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胡適曾經概括“中國當前唯一的大問題，就是：怎樣建立一個統一的國家，怎樣組織一個可以肩負救國大責任的統一政府？”（55）胡適是熱心於建立西方民主制度的重要人物，但他在這裡卻沒有設定“統一”的必要的政治前提。這是一種疏忽嗎？不，當然不是。應當看到，隨著“九一八”之後日本日益加劇對中國的武裝侵略，人們幾乎不能不日益感覺到全國上下團結統一，一致對外的極端重要性。因此，在相當多的中間派知識分子的思想中，實現中國的統一已經或多或少地成了首務之急。在統一的前提下，他們要求民主自由，主張實行憲政，並且希望共産黨也能夠以合法政黨的形式參加在法律範圍內的政治競爭，但是，統一畢竟是第一位的，他們明確認為，沒有統一，四分五裂，就不成為一個完整意義上的獨立國家；沒有統一，爭戰不已，就無法進行應有的建設，因此就不能變成一個現代意義上的國家，就沒有與日本抗衡的實力。在這種情況下，他們固然在民主憲政以及停止內戰等等問題上不時地與國民黨南京政府發生著矛盾，但是，他們卻多半不願意因此與政府發生衝突，以致破壞本來就不是十分穩定的南京政府的統治。於是，渴望統一與維護統一的意願，在一部分知識分子中隨著南京政府統治地位的不斷加強，竟漸漸與維護南京政府的權威的願望扭曲地聯結起來了。馮玉祥、方振武等高舉“抗日救國”旗幟所組織的察哈爾抗日同盟軍，由於公然與南京政府的命令相對立，只能得到他們的“惋惜”。十九路軍及國民黨各派領導人在福建以“取消黨治”為號召而發動的事變，也只能得到他們的“惋惜”。他們的觀點是：“這個政府夠脆弱了，不可叫他更脆弱；這個國家夠破碎了，不可叫他更破碎”。無論什麼口號，只要適足引起內戰，都是罪惡。一句話：“必須先保存這個國家，別的等到將來再説！”（56）而由此出發，少數知識分子竟然漸漸地走到主張支持國民黨一黨專政乃至支持蔣介石個人獨裁的方面去了。據他們説，時至今日，這已經是一個不可免的階段了，因為中國到處都是大大小小的武裝集團，非如此，絕不足以建立一個統一的中國。（57）

　　“必須先保存這個國家，別的等到將來再説”，這句話典型地反映出一部分中間派知識分子的矛盾心理。他們不是不要“別的”，問題是他們認定了中國正處在滅亡的邊緣，要救亡只能先承認既成的事實，在現有的條件下求生存，其他一切都談不上。清華大學教授蔣廷黻有一句著名的話，叫作“未失的疆土是我們的出路”。他的觀點很明確：既然中國沒有武力收復失地的可能，那就應當千方百計不顧一切地保住現有的國土，並且全力以赴以至不擇手段地謀求統一和增強國力的辦法。正是出於這種考慮，以胡適、丁文江、蔣廷黻等為代表的一些知識分子，甚至積極鼓勵和支持南京政府對日本採取妥協政策，力圖以此來換取日本在事實上承認中國領土和主權的完整，至少也可以避免日本的進一步侵略，使中國能夠保有足以復興國力的資本。因此，當南京政府尚不敢違反民意與日本商談東北問題時，是他們率先提出對日直接交涉，不惜以承認日本在東北特殊權益來換取日本放棄對於東北三省領土與行政主權的要求。值得注意的是，他們的直接交涉之説頗得部分知識分子的贊同，當1932年7月10日汪精衛召集國內著名學者50余人商討外交方針時，竟有多數主張“在不喪失領土不背國聯之前提下，進行直接交涉”。（58）無奈日本絲毫沒有與中國交涉東北問題之心，不僅如此，日本反而進一步把魔爪伸向熱河，並且很快扶植起傀儡的偽“滿洲國”，這不能不讓他們感到無比的絕望。丁文江開始積極主張守衛熱河，以“保全我們未失的土地（59）。胡適也意識到“我們不能依靠他人，只可依靠自己”，“得有個‘長期拼命’的準備”（60）。但當國聯報告書發表，國人普遍指責報告書“維護日本利益”並變相“建議國際共管中國”之際，他們卻又充滿了希望，以至斷然宣佈報告代表了“世界公論”，因為他們認為報告主張東北自治正可以取消“滿洲國”，“使中國的主權與行政重新行使于東三省”，因此完全可以考慮。（61）誰料想日本不僅根本不理睬國聯的什麼報告，而且乾脆不久就退出了這個國際組織。

