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5日,早上8:50
前天晚上寫完信時我以為戰鬥已結束,但後來我們附近又響起了激烈的槍炮聲,還有機關槍、步槍,並比以前更加激烈。
説得好聽些,昨天是註定的不愉快的一天。星期天下午中國士兵開始撤退時我去了外交部,在那兒我發現許多傷兵但沒有醫生和護士,後來歐內斯特和我到三牌樓的戍司令部,在那兒發現有更多的傷員,大約有10~20名醫護人員,但沒有一個人在為傷員做事而是準備撤退。我對他們説,如果他們願為那兒的傷員服務治療的話,國際紅十字會將把他們接收過來。前一天我們已組織了一些有意于救助傷員的志願人員,有德國人、英國人(然而像其他英國人一樣,門羅 福裏(Monro Faure)被命令離開南京,住在停泊在長江上的英國軍艦上),中國人和年輕的克拉(Cola)我們的俄國朋友,但大多數為美國人。我被選為(南京國際紅十字)委員會主席,歐內斯特為我們的委員會的秘書。
安全委員會的一些成員同某些日本軍官取得了聯絡,他們説只要醫院不藏匿武裝士兵,醫院將受到尊重。放下武器的士兵也不會受到傷害。這以後我們許多人都忙碌起來,在城市的各個地方把消息傳遞給中國士兵,我們把他們的武器拿過來,扔掉。衛戍司令部門前的街道是最混亂的地方——輕、重火炮,騾、馬、炮彈、手榴彈以及各種戰爭物資擁擠在一起。我們停下來放走了一隻騾子。走過手榴彈和炮彈堆放的地方,使人感到非常不自在,一次一顆子彈就在我腳邊炸響。當我們回到衛戍司令部時,那些我要求等我的醫護人員已無蹤影。可憐的傷兵被留在那兒無人照管。
到晚上,100多名急救員開始工作後,救治傷員的醫院才稍有秩序。 第二天我帶著裝滿傷員的救護車到外交部,當我們設法使能走動的傷員朝臺階上走的時候(另一些用擔架抬),一隊日本兵來了,其中一些像是野獸。我正扶著一名可憐的傷兵,他痛苦地向前邁步,這時一個日本兵把他從我身邊拖開,猛地扭著他受傷的膀子,把他的手捆在一起,並把另一名傷員的手也捆在一起。幸運的是,我發現一名剛走過來的日本軍醫,我指給他看傷員們穿著的血衣。他會德語,我用不流利的德語説這是傷兵醫院。他叫日本兵給傷員松了綁。
在這之前,一名日本記者用流利的英語對我説過,有些日本兵很壞。隨後,我找到了一名會説英語、比較正派的軍官,我告訴他我想到日本司令部去,得到照顧傷兵的許可。他用我們的救護車(從紅十字會借來的)把我和那位年輕的俄國人送到了日軍司令部。司令部在中央飯店,位於軍官道德培訓部的西面,我見到了一位個子矮小、留著長長的小鬍子、頭長得尖尖的人。我通過克拉説,衛戍司令部前有許多傷兵,我想得到允許把他們送到外交部去。他走到裏面的一個房間,日軍在南京的最高指揮官住在那兒。過了一會,他出來説,我必須等幾天。我説他們已幾天沒有人照顧,甚至沒人送水給他們喝,但那個日本人説我們必須等。我們失望地走了。回到安全區委員會,看到那兒有傷兵,我送了兩車子傷兵到外交部的傷兵醫院。每次我們都遇到了些麻煩。一些坐在汽車裏的軍官擔心我們把傷員帶走,我告訴他們是帶進來而不是帶走。他們允許我們再運一車子。第二趟歸途中,我們在門口遇到了一個怒氣沖衝的軍官。在這以前我從未見過這種人!他説話聲音聽起來像狗吠。如果我是可燃品的話,他的那副模樣要把我給燃燒起來。他通過克拉説,不要讓這個美國人(指我)到處亂跑,美國人很壞。克拉説我們得到允許再運一趟,他説:“我是這個城市裏的司令。”我們好不容易才要回我們的救護車。
星期天,12月19日
過去一個星期的恐怖是我從未經歷過的。我做夢也沒有想到過日本兵是如此的野蠻。這是屠殺、強姦的一週。我想人類歷史上已有很長時間沒有發生過如此殘暴的事了,只是當年土耳其人對亞美尼亞人的大屠殺可以與之比擬。日本兵不僅屠殺他們能找到的所有的俘虜,而且大量殺害了不同年齡的平民百姓。就像在野外獵殺兔子一樣,許多百姓在街上被日本兵隨意殺掉。從城南到下關,整個城市到處都是屍體。就在前天我們看到一個可憐的人被日本人殺死在我們住所附近。許多中國人很膽小,一遇日本兵掉頭就跑,這個人就是這樣被打死的。由於現場在我們能看到的竹籬笆的一個拐角,他具體是怎麼被殺死的我們看不見。後來克拉到那兒去看,説他們在他頭上開了兩槍。這兩個日本兵一直抽著煙,談笑風生,殺一名中國人就像殺死一隻老鼠一樣,無所謂。
