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雲計劃經濟思想簡論

央視國際 (2005年05月21日 18:57)

　　陳雲的經濟思想，是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實際相結合的産物。陳雲經濟思想的一個重要特點是，不僅具有深刻的理論性，而且具有很強的實踐性。這一特點在他的計劃思想方面體現得尤為明顯。下面談談我學習陳雲計劃思想的一些體會。

　　一 社會主義社會有計劃按比例地發展國民經濟的理論是完全正確的

　　陳雲認為：“一九一七年後蘇聯實行計劃經濟，一九四九年後中國實行計劃經濟，都是按照馬克思所説的有計劃按比例的理論辦事的。”“當時蘇聯和中國這樣做是完全對的。”同時指出：“《資本論》發現了資本主義生産是無政府狀態的，生産力的發展必然與生産關係發生不可調和的矛盾，最後導致資本主義的滅亡。在社會主義革命還沒有在一個國家勝利以前，馬克思就提出了社會主義經濟將是有計劃按比例地發展。這個理論是完全正確的。”（1）

　　關於計劃經濟，首先應當弄清它的含義是什麼。計劃經濟這個概念是列寧在1906年提出來的。他説：“只有建立起大規模的社會化的計劃經濟，一切土地、工廠、工具都轉歸交給工人階級所有，才可能消滅一切剝削（2）。”1922年，列寧在談到資本主義不可避免地要為新的社會制度所代替時又指出：這種制度將實行計劃經濟。從此以後，人們普遍採用了計劃經濟這個概念。然而對它的含義的理解和表述卻很不一致，甚至還有許多誤解。陳雲認為，計劃經濟就是，社會主義經濟是有計劃按比例發展的，是與社會生産無政府狀態相對立的。陳雲早在建國初期就曾指出：“過去社會上的生産是無計劃的，我們來一個有計劃……這是逐步消滅無政府狀態的手段（3）。”我認為陳雲對計劃經濟的解釋是準確的，是符合馬克思、恩格斯的計劃思想的。馬克思、恩格斯認為，沒有一種社會形態能夠阻止社會所支配的勞動時間以這種或那種方式調整生産，而在公有制下，這種調整是通過社會對自己的勞動時間進行直接的自覺的控制；認為社會主義社會“社會生産內部的無政府狀態為有計劃的自覺的組織所代替（4）”，“社會的生産無政府狀態就讓位於按照全社會和每個成員的需要對生産進行的社會的有計劃的調節（5）。”所有這些，都是講的計劃經濟。可見，所謂計劃經濟，簡單地説，就是有計劃按比例地發展國民經濟。與它相對應的，乃是社會生産的無計劃性，是社會生産的無政府狀態。

　　有計劃按比例地發展國民經濟對社會主義經濟來説，具有客觀必然性。按照馬克思的説法，它是在共同生産基礎上的首要的經濟規律。社會主義經濟，由於生産資料公有制佔主體地位，有計劃按比例地發展不僅是必要的，而且也是可能的。事實上，所有的社會主義國家從誕生的那天起，都實行了有計劃地發展自己的經濟，並且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

