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幹部政策

央視國際 (2005年05月21日 15:50)

　　幹部政策，拿俗話來講，就是用人之道。為何要講這個問題呢？因為同學們要到敵人佔領的後方去工作，不單是當一個遊擊隊員，而且要當幹部，當領導者，而用人之道對於領導工作是非常重要的。有一句這樣的話：“幹部決定一切。”（注【見斯大林《在克裏姆林宮舉行的紅軍學院學員畢業典禮上的講話》（《斯大林選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73頁）。--第109、211頁。】）這是通用於全世界的，不但外國通用，中國也通用；不但共産黨通用，其他政黨也通用。

　　可惜得很，中國共産黨在過去十年鬥爭中，幹部損失了十幾萬，沒有陜北根據地（注【這裡所説的陜北根據地，即陜甘革命根據地，位於陜西北部和甘肅東北部地區。一九三二年至一九三四年間，在劉志丹、謝子長等領導下，先後創建了中國工農紅軍第二十六軍和第二十七軍，開闢了陜甘邊和陜北革命根據地。一九三五年七月在粉碎了陜、甘、寧、晉四省敵人“圍剿”之後，陜甘邊和陜北革命根據地聯成一片。同年九月，紅二十六、二十七軍與由鄂豫陜革命根據地突圍到達陜北的紅二十五軍會合，組成紅十五軍團。這時，根據地發展到近二十個縣，九十多萬人口，成為中央紅軍和二、四方面軍長征的落腳點。--第109頁。】）的話，連現在這一點幹部也保存不了。全中國一千八百多個縣，假如每個縣能夠保存三個黨員，我們黨開展工作的力量就大得多了。

　　我現在來講幹部政策，只想用十二個字，分成四個問題來解釋：第一，了解人；第二，氣量大；第三，用得好；第四，愛護人。

　　先講第一點：了解人。　　了解人，要了解得徹底，不是容易的事情，嚴格地講是很難的。就拿我們共産黨來講，是不是每個黨員都了解人呢？我看還是做得不夠的。最近就發現有兩種毛病：第一種毛病是用一隻眼睛看人，只看人家一面，不看全面，不能面面都看到；第二種毛病是只看到這個人今天干了什麼，沒有看到他以前幹些什麼，只看到他本領的高低，沒有看到他本質的好壞。

　　只看到壞，不看到好，或者只看到好，不看到壞，這兩種看法，哪一種多？一般地説，我們有些同志總是看壞的多，看好的少。有什麼證據呢？如分配幹部時，往往聽到許多不好的話，説這個傢伙自高自大，那個傢伙懦弱無能，要不然，就説這個人背景複雜等等。

　　自高自大當然不好，是壞的，但是這種看法往往包含片面性。我們要進一步地看，每一個壞處同時也常有它的好處。這個人自高自大，但是做起事來有自信心，這種人多少有點才能，因為他起碼總有點本領才敢自高自大。對這種人，我們就要用他的好處，避免他的壞處。假如你指定一個範圍，告訴他正確的方向，讓他儘量地去發展，他是可以做出成績來的。對這種人，給他不十分重要的工作，使他放膽做去，發揮他的長處，在工作的過程中間，隨著經驗的增加，他的弱點就可以慢慢克服。經驗的積累和弱點的克服是分不開的。

　　懦弱無能當然也不好，可是其中也有它的好處，好處是小心謹慎。因為他能力不大，所以特別唯謹唯慎。這種人不能做大刀闊斧的事，但是可以擔任小心謹慎的工作，例如做機要、做調查統計等等工作。我不贊成懦弱無能，但是這種人有他的好處，我們可以用他好的一方面，小心謹慎的一方面。

