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雲經濟問題發言與經濟工作大轉折

央視國際 (2005年05月21日 18:43)

　　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前，１９７８年１１月１０日至１２月１３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開了中央工作會議。會上，陳雲在東北組作了兩次重要發言，其中１２月１０日關於經濟問題的發言（即《關於當前經濟問題的五點意見》，見《陳雲文選》第３卷第２３５～２３８頁），重申實事求是的原則，提出了一系列初步糾正“左”的錯誤的意見，為開創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局面起了重要作用。

　　（一）強調弄清實事，倡導正確的思想路線

　　陳雲的發言，首先指出了一個原則問題，那就是怎樣做到實事求是。他説：“我們要堅持實事求是，就是要根據現狀，找出解決問題的辦法。首先弄清事實，這是關鍵問題。”①陳雲將搞清“實事”稱為“關鍵”問題，是有深刻含義的。表面上，沒有人不同意“實事求是”，但到了實際工作中卻往往從主觀願望出發，片面強調形勢好的一面，過分強調主觀能動性的力量，還美其名曰“鼓勁”，稍有不同意見就是“泄氣”、“保守”，要求總結這方面的教訓則是“秋後算賬派”。建國以來多次“左”的錯誤，都是不去搞清“實事”。“大躍進”盲目冒進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誤認為糧食不但過了關，而且多得不得了。１９６２年反“黑暗風”，也是因為對困難形勢的估計存在嚴重分歧。“文化大革命”的發動原因之一，也是出於對形勢作了完全錯誤的估計，並將這種錯誤估計貫穿于政治、經濟工作的全局。“文化大革命”後搞“洋躍進”，也是沒有將“實事”搞清楚。誠如李先念後來指出的：“‘四人幫’垮臺以後，我們大家都看到了當時的國民經濟已經跌到了崩潰的邊緣，看到了大力恢復經濟的緊迫性，也看到了在經濟恢復中需要加強某些薄弱環節，採取過一些措施，但對整個國民經濟各方面的比例關係缺乏全面的、切合實際的分析，也由於矛盾還沒有充分暴露，因此我們對比例失調的嚴重狀況認識得不夠。這兩年多來，特別是去年（１９７８年），經濟恢復取得了較快的進展，再加上全黨全國人民又都有加快實現四個現代化的強烈願望，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對順利的一面看得多了，對問題和困難的一面看得少了，對經濟發展的要求急了，步子邁得不夠穩。”②當時也有不同意見，但受到壓制。例如：１９７７年，財政部部長、黨組書記張勁夫反映部黨組討論意見，認為財政困難不小，主張對“四人幫”破壞帶來的困難要給以充分認識，要進行調整，卻受到批評。１９７８年是拉長基建戰線的一年，當年追加投資１００億元，其中第四季度追加４８億元，財政部説明中央財政要出赤字，戰線拉得太長，不宜再追加了，領導上不同意。１９７８年７月召開的國務院務虛會，討論加快現代化建設步伐問題，出現了急於求成的傾向，會上也很少有人提出反對意見。這樣一來，實事求是只停留在表面上、口號上。

　　因此，陳雲強調搞清“實事”是關鍵，就是要求在實踐中真正貫徹這項原則。陳雲認為，有關部門的幹部對“實事”並沒有認識，而不認識“實事”，其他就無從談起。後來他曾這樣談到這個問題：“講實事求是，先要把‘實事’搞清楚。這個問題不搞清楚，什麼事情也搞不好。”③弄清“實事”的方法是什麼？陳雲提出要“交換、比較、反復”。“所謂交換，就是通過交換意見，使認識比較全面。交換意見，不僅要聽正面意見，更要聽反面意見。所謂比較，一是左右的比較……二是前後的比較……。所謂反復，就是事情初步定了以後還要擺一擺，想一想，聽一聽不同意見。即使沒有不同意見，還要自己設想出可能有的反對意見。”④這就是針對經濟工作中“左”傾錯誤的教條和主觀片面的思想方法的。在經歷了幾十年“左”的錯誤的干擾後，廣大幹部群眾對“左”的錯誤有了切膚之痛，而經濟工作又面臨開創新的局面的緊要關頭，陳雲再次強調這一原則和方法，對總結和糾正長期以來“左”的錯誤，有著重大的意義。

