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山西榮河縣的時候，戰俘處決老是在城門外一個特定的地方舉行。水流渾濁的黃河邊上，見不到什麼人。春天到了，一株孤零零的海棠樹，紅色的花兀自開在那裏。

　　昭和14年開春時節，天氣相當冷。我們抓到的第一名八路軍俘虜給帶進了院子，一個日本兵煞有介事地用刺刀頂著他。那中國人看上去三十歲還不到，手上領著一個三、四歲的男孩。他下嘴唇腫著，滿是泥灰，但他寬闊的前額和輪廓分明的面容，表明這是一個有學識的人。隊長命令把那個小男孩從他爸爸身邊帶走，小男孩哭喊起來，不知誰往他的小臟手裏塞了一個飯糰。隊長讓一個老兵把他背到城外去。

　　宣佈槍斃的命令後，俘虜的表情依舊淡然。一語不發地，他把手探進了上衣內袋，掏出一塊老式懷錶。他想把這只表交給那發令的軍官而有所請。那軍官拒絕了。他朝四週張望，看到一塊破損的墓碑。他高高地舉起右手，奮力將那表朝碑上砸去，摔了個粉碎。就在他被一個粗壯的兵給綁到一根大柱子上的時候，他突然大喊起來，一臉憤怒，不許蒙他眼睛。被那雙充滿了怒火的眼睛盯著，那拿著繩子的新兵不知所措了。

　　就在這時，一名軍士氣勢洶洶地跳了出來。或許是想在自己人面前顯一顯，他掏出手槍，走到距目標3米遠的地方。一槍！又一槍！槍聲在靜寂荒蕪的田野裏回蕩，空氣中充滿了火藥的氣味。鮮血從那戰俘的臉上噴出來，像是一個擠碎了的石榴的漿汁。他癱倒在地。

　　那天晚上，在我繞道返回設在縣公署我供職的辦公室之後，看見那小男孩正在我的房間，背靠白墻，自己一個人玩一個竹玩具。望著我的臉，他遲疑地小聲問：“爸爸在哪兒？”這只陷在網子裏的小鳥是想在獵人手裏尋安寧啊！整整六年，直到戰爭結束，這沒了爹娘的孩子一直在我身邊。作為文官，無論我調到哪，都帶著他。

　　平川善三 72歲 大學行政人員 習志野市

　　昭和18年秋天，我在山西臨汾陸軍醫院作藥劑師，時任第一陸軍醫務部部長的石井四郎少將來我們這裡視察，此人曾任臭名昭著的滿洲關東軍731部隊司令。

　　視察之後，院長和院幹部做東，為石井少將舉行晚宴。席間放映一部關於731部隊的記錄片。這部片子報道一系列用活人進行的試驗，用於細菌戰和嚴寒地帶的凍傷治療，畫面慘不忍睹。石井少將驕傲地為我們作講解（石井領導下的731部隊在戰爭期間，在被俘的中國人身上，以所謂“試驗人類在條件下的耐受能力”的目的，進行了一系列恐怖的活體試驗和解剖。同樣令人震驚的是，在九州帝國大學日本軍醫和普通醫生也以美國戰俘和其他人為標本進行試驗——英譯者注）。

　　而就在此時，在呼倫貝爾草原上，諾門坎事件中的日軍慘遭滅頂之災，在伊爾15、伊爾16戰鬥機遮天蔽日的掩護下，蘇聯坦克隆隆開過。被擊落的日本王牌飛行員筱崎中層的屍體，也被蘇聯人從他的墳墓裏給掘出來。

　　據傳石井少將曾發下豪言壯語，要以陸軍軍醫官身份晉陞為大將。

　　當我回想起侵入中國以來我們對戰俘和平民做出的殘忍行為，只覺得日本人古老優美的武士道已掃地以盡，日本兵已經變成一群嗜血狂。不錯，那些處在“要麼殺人、要麼被殺”絕境的人精神狀況不正常，但日本人特別傾向於炫耀自己在人種上優於中國人。即使在後方醫院裏，也常把有間諜嫌疑的中國病人當外科手術的試驗品，給那些初來

　　乍到年輕醫生練手！德國人和日本人自負是世界第一的民族，做下了傷天害理的事情。

　　遺憾的是，在整個戰爭服役期間，從來沒有人告訴過我有關國際紅十字會協定的事。

　　君冢清 67歲 社團顧問 習志野市

　　昭和19年年底，我們離廣州，乘坐一組小船，每條船上五、六個人，向上遊柳州進發。我們部隊是一支航空特遣隊，任務是在一座山上設置位置標桿，監視空中敵情。按計劃是在柳州得到器材，然後開始這一標桿作業。我們是跟在步兵後邊行進的。所有河邊的小村都已荒無一人，有的已被焚燬。日本士兵的屍體排列在河邊，戰死的人漂在緩緩流動的河面。

