環境文化與民族復興

央視國際 2003年10月28日 10:51

　　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是全世界中國人的百年夢想和不懈追求。民族復興的重要基礎是文化復興。世界環境文化的興起，為中華文化復興帶來了重大機遇。發展具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環境文化，就是為中華文化的復興而奮鬥，就是為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而奮鬥。

　　什麼是環境文化？凡致力於人與自然、人與人的和諧關係，致力於可持續發展的文化形態，即是環境文化。環境文化是人類的新文化運動，是人類思想觀念領域的深刻變革，是對傳統工業文明的反思和超越，是在更高層次上對自然法則的尊重與回歸。幾十年來，環境文化的理念廣泛滲透到人類經濟、科技、法律、倫理以及政治領域，預示著人類文明已從傳統工業文明逐步轉向生態工業文明，並將以自然法則為標準來改革人類的生産和生活方式。

　　三百多年前，西方從傳統農業文明轉向了傳統工業文明，形成了傳統工業文明主導下的世界經濟與政治格局。傳統工業文明帶來了科技與經濟的飛速發展，帶來了人類物質生活水平的極大提高。但其與生俱來的缺陷也日趨暴露：它採取控制和掠奪的方式，以驚人的速度消耗全球自然資源，排放大量自然界無法吸納的廢棄物，打破了全球生態系統的自然循環和自我平衡，使人與自然的關係惡化，造成了日益嚴重的環境危機，威脅著人類的生存發展。人們開始重新審視傳統工業文明，反思它的種種弊病，以求擺脫它所造成的種種危機，以綠色取代黑色，以新型的生態工業文明代替傳統工業文明。因此説，生態危機産生環境文化，環境文化的核心是生態文明。環境文化即是今天的先進文化。

　　環境文化強調，人類只有一個地球，地球是我們和子孫後代惟一的家園。地球生態系統是脆弱的，如果聽任傳統工業文明對地球自然生態環境進行摧殘和破壞，人類將無家可歸。

　　環境文化強調，人類是自然生命系統的一部分，不能獨立於複雜的生態網絡之外。人類與自然界的其他生命形式相互依存，相互制約，不可分離。

　　環境文化強調，人與自然的關係制約著人與人的關係。調整好人與自然的關係，便是協調人類的社會關係，便是追求人類社會的和平與進步。

　　環境文化強調，人類以文化的方式生存，所有先進文化都是生存于自然中的文化。生存于自然中的文化不能反自然。文化與自然的辯證統一，就是人類生存的本質。

　　環境文化強調，地球的資源是有限的，科學技術不應讓人們誤認為人類改造自然的能力是無限的。把“人定勝天”推向極致，將使人類陷入生存困境。

　　環境文化強調，環境的權利與義務必須統一。對自然資源的開發必須與對環境的修復相平衡。發達國家和高消費人口是全球資源消耗的主體，他們有義務承擔起更大的環境責任。

　　環境文化強調，自由是對自然法則的遵從，受自然法則的約束。自由不是貪婪與放縱。人類有享受物質生活、追求自由與幸福的權利，但這權利只能限制在環境承載能力許可的範圍之內。

　　中國是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中國的人口占全人類1／5；中國正在變成“世界工廠”；中國的環保問題對全世界的可持續發展具有特殊的意義；中國的歷史悠久，文化燦爛；中國環境文化將在廣泛吸收世界環境文化優秀成果的基礎上，向世人展現出海納百川、與時俱進的獨特風韻。

　　中國環境文化是對我國現實環境危機的反思與應對。

　　二戰後的發達國家，盲目追求高消費與産業升級，並且向發展中國家大規模轉移污染型産業。而發展中國家卻仍未擺脫傳統工業文明的框架，將制度優越性寄託于經濟高速增長的“趕超戰略”上，忽視了“可持續發展”與生態環境。中國也不例外。我國一系列嚴重的生態災難事件，已使環境問題逐漸成為社會公眾關注的焦點，促使人們去正視我國嚴峻的環境安全問題，更深刻地反省人與自然的關係，重新反思現有的生産和生活方式所帶來的一系列價值觀念。

　　中國環境文化是對中國傳統文化的繼承和發展。

　　追求人與自然的和諧，是中國幾千年傳統文化的主流。

　　中國儒家提出“天人合一”。人事必須順應天意，要將天之法則轉化為人之準則，順應天理，方能國泰民安。

　　中國道家提出“道法自然”。將“自然”這個概念提升到了形而上的高度。中國佛家提出“佛性”為萬物之本原，宇宙萬物的本質仍是佛性的統一。而佛性的統一，就意味著眾生平等，萬物皆有生存的權利。

　　中國早就有自己的“環境文化”。四千年前的夏朝，就規定春天不準砍伐樹木，夏天不準捕魚，不準捕殺幼獸和獲取鳥蛋；三千年前的周朝，根據氣候節令，嚴格規定了打獵、捕鳥、捕魚、砍伐樹木、燒荒的時間；二千年前的秦朝，禁止春天採集剛剛發芽的植物，禁止捕捉幼小的野獸，禁止毒殺魚鱉。中國歷朝歷代，皆有對環境保護的明確法則與禁令。中國今天的環保事業，是對中國傳統文化中人與自然和諧精神的繼承與發展。

　　中國環境文化是對世界環保理念的吸收和創新。

　　世界環保思想的實踐，是中國環境文化的重要借鑒。一百五十年前，恩格斯説：“我們不要過分陶醉於我們對自然界的勝利，對於每一次這樣的勝利，自然界都報復了我們。……這種事情發生得愈多，人們愈會重新認識到自身和自然界的一致。那種把精神和物質、人和自然、靈魂和肉體對立起來的荒謬的、反自然的觀點，愈來愈不可能存在。”20世紀以來，世界環保主義對傳統工業文明的高增長、高消費、高消耗的發展方式進行了有力的挑戰。1962年，美國海洋生態學家蕾切爾卡遜所著的《寂靜的春天》出版，標誌著當代環境文化的興起。1970年，羅馬俱樂部發表的《增長的極限》，一度成為發展環境文化的理論基礎。1972年，人類環境會議在斯德哥爾摩召開，呼籲世界各國共同保護自然環境，標誌著環境文化的理念開始成為人類共識。1992年，世界環境與發展大會在裏約熱內盧召開，環境文化的理念轉化為可持續發展戰略。2002年，可持續發展世界首腦會議在約翰內斯堡召開，確認經濟發展、社會進步與環境保護共同構成可持續發展的三大支柱。短短幾十年的時間，環境文化已演化為世界文化的主流意識形態，它迅速超越國家民族以及政黨學派的差異，成為人類和平發展的共同選擇。

　　（摘自國家環保總局副局長潘岳在“綠色中國”首屆論壇上的主題報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