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人眼中的中國抗日戰爭

央視國際 2003年12月10日 09:41

　　筆者曾在日本中央大學學習進修，深感日本社會中普遍存在著的對中國抗日戰爭的錯誤認識。現介紹其中的一些情況。

　　首先應該指出的是，日本政府和社會上的一部分人、特別是日本的右翼勢力對日本帝國主義在三四十年代發動的對中國和東南亞各國的侵略戰爭，以及在戰爭期間所犯的瘋狂屠殺和大肆掠奪的罪行，採取回避、淡化、歪曲、篡改、抹殺等多種手段加以掩蓋。其目的就是要使日本的青年一代從頭腦中忘記這一罪惡歷史。最突出的就是，日本政府多年來一直在歷史教科書問題上採取的錯誤立場。他們先是在歷史教科書中根本不寫入這段歷史內容，後來在世界輿論的譴責之下不得不寫入這段歷史內容時，但又卑鄙地玩弄文字遊戲，以“進入”這個概念模糊的中性詞取代“侵略”這個反映事物本質的貶義詞。現在日本的實際狀況是，雖然教科書中寫入了這段歷史，但是有不少縣的教育主管部門制定的教學大綱中又明確規定，這段歷史時期的教學內容不屬於考試範圍，可以不在課堂上講授，大多數中小學校的歷史課上都不講授日本對中國和東南亞各國曾發動過的侵略。所以事實上在對日本廣大青少年的歷史教育中，還是刪除掉了這段歷史內容。此外，日本政府還通過組織參觀、召開演講會、散發文字宣傳材料等多種活動方式，極力擴大1945年8月美國在日本投放兩顆原子彈所造成的損失及其影響。相反，對於日本帝國主義在侵略中國、朝鮮以及東南亞各國的戰爭中，曾製造的諸如“南京大屠殺”等大量的慘絕人寰的罪行避口不談，給日本青年一代所造成的印象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最大受害者是日本國和大和民族。不僅如此，日本政府在每年暑假期間，都不惜花費相當數額的專款，邀請在日本各地大學學習的外國留學生到廣島，參觀當年的原子彈爆炸遺址和日本政府“精心設計”的“原爆紀念館”。其目的顯然就是要在世界各國的優秀青年中製造和擴大日本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最大的受害者”的印象和影響。更有甚者，近年來日本右翼分子惡意製造的“中國的發展和壯大，將成為東亞和南亞地區乃至整個亞洲和世界新的、最大的威脅”的謬論在日本社會中的影響越來越大。

　　1995年適逢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50週年紀念，世界各國政府和人民都採取了多種形式來紀念這一歷史性的偉大勝利。日本也不“例外”。東京等各大中城市的書店裏，也設專櫃大量銷售為紀念這一歷史事件而出版的歷史書籍和歷史圖冊。但據我親眼所見，書店裏所展示的大批裝幀精美的書籍和圖冊之中，絕大多數都是介紹歐洲戰場上希特勒和德國法西斯給歐洲各國人民造成巨大災難；其次是介紹美國空軍在日本廣島、長崎投放原子彈及給日本國民和日本社會所造成的巨大損失和影響。但關於日本當年在侵略中國和東南亞各國的戰爭中所犯下的罪行進行比較客觀反映的書籍和圖冊則幾乎沒有。就是在為數極少的反映亞洲戰場歷史狀況的書籍和圖冊中，也是極力地歪曲、掩蓋、篡改歷史事實真相的內容佔了絕大部分。據統計，日本在1995年為紀念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50週年而出版的全部歷史書籍和歷史圖冊之中，比較客觀地反映日本侵華真相的書籍僅僅兩本。

