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時間觀念與時間制度多樣化的國度

央視國際 (2005年02月15日 01:05)

周  星

（愛知大學 教授）

導  言

“時間”通常會被人們有意、無意地看作是理所當然的物理現象，似乎它對於任何人來説，都是“同質”性的存在。然而，文化人類學的調查和分析已經揭示出時間同時還是一種社會與文化現象。也就是説，在不同的社會或文化裏，往往存在著不盡相同的“時間框架”（制度）和“時間觀念”，甚至在有的社會與文化裏，還可能出現多種時間觀念與制度並存的局面。可以説，中國正是這樣一個在時間制度和時間觀念方面，都非常明顯地具有複雜性和多樣性的國家。

一、             陰曆、陽曆的並行和少數民族曆法

在中國古代，人們基本上是生活在按照自然節律和農業生産週期而安排的時間框架之中的。這個時間框架集中地表現為古代的曆法。曆法是人們在解釋自然天象，編制有秩序的日常生活，以及記錄時間的社會與生産實踐中逐步發明和發展起來的，它可被理解為是對於時間的一種文化設置。曆法在中國歷史上的起源很早[1]，先是自然“物候歷”，再是初步為中國曆法定型的“夏曆”，接著，又有“陰曆”和“陽曆”（亦即所謂“公曆”、“西歷”、“官歷”）等，在一部中國文明史中，曆法的進步和成熟構成了其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

曆法的種類很多，大體可區分為以月亮盈虧為基準的“太陰曆”和以太陽週期為基準的“太陽曆”。中國現在依然存活著的所謂“陰曆”（亦即所謂“舊曆”、“農曆”、“民歷”），由於兼及兩者，實為一種陰陽合歷，故又叫做“太陽太陰曆”。世界各地通用著各種各樣的曆法，這説明由人類“人為”規定的“時間”並沒有普遍性。在不同的曆法中，甚至連一年的長度也未必統一，它們所展現的乃是因文化而異的對於“時間”流程的各不相同的理解或設定。

由“曆法”所刻度的時間（日曆等），遠不及“時鐘”的時、刻、分、秒來的精確，就是説，曆法時間遠不及時鐘時間那樣具備均一性或標準性。“時鐘”主要刻度“瞬間”，在一日之內形成循環，曆法則是以“日”為單位，試圖刻度“一年”的時間，通常它以“太陽年”為週期。中國的“陰曆”還特別地對“月亮”分外鍾情，它總是努力使得每個月的初一、十五都和月亮的盈虧圓缺相聯絡，併為每個月設置了兩個與農事密切相關的“節氣”。

中國在1912年，由孫中山宣佈廢除了陰曆而採用了陽曆。但由於幅員廣闊，地域性差距大，長期以來以農業為立國之本，故陰曆在老百姓的實際生活裏一直沒有被真正廢除過。正如楊堃教授曾指出的那樣，所謂“廢歷”不廢，乃是因為它還有其社會學的意義[2]。他指出，這是因為中國民眾的生活，即便在辛亥革命之後，也還是週期性和農耕性的。直到不久前，中國還是一個農業國，中國文明一直也是以農耕為基礎的，現在的中國依然是農民佔人口大多數的國家，而陰曆和農耕生活的節氣、節律之間有著千絲萬屢的聯絡，故民眾的農耕生活依舊在一定程度上需要它。

這樣，就在中國出現了陰曆和陽曆並行延續的局面。官方、社會上層和城市裏通用陽曆，而民間、下層民眾和廣大農村，陰曆則在一定程度上繼續有效。中國眼下實行的乃是陰曆和陽曆的“雙軌制”，這可以從民間或官方出版的各類年曆、掛曆、臺曆和萬年曆的編制中得到很好的説明[3]。據統計，在已經實現了“現代化”的台灣地區，約有83.6%的家庭備有舊曆的歷書，有56.3%的家庭在其實際的日常生活裏曾經用到過舊曆。而在使用過舊曆的人們當中，用於農作者為10.6%，用於換算日曆、節氣者為31.7%，用於推算男女婚配吉兇者為35.8%，用於挑選吉日的為60.3%。大體上類似的情形，也見於香港與澳門。可以説，陰曆、陽曆的並存共用，乃是中國文化之多樣性在曆法和時間制度方面最為突出的體現。