　　（二）五條意見重在糾正冒進

　　在闡釋了經濟工作中要堅持實事求是的原則之後，陳雲在發言中提出了對當時經濟工作的五點具體意見。這五點意見，是在實事求是地分析當時經濟情況的基礎上，經過深思熟慮後提出的，主要針對的是當時的“洋躍進”。

　　陳雲很注意了解情況，特別是當年７月開始舉行的討論加速經濟建設步伐的國務院務虛會，會上的重要發言他都看了。在這次發言中，他談到經濟工作的一些矛盾，如：在糧食問題上對農村壓力太大，農民喘不過氣來，建國快３０年了，現在還有討飯的，其他經濟作物生産也緊張；工業引進項目一擁而上，沒有循序漸進，造成窩工；各省市機動財力不足；生産和基本建設安排規模過大，造成材料供應緊張，等等。

　　當時的經濟形勢是不是像陳雲所説，工農業生産都有這麼嚴重的問題呢？經過有關部門更全面的了解，情況確實如此。李先念１９７９年４月５日在中共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中説得更清楚。他指出：農業長期落後，遠遠不能適應人口增長、工業發展和人民生活改善的需要，許多地方農民口糧不足甚至嚴重不足；輕工業長期落後，市場供應緊張，産品缺乏出口競爭力；能源、交通、原材料工業滯後，因為缺電有２０％工業生産能力發揮不出來，鐵路幹線的一些薄弱區段只能滿足運輸需求量的５０％～７０％；“骨頭”與“肉”關係處理得很不好，工人、農民收入長期沒有增加，人民生活方面欠賬很多；全國２０００萬人需安排就業，其中急需安排的就有８００萬人。基建戰線長，投資效果差，浪費驚人。１９７８年“洋躍進”增加了這些矛盾：第一，基本建設投資一加再加，投産項目和新增生産能力的計劃都完成得很差。第二，引進工作搞得急了，重點又不突出，１９７８年同外國簽訂了２２個大項目，金額高達７８億美元，這還只是一部分，全部簽完還需要５０億美元。這給外匯支付和國內配套都造成了不少的困難。第三，工業生産本身比例失調，相當普遍地存在著追求産值、産量而忽視提高質量、增加品種、降低消耗的傾向。第四，１９７９年計劃在基建規模、生産指標、財政收支、利用外資等方面都安排大了，在物力和財力上留了不小的缺口。燃料短缺１５００多萬噸，鋼材、木材、水泥的供應滿足不了４５７億元基建投資的需要，財政收入有５０多億元落實不下去，打算借用的外債高達１００億美元，財政預算中出現的赤字擴大到１００多億元，市場商品供應量同購買力相差１００多億元。

　　這些“實事”進一步説明，陳雲發言中指出的矛盾是符合實際的，也説明調整已經是當時面臨的緊迫任務。為此，陳雲指出，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既要積極又要穩妥。而當時的“洋躍進”，顯然是只求積極不管“穩妥”。因此，他主要針對當時冒進出現的問題，指出了五點具體的意見：大規模增加糧食進口，以減輕農民徵購壓力；引進工作要循序漸進；給地方一定數量真正的機動財力；計劃安排上不能留材料缺口；重視發展旅遊業。

　　工農業比例長期嚴重失調是國民經濟重大比例關係失調的最大問題。為著手解決這個問題，陳雲提出：在三五年內，每年進口糧食可以達到兩千萬噸，先把農民這一頭安穩下來。陳雲強調説，這是大計，是經濟措施中最大的一條。

