訪廖蓋隆：毛澤東晚年的失誤

央視國際 2003年12月05日 20:38

　　廖蓋隆， 1918年生，廣東信宜人。1938年8月到延安， 1944年起任延安《解放日報》國內評論部副主任，新華社國民黨區新聞部主任。建國後任新華社副總編輯，朱德的政治秘書、中共中央毛澤東著作編輯委員會辦公室副主任、中央黨史研究室副主任等職。主要從事中國革命史、中共黨史、毛澤東思想研究。有《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中國的社會主義改造》、《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的道路》、《建設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等多部著作；主編有《中國共産黨歷史大辭典》、《新中國編年史》、《中國共産黨的光輝七十年》等書。

　　這位黨史界、理論界的老前輩，近半個世紀以來（文革的10年除外），文章屢見報端，大部頭的著作接連問世。從領導崗位上退下來，仍筆耕不輟、勤奮治學。當我們約他一談時，他把時間定在後天晚上，“可後天是五一節呀”我們説。“沒關係，我剛好有空，只是耽誤你們過節了”。僅此小事，便使我們肅然起敬。

　　訪問人：在研究毛澤東以及他的生平思想問題上，時常碰到一個如何看待他的偉大功績和他晚年錯誤的關係問題，對這個問題，您是怎麼看的？

　　廖蓋隆：關於毛澤東的偉大歷史功績和他的晚年錯誤，還是鄧小平給我們指出了把握這個問題的關鍵所在。 1980年8月，他在《答意大利記者奧琳埃娜法拉奇問》中説：“儘管毛主席過去有段時間也犯了錯誤，但他終究是中國共産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主要締造者。拿他的功和過來説，錯誤畢竟是第二位的。”“沒有毛主席，至少我們中國人民還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長的時間。毛主席最偉大的功績是把馬列主義的原理同中國革命的實際結合起來，指出了中國奪取革命勝利的道路。應該説，在六十年代以前或五十年代後期以前，他的許多思想給我們帶來了勝利，他提出的一些根本原理是非常正確的。他創造性地把馬列主義運用到中國革命的各個方面，包括哲學、政治、軍事、文化和其他領域，都有創造性的見解。但是很不幸，他在一生的後期，特別在‘文化大革命，中是犯了錯誤的，而且錯誤不小，給我們黨、國家和人民帶來許多不幸。……由於勝利，他不夠謹慎了，在他晚年有些不健康的因素、不健康的思想逐漸露頭，主要是一些‘左’的思想。有相當部分違背了他原來的思想，違背了他原來十分好的正確主張，包括他的工作作風。這時，他接觸實際少了。他在生前沒有把過去良好的作風，比如説民主集中制、群眾路線，很好地貫徹下去，沒有制定也沒有形成良好的制度。這不僅是毛澤東同志本人的缺點，我們這些老一輩的革命家，包括我，也是有責任的。”鄧小平又説，“毛澤東的錯誤是從五十年代後期開始的，比如説，大躍進是不正確的。這個責任不僅是毛主席一個人的，我們這些人腦子都發熱了。完全違背客觀規律，企圖一下子把經濟搞上去。主觀願望違背客觀規律，肯定要受損失。但大躍進本身的主要責任還是毛主席的。……1962年，毛主席對這些問題進行了自我批評。但畢竟對這些教訓總結不夠，導致爆發了‘文化大革命’。”