　　社會主義國家實行計劃經濟到底對還是不對？是促進了生産力的發展還是阻礙了生産力的發展？靠打筆墨官司是解決不了這個問題的。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眾所週知，前蘇聯是第一個實行計劃經濟的國家。70年的社會主義建設使得國民收入上百倍地增長，綜合國力得到了極大的增強，其經濟地位從歐洲的第4位、世界的第5位一躍而為歐洲的第l位、世界的第2位，成為兩個超級大國之一。1913年蘇聯疆域內工業産值只相當於美國的6.9%，而1985年則達到美國的80%。應當指出的是，蘇聯在此期間遭受了兩次世界大戰的嚴重破壞，工業生産分別下降了36%和23%，不得不用很長的時間來恢復經濟。而美國在此期間，不僅沒有遭受戰爭破壞，反而在戰爭中發了財。至於説到我國的情況，大家就更為熟知了。1949年新中國成立時，主要工農業産品産量大多僅相當於歷史上最高年産量的一半左右。到1952年，僅用了3年時間就完成了恢複國民經濟的任務。1953年開始進入有計劃的社會主義建設時期，到1988年，主要工農業産品産量同建國前最高年産量相比：鋼為64倍，原煤為16倍，原油為428倍，發電量為91倍，水泥為92倍，紗為10.5倍，布為6.7倍。一些重要産品産量已躍居世界前列，例如，鋼由1949年佔世界的第26位上升到第4位，原油由第27位上升到第5位，發電量由第25位上升到第4位，原煤由第9位上升到第1位，水泥、糧食、棉花、布、肉類等也都居於世界首位。社會總産值和國民收入以1952年為100，1988年分別達到2105.3和1095.1。這樣快的發展速度，不僅舊中國無法比擬，就連當代眾多的國家也望塵莫及。需要指出的是，我國在這40年的經濟發展過程中，還遭受了兩次大的挫折，一次是3年“大躍進”，另一次是十年動亂。這兩次挫折不僅給國民經濟造成了嚴重損失，而且至少喪失了15年的建設時間。只要尊重事實，就不難看出，這兩次挫折都不是由於實行計劃經濟的結果，恰恰相反，都是違背了計劃經濟原則。“大躍進”造成了國民經濟比例失調。1959年6月，毛澤東同志在一次談話中指出：大躍進的一個重要教訓是沒有綜合平衡；又説，現在有些半無政府主義。十年動亂期間連正常的社會生産秩序都難以維持，根本談不上有計劃發展問題。顯然，如果沒有這兩次挫折，我國的經濟發展肯定會更快一些。

　　無論中國還是蘇聯的歷史表明，計劃經濟並沒有“嚴重阻礙生産力的發展”，相反，而是極大地促進了生産力的發展。歷史證明了，陳雲關於無論蘇聯還是中國實行計劃經濟“這樣做是完全對的”這個論斷，是非常正確的。

　　應當看到，實行計劃經濟即有計劃地發展國民經濟乃是社會進步的標誌，是人類歷史的一次重大轉變。恩格斯説：“只有一種能夠有計劃地生産和分配的自覺的社會組織，才能夠在社會關係方面把人從其餘的動物中提升出來，正像一般生産曾經在物種關係方面把人從其餘動物中提升出來一樣（6）。”所以，對於實行計劃經濟，應當從人類發展史的高度來認識其深刻的意義。既然人類歷史已經開始了這樣一次重大轉變，就應當以脫離了動物界的人來觀察和思考問題，而不應當去貶低自覺性，推崇自發性。

　　有計劃地發展國民經濟的道理無疑是完全正確的。至於如何實現有計劃地發展國民經濟，這是一個實踐問題。有計劃發展問題，對社會主義國家來説，完全是一個嶄新的課題，因為它是史無前例的。這個問題只有通過實踐並且是反復實踐，通過成功與失敗的比較，才能逐步解決。這是一個相當長的過程。所以，在實踐過程中出現這樣或那樣的問題，是不足為怪的。不能因為出現這樣或那樣的問題，就對有計劃發展從根本上加以否定。

　　二 實行計劃經濟還必須有市場調節

　　1979年，陳雲在《計劃與市場問題》提綱中指出“六十年來，無論蘇聯或中國的計劃工作制度中出現的主要缺點：只有‘有計劃按比例’這一條，沒有在社會主義制度下還必須有市場調節這一條。”他主張在社會主義時期，既要有“計劃經濟部分（有計劃按比例的部分）”，又要有“市場調節部分（即不作計劃，只根據市場供求的變化進行生産，即帶有盲目性調節的部分）（7）”，並使兩者結合起來。陳雲的這一精闢論述，不僅是對計劃經濟實踐的科學總結，而且也是對馬克思主義計劃理論的重大發展。