　　再來講背景複雜的問題。當我們發展黨員的時候，凡是會説話的，有鬍子的，懂得各黨各派情形的，就以為他背景複雜，不敢吸收。然而這種人在社會上常常是比較有經驗的，他們了解許多問題，只要他們真正信仰共産主義，而且現在願意參加到無産階級隊伍裏來，一同革命，一同前進，這又有什麼不可以呢？拿我自己來説，我的背景就非常複雜。我先是相信吳佩孚（注【吳佩孚（一八七四--一九三九），山東蓬萊人。北洋直系軍閥首領。一九一八年一度反對段祺瑞的“武力統一”政策，主張南北議和。五四運動爆發後，以“愛國軍人”姿態，反對在巴黎和約上簽字，主張取消中日密約。一九二二年第一次直奉戰爭後，支持曹餛控制北京政府。一九二三年殘酷鎮壓京漢鐵路工人運動。一九二四年在第二次直奉戰爭中戰敗。一九二六年又和奉系軍閥張作霖聯合，進攻馮玉祥的國民軍。同年在湖北被北伐軍打垮，後逃至四川。一九三九年死於北平。--第59、111頁。】）的，後來相信國家主義（注【國家主義是以抽象的國家概念來掩蓋國家的階級本質的一種資産階級思想，盛行于十九世紀的歐洲。二十世紀二十年代，中國的一些大地主大資産階級的政治代表也曾鼓吹國家主義，當時被稱為國家主義派。由於他們打著愛國的旗號，曾經一度蒙蔽過一部分青年知識分子。中國共産黨和中國共産主義青年團以《嚮導》和《中國青年》為主要陣地，對國家主義派散佈的謬論進行了批判，把真正愛國的青年爭取了過來。--第111頁。】），後來又相信三民主義（注【三民主義即孫中山提出的民族主義、民權主義、民生主義。隨著時代的不同，三民主義的內容有新舊的區別。舊三民主義是中國舊民主主義革命的綱領。一九二四年一月，孫中山接受共産黨人的建議，在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上重新解釋三民主義，把舊三民主義發展成為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的新三民主義。--第111頁。】），最後才相信共産主義，因為經過比較，認識到共産主義是最好的主義。我們説這種人複雜是複雜的，但他從自己的經驗中真正了解共産主義，本質也是純潔的。青年是純潔的，但純潔的不僅僅是青年，老頭子也可以是很純潔的。

　　從上面所説的看來，一個人的長處裏同時也包括某些缺點，短處裏同時也含著某些優點。用人就是用他的長處，使他的長處得到發展，短處得到克服。天下沒有一個人是毫無長處、毫無優點的，也沒有一個人是毫無短處、毫無缺點的，所以我們説，在革命隊伍裏，無一人不可用。

　　第二種毛病是，了解人的時候，只看他的今天，不看他的昨天，或者只看過去，不看現在；只看見功不看見過，或者只看見過不看見功；只看見今天的好，不看見昨天的壞，或者只看見今天的壞，不看見昨天的好。這樣就往往對於幹部不能有根本的估計。這種毛病表現在什麼地方呢？表現在隨便提上來，隨便放下去。我們共産黨中也有過這種情形：今天這個幹部表現得好一點，就把他一抬抬上了天，同一幹部明天表現得壞一點，就把他一打打到地下去。你們看見過老百姓蓋房子打樁，一上一下。使用幹部不能也像打樁子一樣，今天看他好，便把他提得高高的，明天看他做得不夠，便把他打下去，後天又把他提起來，再後又打下去。這種一上一下打樁式的用人是不對的。造房子打樁愈多愈好，如果對幹部也這樣來幾次，我説頂多只要三次，這個幹部就算斷送完了，因為他的自信力早已失掉，再也不敢做工作了。過去我們在江西蘇區（注【本書中的中央蘇區、中心蘇區、中區、江西蘇區都是指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中國共産黨領導的以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所在地瑞金為中心的根據地，即中央革命根據地。它位於江西南部和福建西部，範圍最大時轄有二十一個縣，約二百五十萬人口。--第13、32、37、92、112、158、160、163、192頁。】）工作的時候，有一個毛澤覃（注【毛澤覃（一九○五--一九三五），湖南湘潭人。一九二三年十月加入中國共産黨。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失敗後，參加創建井岡山革命根據地的鬥爭。曾任中共贛西南特委委員、中共永（豐）、吉（安）、泰（和）中心縣委書記、紅軍獨立師師長、中共蘇區中央局秘書長等職。中央紅軍主力長征後，留在南方堅持遊擊戰爭。一九三五年四月在江西瑞金與國民黨軍作戰中英勇犧牲，--第112頁。】）同志，是毛主席的弟弟，人家説他犯了一個錯誤，要不得，便認為這個人不能用。後來擴大紅軍需要人工作，於是派他到一個區域去，結果不但完成了任務，並且還大大地超過，成績非常好。他回來的時候，許多人又把他抬高起來，調他到閩贛邊界的遊擊區去工作。隔了幾個月，因為他説了幾句似乎有些近於右傾機會主義的話，正在這個時候，恰巧又派他去擴大紅軍，沒有取得很好的成績，於是又都説他不能用了。大家都不要這個人，送到這裡拒絕，送到那裏拒絕。一個這樣的同志，竟會到處無人要，連飯都幾乎吃不成了。後來紅軍退出江西的時候，他在戰鬥中勇敢地犧牲了，為著革命流了最後的一滴血。所以，我們看人不要只看一時，只看一面。對於一個人沒有根本的估計，用人就會造成很大的錯誤。

