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33年5月31日“塘沽協定”簽訂之後大約兩年左右的時間裏，中國知識界的救亡運動明顯地處於低潮之中。這一方面是受到中日關係此時的複雜狀況所影響，另一方面也同國民黨南京政府為謀求日本諒解日漸開始採取壓制抗日救亡活動和進一步加強獨裁統治的情況不無關係。當一向堅持反日立場的《申報》主筆史量才被暗殺後，《申報》頓時失去了往日的戰鬥精神。而1934年由共産黨發起的由眾多名流學者署名發表的《中國人民對日作戰基本綱領》，竟也未能在國內引起應有的反響。相反，當南京政府于1935年公開提倡“中日親善”之後，特別是進一步發佈“睦鄰邦交令”之後，一切反日言論行為及其組織都受到嚴厲禁止，各報刊乾脆再也不能象以往那樣談論禦侮救亡問題了。然而，對侵略者如此卑躬曲膝，對要求救亡的中國人如此蠻橫無理，這就是那些力主對日妥協的知識分子看來，也是難以容忍的。由胡適等人主持的《獨立評論》也按捺不住地發出了反抗之聲。他們公開發出質問：“在九一八以後，在一二八以後，在長城抗戰以後，在天羽聲明以後，……大講親善，高談提攜，此中妙用，不但阿鬥莫測高深，恐怕就是諸葛亮也不敢認為是神策妙算罷？”（75）進而，他們明確指責南京政府“一方面對於劫持我土地，殘殺我人民，以傾覆我國空為天職的惡敵，則打躬作輯，滿臉堆笑地來講親善；一方面對於天真爛漫的，孥雲捉月，從未曾給過社會以絲毫損害的少男少女，則淩以雷霆萬鈞的兇威”，這種政治人格“何等醜惡！”（76）

　　從1935年5月以後，日本軍隊開始接連在華北製造事端，進而逼迫南京政府簽訂了令人髮指的“何梅、秦土協定”，其喪權辱國可謂登峰造極。儘管人們這時對於協定的內容難於真正了解，但從一系列現象當中，人們還是迅速意識到了事態之無比嚴重。10月以後，日本方面進一步策劃華北自治運動，並在11月24日先行成立了第一個華北偽政權（“冀東防共自治委員會”），同時公然逼迫華北地區國民黨軍政領導人宋哲元宣佈華北自治。在經過一段幻夢般的平靜之後，中國人再一次吃驚地注意到華北數省又在步東北的後塵了。一時間，北平、上海等地教育界、文化界和思想輿論界的愛國知識分子和青年學生們，又紛紛發表宣言和通電，堅決要求“堅持領土和主權的完整，否認一切有損領土主權的條約和協定”；“反對在中國領土內以任何名義成立由外力策動的特殊行政組織”；“要求即日出兵討伐冀東及東北偽組織”；並主張“全國民眾立刻自動組織起來，採取有效的手段，貫徹我們的救國主張”。（77）知識界的抗日救亡運動重又開始顯示出新的活力了。

　　華北事件的發生使整個輿論界的傾向迅速發生了改變。一段時間以來甚器塵上的妥協主張開始有受到嚴厲抨擊。鄒韜奮在他主持的《大眾生活》上根據兩年來的歷史事實明確指出了胡適的妥協見解之錯誤，（78）畢雲程、吳世昌等人也紛紛撰文或寫信批評胡適的思想觀念（79）。而胡適這時固然仍舊不相信中國軍隊能夠抵擋日本軍隊的進攻，但他畢竟也已經多少開始承認自己對“塘沽協定”意義的估計是不正確的了，並開始懂得：“屈辱是無止境的，求全是不可能的”，故而公開主張“用統一的力量守衛國家”。（80）

　　12月9日，當日本人鼓動少數賣國份子在北平遊行要求自治六天之後，北平的青年學生終於忍無可忍了。轟轟烈烈的“一二九”運動由此爆發了，北平的學生們不顧南京政府的禁令衝上街頭，喊出了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強烈呼聲，從而極大地激發了全國範圍的救亡熱潮。“一二九”運動顯然迅速使中國的抗日救亡運動進入一個嶄新的階段。這是因為，在中國共産黨于1935年10月公開發表了主張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八一宣言》以後，中國知識界的抗日救亡運動從此得到了強有力的後援，而有共産黨秘密領導和參加的“一二九”運動，則自然而然地將二者迅速結合了起來。

　　自“九一八”以後，南京政府要統一，中間派知識分子希望統一，但統一問題終究沒能真正得到解決。以至到1936年，統一問題重新又成為社會輿論的焦點。但值得注意的是，由於共産黨人參加到中國的統一運動中來，並且響亮地提出了統一戰線的主張和“停止內戰，一致對外”的口號，中國的統一運動明顯地獲得了更廣泛的社會輿論基礎。