　　訪問人：那麼，如何把握毛澤東思想和毛澤東晚年錯誤的關係呢？

　　廖蓋隆：在如何對待毛澤東晚年錯誤的問題上，我們首先要明確，毛澤東一生的功績遠遠大於他的錯誤，他的功績是第一位的，錯誤是第二位的。

　　其次是要明確，毛澤東思想和毛澤東晚年錯誤，是性質根本不同而且相反的兩種東西。因為我們要堅持並作為行動指南的毛澤東思想是馬列主義和中國實際相結合的産物，是經過長期的歷史考驗證明其正確性的、由它的基本原理構成的科學體系，正如我們所要堅持並作為行動指南的馬列主義，是指由它們的基本原理構成的科學體系，而不包括它們的這樣那樣的個別錯誤論斷一樣。在這個意義上可以説，毛澤東思想的涵義，和毛澤東的思想、毛澤東的言論的涵義是不同的，後者是包括他的某些錯誤觀點、錯誤論斷在內的。而毛澤東晚年錯誤，則不僅不屬於毛澤東思想的科學體系，而且正好相反，歸根到底，這些錯誤是由於既違背了馬列主義基本原理，又脫離了中國的實際，也就是由於背離了毛澤東思想的科學軌道，背離了實事求是、群眾路線、自我批評的三大作風或三項根本原則而造成的，並且它們是由長期的歷史考驗證明其為錯誤的。

　　拿發動“大躍進”運動來看，正如鄧小平所説，這種做法“完全違背客觀規律，想一下子把經濟搞上去，主觀願望違背客觀規律，肯定要受損失。”這就是説，“大躍進”任務的提出，是沒有經過調查研究，不是從實際出發的；也不是走群眾路線，從群眾中來的；這些任務是過高的、超出了實際可能的，是一種盲目的冒進；這些任務是由上面、憑主觀願望提出，並用強迫命令的組織手段推行的；推行以後，又沒有及時地用實踐的結果來檢驗這些任務是否行得通，是否正確，從而經過再認識，進行自我批評，及時地改正錯誤。

　　發動大躍進運動是這樣，發動人民公社化運動（包括把富隊窮隊強行合併在一起、實行剝奪農民的“共産”，取消自留地和家庭副業，大辦公共食堂、吃飯不要錢等在內），提出以超高速度為核心而忽視客觀經濟規律的多快好省的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化這三者合在一起，當時被叫做“三面紅旗”），也完全是同樣的情況。

　　訪問人：毛澤東在發動“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問題上犯了錯誤，同後來發動“文化大革命”有所不同，因為他初步察覺到了，並作了自我批評，同時中央其他領導同志在這個問題上也有看法，怎樣看待這些問題呢？

　　廖蓋隆：我認為毛澤東對“大躍進”的錯誤的認識，只是初步的，不能説是徹底的。而中央的其他同志，比如劉少奇，對這個問題的認識就比毛澤東深刻。如1962年1月27日劉少奇《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中指出：“最近幾年，由於我們提出廠一些過高的超出了實際可能的經濟任務和政治任務，而且不顧一切地採取了各種組織手段，去堅持執行這些任務，因而，我們也就在組織上犯了許多錯誤，這些組織上的錯誤。最主要的就是我們在黨的生活、國家生活、群眾組織生活中違反了民主集中制的原則。首先是有不少的負責人，沒有充分地發揚民主，沒有把任務提交給群眾和幹部，讓他們認真地而不是形式地進行討論，並且由他們根據實際的可能作出決定。然後，這些負責人又在群眾中和幹部中進行了錯誤的過火的批評和鬥爭，混淆了是非，壓制了民主，使群眾和幹部不敢講話，不敢講真心話。這樣，黨的組織、國家組織、群眾組織中的民主生活，在某種程度上就受到了窒息。在這種情況下建立起來的所謂‘集中領導’，只能是沒有群眾基礎、違反群眾意志的領導。這樣的領導，是沒有不犯嚴重錯誤的。”他又説：“現在可以設想，如果我們能夠嚴格地按照民主集中制辦事，在確定任務以前，先在黨內和人民群眾中充分地發揚民主，讓黨員、幹部和人民群眾認真地進行討論，用心地聽取他們的意見，那末，我們就可能不會提出過高的超出實際可能的經濟任務和政治任務。退一步説，即使我們提出了過高的任務，如果能夠嚴格地按照民主集中制辦事，那未，多數黨員、幹部和人民群眾也會通不過，會頂回來，會糾正我們的錯誤，使我們能夠及時地、儘早地發現錯誤和糾正錯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