　　這就是今天我要講的了解人的問題。

　　再講第二點：氣量大。

　　用人要氣量大。何以要講這個問題？現在時代變更了。一九三八年與一九二八年有何不同？盧溝橋事變（注【盧溝橋事變也稱七七事變。盧溝橋距北京城十余公里，是北京西南的門戶。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日本侵略軍在這裡向中國駐軍進攻。在全國人民抗日熱潮的推動和中國共産黨的抗日主張的影響下，中國駐軍奮起抵抗。中國人民英勇的八年抗戰，從此開始，--第112頁。】）以前與盧溝橋事變以後有何不同？我説今天許多人歸向了共産黨，天下英雄豪傑雲集延安。我記得一九三二年在上海開辦一個學校，訓練工人幹部，只講六天，學生也只有六個。今天我們抗大（注【抗大即抗日軍政大學，全稱為中國人民抗日軍事政治大學，是中國共産黨培養抗日軍政幹部的學校。前身為中央革命根據地的工農紅軍大學，到陜北後稱為抗日紅軍大學，一九三七年改稱抗日軍政大學。--第112、123、252、255、271頁。】）就有幾千個學生，再加上陜公（注【陜公即陜北公學，是抗日戰爭初期中國共産黨培養幹部的學校，一九三七年九月在延安成立。招收來自全國各地的進步青年，給以短期的革命教育。一九三九年七月併入華北聯合大學，同年十二月在延安復校。一九四一年併入延安大學。--第112、223、252頁。】）、魯藝（注【魯藝即魯迅藝術文學院，是中國共産黨培養文藝工作幹部的學校。一九三八年四月在延安成立。一九三九年七月，該校一部分併入華北聯合大學，其餘部分一九四三年四月併入延安大學。抗日戰爭勝利後，遷往東北。--第112、223頁。】）、黨校（注【這裡所説的黨校，指中央黨校，是中國共産黨對領導幹部進行比較系統的馬列主義理論教育的學校。前身為馬克思共産主義學校，一九三三年三月十三日在江西瑞金成立。長征以後，一九三五年冬在陜北瓦窯堡復校，改稱中央黨校。一九三七年初遷到延安。--第112、178、223、250頁。】），在延安就有一萬多個學生。一萬個跟六個比一比，相差多少？所以我説十年以來，人心大變，不管男女老少，都不怕艱苦，不遠千里而來延安。抗大在武漢登報申明不招生了，一點沒有用，仍舊是絡繹不絕地來，沒有汽車用兩條腿走，男男女女從幾千里外都來了。主要是革命青年，也有大學教授，有工程師，有一個七十五歲的老頭子也來了。西北旅社住的什麼人都有，各黨各派，新聞記者，還有青年組織的參觀團，等等。這些人不見得是在外面沒有飯吃，要到延安來吃小米。從這種情況看來，複雜是複雜的，但是到底是複雜好還是簡單好呢？從前辦學校只有六個學生，倒很簡單。今天各種各色的人都有，複雜得很。我看要乾大事情，就免不了要遇到複雜情況。將來領導全國的時候，情況會更加複雜，只有幾個人，不要發展，才簡單，但是革命一定不會成功。共産黨是先鋒隊，要領導廣大的後備軍，要與廣大群眾打成一片，它周圍必然是複雜的。今天只有抗大、陜公的同志去和敵人搏鬥還不會成功，要團結更多的同志和廣大的群眾。幹革命如果怕複雜，便會愈弄愈複雜，不怕複雜，革命就好辦。

