議室等我。”

　　他們走進會議室後，張燕生對王克勤説：“今天我只接待司機，你是司機嗎？”

　　王克勤説：“我不是。我是司機的朋友。”

　　“不是司機就給我出去。”

　　王克勤還是不想走。但出租汽車管理處的兩個大胖子愣是把王克勤架出了會議室。

　　9時50多分。王克勤被強行從三樓“請”到了一樓的信訪室。由信訪室的兩個老大爺來接待他。雖然王克勤沒有採訪成張燕生，但從信訪室工作人員口中得到很多情況。

　　此後，雖然不斷致電交通局宣傳處，但對方自始至終也未安排採訪。

　　在牽涉到出租司機的勞動權益及與出租公司的關係問題上，王克勤必須得採訪北京市勞動局。

　　在多次與北京市勞動局電話聯絡後，對方説，必須三證齊全。王克勤問是哪三證。對方説：記者證、工作證和介紹信。

　　於是王克勤從報社編輯部開了一紙公函，傳真給對方；並寫明記者證正在換發之中。對方接到傳真後説，沒有記者證，但也必須要有人事部門的公函。於是，王克勤從報社人事部門專門開具了公函。但對方説：“等著吧，還得跟領導彙報。”

　　以後王克勤不斷打電話給他們，他們總是説“正在研究”。

　　迫於無奈，在朋友幫助下，王克勤以私人身份聯絡上了北京市勞動局勞動檢查處處長吳安泰，以及東城區勞動局局長高士令、平谷區勞動局一位副局長，從而完成了對勞動局的採訪。

　　出租行業的問題牽涉到稅收、工商、保險等許多相關部門。王克勤説：“他們的電話真是難打啊。”北京市地稅局在他多次懇請的情況下，自始至終沒有給他安排採訪。在王克勤採訪平谷區地稅局時，也因“沒有上級指示，不能接待新聞採訪”而流産。

　　王克勤説：“北京的出租公司，跟政府機關一樣，有些公司比政府機關還難打交道。”

　　王克勤曾先後電話聯絡了北京市的20多家出租公司。其中王克勤對北京市的主要品牌出租汽車公司幾乎無一遺漏地聯絡，要求安排採訪，但只有少數幾家公司的經理接受了王克勤的採訪。

　　在採訪北京市大名鼎鼎的萬泉寺出租汽車公司時，先是保安不讓進門，後是辦公室人員的不斷盤查，再後來一個喝醉了酒的人進來説“你是哪的記者？我們不接受採訪！你給我出去！”最後王克勤從萬泉寺公司被攆了出來。

　　8月上旬，王克勤來到在出租司機馮繼友那頂樓只有30幾個平方米的、住著祖孫三代6口人的黑房子時，他説：“看到70多歲老人的哭訴時，我心裏很酸很酸，沒想到許多北京的哥的家庭會這樣。”

　　當王克勤從早到晚坐在六里橋的士餐廳，採訪來吃份飯的司機時，有許多人嘲弄他説：“就是江澤民也沒辦法，你一個小記者頂個屁用，採訪也是白採訪”。這時，他深深體會到長期的壓制和無奈已經閹割了許多出租司機最後的一點維權意識。王克勤説：“我為出租車司機心酸！”

　　説來別人可能不相信，一個每月只賺1000多元的王克勤在為每月能賺近2000元收入的司機而奔走。為了早日完成工作，王克勤頂著酷熱走在北京東直門內大街的馬路上時，他差一點暈倒過去。有一天中午，王克勤沒有地方休息，困極了的他只好躺在長安街邊的長椅上，這時一名清潔工人走過來説，“打工的，還不快起來，你要去找事做，掙錢去。”王克勤面對著清潔工人，哭笑不得。

　　王克勤後來説：“當出租公司的保安把我趕出門時，當我躺在馬路邊被人攆起來時，我真為自己心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