　　農業是我國國民經濟的基礎，對農業問題、特別是糧食問題，陳雲一直高度關注。５０年代他就指出：“我國農業對經濟建設的規模有很大的約束力。”⑤他還提出，為保證國民經濟保持合理的比例關係，防止建設規模超過國力的可能，出現不平穩和混亂狀態，必須適當增加農業投資的比重。他還在１９７９年３月８日的一份提綱中寫道：“我國社會經濟的主要特點是農村人口占百分之八十，而且人口多，耕地少。計劃機關和工業、商業部門的同志對此沒有深刻的認識。如果不糾正這種認識上的盲目性，必然碰壁。”⑥他在１９７９年３月２１日的中央政治局會議講話中指出：“搞建設，必須把農業考慮進去。所謂按比例，最主要的就是按這個比例。這是一個根本問題。”⑦早在三年困難時期，為了恢復和發展農業生産，陳雲就曾經提出進口糧食、緩和農村徵購壓力的主張。這一主張被中央採納，從１９６１年到１９６５年，國家每年進口糧食５００萬噸左右。國家集中掌握了大量糧源用於機動調度，保證了市場供應，相應減輕了農村徵購壓力，使農業生産很快得到恢復並有所發展，極大地促進了整個國民經濟的調整、恢復和發展。但不久“左”的干擾接踵而至，這一政策也就被迫中止。１９７６年到１９７８年這三年，國家凈進口糧食２６５億斤，還挖了糧食庫存幾十億斤，市場和農村徵購兩頭都緊，仍然談不上減輕農民徵購壓力的問題。

　　為此，陳雲再次提出大量進口糧食，進口糧食的時間，不只是三五年，時間還可能長些，數量則可能少些。糧食進口多一些也不要緊。他指出，“農民穩住了，事情就好辦了”，“農民有了糧食，棉花、副食品、油、糖和其他經濟作物就都好解決了。擺穩這一頭，就是擺穩了大多數，七億多人口穩定了，天下就大定了。”⑧國家手頭有了糧食，就可以減輕農民徵購壓力。更重要的是，有意識地把進口糧食作為主要手段，可以在比較寬鬆的環境下調整農村政策，為整個國民經濟的調整、改革、發展奠定堅實的基礎。超過國力的大規模引進，是當時面臨的又一個重大經濟問題。陳雲對此提出：工業引進項目，要循序漸進，不要一擁而上，不能窩工。

　　陳雲對充分利用有利時機，盡可能多地吸收外國資金，大量引進先進技術和設備，加快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速度，態度一直是很積極的。５０年代，他主持制定並組織實施的一五計劃，利用當時的有利條件，以蘇聯援助為基礎，搞１５６項重點建設，大大加快了我國工業化步伐。“文革”後期，陳雲一度協助周恩來總理抓外貿，在極左路線干擾嚴重的情況下，他仍然提出要利用外國資金、技術和設備，反對把利用國外資金和市場與自力更生對立起來。

　　但是，面對當時“洋躍進”的局面，他主張在利用外資時要保持清醒的頭腦，既要看到有利條件，也要根據自己的可能。當時整個資本主義世界經濟處於“滯脹”之中，急於要為産品和資金尋找出路，利用外資時機有利，中央下了利用外資的決心。７月６日至９月９日，國務院召開了由有關部委負責人參加的關於四化建設的務虛會，主題是研究加快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速度問題。會上特別對如何加強技術引進、擴大外貿出口、採取靈活方式利用國外資金等問題，深入進行討論，提出了許多好的意見，但在發展國民經濟問題上求成過急。陳雲提出，務虛會是否多開幾天，聽聽反對的意見，可能有些人有不同意見。他認為，向外國借款是可以的，中央下這個決心很對，但是一下子借太多，辦不到。有些幹部只看到外國的情況，沒有看到本國的實際。不按比例，靠多借外債，靠不住。

　　在中央工作會議的發言中，陳雲進一步指出，我們現代化建設的起點，是３０００萬噸鋼。但是，不能光看鋼鐵這個指標。我們同日、德、英、法不同，工業基礎不如他們，技術力量不如他們，這兩點是很重要的。我們的工業基礎和技術力量比解放初期有很大進步，但同日、德、英、法比，還是落後的。我們也不能同南朝鮮、台灣比，它們是美國有意扶植的，而且主要是搞加工工業，我們是要建設現代化的工業體系。要循序漸進，不要一擁而上。一擁而上，看起來好像快，實際上欲速則不達。項目排隊，如有所失，容易補上；窩工，就難辦了。