　　孫中山先生是一個偉大的人物，辛亥革命（注【辛亥革命是以孫中山為首的資産階級革命政黨同盟會所領導的推翻清朝專制王朝的革命。一九一一年（辛亥年）十月十月，革命黨人發動新軍在湖北武昌舉行起義。接著，各省熱烈響應，外國帝國主義所支持的清朝反動統治迅速瓦解。一九一二年一月一日，在南京成立了中華民國臨時政府，孫中山就任臨時大總統。二千多年的中國封建帝制從此結束，民主共和國的觀念從此深入人心。但是，資産階級革命派力量很弱，並且具有妥協性，沒有能力發動廣大人民的力量比較徹底地進行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辛亥革命的成果迅即被北洋軍閥袁世凱篡奪，中國仍然沒有擺脫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狀態。--第113、180頁。】）武昌起義，幾天之內全國就有十幾個省起來響應。何以孫中山先生能夠得到成功呢？原因之一就是他氣量大，什麼紅槍會（注【紅槍會--是帶有迷信色彩的農民武裝組織。起源於山東，漸流行于河南、陜西以及其他許多省份，固以紅纓槍為武器，所以有這個稱呼。中國共産黨對紅槍會的政策是啟發和幫助他們，使之成為革命的力量，免遭軍閥、土豪的利用。--第2、113頁。】）、哥老會（注【哥老會--是民間的秘密團體。成員主要是破産農民、失業手工業者、退伍軍人和遊民，也摻雜有地主分子。辛亥革命時期，接受革命黨人的影響和領導，多次參加武裝起義。--第113頁。】）、三教九流（注【三教，指儒教、道教、佛教。九流，指儒家、道家、陰陽家、法家、名家、墨家、縱橫家、雜家和農家。三教九流後來泛指宗教和學術的各種流派，舊社會中也用來泛稱江湖上各種各樣的人。--第113頁。】）的人他都要，不論黨派成分，各種人都要，所以能做大事。我們也必須善於用人，只要這個人有一技之長，就要用，只有這樣，才能成大事業。我們能不能説只有共産黨員才是了不得的人才呢？不見得。社會上的人才不知有多少，許多人都不是共産黨員。所以我們要有大的氣量，善用各種人才。單槍匹馬，革命到底是幹不成功的。　　同志們畢業後到敵人佔領區域，到敵人的後方去工作，在那些地方用人，更要有大的氣量。那裏有許多從大城市避難出來的人才，躲在田野山裏。你代表民族和勞動人民的利益，組織遊擊隊，只要幹得好，包管躲著的人會出來歸向你。那些學者、藝術家、科學家、政治家、經濟家，假裝成農民的，這時候都露出真面目，投奔到你的地方，這些都是很有用的人才。山東有一處地方，只去了幾個共産黨員和一個八路軍幹部，號召老百姓抗日，一下就來了幾千人，現在已經有一萬人了。