　　眾所週知，新中國成立後，我們便在有計劃地恢復和發展國民經濟的過程中，逐步建立了計劃管理制度。初創時期，雖然也借鑒了外國經驗，但比較注重從中國國情出發，按照不同情況，採取不同的方法，進行計劃管理。例如，中財委《關於加強計劃工作大綱》指出：我國目前的經濟狀況是五种經濟成分並存，國營經濟一般已取得了領導地位，但還須鞏固加強，國民經濟的恢復和改組工作還沒有完成；我們對國民經濟的情況了解還很不夠，統計工作還很弱。因此，目前計劃工作的方針應該是，區別不同的經濟成分，區別各個不同地區，區別主要部門與次要部門，區別主要産品與次要産品，抓緊重點，分別緩急，進行計劃。在計劃管理上採取三種形式，即直接計劃、間接計劃和估算性計劃。間接計劃和估算性計劃的實現，主要通過國家的價格、稅收、信貸等政策以及加工訂貨、收購等措施。國營經濟雖然實行直接計劃，但也有區別對待，允許一部分産品由生産企業按照原料和市場情況進行生産，一部分經濟活動，由基層單位根據實際情況的變化自行安排。正如一位當時在中財委工作的同志所説的那樣：“由中財委主持編制第一個五年計劃時，對於計劃經濟模式並沒有照搬蘇聯的。毛主席也説過：陳雲同志所管的財經工作不是教條主義的，是按照中國情況辦事的，有創造性的。”（8）

　　由於經濟工作方面“左”的指導思想和照搬外國的教條主義，在經濟管理體制中逐漸形成了統得過多過死的弊病，並且日益突出起來。對此雖然也進行過幾次改革，但這些改革主要是解決中央集權與地方分權的關係，而對於體制中的核心問題，即計劃與市場的關係問題基本上沒有涉及，因而改革未能達到預期效果。

　　為什麼長期以來計劃工作制度中只有“有計劃按比例”這一條，而沒有市場調節這一條？陳雲認為，這是由於“沒有根據已經建立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經驗和本國生産力發展的實際狀況，對馬克思的原理（有計劃按比例）加以發展（9）。”這就是説，沒有把馬克思的原理同本國實際結合起來。馬克思、恩格斯所説的社會生産有計劃地發展是有特定條件的，即社會佔有全部生産資料和商品生産已經消亡。而我國社會主義社會的現實則是：生産資料公有制已佔主體地位，但是其中集體所有制還佔有很大比重；還存在著個體經濟、私營經濟等多种經濟成分；商品貨幣關係還廣泛存在，商品經濟還須要極大的發展。這些情況表明，我們已經取得了有計劃發展國民經濟的基本條件，但是，還不可能做到計劃一切，因為還存在著許多不受計劃控制和計劃無法控制的因素，還必須借助市場機制調節經濟運行。過去由於未能認識到這一點，故而導致“計劃太死，包括的東西太多”，“生産不能豐富多彩，人民所需日用品十分單調（10）”，經濟缺乏活力。

　　由此可見，如果不是從本本出發，而是從實際出發，從我國社會主義現階段出發，只有“有計劃按比例”這一條是不行的，還必須有市場調節這一條。

　　陳雲所説的市場調節，是有特定含義的。“所謂市場調節，就是按價值規律調節，在經濟生活的某些方面可以用‘無政府’、‘盲目’生産的辦法來加以調節（11）。”這種市場調節是在總體上有計劃發展國民經濟的條件下起作用的，是在國家宏觀調控下起作用的，因而它不會導致整個社會生産的無政府狀態。