　　針對當時計劃安排過於龐大，導致經濟過熱的狀況，陳雲提出：對於生産和基本建設都不能有材料的缺口，材料如有缺口，不論是中央項目或地方項目，都不能安排。他説，各方面都要上，樣樣有缺口，表面上好看，擠來擠去，胖子擠了瘦子，實際上擠了農業、輕工業和城市建設。現在採購員東奔西跑，就是由此而來的。顯然，他對於當時的基建規模，是不同意的，希望能實事求是地減下來。[10]　陳雲還談到當時財政體制準備進行的改革，希望給地方一些真正的機動財力。當時旅遊部門計劃加快發展旅遊事業，陳雲在發言中表示積極支持，並要求旅遊部門逐步把旅遊管理由行政管理轉變為業務管理。但總的來看，他強調的重點，是針對經濟工作急躁冒進的“左”的錯誤進行糾正。

　　（三）陳雲經濟問題發言的重要意義

　　陳雲當時雖然沒有明言經濟工作的“左”傾錯誤性質，但從指導思想和具體的方針政策上，提出了切實可行的糾正辦法。由於他在經濟工作方面的崇高威望，他的意見受到了會議的高度重視。更重要的是，三中全會後陳雲重新進入黨的最高領導集體，得以將這些意見貫徹到經濟建設的實線中。在中央工作會議上，還有許多幹部指出了經濟工作中“左”的錯誤，並明確提出要求在一定時期內規定經濟調整的任務。陳雲的發言與這些意見一道，匯成了總結和糾正建國以來經濟工作中“左”的錯誤的先聲，無論在當時還是在今後，都具有重要的意義。

　　首先，陳雲的發言有利於總結建國以來經濟工作的“左”的錯誤的教訓，為確立正確的經濟工作指導方針打下了基礎。正如陳雲所説，經濟工作“在‘左’的錯誤領導下，也不可能總結經驗”。⑨

　　這次會議和隨後召開的十一屆三中全會，重新確立了黨的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形成了以鄧小平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全會決議反映了陳雲等老一輩革命家的主張，在強調國民經濟發展高速度的同時，也強調了穩定發展，要按經濟規律辦事，並指出存在國民經濟重大比例失調狀況，要用幾年時間來解決，為迅速發展奠定穩固的基礎。

　　會後不久，全黨上下就開始對“左”的經濟指導思想及其危害進行了深入的研究、總結。中共中央政治局和國務院討論了建設方針，認為搞現代化，一定要從中國的國情出發，堅持實事求是，首先要把“實事”弄清楚，從中找出它的規律。１９８０年１２月，陳雲在中央工作會議上講話指出，開國以來經濟建設方面的主要錯誤是“左”的錯誤。鄧小平表示完全同意，並説陳雲講話“在一系列問題上正確地總結了我國三十一年來經濟工作的經驗教訓，是我們今後長期的指導方針”。[10]

　　他還指出：“至於走什麼樣的路子，採取什麼樣的步驟來實現現代化，這要繼續擺脫一切老的和新的框框的束縛，真正摸準、摸清我們的國情和經濟活動中各種因素的相互關係，據以正確決定我們的長遠規劃的原則，然後著手編制切實可行的第六個五年計劃。”[11]李先念也認為，陳雲這一論述是非常深刻的，“要徹底糾正‘左’的錯誤，就要認認真真總結經驗，並在今後工作中切實加強調查研究，堅持實事求是原則。編計劃，作預算，搞平衡，一定要從實際出發……不能做虛假文章，更不能憑主觀偏見。我們過去往往在這方面吃了虧”。[12]

　　經過全黨上下認真總結建國後經濟工作的經驗教訓，１９８１年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明確指出，過去經濟工作中長期存在脫離國情、超越實際可能的“左”的錯誤，並且指出：“社會主義經濟建設必須從我國國情出發，量力而行，積極奮鬥，有步驟分階段地實現現代化的目標。……我們必須採取科學態度，深入了解和分析情況，認真聽取各方面幹部、群眾和專家的意見，努力按照客觀經濟規律和自然規律辦事，努力做到各經濟部門按比例地協調發展。我們必須看到我國經濟文化還比較落後這個基本事實，同時又必須看到我國經濟建設已經取得的成就和經驗以及國際經濟技術交流的擴大等國內國際的有利條件，並充分利用這些有利條件。既反對急於求成，也反對消極情緒。”[13]其次，陳雲提出的實事求是、弄清“實事”等意見，使一些領導幹部從過熱的氣氛中開始清醒過來，認識到經濟工作冒進的問題。陳雲等老一輩革命家重新進入黨的最高領導集體，加強了撥亂反正的領導力量，也為經濟糾“左”打下了堅實的組織基礎。十一屆三中全會後，調整工作很快提上了議事日程。