　　現在講第三點：用得好。

　　要有什麼方法用人才能用得好呢？我想沒有旁的道理，只要是在你領導下的人都很高興工作，都很積極工作，能夠這樣，工作就一定會做得好。任何工作都是一樣，你們以後做地方工作，軍隊工作，或者黨的工作，要使每一個人都很負責，都很積極努力，都很高興，就一定會把工作做得很好。就怕在你領導下面，常常發生這樣那樣的問題，如不安心，請求調動工作，等等。一個同志如果工作合適，能發揮所長，是絕對不會請求調動工作的。他要求調動，説明他已經不能安心工作。如果常常出現這種情況，根本的原因就是領導得不好。那末，要怎樣領導才能使幹部高興地安心地工作呢？只有一條，就是上級要信任下級，下級也信任上級，上下互相信任。對領導人來説，一定要做到讓下級敢於説話，敢於做事。有許多下級幹部，把意見放在心裏不講出來，表面上看起來好像很服從，開會的時候你問他：“同意不同意呀？”他説：“同意呵！”“同意的舉手呀！”他舉手。然而，實際上問題並沒有解決。所以一定要使下級敢説話，同時還要使下級敢做事，就是做錯了也不要緊，如果這個下級既敢説話，又敢做事，他就一定會積極起來。

　　不敢説話為什麼不好呢？舉例來説，如果有人有某些不同的意見，又不敢説，而議案已經表決通過，這些決議案在執行的時候，就不能發生很好的效力。所以寧可爭論，不要形式上的一致通過。

　　用什麼方法使別人敢説話呢？有幾點需要注意的。

　　第一，領導者的態度要好。如果在一個領導機關裏，一個領導者別人見了他就不敢説話，事情怎麼能辦得好？如果大家都喜歡親近他，都愛和他説話，這個領導者一定很能團結人。如果一個領導者架子搭得很大，面孔死板板的像閻王那麼可怕，一定沒有人去接近他，即使和他講話，十句話也要忘記八句。其實，領導者又何必裝出很兇很莊嚴的樣子呢？同志們也許要問我，領導者的好壞是從政治上來看的，為什麼要看面孔呢？但是很多人都要看面孔，不要説別的，就是共産黨員中間也有這種習慣，所以領導者必須注意這個問題。

　　還有，開會的方式不要刻板。開會時盡可讓到會者隨便、熱烈的爭論。規規矩矩請他們一個一個發表意見，很可能有的人就不會説出自己的意見，因為有人常常不敢在嚴肅的場面中間説話。

　　總而言之，如果下級敢説話，有話就講，這就是好的現象，就證明了你們領導得好，因為他們覺得説錯了也不要緊。

　　第二，少戴大帽子。比如，有一個人説錯了幾句話，你就對他來一頓批評，不是説他是“左”傾空談主義，便是講他有右傾機會主義的嫌疑。如果隨便給人家戴上這類大而無當的帽子，一個人頭上戴上三四頂，恐怕就“差不多”了，不能工作了。

　　有一些人，專門把任何問題都提到原則的高度。比如，某個同志犯了一些小錯誤，他就説人家犯錯誤的根源是由於政治上的動搖。小的錯誤能説是因為政治上的動搖嗎？把每個問題都提到原則高度是不對的，這種機械的了解十分危險。因為這是一件比較嚴重的事，我可以説幾個故事給大家聽。從前有一個女同志，她把自己的一把剪刀放在枕頭下面，後來大家把它檢查出來了，就推論説：“大概是她不願拿出來給人家用吧？”於是下了個結論，批評她是“個人主義”。個人主義與我們共産主義是多麼的不相容！又有一個同志在吃飯的時候吃菜吃得很多，向來是吃菜“打衝鋒”，另一個同志就批評他是自私自利。假如這個同志是共産黨員的話，憑著自私自利這四個字，就得考慮他的黨籍問題了。還有一個例子，陜北公學有一個學生，丟了一把洋刀，據説這是一件紀念品，所以他心裏很不好過。一個同志見了他那種樣子，問他什麼緣故，他就説因為一把刀子丟了，於是這個同志就批評他“沒有犧牲精神”，説是一個革命者連性命都要敢於犧牲，難道一把小刀還不能犧牲？這個道理好像很對，實際上，這種批評用在這件小事上未免太冤枉了人家。愛護一件紀念品，並不是不應該的事，怎麼能因此斷定這個人對革命沒有犧牲精神呢？所以這也是一個大帽子。戴大帽子的原因，常常是因為把每個錯誤誇大，不適當地提到原則的高度。我們不應該機械地去看事情，一定要分出是不是錯誤，錯誤的大小輕重，不要隨便亂給別人戴大帽子。