　　陳雲是最早主張搞活經濟，利用市場機制的黨中央領導人。他在1956年黨的第八次代表大會上所作的《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以後的新問題》的發言，集中地體現了適時改革、搞活經濟、利用市場的思想。1979年3月，陳雲又明確提出還必須有市場調節這一條。這是我國文獻上最早出現的市場調節這個新概念。市場調節這個詞，1923年，在《俄共（布）第十二次代表大會決議》裏曾出現過。當時蘇聯正在實行新經濟政策，特別重視市場作用。《決議》中談到計劃工作的任務和方法時指出：“如果企圖通過有計劃的干預來強使經濟發展，企圖以行政措施代替市場調節作用，……那就不可避免地會發生我們在戰時共産主義時期看到過的那種局部的或全面的特殊經濟危機（如‘停滯’、‘阻塞’等）（12）。”當時蘇聯雖然提出並重視市場調節，但是沒把它作為經濟體制固定下來，而只是作為臨時性措施。事實上，隨著新經濟政策的結束，他們再也不提市場調節了，故而也就形成了沒有市場調節這一條的弊病。可見，陳雲提出在社會主義經濟中必須實行市場調節其意義是巨大的，可以説是創造性地發展了馬克思主義計劃理論。

　　陳雲不僅創造性地提出了市場調節問題，而且科學地闡明了計劃與市場的辯證關係。在計劃與市場這個問題上，出現過兩種傾向：一是以計劃排斥市場；二是以市場排斥計劃。對於前者，陳雲反復闡述了市場調節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並對由於市場調節搞活經濟所取得的可喜成就給予了很高的評價，認為“這麼好的形勢，很久以來沒有見過（13）。”當人們重視了市場調節之後，又出現了忽視計劃、排斥計劃的傾向。對此，陳雲又及時地強調指出了計劃的必要性和重要性。1982年1月，他同國家計委負責同志談話時指出：“一年之計在於春。我今天要講的是怎樣堅持以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的問題。”“現在計劃不受歡迎啊！所以今天大年初一，我就找計委幾位主要負責同志來談一談這件事。”“去年十二月我講了那四點，主要強調計劃經濟，不強調不行（14）。”他特別指出：“要防止在搞活經濟中，出現擺脫國家計劃的傾向。搞活經濟是在計劃指導下搞活，不是離開計劃的指導搞活（15）。”可見，陳雲既不贊成以計劃排斥市場，更不贊成以市場排斥計劃，而是主張兩者要結合起來。

　　實踐證明，對計劃與市場的關係，如果認識上發生偏差而又處理失誤，勢必出現像陳雲所説的“該嚴的（必須按比例的）不嚴”，“該寬的不寬”的情況。該嚴的不嚴，就會造成宏觀失控，總量和結構失衡，經濟不穩。該寬的不寬，就會抑制人們的積極性、失去經濟活力，最終導致按比例的破壞。所以，對計劃與市場的認識和處理不可有任何偏廢，否則，都必將延緩經濟發展的速度。

　　三 按部就班就快，急於求成就慢

　　經濟發展速度問題，對於社會主義國家來説，從一開始就是一個極端重要而又十分尖銳的問題。這是由其內部和外部的條件所決定的。列寧早在1917年9月就曾指出：“或是滅亡，或是在經濟方面也趕上並超過先進國家。”他又説：“或是滅亡，或是開足馬力奮勇前進。歷史就是這樣提出問題的（16）。”斯大林也有一句名言：“延緩速度就是落後。而落後者是要挨打的（17）。”可見，速度問題，乃是關係社會主義國家生死存亡的大事。速度問題，對我國來説更具有特殊重要的意義。這是不言而喻的。快速發展國民經濟，不僅是全國人民的共同願望，而且也是客觀形勢的要求。所以，我們只能採取加快發展的方針。

　　建國以來經濟發展的歷史表明，問題不在於要不要快速發展，因為人們都想儘快地使我們國家富強起來，問題在於怎樣實現快速發展。對此，陳雲曾提出了一個著名的論斷，這就是：“搞建設，真正腳踏實地、按部就班地搞下去就快，急於求成反而慢，這是多年來的經驗教訓（18）。”歷史證明，陳雲這個論斷是完全正確的。

