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對日本應有什麼樣的新思維

------為紀念“九一八事變”72週年

央視國際 2003年09月14日 20:32

　　1931年9月18日，日本突然大規模武裝侵略我國東北，至1932年2月，東北全境淪陷。“九.一八事變”至今已72年了。

　　72年來，中日關係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1972年9月29日，中日兩國邦交正常化時，兩國發表了《聯合聲明》，而且“以史為鑒，面向未來”已成為中日兩國發展友好關係的基礎。1978年8月12日，中日兩國政府還締結了《中日和平友好條約》。

　　但是，一衣帶水的地理位置，糾葛多年的歷史心結，越來越緊密的經貿關係，使中日關係比中國對任何一國的關係更複雜，更容易撥動國民的神經。敏感多變的中日關係，更是引起一些國內專家學者的擔憂和思考。

　　早在去年，國內就有學者提出重新審視中日關係，把歷史問題放在次要位置的“對日新思維”。不久前，國內另一位著名的國際問題研究專家，更明確提出了其稱之為“外交革命”的5條：擱置歷史問題；平衡日本經濟需求；不公開擔憂日本的“軍事化大國”問題；加強與日本在東亞的政治經濟合作；支持日本成為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

　　在“九.一八事變”72週年之際，筆者僅對新思維論談點個人看法，拋磚引玉，以期達到“以史為鑒，面向未來”的目的。

　　“擱置歷史問題”

　　在思考我國的對日關係時，我們確要避免將日本的任何對外政策變化都與歷史問題挂鉤，這不利於中日友好關係。但我們也不應該有這樣的邏輯：擱置了歷史問題，中國就可以接受日本對華政策和對外政策的所作所為。我們不能讓自己處於一個繼續等待日本政府把歷史問題改變到我們所期望和要求的方向。那種認為中國通過主動擱置歷史問題的要求，便能換來雙方政治關係順利發展的邏輯，從現實看是不成立的。

　　事實上，並不是我們時常引出歷史問題。就拿每年的日本政要參拜靖國神社問題來説，日本的態度、立場，世人皆知，就不必再贅言。筆者以為，“歷史問題”作為中日建交的基礎，也作為中國人民的道德訴求，是一項不能輕言放棄的外交原則。“歷史問題”也應是我們對日關係的底線，我們己經無法，也不可能再退讓了。

　　因此，中日友好的前提，是日本對“歷史問題”的態度。這也應是新思維論提出的前提。

　　“不公開擔憂日本的‘軍事化大國’問題”

　　作為戰敗國日本想擴大自衛隊的職權，客觀來説，也是可以理解的。因為在無序的國際社會建立武裝力量保障國家安全，是一個主權國家應有的權力。而且日本憲法並沒有明文禁止日本擁有自衛權。步入“正常國家”己成為日本政府和民眾的共同情緒。實際上，日本自衛隊目前己成為了一個“正常國家”不可小覷的軍事力量，其實力在亞洲己居前列。

　　但日本事實上己超過了“自衛”的界線。在1999年通過的《周邊事態法》中，其言明的“周邊”，更是明顯地把我國台灣地區包括在內。言明當美國一旦軍事介入台灣海峽的“危機”，日本將提供後勤支援、海上搜救以及為美軍提供合法使用的日本軍事基地。

　　而作為唯一能阻止日本步伐的美國，基於自身考慮，目前對日本的訴求持支持至促進的態度，因而日本的步伐實際上也難為其他國家所阻。

　　這一切，還真值得我們公開擔憂！如果我們連公開擔憂都不願或不敢表示，客觀上是放鬆了自己國民乃至東亞地區國家的警覺，更縱容了日本右翼勢力。我們只有設法應對，才能爭取主動。

　　“支持日本成為安理會的常任理事國”

　　一個曾對別國發動侵略戰爭的國家，卻不敢勇敢地承認歷史真相，承擔歷史責任，教育好下一代，很難想像會在安理會（安理會作用大不大另當別論）秉持正義，珍惜和平。

　　在2003年8月15日，小泉在日本舉行的“全國戰役者追悼儀式”上，談到58年前的戰爭時説，日本作為加害者，再次表示“深刻地反省”。還説，日本要“謙虛地回顧過去，堅持永不再戰的誓言”。人們並不能從中看到提及“侵略”、“道歉”的言語。而世人困惑難解的是，日本對別人“加害”于它的傷害，如廣島核爆，卻念茲在茲；卻對南京大屠殺、細菌武器等緘默無聲。

　　也正因為如此，這樣一個令人困惑而又難以自在的鄰居，東亞各國都難免有著獨特的愛憎情結，其中以受日本荼毒蹂躪最深的中國人民尤然。直到現在，中國人民還不能確切地知道究竟有多少日本遺留的化學武器埋在中華的大地上。

　　不可否認，日本在經濟上和生活質量上所表現出來的優越感，使它儘管在經濟實力排名全球第二，但在政治發言和受到尊敬的程度上，卻只有一個很低的國家水準。探其因，即在於日本沒有洗滌自己，它的過去因而如影地跟在它身後。

　　因此，筆者以為，現在在有關安理會問題上，如果由中國提出這個提議，沒有意義（對專家提議，就只這樣説吧）。儘管這也不是誰説了就能算數的。筆者倒認為，如果增加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德國還有一爭。

　　在謂之“外交革命”的5條中，另2條是“平衡日本經濟需求”、“加強與日本在東亞的經濟合作”。其提法也值得商榷。

　　在對日經貿中，筆者倒贊同用新思維論者的這句話：“前提是不確認日本是好是壞”。不必以民族情結介於國際貿易法則。中日兩國的經貿發展一直很好，去年貿易額突破了1000億美元。加強兩國間政治經濟的往來，是符合兩國利益的，同時對亞洲和平及世界和平與穩定都是有好處的。

　　但是，如果先入為主，以“平衡日本經濟的需求”、“加強與日本在東亞的政治經濟合作”，來作為中日經貿往來的原則，那麼，套用一句足球術語，這是“越位”了。時間關係，在這不多述了。

　　在紀念“九.一八事變”72週年之際，我們正確對待歷史，理智地看待日本，是更好地促進中日友好關係的需要。72年來的歷史證明，中國確實需要長期鞏固的中日友好關係，但如果一廂情願，甚至緣木求魚，也於事無補，也不符合兩國人民的根本利益。只有“以史為鑒，面向未來”，才能使中日友好關係持續穩定地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