　　其次，我在同日本的一些研究中國近現代史的教授、學者們的交往中，有一個共同的感覺，就是近年來日本研究中國近現代歷史的青年學者的人數，比7O年代明顯地減少。即使有一些日本青年學者還在研究中國近現代歷史，但是研究課題也幾乎不涉及中國抗日戰爭這段歷史時期的內容。一般説來，現在多數研究中國近現代歷史的日本青年學者，都把研究課題轉向了20年代的中國社會。究其原因，我覺得這與近年來日本右翼勢力在社會上活動猖撅有著密切關係。例如在1995年初，日本宇都宮大學的笠原十九司教授就曾幾次收到日本右翼分子的恐嚇信，警告他不準發表“有損於”日本大和民族形象的有關研究“南京大屠殺”和其他中國抗日戰爭歷史事件的論文，更不準他發表客觀地評論這些歷史事件的演講。當然，笠原先生最終還是不畏懼右翼分子的恐嚇，仍然發表了兩篇旨在揭露和譴責日本帝國主義者製造“南京大屠殺”罪行的論文，並且還在當年8月來到中國，參加了紀念抗日戰爭勝利50週年的學術討論會等紀念活動，並接受了中央電視臺記者的採訪，發表了揭露和譴責日本軍國主義分子製造“南京大屠殺”事件的談話。但是，在日本能夠做到像笠原先生這樣堅持真理、主持正義的學者是為數極少的。絕大多數人都不敢、也不願意這樣做。

　　再次，介紹一些日本學者關於中國抗日戰爭史的研究課題的情況。第一，日本學者研究並撰寫文章較多的課題還是“盧溝橋事變”和“南京大屠殺”等歷史事件。關於盧溝橋事件，大多數日本學者的文章普遍認為：同研究“九一八”事變相比，盧溝橋事變的“解明度”還遠遠不夠。之所以如此，就是因為關於“盧溝橋事變”的檔案文書和當事人的證言材料至今發掘得還不夠充分，不夠深入。由於時至今日還見不到關於“盧溝橋事變”的新史實，所以就難以得出新見解。因此，以拓殖大學的秦鬱彥教授為代表的部分日本學者不承認“盧溝橋事變”是日本軍國主義政府有計劃、有預謀製造的全面侵略中國的事件的觀點，而堅持“盧溝橋事變”的“偶發説”。他們認為這是中日兩國政府和學者之間對這一歷史事件性質的認識難以一致的根本點。如果説日本學者之間對於“盧溝橋事變”的研究結果也有一些分歧的話，那麼主要的分歧點就是對於引起這一事變爆發的“第一槍”的爭執。如秦鬱彥等人主張是中國守軍開的第一槍，而井上清和信夫清三郎等人則主張是日本軍隊打的第一槍。同時，日本學者對中國大陸和台灣的學者都強調“盧溝橋事變”是日本軍隊有計劃、有預謀製造的侵略事件的研究論文也極為關注。近十年來，在日本學者中産生較大影響的是1989年《近代史研究》第4期發表的趙延慶的《評盧溝橋事件偶發論的幾個論據》和1992年華僑出版社出版的曲象源的《盧溝橋事變起因考論——兼與日本有關史學者商榷》等學術研究成果。

　　另外，還有一個應該引起我國研究抗日戰爭史學者注意的問題是，近年來有些日本學者開始從新的角度來“研究論證”“盧溝橋事變”不是有計劃、有預謀的侵略戰爭的發端，而是一個“偶發性”的事變。如北昭博的《日中戰爭》一書，所引用的歷史資料全部是日本海軍作戰部從1937年7月至1941年12月期間發佈的作戰命令和其他一些有關文件。作者聲稱，他是從“戰爭法”的法律角度進行分析研究以後，得出了“盧溝橋事變”的爆發完全是一個“偶發的”、“孤立的”歷史事件，根本不是完全意義上的大規模“侵略戰爭爆發的標誌”。北昭博認為真正意義上的日中戰爭的爆發，應該從1941年的“珍珠港事件”以後算起。這是嚴重歪曲歷史事實真相的結論。但這同時這也就為我國研究抗日戰爭歷史的學者們提供了一個重要信息，日本學者對於“盧溝橋事變”已經不是單純從歷史事件的角度來研究了，有些人已經開始從所謂“戰爭法”的法律角度來“研究”“盧溝橋事變”了。所以，我們中國的學者也應該學會從更多的角度來廣泛的研究、論證這一歷史事件的真相，並闡明我們的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