作為多種曆法並行的國家，不只是陽曆和陰曆，中國實際上還有各種物候歷、各種宗教曆法和少數民族獨有的很多曆法，這意味著在中國存在著非常豐富多樣的時間框架的不同傳統。雲南一些少數民族，如獨龍族，就曾保存有所謂的“物候歷”。也就是通過觀察自然界裏的植物萌芽和生長的狀態，來命名某個季節或某月、某日等。伊斯蘭教曆法，為中國境內很多虔誠信仰伊斯蘭教的穆斯林所遵循，並依此來安排他們自己的生活和節慶(例如，開齋節等)。此外，像傣族曆法、藏族曆法所體現的那樣，很多少數民族都有各自頗為完備的有關曆法、節慶和時間觀念的文化。至於彝族的十月“太陽曆”，雖然目前還存有一些爭議，但可以肯定的是它和漢族的時間框架、時間制度有所不同，確實有其自己的民族特點。

顯然，近13億中國人，事實上並不生活在完全一致和同步的節奏與週期裏，中國人的時間感覺彼此間往往也存在著頗為明顯的差異。中國雖然也是一個沒有國內“時差”的國家，但在生活實踐的層面上，由於東西幅員遼闊，甚至還可能會存在類似于“烏魯木齊時間”那樣的“時差”感受。

二、             “拼盤”式的節慶體系

所謂“節慶體系”，主要是指按照時間編排的節日、慶典和儀式。它不是指一個、兩個孤單的節日，而是指一組或一群彼此之間相互關聯的節慶或日子。自從中國于20世紀初宣佈廢除舊曆，採用世界通行的陽曆之時起，便産生了“春節”和“元旦”，亦即“舊曆年”和“陽曆新年”的分野。實際上，整個中國的節慶體系也因為兩種或多種曆法的並行而形成了拼盤式的格局。

當代中國具有“拼盤”結構的節慶體系，大體上可以分解為以下幾個主要的組成部分：

1・傳統的節慶體系

傳統的節慶體系，主要是指形成于歷史之上，並主要是依據陰曆、節氣等而編排和設計的各種傳統的年節、慶典和儀式。近一個多世紀以來，傳統節慶體系在時代潮流和社會巨變的過程中明顯地出現了式微的趨向，但在中國，以春節、元宵、清明、端午、中秋和重陽等為代表的傳統節慶體系，尤其在廣大農村地區依然根深蒂固。

發生和成熟于古代的傳統節慶體系，突出地反映了鄉土社會裏人們的季節感和生活節奏，並和當時、當地人們的曆法知識、宗教信仰、宇宙觀以及與其農耕的生産和生活世界密切相關。諸如二十四節氣、干支紀年、曆法和各種以祖先、天地、鬼神等超自然存在為對象的禮拜和祭祀儀式等，都是這個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有學者曾把中國的傳統節慶體系進一步細分為“農事節日”、“祭祀節日”、“娛樂節日”、“紀念節日”和“祝賀節日”等，並指出它們分別和“神事”、“鬼事”和“人事”的糾葛[4]。總之，中國傳統節慶的特點，是和自然節律關係密切，往往伴隨著一些農耕禮儀，並具有追求天倫團聚和人倫交際的傾向。

除了全國大範圍內基本上一致，亦即普天同慶、城鄉共享、“天涯共此時”的節慶之外，傳統節慶在中國各地還非常富於地方性特色，這在各地的地方誌記述中均有大量證據可尋。例如，在陜西省商州一帶，臘月初五被稱為“五豆”，它是春節來臨前的第一個節慶，旨在提醒大家，新年即將來臨。當地俗話説：“過了五豆，糊裏糊塗”，“過了臘八，見啥買啥”，“五豆臘八二十三，過年只有七八天”。“五豆”這天早飯，人們要在粥食中煮五種豆子。類似“五豆節”這樣的地方性節慶，其實在中國也是非常之多的。

