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下旬以後，喧囂一時的民主憲政運動迅速被廢止內戰運動取代了。這個由上海民族資産階級發起的以和平的“不合作”作為制裁內戰手段的運動，很快得到了知識界的贊同，因而很快形成了浩大的聲勢。對於熱心於民主憲政的廣大知識分子來説，廢止內戰和實行民主憲政其實是密不可分的。因為正如人們所説，只有建立起運用和平方法改換政權的制度，以法律的解決來根本取代武力的解決，才有可能真正廢止內戰，否則，“與虎謀皮，求之無益”（40）。但是，在國民黨南京政府根本上拒絕考慮取消一黨專政制度的條件下，廢止內戰運動畢竟只能是一種和平統一運動，而統一的前提又只能是承認現存的制度和統治。

　　然而，中國大多數熱心於民主事業的知識分子對於統一的理解畢竟不可能與國民黨南京政府取得共識，甚至於也很難與發起廢止內戰運動的上海民族資産階級領導人的想法歸於一致。在對於共産黨的問題上，這種區別可能説表現得十分明顯。

　　中國這時的內戰主要有兩種，一種是國民黨南京政府與國民黨各派系之間的內訌，一種則是國民黨對共産黨的戰爭。由於後一種向來被南京政府以“剿匪”論之，因此，廢止內戰大同盟上海總會成立之際，竟不得不明確規定“將內戰意義確定為非剿匪性質之戰事行動”。但是，要把反共戰爭排斥在內戰的範圍之外，這在相當一批愛國知識分子看來，卻是不可思議的。從民主政治的觀點出發，他們無論如何不能理解，為什麼國民黨南京政府就不能容許一個反對自己的黨派的合法存在？早在他們提出開放黨禁，團結禦侮的問題之際，他們就明確反對把共産黨目之為匪，斷言共産黨是“有嚴密之組織，有共信之主義，有實行之政綱，而又有國際背景”之政黨，不僅“不能目之為匪”，而且絕不是“剿所可滅”的。（41）他們宣稱，覆巢之下無完卵，不僅“共産黨亦要國家，需舞臺，此時應停止一切破壞工作，一致對外”，（42）就是國民黨也應該改變政策，允許共産黨合法存在並作政治競爭，否則，“一致對外，徒成虛話”。（43）至廢戰運動興起，丁文江等更進一步公開要求“正式承認共産黨不是匪，是政敵”，而胡適甚至明確指出：“共産黨是貪污苛暴的政府造成的，是日日年年苛捐重稅而不行一絲一毫善政的政府造成的，是內亂造成的，是政府軍隊‘赍寇兵，資盜糧’造成的”，因此，他主張南京政府“停止一切武力剿匪的計劃和行動”，切實去改良政治並且給人民以利益。（44）顯而易見，人們這時對於南京政府的剿共內戰深為不滿，他們清楚地知道，中國的安內統一，根本問題其實並不在於共産黨，而是國民黨自身的制度和政策問題，由於中國到處是貪官污吏的橫徵暴斂，即使沒有共産黨，也還是幹柴遍野，“遇風可燃”。《大公報》記者説得好：“中國五千年不聞共産黨，而亡國數度，是足知剿共縱奏凱歌，亦未必免於亡”。（45）

　　當然，由於此時共産黨人採取的也是與國民黨南京政府尖銳對立的作法，因此一部分中間派知識分子對此亦深感不安與迷惑。他們聲稱，共産黨高唱世界革命，勞工無國界，如何向其“喚起民族意識，停止赤化鬥爭”？“日本帝國主義固然是共産黨的不共戴天的敵人，現在的統治階級又何嘗不是共産黨勢不兩立的敵人”？“縱然國民黨可以允許他們存在，他們都不一定允許國民黨存在，一定要組織蘇維埃政府”，這如何能“打破歷史恩仇”，“力求團結一致”？（46）但是，還是有相當一批中間派知識分子相信，共産黨也是中國人，他們領導人也會了解國家目前的危難局面，“以民族作為出發點，無論如何利害錯綜，然總可以尋得一個一致點”（47）。因此，他們甚至提議派代表前往“赤區”去與共産黨的領導人進行接洽，以便商量一個停止內戰一致對外的辦法。不論國共兩黨之間是否能夠達成一種諒解，至少應該實現一種暫時的妥協。丁文江説：目前情況下的任何剿共戰爭，都不會有結果，相反，只會使國家實力受到更大的削弱。為此，他要求國民黨不僅能夠允許共産黨的存在，而且應該允許共産黨在不向國民黨進攻的條件下保持局部的割據，“做它共産主義的實驗”，即所謂“兩害取輕”。（48）1933年1月，他公開發表了《假如我是蔣介石》一文，提出：假如我是蔣介石，我第一要立刻完成國民黨內部的團結；第二要立刻謀軍事將領的合作；第三則“要立即與共産黨商量休戰，休戰的唯一條件是在抗日期間彼此互不相攻擊（49）。

　　隨著部分知識分子竭力鼓吹促成國共兩黨的妥協，要求停止剿共戰爭的呼聲漸漸形成一種不小的聲勢。鋻於剿共戰爭“事實上牽制數十萬軍隊，使不能北來守土”，（50）因此人們也日漸認識到這場戰爭對於抵抗日寇的極大危害，以至廢止內戰大同盟也有人公然提出了“請政府容共廢戰以收復東北案”。（51）而一些報紙記者固然不敢公開主張“容共”，但仍舊拐彎抹角地要求南京政府“開放黨禁”，以便使共産黨能夠在“不以武裝暴動為手段”的條件下得以存在。他們的理由也很明白，即“對外是中國人與日本人的生存競爭，對內是中國人與中國人的主義競爭”，“在民族生存競爭上，不能談妥協，同族的主義競爭上，盡可談妥協”。因此，他們認為南京政府應“停止‘赤匪’‘共匪’這一切名詞，盡可公開的大膽的與共黨負責領袖，謀有條件的政治妥協”（52），因為“彼共黨者，亦中國人也，操縱其間者，亦多屬知識分子也”，只要有人溝通意見，未必不可以“開闢交涉之路”（53）。但是，到1933年春，國民黨第四次圍剿在中共的鄂豫皖蘇區已經初步得手，對中共江西中央蘇區的第五次圍剿計劃業已開始制定，蔣介石正在沾沾自喜之中，他當然不會理睬任何停止剿共的意見。4月10日，蔣介石在南昌公開發表談話，明確宣佈：“抗日必先剿匪，……在匪未清前，絕對不言抗日”。（54）蔣介石的談話清楚地表明了南京政府必欲堅持剿共戰爭的決心，從而使得中間派知識分子謀求停止剿共內戰的努力，迅速化為泡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