　　對於共産黨的“停止內戰，一致對外”的主張，一向與共産黨來往密切並自覺地站在共産黨一邊的左翼知識分子當然熱烈歡迎，魯迅公開宣稱：“中國目前的革命政黨向全國人民提出的抗日統一戰線的政策，我是看見的，我是擁護的，我無條件地加入這戰線”。（81）而一向屬於中間派知識分子左翼的大批進步知識分子，如沈鈞儒、王造時、章乃器、陶行知、李公樸、沙千里等，也迅速接受了共産黨統一戰線的政策主張，並在共産黨人的秘密幫助下開始了有組織的抗日救亡運動。象1936年1月28日上海各界救國聯合會的正式組成，以及此後5月31日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的正式組成，不僅迅速統一了各大城市的抗日救亡運動，而且成功地使之納入了左翼知識分子影響的軌道。在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成立大會的宣言當中，人們可以清楚地看到共産黨的統一戰線主張。宣言明確提議：“一、各黨各派立即停止軍事衝突；二、各黨各派立刻釋放政治犯；三、各黨各派立刻派遣正式代表，人民救國陣線願為介紹，進行談判，以便制定共同抗敵綱領，建立一個統一的抗敵政權；四、人民救國陣線願以全部力量保證各黨各派對於共同抗敵救國綱領的忠實履行；五、人民救國陣線願以全部力量制裁任何黨派違背共同抗敵救國綱領以及種種一切足以削弱抗敵力量的行動。”（82）與此同時，他們公開反對國民黨南京政府的“安內攘外”政策，大聲疾呼：“我們不能再用自殺的手段傷耗民族的元氣！”“中國人民目下的要求，是停止一切內戰，大家槍口一齊向外，大家一齊聯合起來抗戰自衛！”（83）

　　對於共産黨人的統一戰線主張，自然也有不少人最初是頗有疑惑的。張東蓀是最早公開發表文章歡呼中共的《八一宣言》“真不啻中國民族前途的一線曙光”的，他並且宣稱對於中共所提議的組織統一的國防政府的主張“無條件雙手舉起表示贊成與接受”，但對共産黨是否真心願意停止蘇埃維的宣傳與政策，並在國民黨南京政府允許各黨派代表共同討論決定大政方針時，承認其為事實上的中央政府，則頗表懷疑.（84）對此，中共北方局領導人劉少奇曾專門以陶尚行的筆名發表文章給予答覆，表示中共完全贊成在中國還沒有完全驅逐帝國主義以前不實行社會主義或共産主義的任務，並宣稱：“南京如自動召集圓桌會議，我們雖不贊成這種方式，但我們準備派代表參加，只要南京抵抗，我們援助南京”。（85）張、陶的文章立即引起了知識界的高度重視，負責刊載這兩篇文章的《自由評論》一時竟接連收到了數十篇要求參加討論的來信和文章，其中固然有些對共産黨的意圖極端懷疑的，但相當一些作者對共産黨的轉變政策是表示由衷歡迎的，而絕大多數人顯然都歡迎這種討論問題的方式。他們認為“全國各黨派大合作”雖然“不過僅僅開始”，然而各黨派能夠站在中國民族利益的立場上開誠布公地交換並討論救亡的意見，這畢竟構成了“全國各黨派大合作的先決條件”（86）。

　　隨著1936年南京政府逐漸實現了對全國各主要省區的統治，其中央政府的地位已經基本奠定，至1936年初西安事變解決之後，國民黨內各派以及包括共産黨在內的國內各個黨派也已經開始承認其權威。與此同時，由於國內各民主勢力特別是大批愛國知識分子和青年學生響應共産黨建立全國範圍的民族統一戰線的倡議，積極投身於救亡運動之中，全力推動國共兩黨合作抗日，南京政府雖然一度試圖壓迫，甚至不惜公然逮捕救國會領袖入獄，結果仍舊不能不順應潮流最終與共産黨達成妥協。在這種情況之下，不僅中國統一局面步步走向成功，而且國內要求抗日，反對妥協的呼聲自然也不能不日趨高漲。全國上下團結禦侮的局面事實上已經開始形成。

　　但是，整個救亡運動和救亡輿論的左傾，並沒有根本改變少數中間派知識分子前此的悲觀看法。胡適等人依舊“不肯跟著群眾亂喊作戰”，依舊不相信中國有與日本作戰的能力。在整個1936年和1936年上半年，當華北事變特別是中日關係又再度在表面上處於平靜狀態之後，胡適等人的妥協夢想竟重新死灰復燃。以至他們不厭其煩地公開發表各種文章和告日本國民書等，主張在“日本在長城以南，熱河以西全部撤退”的條件下，“將冀、察兩省真個做成個非戰區域”.（87）而《大公報》及《國聞週報》等也明顯地對此寄予同情。甚至，就在日本軍隊已經斷然挑起“蘆溝橋事變”，中國的抗戰已經開始的1936年8月，胡適等人仍舊“不止一次”地做過“和平的大努力”。可是，胡適等人最終還是失敗了。1936年9月8日，胡適明確宣告他的態度“全變了”，“從此走上了‘和比戰難百倍’的見解”。（88）自此，那些寄希望於日本侵略者停止侵略，給中國一線復興機會的知識分子，也終於完全斷絕了妥協的幻想，全國的知識界終於團結一心，開始投身於抗日戰爭了。

　　從整個九一八到七七事變之間將近六年時間裏中間派知識分子救亡主張變化的過程，可以很清楚地看出，在“九一八”之後，由於中國當時有著極為特殊的政治社會條件，在廣大中間派知識分子中間，對於如何禦侮救亡，曾經是有著極為不同的認識的。這種認識的發展和變化，不僅同日本帝國主義侵略的程度有著極為密切的關係，並且同國內政治形勢的發展變化也有著十分密切的關係。其核心的問題，一是抗日，一是統一。應當看到，人們之間的分歧，其實並不在於要不要抗日，更不在於要不要統一，問題的關鍵僅僅在於如何抗日，與如何統一。事實表明，不論人們最初在抗日與統一的問題上存在多少分歧，在日本侵略者無休止的壓迫與進攻面前，他們終歸要在中華民族的根本利益的要求下，放棄一切不切實際的幻想，共同走向歷史的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