　　就在我們已經快要到宿營地的那個晚上，我看見了那景象：河水從夾岸山岩間流過，就像是一幅中國水墨畫。我們加快速度，互相告戒説，要是有人從兩邊山岩任何地方用機關槍向我們射擊，必死無疑。就在這時，我們看見在右岸砂石山上，有十多個一動不動的日本兵，看樣子是屍體。我們把船靠岸，看清一共16具，每具間隔一米，一共兩排，整齊地排列開來。他們四週是亂扔著的帽子、撕破的衣服，還有步槍彈殼。

　　看上去他們死了有兩、三個月了。讓我們大氣不敢出的，是死者身上留下的曾經施暴的痕跡。所有的人都赤身裸體，眼睛給挖了出來，鼻子和耳朵割掉了，腹部大開膛，腸子給掏了出來。總之，人身上所有包在裏邊的東西都給掏出來，而身體外邊突出的部位都給削平。更讓人不寒而慄的是，每個人在大腿地方，都有大約10厘米的肉給片下來，露著白色的骨頭。他們的右手一律齊腕割下，用白繃帶綁著。而在不遠處的河灘上橫陳著一個年輕的中國男人和一個女人的屍身，不過他們沒有被剝光。每人身上只有一處傷口：正刺在心臟部位。

　　我們毛骨悚然，趕緊回到船上，追上乘船進發的友軍。那天晚上大家對這一幕慘劇作出種種猜測，結論是：這些士兵是在河灘上被敵方全殲的。他們的肉給大片片下，必是希望他們再不能行走，哪怕起死回生之後。割下的左手不見了，必是後來過路的日本軍隊作為帶給遺屬的紀念之物取下的。至於那對年輕的中國男女，大概是因為替日本軍隊服務而被殺的。我永遠忘不了，有一頂帽子落在地上，上邊還帶著名簽，寫著一個名字：“黑駒”。

　　西村進 69歲 高中教師 靜岡縣

　　1945年5月間，我正在滿州國熱河省擔任基督教傳教士，被徵派到山海守備隊。這裡的設施原來是供應一個連隊長期駐紮的，現在只駐一個守備中隊，一百幾十個人，糧食、裝備樣樣富裕，日子過得平淡無奇，既沒有敵人來犯，也無需出兵討伐。

　　一天，兩個農家孩子給捉住，送到我們哨所。這本來不算什麼事，但中隊長想尋個事由顯擺得自己忠於職守。當時我當這個部隊的翻譯，立刻被叫去審問這兩個少年。我發現他們二人不過是當地農家子弟——兩兄弟，一個十八，一個十六。他們沒有意識形態傾向，也明顯不是八路軍特工。我通過曹長報告中隊長，頂好是把他們放掉。但長官就是想把他們當八路軍探子來處置，不管他們是還是不是。這樣一來，他和他的中隊就能記上一功。我的建議給頂了回來。當晚，在哨所的房檐下放了一個臨時紮起的籠子代替班房，把那兩個孩子關在裏頭。但那些已經習慣於平安無事狀態的兵士，站崗的時候打起了盹。到了下半夜，那兩個少年破籠而出，逃掉了。衛兵們慌裏慌張地追出去，年紀小的一個給抓回來，哥哥隱沒在黑沉沉的夜幕裏。

　　第二天一大早，中隊長怒氣沖衝把全隊人馬召集到後院，命令立即當眾處決這個孩子。在八月如火的陽光下，被剝掉了上衣的少年，坐在一個深坑邊上。突然，中隊長對我説：“用中文給他做臨終祈禱吧！”我一直緊盯著這名長官，使勁忍住才沒朝他大喊：“他不是八路，不過一個不曉事的農家孩子，把他放了吧！”一個強勁的聲音在我腦

　　海裏響著：“你不是一人傳教士嗎？你應該救這無辜的孩子。”

　　但如果我膽敢開口，失去理性的中隊長和別的軍官徑直地就會把我也當叛徒處置。我的腦子亂成一片，全身戰抖著，按中隊長的命令，像夢遊一樣磕磕絆絆走向那孩子，跪了下來。

　　昨天我審問他的時候，曾經向他保證：“你們沒罪，我會儘量讓他們放了你們。”

　　這時，那孩子正怔怔地望著我。我對他説些什麼呢？我用中文告訴他：“我沒權，救不了你了。我是個膽小鬼，我什麼都做不了。我只能向我的主祈禱。你要是信什麼神，也向它禱告吧。”在這之前，他一直喊著“MaYa，MaYa（媽呀，媽呀）”，這時，他閉上眼睛，安靜了下來。

　　中隊長命令連裏看見最小的一個兵用刺刀行刑：把那孩子一刀刺死。那個小兵端著槍站著，怎麼也下不了手。“看老子的！”一名軍曹説著，一刀刺進少年裸露的前胸。那孩子的臉立刻變得慘白，鮮血從胸腔噴涌而出。

　　直到今天，我依舊感到悲傷、感到罪孽深重。我忘不了那孩子鮮紅的血。

　　二橋正夫 72歲 幼兒園院長 沼津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