　　第三，當你去批評人家錯誤的時候，要指出人家錯誤的根源以及糾正錯誤的方法。批評的目的並不是出氣，主要是在於真正幫助人家糾正錯誤。一般地説，批評的人有兩種態度：第一種是聲勢洶洶地指責人家；第二種是和顏悅色地説服人家，善意指出犯錯誤的原因和糾正錯誤的辦法。只有後一種態度，才能使被批評者心服意滿，問題才能夠真正解決。

　　上級領導人對下級的批評，務必要適當和正確，千萬不要戴大帽子，因為上級領導人批評下級，與同級的同志互相批評所發生的影響不一樣。為什麼呢？因為同級的人，他們認為大家都差不多，即使你批評他過火一點，或不大正確，還沒有什麼要緊，他也不會十分在意；如果是上級給他的批評，那就不同了，因為下級對上級所説的話，都是很認真的，所以不能隨便地任意地批評。假如批評得過火或不正確，那要花費很大的氣力，才能使得被你批評的人對你解除誤會，才能使別人對他不至於蔑視。當然下級也要想到上級的出發點是好意，不要只看到態度或語氣的不妥，就以為不得了。

　　批評的時候還要注意到：是老黨員還是新黨員，是老幹部還是新幹部，參加共産黨久不久，革命的歷史長不長。因為對於老黨員批評，態度和方式好不好，沒有多大關係。對新黨員就不同，因為他們剛剛加入，他們的意識觀念與老黨員有差別，所以對他們批評，宜於採取溫和的方式去勸導、説服。

　　總結起來，就是要使人敢説話。要人敢説話，就不能給人戴大帽子，不能把每個微小的錯誤都提到原則的最高度。要能善意地、誠懇地批評人，態度要好，還要指出犯錯誤的原因以及糾正錯誤的方法。

　　用人用得好，還要使人敢於做事。如果你有這樣一個脾氣，喜歡在你領導下的人遇到任何一個小問題，任何一件小事情，都要向你請教，先徵求你的意見，你才覺得很快活，很舒服，覺得自己才像一個領導者，這種脾氣對工作妨礙很大。一個人能有多少力量、多少時間？即使你的精力很強，“天下第一”，也要有天下第二、天下第三的人來幫助扶持，你才會成功。假使沒有他們，你一個人也第一不起來。領導者犯了這種毛病，會降低幹部的責任心，妨礙下面同志的工作自信力和積極性。比如一件事情做得很對，他説這是上面叫我做的，一件事情做錯了，他也説這是上面叫我這樣做的，他完全不負責任，事情做得對不對與他沒有直接的關係。下面的幹部沒有責任心，工作一定不會做好，還會降低他們的主動性和創造性，妨礙他們工作能力的發展。

　　也許有些同志要説，你這種讓下面的幹部發揮主動性的領導方式不大好，恐怕要生出許多錯誤來。然而我看，錯誤雖不可免，但也不必怕。在一定意義上説，一個人不犯錯誤就不會進步。一個人犯了一次錯誤，同時也就是得到一個教訓，不斷地取得教訓，方能不斷地改進自己。正確的東西常常是從錯誤中得來的。科學家發明的東西，哪一件不是從試驗和錯誤中得來的？今天流線型的汽車漂亮得很，靈活得很，但是到博物館裏去看一看最初發明的汽車，笨得要命，真不好看。由從前的不好，進步到今天這樣好，這中間經過了不知道多少次的試驗和失敗，才得到成功的。一個同志犯了一點小錯，並沒有什麼關係；真的犯了錯誤，只要老老實實吸取教訓，他的經驗一定會增加，能力一定會提高。所以，不要怕下面幹部犯錯誤，要讓他們充分發揮自己的能力。