　　１９７９年１月１日和５日，陳雲了解到有的部門還在留材料缺口，曾兩度批示，對計劃不要留缺口，寧肯降低指標，寧可減建某些項目。有物資缺口的，不是真正可靠的計劃。１月６日，鄧小平明確提出要從總方針來一個調整，要壓縮計劃中不可靠的高指標。根據鄧小平、陳雲的指示，國家計委開始會同有關部門，著手研究和調整１９７９年的國民經濟計劃。但他們感到問題很多，難以確定下來。鄧小平和李先念商量後，建議國務院成立財經委員會，請陳雲當主任，主持全國財經工作。這一建議為中央所接受。１９７９年３月１４日，在中央作出決定的當天，陳雲就同李先念聯名致信中共中央，提出：國民經濟比例失調情況嚴重，要有兩三年調整時期，才能把各方面的比例失調情況大體上調整過來。３月２１日，陳雲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又提出要用兩三年時間進行調整。１９７９年４月中央工作會議提出對整個國民經濟實行“調整、改革、整頓、提高”的方針，要集中三幾年時間搞好國民經濟的調整工作，進一步為加快實現現代化奠定更穩固的基礎。

　　正如鄧小平所指出的：這次調整“如果要説有什麼改變的話，那就是改掉我們工作中還存在的不符合三中全會精神的毛病，那就是下決心去掉不切實際的設想，去掉主觀主義的高指標，而這正是三中全會的路線要求我們必須做到的”。[14]

　　李先念受中共中央和國務院委託就調整問題所作的講話指出：這次調整的主要任務之一，就是“堅決地、逐步地把各方面嚴重失調的比例關係基本上調整過來，使整個國民經濟真正納入有計劃、按比例健康發展的軌道”，[15]並宣佈了調整比例關係的十二條原則和措施，其中包括：近幾年多進口一些糧食；將原定１９８５年鋼産量６０００萬噸指標降為４０００萬噸，同時加快能源、原材料建設；按照國民經濟發展的需要和能源、原材料供應的可能，堅決地、有秩序地關停並轉一批企業；堅決縮短基建戰線，將全國在建的１７００多個大中型項目削減到１０００個以下；嚴格控制引進規模，１億美元以上的重大引進項目，要報國務院財政經濟委員會審批等。從中可以看出，陳雲在中央工作會議上提出的意見，在這些調整措施中得到了很好的體現。

　　這些措施在貫徹實施後也取得了良好的效果。１９７９年，國家多進口了幾百萬噸糧食，從而得以降低全國的糧食徵購基數，並減免了部分農業稅，這些措施與農業政策落實、農業投資增長等一系列措施配套，使農業生産出現多年來沒有過的好情況，１９７９年農業增産２００多億斤，國家庫存有所增加，其他農副産品也出現了喜人的增長勢頭，棉花增産１００多萬擔，油料增産１５００多萬擔，增幅達１５％，全國絕大多數城市豬肉敞開供應。堅決縮短基本建設戰線方面也邁開了重要的一步，停建、緩建了３４８個大中型項目，開始遏制長期存在的基建規模過快膨脹的勢頭。以寶山鋼鐵公司建設計劃調整為代表，在調查研究的基礎上，對引進工作進行了重新部署，有的項目延長建設期限，有的推遲上馬，引進工作逐步走上正軌。經過幾年的艱苦努力，調整工作勝利完成，為促進改革開放，加快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步伐打下了堅實的基礎。（作者：中央文獻研究室助理研究員 熊亮華）

　　注　釋：

　　①③④⑤⑥⑦⑧⑨《陳雲文選》第３卷，第２３５、２５０、２３５～２３６、５５～５６、２４６、２５１、２３６、２８２頁。

　　②[12][15]《李先念文選（１９３５～１９８８年）》，第３４９～３５０、４２０、３５８頁。

　　[10][11][14]《鄧小平文選》第２卷，第３５４、３５６、３５６頁。

　　[13]《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重要文獻選讀》上冊，第３４６頁。　

責編：李菁 　來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