J.L.陳的大兒子陳昌,今年16歲(中國算法),兩天前從我們住所附近與500多人一道被抓走。我認為他生還的機會不大。在這批人中還有11名來自蘇壽村的基督徒,自那以後我一直不知道他們的下落。昨天我把我們被抓走人員的名單給了最近剛到南京的日本副總領事田中(Tanaka)。
我們學校廚師的兒子五天前在塘口淘米時,同其他100多人一起被抓到蘇壽村,所有的人雙手都被繩子捆著,快到蘇壽村時,他們被一個個地槍斃掉。幸運的是,他和鼓樓附近一家商店的一名店員在隊伍後面,他們的雙手被捆在前面而不是像我多次看到的綁在後面。他們用牙齒解開了捆綁的繩子,躲在一條排水溝裏共一個半白天加兩夜。他們出來時,遇到一名日本兵,他搶掠來一桶酒,拿不動,叫他倆抬。這樣他們安全地回到城裏,並最終回到了我們下關的住所(漢森寓所)。我的汽車司機的兩個弟弟與陳昌等一批人一道被抓走。由於這批人集中在離我們住地很近的地方,我同司機的妻子一起出去,她自己不敢去(確有理由)。她最終看到了她的兩個小叔子。我朝一個領隊的軍官走去,可能是個中士,我伸出兩個手指,用英語説:“兩個普通人,不是士兵。”當我走近他時,這名軍士用極其仇恨的目光看著我,嘴裏惡狠狠地説了些什麼,我猜是“滾”。我轉向那女人説:“毫無指望了。”於是我們就回來了。要是我知道陳昌也在這批人裏面,我一定會設法再去找高一級軍官去營救他的。前天唐先生的兒子在附近被打死。大約在星期四的晚上(12月14日),我遇到兩批人,他們四個一排被繩子捆著,其中有一個人沒有穿褲子,他們在街上被趕著走,人數眾多(當我遇到第一批時,天還沒有黑,因此看得很清楚),大約有5000~6000人。幾天來,我們都能聽到機槍聲音,不僅這五六千人,還有城市其他地方的許多人在被槍殺。沒辦法能算出多少人被槍殺,但我估計,包括街上被殺的人,共有2萬多人被害。或許更多,也許少一些。
大批中國士兵一定是在星期天夜裏逃走了,日本人因沒能抓到更多的俘虜而怒火萬丈。
昨天我同日本新來的副總領事田中一起到下關,他想在外國財産上貼上通知,註明這是美國人的財産,那是英國人的財産等。下關僅存的建築物是我們的房子,美孚石油公司以及揚子江飯店。我們房子的前門被砸的粉碎,房子裏面一團糟,所有抽屜都被堆在地板中間,三樓所有的箱子砸開。所幸的是,我的一隻鑲鐵皮的小箱子沒上鎖,櫥子也沒有鎖,故免遭厄運。地上,床上,及地板上有許多血,有一隻槍管壞了的槍,我猜是一個或一些中國士兵被困在這裡過,至少曾經躲在這裡過。也許是中國士兵砸開箱子找衣服換下他們的軍裝,其他值錢的東西似乎沒有碰。我很高興我們的房子沒有燒掉,我一直擔心這點。下關一片狼藉,所有熟悉的景物都消失了,橋梁公寓不見了,我為西姆斯(Sims)夫人感到難過,在她這個年齡再重新開始確實是件令人泄氣的事。毫無疑問,下關是中國士兵燒的,因為他們不想把它留給日本人,也許這還有助於掩護他們撤退。在堤岸上有三堆黑乎乎的屍體,部分被火燒過。我想象過去的4~5天許多地方都是日本人放的火,目的就是要把被他們屠殺後的屍體燒掉。此刻在我寫信的時候,又有兩處起火,一處在下關,另一處在南面。
在整個星期中,日本兵在南京搶劫了他們所能搶到的東西,他們甚至把德國使館的小汽車也給搶走了,並幾次進入美國大使館,但都被趕了出來。日本軍官也參與搶劫。昨天他們來到我住的房子(森漢的房子)企圖把剩下的一輛汽車搶走(其他兩輛汽車已被搶走)。和這夥兵在一起的還有兩個“浪人”(非軍人日本流氓)。我指著日本總領事貼的標誌和美國使館的標牌給他們看,並試著關上一扇大門,一個日本兵把我推開,直往車庫走去,但那輛車壞了,因此給留了下來。一個浪人用流利的英語向我要護照,我給他看了我的護照,他説了聲:“謝謝”。搶劫持續了許多天,日本兵不斷地搶人們已是貧乏的食物,然後是鋪蓋,搶他們所能拿走的一切(東西)。人們不能離開汽車,哪怕一分鐘,要不然就沒有了。