2．國家或政府主導的節慶體系

自1911年辛亥革命成功，經由相繼建立的中華民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的努力，陽曆終於成為中國的法定曆法，它至少意味著在官方立場上，中國已採用了全世界“通用”以及和“現代化”相關聯的時間制度。以陽曆的時間序列為基軸，一個世紀來，中國還逐漸形成了由國家或政府主導的節慶體系。

中國大陸和台灣地區由國家或政府主導的節慶設置，大約有以下幾個特點：首先，具有意識形態的強烈影響。例如，其中有關“國家”、“現代化”和“革命”等意識形態的因素，便是不能忽視的。像國慶、革命先烈紀念日、國恥紀念日、學生運動日、五四青年節、黨的生日、建軍節等，分別都對上述意識形態因素做了突出的強調。

其次，大都是以國家權力的強制性為背景而予以推行的。由於有些節慶在傳統上尚缺乏全民性基礎，通常只有通過國家權力的運作才能實現和逐漸被接受，例如，教師節、植樹節和婦女節等。

第三，多少注意到了和“國際”的接軌，諸如國際勞動節、國際婦女節等。

第四，以“法定節日”的形式，從傳統節慶體系中汲取一定的資源。例如，對於“春節”、“清明節”和“中秋節”等的承認與接納。尤其“春節”，設有法定假期，確實是一個很好的例證。

由國家或政府主導去推廣的節慶體系，其目的主要是在於“移風易俗”和建立國民的認同，就此而言，它們同時也可以被看作是“國民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政府主導節慶的基本方式，是在法定節日放假，並舉行各種紀念活動與慶典儀式。例如，涉及元旦和國慶等節慶，依據“全國年節及紀念日放假辦法”，就對放假等事宜有明確詳細的規定。事實上，政府很容易借助各種現代化媒體和行政手段，來為“法定”的節慶醞釀出全民性的氛圍。

近些年來，中國大陸政府積極推動五一“黃金周”和十一“黃金周”的形成，就很能説明問題。除了對法定節期的認定（春節、五一和國慶節的法定假期均為3天）之外，政府還將節期前後的週六、週日等法定假日予以“搭橋”式的調整安排，使得整個假期可長達一週之久。筆者認為，這可被看作是以公休節、假日為資源所進行的頗為成功的政府運作。

從中國大陸近半個世紀以來的實際歷史情形看，確曾有過以“政治挂帥”和意識形態主導的“革命”節慶大幅度膨脹，試圖佔領所有公共時間資源的時期。對此，我們從“文革”時期刊行的“日曆”便可有非常清楚的了解。結果是民眾的傳統生活方式不僅被無視，還遭到了嚴重干擾甚至破壞。現在，這個官方系列或政府“板塊”的節慶，和“文革”時期相比，已經出現了大面積的倒退和萎縮，並被逐步穩定在一個相對合適的平臺之上。

3・外來嵌入的節慶

陽曆“元旦”在經過了一個世紀之後，幾乎不再被認為是外來的節慶了，但它在中國各地被接受的情形卻依然有相當的差異。與此同時，在整個社會日益現代化和國際化的趨勢下，雖然並沒有得到官方的正面鼓勵或公開認可，還是陸續有不少“洋節”即外來節慶，開始或已經嵌入進中國民眾的社會生活之中。其中最典型的便是在一定範圍內逐漸流行開來的聖誕節、情人節和母親節等。

