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有，關於“南京大屠殺”這一歷史事件的研究也是如此，大多數日本學者雖然不否認這個歷史事件的客觀存在，但是卻極力地將其局限于“南京事件”的範圍之內，對“大屠殺”這一能夠準確地判定事件性質的關鍵字眼兒避而不談。特別是對“30萬”這個數字，很多日本人都明確表示，根本不能令人相信。在日本進修期間，在一次學術討論會上，我還和幾位日本青年學者專門就“30萬”這個數字的可能性問題進行過一番爭辯。對“南京大屠殺”這一重要歷史事件的評價，在日本的政府官員和學者中間能夠像笠原十九司先生那樣尊重歷史事實，並主持正義的人實在是為數極少。前不久發生的日本東京地方法院審判“東史郎敗訴”事件，就清楚地表明了日本社會各界仍然要極力否認“南京大屠殺”這一歷史事件的政治傾向。

　　第二，日本學者另一個比較關注的研究課題是關於抗日根據地政權的性質問題。在日本學者中間，對這個問題的研究及其所取得的成果影響較大的代表人物，是大阪外國語大學的西村成雄教授和中央大學的井上久士助教授。他們的共同觀點是；抗日根據地的政權是具有雙重性質的政府，即“邊區既是以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為前提的‘中華民國的一個組成部分’，同時又是共産黨領導的相對獨立的地方政權，是具有二元性格的政權。”（井上）西村成雄則提出，抗日根據地政權“形式上是‘國民政府的地方政府’但實質上是中國共産黨領導的軍隊和受其影響的武裝力量創建的‘半私’的地方政權。”西村還提出，抗日根據地政府面對著1942年的嚴重困難局面，打算通過減租減息、交租交息、精兵減政、三三制等具體政策的實施，將抗日根據地政府轉化成為同全國政權相連接，具有合法統治權的地方政府，“使之由半私的政權轉化為公開的地方政權，使其統治的合法性能夠得到承認”。“三三制的實施過程，同時也就是‘由中國共産黨領導的一元化’的推進過程”。

　　在關於抗日根據地政權性質的研究方面，日本學者的觀點雖然不像在“盧溝橋事變”、“南京大屠殺”等問題上那樣同中國學者的觀點存在著明顯的對立，但對於有些問題的具體提法，中日兩國學者的觀點也不完全相同。還有值得商榷的地方。

　　除此之外，日本學者所研究的有關抗日戰爭時期的問題，還有根據地的創建、減租減息政策的實施、延安整風運動和根據地的財政經濟等方面。另外，還有一些日本學者如一橋大學的三谷孝教授等，開始運用社會學的理論來研究抗日根據地的社會狀況，而且，特別注意研究諸如紅槍會、天門會等這樣一些農民防衛社團的性質及其與中國共産黨的關係等問題。

　　第三，在1995年前後，有些日本學者特別關注和傾力研究的一個課題，就是關於日本政府對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戰爭罪責的反省，以及對戰後的戰爭賠款問題所採取的對策。這些日本學者在把日本政府與德國政府在對待和處理這些問題時的所作所為進行了比較研究後，初步得出的結論是：1．日本政府對發動侵略戰爭責任的反省和戰爭謝罪問題的認識和作法，遠不及德國政府深刻、主動。2．對於戰爭結束以後，日本政府所應該承擔的對於戰爭受害國的國家賠償和私人賠償方面，日本政府所採取的手段是極力逃避，以種種藉口加以拒絕。其結果必然是難以從經濟上敦促日本政府反省其所應該承擔的戰爭責任。3．對於以天皇為首的戰爭罪犯的處罰同對德國戰爭罪犯的處罰相比，對日本就幾乎完全沒有進行任何處罰。所以就難以使日本政府從中記取必要的歷史教訓。4．關於戰爭時期的歷史教育問題，日本政府或歪曲抹殺，或避重就輕，甚至以種種藉口加以限制、取消。

　　日本學者還對日本和德國在對於戰爭罪責和戰爭賠償問題的認識上，之所以會産生巨大“落差”的背景進行了分析。究其原因：1．是兩國的政治家和執政黨對於各自的自身價值意識和政治姿態相距甚大；2．是戰後日、德兩國奉行的外交政策對這些問題産生了很大的影響；3．戰後東西方的冷戰政策也影響了日本政府對應該承擔的戰爭責任進行必要而深刻的反省；4．日本國民的意識普遍的是把自己視為戰爭的受害者。日本在這個問題上的國家政策與國民意識的一體感極強。關於這方面問題的研究及其成果，比較有影響的日本學者是江口圭一教授和栗屋憲太郎教授等。

　　第四，關於其他有關抗日戰爭史的研究課題。比如731 細菌部隊和細菌戰的問題、日本軍醫的人體實驗問題、在日本的中國勞工問題和戰爭期間的和平工作問題，都有一些日本學者在進行研究，但還沒有取得有較大影響的學術成果。

　　摘自：《歷史教學》1999.5.(作者：趙鐵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