　　對於日本的野心，胡適等人當然看得十分清楚。正是由於他們預見到日本有滅亡中國的可能，因此才更加促使他們積極主張“在不喪失領土主權範圍之內與日本妥協”。（62）他們固然也主張守衛熱河，但這並不意味著他們相信能夠守得住熱河。他們的想法只是“應該使敵人出最高的代價來買它，不能拱手送于他”。（63）因為他們相信，無論是以中國的武器裝備和士兵訓練，還是以中國的財政收入和政治狀況，中國都絕對沒有打敗日本的可能。丁文江甚至斷言：“我們的二百萬兵，抵不上日本的十萬”。（64）至熱河失守以後，他們的看法明顯地更加悲觀了。他們聲稱，熱河失陷以後，不僅中國從此很難促使世界對日本進行制裁，而且再沒有和日本直接交涉東北問題的可能了。中國多半隻能“準備更大更慘的犧牲”，準備作1914年的比利時（65）或作1871年的法國，（66）準備等候四年或四十八年再來收回失地。（67）毫無疑問，為了保全尚未喪失的領土，他們相信有必要再次倡言對日妥協。因此，甚至當一些人在報上堅定地主張中國人應當破釜沉舟與日本作持久戰時，胡適竟然怒氣沖衝地把對方教訓了一通，説是“我的理智決不能允許我希望‘脫開赤膊，提起鐵匠舖打的大刀’的好漢”，使用“大車駱駝和人”的運輸方式，憑著僥倖來與現代化的日本軍隊作戰（68）。1933年5月29日，當胡適得知南京政府即將與日本達成關於華北地區的停戰協定之際，他立即舉雙手贊成，並公開主張：“我們必須充分明白平津與華北是不可拋棄的”，“如果此時的停戰辦法可以保全平津與華北，這就是為國家減輕了一椿絕大的損失，是我們應該諒解的”。相反，那種“準備犧牲平津，準備犧牲華北，步步抵抗，決不作任何局部的妥協”的主張，只能使中國更加失去更多的復興的資本。（69）

　　1933年5月31日，喪權辱國的“塘沽協定”産生了，由於協定被形容成僅僅是一種純軍事性質的東西，因此在國內各報刊上沒有引起如同過去一樣激烈的反應。但十分明顯，人們之間的觀點仍然相差甚遠、由胡適、蔣廷黻等主持的《獨立評論》等得知協定簽定後，竟不由得如釋負重一般，大談特談“什麼‘長期抵抗’，現在總算不談了”，“其實屈服並不一定是失策，能屈能伸，卻是大丈夫的本色”。他們甚至批評南京政府妥協得太晚了，斷言早在遼寧就該妥協，至少也應該在錦州、在長城一線就妥協。他們並且指責國內反對妥協的人對東北四省的喪失“至少要負一半的責任”，因為他們已經得出結論：“這種局部的、無充分軍事、經濟、政治及外交預備的戰爭，縱能得著一時的小勝利，終究徒給敵人蠶食的機會”，而如果早日妥協，或許東北還不至於亡。（70）當天津《益世報》的記者對此深表懷疑，批評他們的觀點不過是四十年前李鴻章的老調重談之後，蔣廷黻更是坦言相告：“如果中國近代史能夠給我們一點教訓的話，其最大的就是：在中國沒有現代化到相當程度以前，與外人妥協固吃虧，與外人戰爭更加吃虧，……李鴻章的大失敗－－甲午戰爭－－正由於他的不妥協”。（71）

　　妥協真的能夠使中國保全未失的土地並使中國嬴得充實國力的足夠時間嗎？王造時對此自然是斥之以鼻，他的看法正與胡適等人相反：“中國愈不抵抗，日本愈要進攻”。（72）然而，隨著一段時間中日關係表面上風平浪靜，國內各界包括知識界在內，禦侮救亡的緊迫感明顯地減弱了。國內有人開始跟著日本人大談起什麼“中日親善”的問題來了。一些報紙刊物也明顯地開始對日本國內“文人”與“武人”之間在對華政策問題上的矛盾發生興趣，甚至試圖通過所謂“王道”的説教來啟發日本“文人”的覺悟，制止日本“武人”的“霸道”。只可惜，沒有什麼辦法能夠改變日本統治階層必欲獨霸中國的野心。中日關係僅僅平靜了不到一年，日本方面就再也沉不住氣了。先是逼迫南京政府同意與偽“滿洲國”通車通郵，造成客觀上承認後者為交涉對象的事實，進而更公然于1934年4月17日由外務省情報部長天羽英二發表了一個不許英美各國染指中國的聲明書，公開表明了決心獨霸中國的狂妄意圖。（73）這一聲明不僅再度激起了中國部分知識界人士的強烈反響，而且明顯地使一心指望日本能夠承認中國現存領土和主權的胡適等人感到心灰意冷。胡適不得不重新提出中國要“準備更大更慘的犧牲”的警告，不得不再一次提到比利時，但是這一次他卻不得不承認，在日本這樣一種決心之下，中國恐怕連比利時也做不成了。（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