　　眾所週知，我國經濟的發展曾遭受過多次挫折，其原因撇開政治因素不談，主要是由於經濟工作指導思想上“左”的錯誤造成的。這種“左”的錯誤一個重要表現是，制定的經濟發展戰略目標和確定的經濟發展速度不切實際、急於求成，人們稱之為折騰。這種折騰在歷史上曾發生過多次，有大有小，最大的一次是1958年的“大躍進”。這次折騰造成了國民經濟比例關係的嚴重失調，生産特別是農業生産下降，市場緊張，物價上漲，人民生活極端困難。3年“大躍進”，不得不用5年的時間進行調整。這是欲速則不達的最典型的事例。此後雖然沒有再出現過像“大躍進”那樣的急於求成，但是“左”的指導思想並未得到徹底糾正。粉碎“四人幫”後，又提出了一些過高的不切實際的口號和目標，把已經超過國力的基本建設規模又進一步擴大，加劇了比例關係失調，加重了財政經濟的困難。1980年又被迫進行大調整。1984年開始的經濟過熱，由於“軟著陸”未能達到預期目的，導致了1988年的嚴重的通貨膨脹，通貨膨脹率高達18.5%，引起人們的恐慌，掀起了搶購和擠兌的風潮，結果不得不進行治理整頓。經過治理整頓，經濟運行剛剛進入正常軌道，1992年又開始了新的一輪經濟過熱。黨中央及時發現後，于1993年下半年果斷地採取了加強宏觀調控的措施。即使如此，1994年依然爆發了高通貨膨脹，零售物價上漲了21.7%，創造了建國以來歷史最高記錄。幾十年來，總是在折騰、調整，調整、折騰的怪圈裏打轉。有人説這是中國的經濟週期。其實，這種週期並不具有必然性，是可以避免的。

　　“左”的錯誤，帶來了折騰，這個教訓是深刻的。陳雲根據歷史經驗，諄諄告誡人們，經濟建設要腳踏實地穩步前進，不要急於求成。1979年3月，他在寫給中央的信中説：“前進的步子要穩。不要再折騰，必須避免反復和出現大的‘馬鞍形’（19）。”同年9月，又進一步強調指出：“目前人民嚮往四個現代化，要求經濟有較快的發展。但他們又要求不要再折騰，在不折騰的條件下有較快的發展速度（20）。”1985年，陳雲在中國共産黨全國代表會議上的講話中，針對1984年過快的發展速度指出：“這樣高的速度，是不可能搞下去的，因為我們目前的能源、交通、原材料等都很難適應這樣高速度的需要。”“説到底，還是要有計劃按比例地穩步前進，這樣做，才是最快的速度。否則，造成種種緊張和失控，難免出現反復，結果反而會慢，‘欲速則不達’。”（21）

　　為了避免折騰，為了持續快速發展，就應當堅持有計劃按比例發展的原則。因為“從長期來看，國民經濟能夠做到按比例發展就是最快的速度（22）。”按比例發展，就是要保持國民經濟重大比例關係的協調。這些重大比例包括工業與農業的比例，輕工業與重工業的比例，工農業生産與能源、交通運輸的比例，以及積累與消費的比例等。為了實現按比例發展，陳雲特別重視基本建設規模問題和農業發展問題。

　　基本建設規模直接關係著比例關係的協調與否和發展速度的快慢。如何掌握基本建設規模?對此，陳雲早在1957年所寫的《建設規模要和國力相適應》一文中作過全面的論述。他説：“建設規模的大小必須和國家的財力物力相適應。”他認為：“適應還是不適應，這是經濟穩定或不穩定的界限。”“建設的規模超過國家財力物力的可能，就是冒了，就會出現經濟混亂；兩者合適，經濟就穩定（23）。”為了防止出現建設規模超過國力的危險，他還提出了5條制約的措施。在基本建設投資這個問題上，陳雲歷來主張要腳踏實地，反對用發票子的辦法搞建設。基建投資“必須是沒有赤字的。就是在財政平衡的基礎上，看能夠撥出多少錢用於基本建設投資，以這個數字來制定基本建設計劃。”“基建投資年年有赤字是不行的，因為年年用發票子來搞基建，到了一定的時候，就會‘爆炸’（24）。”所謂“爆炸”，我的理解，就是爆發通貨膨脹、比例失調和經濟不穩。過去的多次折騰，無不是由於基本建設投資（固定資産投資）增長過多過猛、超過了國力所造成的。所以，陳雲提出的“建設規模要和國力相適應”的原則，對於防止折騰、保持國民經濟按比例地快速發展是至關重要的，因而在經濟工作中是必須遵守的。