　　總結起來説，使幹部敢説話、敢做事是很重要的。只有這樣，才能提高幹部的積極性，使幹部很安心地工作。假使你説一他就一，你説二他就二，那他就等於電話機，不能發揮他的才能。一個單位，幹部不要求調動工作，而且有主動性和創造性，領導必定很好；如果幹部都不安心，要求調動工作，領導一定有些什麼毛病。以後大家出去做領導工作，能做到使下級敢説話、敢做事這六個字，工作效果一定會好的。

　　最後講第四點：愛護人。

　　這裡有幾個問題要注意。

　　一、使用幹部不要今天拉起來，明天又放下去，好像打樁一樣，這是我前面講過的。如果你要提拔這個幹部，首先就必須全面地估計他的政治品質和能力，看他各方面是否合適，要詳細考慮一番。既然提拔起來，要經常留意他的工作，到他實在不能支持的時候，就要想辦法，不要等他塌臺以後，再來追究責任，撤換他的工作。

　　二、對下面幹部任何不安心問題，都要想法子去解決。我住在那個山上，有時候也煩得很，剛剛看文件，就會有人來找你，到底會不會他呢？很猶豫。可是，設身處地想一想，人家熱心來找你，一定有什麼重要的事情需要解決，所以還是應該會一會。有時候正在寫一件東西，一個不速之客，事先不打招呼就跑進來了，你不能還是直挺著腰板坐在那裏不睬人家，只得放下筆來，傾聽他説話；談話的時候，還要聚精會神，耐心地鄭重地解答各種問題，這樣才能滿足人家的要求。如果花了幾個鐘點，替一個幹部把事情辦好，也還是值得的。做幹部工作，無論大事小事，都要不怕麻煩。除非不接受人家的要求，既然接受了，就得徹底替人家解決，花一些時間，決不是自白浪費的。

　　三、當著解決一個幹部的問題，關係到他的政治生命的時候，要很鄭重、很謹慎、很細心地去處理它。一個參加革命工作的同志，往往對於肉體生命並不重視，對於政治生命非常重視，他寧願犧牲一切，卻不願被黨組織開除。如果在政治上發生這種問題，他就會認為他的前途沒有希望了。所以不是到了必不得已的時候，決不要開除黨員的黨籍。

　　常常有許多被開除黨籍的同志來中央組織部上訴，或者寫上訴書。這裡舉個例子：有一個人還很年輕，因為有人的口供説他是托派（注【托派是托洛茨基派的簡稱，原為聯共（布）黨內以托洛茨基為首的反列寧主義的一個政治派別。這裡指中國的托派。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敗後，以陳獨秀為代表的一小部分投降主義者，採取了托洛茨基主義的反動立場，認為中國資産階級對於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已經取得了勝利，中國資産階級民主革命已經完結，中國無産階級只有待到將來再去舉行社會主義革命，在當時就只能進行所謂以“一國民會議”為中心口號的合法運動，從而取消革命運動。因此他們又被稱為“托陳取消派。”一九二九年十一月陳獨秀等人被開除出黨後，在托洛茨基的直接撮合下，同其他托派分子相結合，于一九三一年五月建立了統一的中國托派組織，陳獨秀被推為書記處書記。不久，它的領導成員先後被國民黨逮捕，這個組織遂即瓦解，但一些托派分子和托派小組織仍然繼續進行活動。--第120頁。】），被開除了黨籍；這個人後來雖然解決了黨籍問題，但是七年來光榮的歷史完全不算了，同一個新黨員一樣。這個人要求把問題弄清楚，證人是有的，一個在西安，一個在延安，一個在一二九師，還有一個在外國，就一一寫信去調查。經過比較長的時間，直到最近，各方面復信收集齊了，才知道以前是弄錯了，我們承認了他過去的光榮歷史。於是這個人由過去一個“死人”，只想“我還是到前線去犧牲掉算了”，現在變成活人了。調查時間花了兩個月，值得不值得呢？我看是很值得的。因為兩個月絕對培養不出一個幹部來，花兩個月挽回一個幹部再值得沒有了。

