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天津商會嬗變的影響與結局

　　天津商會自其創立以來，雖倍嘗艱難險阻，曆盡坎坷崎嶇，但由於它代表了近代中國先進的生産力與生産關係，又自覺或不自覺地將自己融入近代中國人民奮爭自強的現代化進程的時代潮流之中，故而不斷得以充實提高，不斷得以發展壯大。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前夕，它已形成為上有全國商會統一協調，中有各地省市商會呼應協作，下有眾多公會、商店會員及廣大商民支持擁戴的龐大組織網絡系統中的一員、在近代中國的歷史舞臺上發揮了比較顯明的作用、擁有著進一步發展的前途。

　　淪陷時期，天津商會的嬗變與步入歧途的畸形“發展”，卻斷送了其繼續進步的大好前景，為它的存在與發展産生了嚴重的後果與影響。

　　(一)天津商會與廣大商民日益處於對立的地位，威信下降、舉步維艱。

　　淪陷時期，天津歷屆商會職員中，不少正直商界領袖人物都卻步不前，退意萌生，漢奸會長王竹林被抗日軍民處決後，會長一職長期無人賡續，僅存的四名常務董事中二人辭職離津，久不到會，一人藉口生病而屢屢提出辭呈，拒絕赴會，僅存的十一名董事中、三人藉口外地商事而離崗，二人提出辭呈久不到會，連通知信件亦拒收，會中多次致函催促“蒞會辦公以維會譽”，但均末果。民國三十二年(1942)一月改選上任的會長屈秀章，自第二年三月起、就離會出走，去向不明，連家人均不曉其駐足何處。廣大商民不滿商會上層領導人的行徑，採取了各種不合作的態度，消極推諉，抗拒不行。民國二十九年(1940)七月， 日本帝國主義為支應其擴大侵略戰爭的需要，強化對商民的統制，要求廣大商民必須加入商會、否則即以取消營業來處罰。雖經一再展期，但入會者仍寥寥無幾，直至民國三十四年(1945)五月，仍有不少商號，不畏日偽政府及商會“如有抗不入會及無照營業商號，定予以停業處分並從嚴懲辦，決不姑寬”的威脅、抗不入會。 在會費繳納與攤派籌款等方面，各公會及商店會員更是多方規避、拖延不交，以至商會經費竭蹶，入不敷出，債臺高築，連辦事人員約工薪均難以籌措，致使許多人離職他去，當地報紙説：商會辦事人員為生活所迫、紛紛離職他去、以至商會門前，幾可羅雀。商會無錢開展活動，遂一再從銀行透支、僅民國二十四年（1945)七月、該會總務組上報常委會的透支款額，即達15萬餘元。

　　（二) 商會組織系統橫遭破壞，正常的運轉機制失靈。

　　商會經過三十餘年的成長、發展、已較完備地建立起“全國商會一一各省市商會一各業同業公會和直屬分會一一會員”的內部組織系統，形成縱向梯次分明、橫向覆蓋廣闊的組織網絡、一呼百諾，彼行此應。日本帝國主義深感如此嚴密的社會經濟團體對其法西斯殖民統治秩序具有的潛在威脅力，於是就通過各種手段破壞商會的組織系統，削弱其強大的團體實力。

　　按照昔日的運營機制，官府的軍政命令應由市商會傳達給各業同業公會、直屬分會與商店會員，再由其層層下達，至廣大商民，同樣、商民向政府陳述建議，對政府的政令法規闡述意見，請政府協助解決某項事物，亦均由下至上層層轉請，這樣既較好地發揮了商會在政府與商民之間上傳下達，下情上陳的仲介職能作用，又增強了商會作為商民中樞而對商民的統轄力與商民對商會的凝聚力。天津淪陷後，日本帝國主義千方百計架空商會組織，削弱商會與商民之間的組織親合力。他們將一些軍政命令避開商會而直接下達于有關的同業公會，命令其貫徹實施，工商會竟然毫無知曉。有的同業公會，如輪船業公會，更在日本軍事機關的默許下，藉口己加入日軍把持的華北航業總公司而根本不買天津商會的賬。對於辦結商民陳述與商業糾紛，也從中大作手腳、挑撥離間，甚至出現“商會對於官署之要求、恒不如公會直接辦理之結果妥善” 的違逆商會運作慣例的情況。久而久之，“各公會對商會之信賴薄弱”，商會對公會賬簿之監督，對公會會務報告之監查，甚至對公會運營情況、會員出入會變化等統一制限之權均大大削弱，運作梗阻，難以圓滑。

　　按照昔日的商會組織原則，各公會的組建，需由同業7家以上共同發起，而各家商號、均根據自己主要經營的業類而參加某業同業公會，淪陷初始，日偽當局為了削弱商會和同業公會的勢力，極力將同業公會的業類劃細，並通過商品配給和多推舉代表人作誘餌，將同業公會規模縮小。當時天津商會所屬同業公會共有65業，到1942年2月，天津商會有同業公會117業。具有工業生産性質的商號與退出商會的工廠另組工業會，其業類居然發展到145業之多，造成“組織重疊，駢雜紛歧，業類相同，名稱各異，遇事各自為謀，岡顧同業”， 甚至“兩公會間爭奪會員之事件，時有所聞”業務上有著同種性質5個商號，各自分別加入名稱不同之數種公會”， 造成商會內部運轉機制失靈，商會內在的活力更加渙散。此後，日人又多次推出新的組合政策進行整頓，試圖便於統制。

　　以上事實我們不難看出，日本侵略者在淪陷區的掠奪和控制，是一種憑藉暴力超經濟的掠奪和控制。它們企圖通過這種殘暴的掠奪和控制榨取我國的資源、人力、財力，以補救其日益枯竭的財政經濟。因而，日本“以華制華”的慣伎是與其“以戰養戰”的陰謀密切配合的。

　　總而言之，日本對華戰爭完全是一場掠奪性的非正義戰爭，它對商會和同業公會的控制和掠奪不僅給中國的工商業帶來巨大的損失，也把中國的人民推入痛苦的深淵。然而日本侵略者在中國的陰謀並未完全得逞，中國商人的愛國熱忱和抗日激情為中國的抗日戰爭所作的貢獻是永遠不會磨滅的。淪陷時期，由近代中國社會中先進的生産關係代表者之一——近代工商企業家組成的天津商人新式法人團體——天津商會，它的領導大權始終被王竹林、劉靜山、邸玉堂等賣身投靠日本帝國主義、忠實執行日偽軍政當局各項法西斯政策的漢奸人物所把持，在許多根本問題上，放棄了廣大商民的利益，無論從職能上，還是從行為上發生了劇烈嬗變，失去它昔日的輝煌，步入衰落的歧途，成為日本帝國主義維持殖民統治，控制工商企業與廣大商民的鷹犬，因而很自然地遭到廣大商民的抵制和反對。因此，這一時期的天津商會其結局也只能是隨著日本人的投降而壽終正寢。這是任何人都不能改變的歷史事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