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八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下午，日本東京高等法院對《東史郎日記》案作出東史郎再次敗訴的判決。橋本光治的律師高池勝彥及支持者旋即舉行記者招待會，並在會場上打出“南京虐殺捏造裁判勝訴”的大字標語，反動氣焰十分囂張。

　　消息傳出，全世界正義人士深表震驚。人們對東京高等法院不顧史實、顛倒黑白的不當判決表示驚訝、遺憾和強烈的憤慨。國內外新聞媒體及和平友好人士以各種方式聲援東史郎的正義行動，紛紛譴責東京高等法院的無恥行徑。

　　中國外交部新聞發言人朱邦造，于一九九八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接受中央電視臺記者採訪，次日又在記者招待會上就《東史郎日記》案敗訴發表評論：中方注意到日本法院對《東史郎日記》案作出的判決，對這一不顧歷史事實的判決結果感到驚訝和遺憾！

　　日本軍國主義過去發動的那場侵華戰爭，給中國人民帶來了深重災難，慘絕人道的“南京大屠殺”是日軍侵華戰爭期間犯下的滔天罪行之一。這一歷史事實，鐵證如山，任何企圖否認這一史實的行徑都是徒勞的，必將遭到包括日本人民在內的所有主持正義的人們的強烈譴責。我們要求日本方面以實際行動正視歷史、尊重史實、以史為鑒，防止歷史悲劇重演。

　　一九九八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朱邦造再次接受記者採訪時説：我們注意到日本外務省發言人關於侵華日軍在南京的暴行是不可否認的事實這一表態。但必須指出的是，東史郎訴訟案並不是普通的民事訴訟，其實質是極少數日本右翼勢力企圖借司法程序達到否認南京大屠殺的目的。日本東京高等法院無視歷史事實作出錯誤判決，嚴重傷害了中國人民的感情，中方再次對此表示遺憾和義憤，歷史事實是不容抹殺的，日本軍國主義侵略中國犯下的罪行更是抹殺不掉的。我們要求日本方面以實際行動正視和反省歷史，以史為鑒，堅持走和平發展道路。

　　為了把歷史的真實告訴世人，一九九八年三月東史郎第四次來南京時，將他的戰時日記、勳章和軍旗捐贈給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並授權紀念館聯絡出版《東史郎日記》中文版。紀念館遂授權江蘇教育出版社出版《東史郎日記》中文版。

　　江蘇教育出版社和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決定出版《東史郎日記》中文版，主要鋻於以下幾點考慮。

　　一、是向世人全面系統地展示南京大屠殺史料的需要。

　　近年來，雖然國內公開出版了一批有關南京大屠殺的史料書籍，比如，從受害證人角度出版的《南京大屠殺倖存者證言集》、《南京大屠殺照片集》、《南京大屠殺檔案集》等；從第三國證人角度出版的《外人目睹中之日軍暴行》、《拉貝日記》、《外籍人士證言集》等，但專門從加害者角度出版的史料書籍，除散見於一些書籍中的原日軍官兵的陣中日記外，目前還沒有一本較為完整的中文版史料書籍，《東史郎日記》正好彌補了這一缺憾。

　　二，是向廣大讀者奉獻一本完整的《東史郎日記》的需要。鋻於日文版《東史郎日記》是個節選本，字數約為二十萬字，而中文版《東史郎日記》則是採取直譯全文的方式，試圖為廣大讀者提供一本最為完整的《東史郎日記》，使人們除了解南京大屠殺真相外，還能夠了解侵華日軍在華北、華東和中原地區的侵略和屠殺暴行。

　　三、是進一步揭露侵華日軍暴行，回擊日本國內右翼勢力否定侵略戰爭歷史事實的需要。戰後幾十年來，日本國內總有一部分人，一直對半個世紀前發生的侵略中國戰爭的史實，採取遮遮掩掩、不負責任的態度，特別是從八十年代以來，又進一步發展到企圖否定和抹殺歷史的地步。作為親身經歷那場戰爭的東史郎，從加害者的心理和角度撰寫的日記公開出版，既有助於人們了解歷史的真相，又是對日本右翼勢力的有力批駁。

　　四。是對東史郎先生正義行動的有力聲援。一九九八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八十六歲高齡的東史郎，為了正義和維護歷史事實，毅然向東京最高法院再次提起上訴。《東史郎日記》案是一起為期六年至今仍沒有結束的訴訟；是一樁涉及六十多年前歷史而又未能按歷史真實審理的並非普通的民事訴訟；也是人類的良知、正義與堅持反動歷史觀的邪惡勢力之間的一場持久的較量。《東史郎日記》的出版與發行，既是為關注和支持東史郎的廣大讀者提供一份珍貴的史料，又是對東史郎先生正義行動的肯定和支持。

　　當然，由於當年的東史郎受日本軍國主義思想毒害，其日記中所反映的立場、觀點是帶有軍國主義思想色彩的，這就需要我們用歷史的眼光來審視和閱讀這本書。

　　在這本日記的翻譯出版過程中，得到了江蘇省委宣傳部、江蘇省新聞出版局以及南京市委宣傳部的大力支持和幫助。

　　本著尊重作者和忠實于原著的原則，我們要求譯者對作者提供的日記手寫原稿全文進行直譯，不作更改。只是考慮到日記中所涉及的人多數還健在，所以，我們對其中的人名做了一些技術處理。原稿中的原有人名保存在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中。本書正文中插圖均為東史郎手繪。書中照片均為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提供。

　　本書譯者多為南京大學日語專業的教師，他們的具體分工是：張國仁，序、第二卷；汪平，第一卷；汪麗影、陳娟，第三卷；王奕紅、沈琳，第四卷；范玉榮，第五卷。張國仁做了組織工作。另外，曹莉、魏曉陽也翻譯了部分內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