　　再舉一個例子。有一男一女，有人告發他們，説男的是托派特委委員，女的是托派分子。他們到這裡來讀書，要求進黨校，進訓練班，便來找我想法子，但是人家已經控告了他們，於是我就照實告訴他們：有人説你們是托派。這年輕的一男一女聽了我的話，馬上就驚異得哭起來了。我便保證替他們解決這個問題。他們來的時候一跳一蹦的非常活潑，走的時候都哭了回去。後來只花了兩個星期工夫，查清他們不是托派，解決了這個問題，不是很值得嗎？

　　有的同志常常怕連累自己，不敢正確地替別的同志做證明人，所以領導人遇到這類政治歷史問題，更要慎重辦理，否則有些人的問題永遠不能解決，使被嫌疑的同志冤沉大海，這實際上是損害黨的事業。這一點，無論是領導黨的工作，領導軍隊，都要十分注意。

　　同志們！做父母的愛護他們的子女是非常週到的，但是共産黨愛護黨員也並不下于父母愛護子女。任何一個人犯了錯誤，都應該幫助他糾正。如果他犯過的錯誤非常嚴重，甚至是很大的罪過，怎麼辦呢？這時候就要看他過去有沒有功，如果有功，就要把他功過比較一下，再作處理。如果一個人從前犯了錯誤，現在還在犯錯誤，這樣的人，經過批評，只要趕快覺悟，下一個決心，口頭是岸，將來能夠轉變得好，也還可以將功贖罪的。我們共産黨是講公道的。犯了錯誤只要自己覺悟，只要能夠切實改正，在革命隊伍裏就應該允許人家繼續革命。今天犯了錯誤，以前的功勞可以拿來相抵；若是今天有錯，以前也有錯，可以將來贖罪。我們共産黨要盡最大努力把有錯誤的人挽救回來，因為這樣做對於革命有利。

　　四、對於幹部不要“抬轎子”，只説他的好處。如果對於下面幹部只説他好，掩飾他的缺點，以致養成他自高自大，工作不求實際，這樣只會害幹部，而不是幫助幹部。

　　幹部中間也有些人很喜歡別人説他的好話，説他好就感到舒服，不然他就生氣，很不樂意。其實光説好話的人都是拍馬屁的，拍馬屁決不是件好事；不客氣批評別人的人，才是好人，才夠得上是革命同志。有些幹部常常不了解這一點。俗話説，“忠言逆耳，良藥苦口”，每個同志都要注意這一點。　　總結起來，愛護人很重要。凡是提拔幹部，得全面估計他的德和才；既提拔起來，就得多方面幫助他，不使他垮臺。對幹部一切不安心的問題，都要很耐心很徹底地去解決。當牽涉到一個幹部政治生命問題的時候，要很鄭重很謹慎地處理。對於幹部，不要“抬轎子”，要實事求是。做到這些，才能算真正的愛護人。

　　我就講這些。但是有兩點必須申明：第一，同志們不要引起這種感覺，以為革命紀律這東西也可以不要了，這種觀念是不對的。一個革命的隊伍必須有鐵的紀律，來保障完成革命的任務。中國共産黨和八路軍如果沒有鐵的紀律，也就不會存在，不可能發展到現在這樣。革命的紀律一定要遵守，希望同志們不要違犯革命的紀律，我這篇講演不能幫助那些違犯紀律的人。第二，有的同志過去受了什麼冤屈、處罰，不要使用我這篇講演來打反攻戰，今天乘機來反攻、報復，這樣就不好。過去的事，已經過去了。誰能夠不做一點錯事？只要改正了，就算很好。同志們的氣量要大些。

　　我的講演完了。

　　*注【這是陳雲同志在延安抗日軍政大學的講演。當時他擔任中共中央組織部部長。】（來源：《陳雲文選》第一卷）

責編：李菁 　來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