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此時向中國及國聯提出的解決“滿洲事變”的條件是：“（一）否認相互之侵略政策及行動；（二）尊重中國領土之保存；（三）徹底取締妨害相互通商自由及煽動國際的憎惡之念之有組織的運動；（四）對於滿洲各地之帝國臣民之一切和平之業務與以有效的保護；（五）尊重帝國在滿洲之條約上的權益。”（19）對於這樣一種完全抹煞日本侵略行為，並且要求中國變相承認在中國早已臭名昭著的“二十一條”，給予日本在滿洲以特殊權益的解決辦法，人們的反映普遍是斷然拒絕。不僅一度支持以直接交涉作為一種外交手段的《大公報》，主張“不撤兵何能商條件”？（20）就是國民黨在國聯的代表也斷不敢變相承認“二十一條”為合法。但胡適這時卻提出，與其讓日本佔領東北，不如承認1915年中日條約，如果這樣可以恢復東北三省的領土與行政權的完整，“我們實在想不出有何理由可以固執這條約的否認”（21）。顯然，胡適等人並非不知道接受“二十一條”的危險性，問題是他們相信，如果可以保住東北不被日本人割了去，這應該是可以被用來暫時制止日本公開侵佔中國領土的一種必要的外交策略。

　　然而，10月下旬，黑龍江馬佔山部打響了抵抗日本侵略的第一槍，國內求戰之聲頓時一浪高似一浪，就連南京政府為阻止日軍推進而向國聯提出的劃錦州為中立區的建議，也因國內各界的強烈反對而不了了之，胡適的建議自然不被理睬。相反，國民黨第四次代表大會情緒激昂地通過了一個“請蔣主席速北上保衛國土收復失地案”，並公開宣言“準備武力收回東三省”。（22）國民黨甚至還宣佈，要儘快召集國難會議，邀集國內社會各界名流學者共同商討救亡禦侮之策。（23）

　　國民黨是不是真的準備立即實行武裝抵抗和開放政權了呢？當然不是。就在國民黨宣佈要迅速“收復失地”後不幾天，蔣介石就公開發表談話表明了南京政府對於這一問題的真實想法。他宣稱：“攘外必先安內，統一方能禦侮，未有國不統一而能取勝於外者。故今日之對外，無論用軍事方式解決，或用外交方式解決，皆非先求國內之統一，不能為功。”（24）

　　以安內統一作為攘外禦侮的基本前提，這未必不成道理。但問題在於，將以何種手段來“安內”，又將在何種前提下來“統一”？關於這一點，恰恰是蔣介石南京政府與這時廣大愛國知識分子的分歧所在。還在蔣介石發表上述談話之前，《大公報》記者就已經承認，對日作戰應有準備，但備戰之道，第一在改革政制，喚起民眾；第二在開放黨禁，改組政府。（25）而有大批名流學者參加的“中華民國國難救濟會”于12月20日成立之際也公開宣言：“語曰：人必自侮而後人侮之，人必自伐而後人伐之。……國內一部分人之集團，標榜黨治，自居於統治階級，而忽視大多數國民之國家主人地位，此其自侮一；此一部分之集團，……行使統治權時，……而惟內訌，……惟務揮霍，……粉飾太平，以相炫耀，此其自侮二；既成一黨，而黨內派別紛歧，門戶鼎立，……競奪公私各權，此其自侮三；黨外人民，則回復民國以前專制時代不談政治之狀態，對於國家大政，或箝口結舌，或動為腹誹，……此其自侮四。”而今“惟有立時解除黨禁，進行制憲，以樹立百年根本大計。”其目前最低限度，亦應“從速禁止各給黨部迫壓民眾，干涉行政，並保障人民結社集會及一切自由”，同時“即日歸政全民，召集國民會議，産生救國政府”。（26）毫無疑問，這時無論主戰的王造時、羅隆基，還是主和的胡適等人，人們中大多數都相信必須開放黨禁，組織一個無黨派的“國防政府”來集中全國人才和領導國家。（27）就是思想明顯左傾的知識分子，這時也相信應當首先建立“民主政府”或“召集普選全權的國民會議”，以便發動民眾，使之自動的武裝起來，好擔任對日宣戰的責任。（28）由此可見，人們這時固然也在不同程度上主張安內與統一，但與蔣介石及南京政府的統一之道卻完全是背道而馳。因此，圍繞著國家如何統一的問題，他們之間不能不發生尖銳的對立和分歧。　　