但現在最可怕的是強姦婦女。日本人以難以設想的最無恥的方式幹著這些勾當,街上到處都是找女人的日本兵。歐內斯特和我,或是我們兩人中的一個,必須隨時呆在和注意聖保羅堂信徒和隨著我們來的其他難民的屋子和舒爾徹 潘丁的房子,那裏有我們的衣服和食品。那俄國小夥子克拉和另一個土爾其塔塔族的機械師住在舒爾徹 潘丁的房子裏,隔壁則住著來自蘇壽村和三牌樓的基督徒。日本兵不斷來搶劫這些人僅有的一些東西,而對付這一批批來的日本兵真像夢魘一般可怕。我們存放物品的房子裏住滿了婦女,有的甚至睡到了我們的飯廳裏。她們終日惶惶不安,驚恐萬狀。幾天前,隔街的一個小寺院的和尚過來説,日本兵帶走了兩名尼姑,他懇求我能讓幾個尼姑也來躲躲,我照辦了。房子裏真是擁擠不堪,像沙丁魚罐頭似的。樓上樓下的房屋裏都住滿了人,一會兒功夫,我們的衛生間裏也住進了一對母女。還有一些女孩子作為護士在鼓樓醫院幫忙,儘管正式護士都幹得很好。昨夜一個日本兵闖進了這些姑娘的住所,並摸到三個不同女孩子的床上,這些女孩子大聲叫喊起來,嚇住了那個日本兵。他的罪惡企圖未能得逞,接著威爾遜醫生趕到,把他趕走。這個傢伙曾掏出槍對準威爾遜,似乎要對他開槍。約有4000名婦女在金陵女子文理學院避難,據我所知昨夜有12名婦女被抓走。幾天前一個晚上歐內斯特和我在附近散步時,一位婦女哭著跑了過來,一個日本兵在後面叫她。我們把她帶到我們住所,讓她同其他婦女住在二樓。第二天,她敘述了她的遭遇:昨天下午6時,來了四名日本兵把她從家裏抓走,她有一位28歲的丈夫和三個月的嬰兒。他們把她塞進汽車,開了三至四英里之後,三人輪姦了她。然後試著給了她一些他們搶來的食物,開車至半路在離我們不遠的地方把她放走。天很黑,她不知道如何回家,碰巧遇上了我們,要不然她也許還要遭受一夜的淩侮。第二天早上,我把她帶到鼓樓醫院,威爾遜醫生給她進行了一些治療。昨天下午一名德國人謝林(Sherling)和我去了一些日本兵強姦過婦女的房子。我們走進一間房子,有位婦女坐在地上哭泣。人們告訴我們她被強姦了,並説樓上還有一個日本兵,在中國人的指點下,我來到三樓的一個房間,我憤怒地敲門,房子裏的日本兵有一些反應,我用英語和德語大聲地叫“開門”,隨後謝林也來了,敲門並喊“開門”。最終那個日本兵出來了,他下樓時我對他喊道:“畜生。”樓下一位日本兵懂一點中文,上樓時,聽到我的罵聲,很不喜歡。類似的可怕的事在全城都有發生。當我把這些事告訴剛從美國來的日本總領事時,他説:“這是不可避免的。”後來我把這些事告訴《朝日新聞》的記者時,他也説:“這是不可避免的。”這是什麼樣的是非標準呵!但確確實實就是這樣,因為他們説這些話時是如此的自然,絲毫沒有意識到這些事給我留下更為強烈的印象。
日本人經常輕蔑地談論中國軍隊是多麼的無組織紀律,但日本人自己比我在這裡所見到的最壞的土匪還要壞。田中總領事説,日本高層對這種無法無天的行為已發佈了兩道命令,但情況繼續一天比一天更糟。
近來,晚上一直睡在我們住所的地板上,但這兩天睡在沙發上,舒服極了,不過我最需要的是洗個澡。一個星期前在巴克(Buck)家洗過一個澡,那裏住著一些美國人。
我只告訴了你我所做的事的一小部分。昨天早上當我把那名婦女送到醫院時,我對他們説另外還有一名婦女,她脖子被一個日本兵刺傷了,那個日本兵要掀她床上的被子。醫院的人説:“她今天早上被送來了。”於是我走到她的床前,發現不是她,知道這是另一名受害者。我匆忙離去,把那位嚇壞了的、精神有些錯亂的41歲的婦女和她的老母親帶來。海因茲(Hynds)小姐今天告訴我,有個3歲的小男孩腹部被刺了四至五刀。當然我們所見所聞只是發生在這個城市裏的暴行的一個零頭,但我想這足以使你了解這個城市的人民所經歷的地獄般的遭遇。這簡直是場惡夢。昨天我聽説在貴格會教堂後面有一些姑娘,我開著醫院的救護車到那兒。其中三位姑娘已被抓走,其餘的都嚇壞了,話都説不出來。我把她們塞進車裏,一共18個人,然後送她們到鼓樓醫院。昨夜又有個日本兵闖入她們房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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