　　農業問題，農民問題，這也是陳雲一直高度重視的問題。早在1951年，他就講過：發展農業是頭等大事，“農業發展不起來，工業就很難發展（25）。”在第一個五年計劃時期，他親自研究和解決農業發展方針問題和農産品的流通問題。1961年，為了儘快恢復和發展農業生産，親自到農村作調查研究，寫了著名的《青浦農村調查》。1962年，他在中央財經小組會上的講話中指出：“農業問題，市場問題，是關係五億農民和一億多城市人口生活的大問題，是民生問題。解決這個問題，應該成為重要的國策（26）。”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陳雲提出首先要把農民這一頭安穩下來，採取進口糧食的措施。他説：“我們不能到處緊張，要先把農民這一頭安穩下來。農民有了糧食，棉花、副食品、油、糖和其他經濟作物就都好解決了。擺穩這一頭，就是擺穩了大多數，七億多人口穩定了，天下就大定了。”並認為：“這是大計，這是經濟措施中最大的一條（27）。”1985年，陳雲針對忽視農業，忽視糧食生産的情況，又指出：“對於糧食生産，我們還是要抓緊抓好。”“發展鄉鎮企業是必要的。問題是‘無工不富’的聲音大大超過了‘無農不穩’。”“十億人口吃飯穿衣，是我國一大經濟問題，也是一大政治問題。‘無糧則亂’，這件事不能小看就是了。”（28）

　　陳雲對農業問題的論述，是以通俗易懂的語言闡明了一個極端重要的而又常常為人們所忽視的道理。農業是國民經濟的基礎，這在口頭上人們似乎都是承認的，但在行動上卻是另外一回事。前幾年出現的這個熱，那個熱，就是農業不熱，農業發展滯後的情況越來越嚴重，這就不能不引起黨和國家的極大關注。陳雲早就説過：“搞建設，必須把農業考慮進去。所謂按比例，最主要的就是按這個比例。這是一個根本問題（29）。”很顯然，如果農業落後，成為短腿，不按比例，哪來的高速度?只有農業有計劃按比例地發展，才有可能達到最快的速度。

　　由上可見，在如何實現經濟的快速發展上，有兩種做法：一是，急於求成，不顧經濟規律，不顧實際可能而盲目冒進，其結果是欲速則不達；二是，腳踏實地，按部就班，按比例地發展，其結果則是國民經濟的快速發展。為了加快發展我國的經濟，我們只能實行後一種做法，摒棄前一種做法。要記取歷史經驗和教訓，避免折騰尤其是大的折騰，只有這樣，才能實現國民經濟的持續的高速發展。

　　（作者：中國人民大學 李震中）

　　注　釋：

　　（1）《陳雲文選（1956—1985年）》，第220頁。

　　（2）《列寧全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407頁。

　　（3）（25）《陳雲文選》第2卷，第93、143頁。

　　（4）（5）（6）《馬克思恩格斯選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卷，第441、319、458頁。

　　（7） （9）（10）（11）（13）（14）（15）（18）（19）（20）（21）（22）（23）（24）（25）（26）（27）（28）（29）《陳雲文選》第3卷，第244、244—245、244、245、245、320、309—311、320、311、248、268、351、248、52、264—265、210、236、349—350、251頁。

　　（8）宋劭文：《陳雲關於我國社會主義改造的思想與實踐》，載《陳雲與新中國經濟建設》，第211頁。

　　（12）《蘇聯共産黨和蘇聯政府經濟問題決議彙編》第1卷，第378頁。

　　（16）《列寧選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卷，第169頁。

　　（17）《斯大林選集》第13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37頁。

責編：李菁 　來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