　　就在南京政府宣佈“準備武力收回東三省”之後不幾天，遼西重鎮錦州就被日軍輕而易舉地佔領了，這對廣大愛國知識分子在心理上不能不是一次重大打擊。他們由此對於依靠國民黨政府實現禦侮救亡更加感到懷疑，而對於取消黨治更有切膚之感。1932年1月28日上海事變爆發，“十九路軍抗命應戰于前，國家中樞改弦易轍以東電響應于後”，於是人們又相信“政府卒以民意為歸依矣”，從而歡呼“是誠暴日入寇一百四十日以來最可欣慰之事”。（29）一時間，人們懷著無限激動的心情大聲疾呼：“自此以往，已無復枝節之討論，及政策之選擇，我全國國民之前，只有一條死裏求生之路，所有階級利害，黨派感情，思想派別，個人愛憎，事實上完全一掃，蓋整個民族將被摧毀，受蹂躪，左傾右傾，皆成廢話，資本勞工，同受犧牲”，“今日無論何黨何派，新舊左右，皆當集中目標，齊赴國難”，“此誠理有固然勢所必至也”（30）。然而，一個月之後，他們突然發現：“我國軍隊不以戰敗而退，突以後援不繼而退，馴至前功盡棄”，於是又痛心不已，並且不能不重新注意到南京政府“無以洗刷其無志禦侮之嫌疑”。（31）

　　上海抗戰的失利，使社會各界特別是廣大愛國知識分子深受刺激，從而加劇了他們對於取消黨治，實行民主憲政的強烈渴望。北平、上海兩地被邀參加國難會議的社會名流學者紛紛聚會，討論改革內政的辦法。人們幾乎一致主張：（一）對日作正當防禦，抵抗到底；（二）從速結束黨治，實施民治（32）。而結束黨治之辦法有五：“曰勵行政權治權在民之原則也；曰國民黨決議案對國民不生效力也；曰停止國庫或公款支付黨費也；曰出版及政治結社之自由也；曰廢棄國民黨之開會儀式也。”而根本解決，則非實行憲政不可（33）。一時間，各種報刊雜誌大談民主自由與開放黨禁問題，國民黨四屆二中全會也不能不含糊其辭地表示願意實行憲政。但實際上，南京政府卻明確反對在國難會議上討論任何政治問題，以至當行政院長汪精衛宣佈限定討論範圍僅為禦侮、救災和綏靖三事後，大批知識界代表拒絕出席。到4月7日開會時，到會人數竟只有原定人數的三分之一。（34）

　　南京政府必欲堅持一黨專政的頑固態度在1932年4－5兩個月可以説是暴露無遺了。當國難會議開過之後，儘管會上並沒有人公然要求開放政權或取消黨禁，充其量只是有些代表提出了早日結束訓政和開放言論自由的主張，國民黨人還是不依不饒，接連在各種場合對這些代表痛加斥責。而當4月下旬國民黨內部也有人主張提早結束訓政，實行憲政之後，汪精衛等則赤裸裸地公開表示：“如果沒有國民黨，就斷斷沒有中華民國”，“黨亡而國亦隨之”。（35）這樣一來，由社會各界名流學者借機發起的民主憲政運動，自然倍受打擊。很快，人們的態度明顯發生變化。一向態度溫和的馬季廉公開主張：“現在我們人民要自動組織一個能夠肩荷政治責任的團體，要自動設置一個代表民意的機關。到了相當時期，如果政府再不能盡他的職責，我們便只好自動組織有力的政府。”（36）而王造時、張君勱、張東蓀等也明白斷言：“國民黨的統治已經到了日暮途窮，非變不可了。而變的方法，……只有兩條路可走：一是結束訓政，實行憲政，使各黨各派有公開平等競爭的機會，使政治爭鬥的方式用口筆去代替槍炮，使一般國民來做各黨各派最後的仲裁者。還有一條路，是用武力去推翻現狀，建立新政權，這就是革命。”王造時甚至揚言：我雖然主張先用和平方法來改良，但“如果和平方法不能走通，我是沒有理由可以反對革命的。”（37）

　　當然，革命畢竟不是大多數中間派知識分子所渴望的。不滿歸不滿，大敵當前，他們到底還是不願國內出現混亂。胡適的想法很明確，現在固然應當“督促政府早日實現憲政”，以便實現運用和平方法改換政權的制度，但在目前情況下，多半還只能“忠告現在掌握政權的國民黨至少先在黨內建立和平方式改換政權的制度”。（38）這也就是説，這時在許多人看來，中國社會所面臨的主要問題，還是日趨嚴重的外患與此起彼伏的內戰，民主問題憲政問題到底還在其次。因此，考慮到四分五裂的國家和張牙舞爪的日本侵略者，丁文江等人明確主張不宜操之過急。他表示：“好的政府固是我們所希望，而沒有了政府乃是萬萬不得了的”，“在外患危急的時候，我們沒有替代它的方法和能力，當然不願意推翻它”，這是因為，“今日之局，國民黨一經塌臺，更要增加十倍的紊亂”。（39）丁文江等人的這種看法，當然也是包括胡適在內的相當一批著名知識分子的看法。既然人們這時普遍把國家統一看成禦侮救亡的首要前提，因此事實上他們是難以對頑固堅持一黨專政的南京政府採取一種強硬的反抗態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