聖誕節傳入中國已有一個世紀之久了，開始時，它只是在沿海開放城市，以教會和信徒為中心而傳播。在和國外尖銳對抗的“革命”年代或意識形態極端化時期，其“外國”屬性本身，就足以使其受到壓制乃至於取締了。但改革開發以後，它又捲土重來，並越來越引起了全社會多方面的關注。改革開放帶來了西方文化再次大規模的流入，以聖誕節和情人節為代表的一些西方節慶和習俗，自然而然地陸續重現，並在社會公眾生活領域中，和傳統節慶體系及政府節慶體系形成了彼此消長的組合性關聯，目前彼此仍正處在複雜的互動過程之中。

聖誕節與情人節等的流行原因是多方面的，在一定意義上可以説，它們反映了當代中國社會生活之價值多樣化的趨向，但其中基於商業動機而對有關習俗的操作性鼓勵也是不宜忽視的。根據筆者的一些調查，聖誕節和情人節及相關習俗在大、中城市裏，尤其在與外事或外商機構有關的人群中，在高等院校等接觸西方文化的機遇較多的社區中，通常要更為流行一些。同時，由於被看作是重要的商機，很多商業和服務業的從業者們也都不遺餘力地渲染“平安夜”和情人節的浪漫氛圍。

近20多年來，自由主義和個人主義價值觀迅速在全社會蔓延開來，至少城市裏人們的時間感受還出現了日趨個性化的傾向。人們各自特殊的時間追求變的非常引人注目，像結婚紀念日、生日“派對”之類，還有年輕人對都市流行節律的追逐等，都可以在如此的大背景之下得到理解。對於當事人來説，其生日聚會可能和中秋節、五一“黃金周”同等重要，甚至還要更為重要。這種感受和以前的農耕時代無法相比，在農耕時代的時間框架裏雖然也有婚禮和生日之類的設定，但那基本上都是社團或社群性的儀式，而很少是真正具有個人性的儀式。

總體而言，中國的傳統節慶富於社會的倫理性，而政府主導的節慶又較多嚴肅的紀念性，它們大都要求以團體或家庭、家族的方式度過，相比之下較少浪漫性，在功能上也較少能夠滿足個體的需要。或許正是由於這方面的原因，為中國現有的節慶文化體系所或缺的諸如情人節、母親節、父親節等就被從外部引入，並開始為一部分人們所欣賞和接受了。

三、             社會與文化變遷：兩個案例

包括上述陰曆、陽曆及多種曆法並行的局面，以及具有“板塊”或拼盤式結構的節慶體系在內，中國社會和文化近些年來在時間觀念與時間制度層面的急劇變遷，也非常值得我們關注。下面分別舉出兩個案例，以對此種變遷的情形予以簡要的説明。

1．苗區的“手錶寨”

貴州省黔東南州的上朗德苗寨，近些年來因為發展了村寨旅遊業，逐漸地走上了富裕之路。富裕之後的苗族老鄉，幾乎都戴上了手錶，人手一表，有“手錶寨”之稱[5]。

苗寨以前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人們按照自然的節律生活。到某個農忙季節，該做什麼農活了，村寨裏最有農事經驗的苗族老大爺就去育種或插秧，大家也就跟著他，學他的樣子。這樣的人在苗族社區叫做“活路頭”，很受人尊敬。可以説，苗族社會至少在這一點上是把其時間制度“人格化”了，體現在某個具體的具有人望和豐富的生産、生活經驗的個人身上了。

現在，一切都發生了變化，“活路頭”的職能遭到了弱化，人們開始按照手錶的時間安排每天的生活了。開始時，村寨接待旅遊團隊，必須按照遊客的時間去安排社區裏的活動，這就需要和旅遊團隊的時間相配合，村民們也不得不對原先社區的時間框架進行了必要的調整。但他們很快就適應了，他們對原先的時間觀念和社區生活節奏做了很多改造，以便和戴上手錶之後的新的時間體系相互協調。

我們知道，旅遊産業具有外來文化和全球化的背景，而手錶及其反映的時間觀念也不例外。苗族民眾通過接受、適應和並置，把不同的時間觀念和制度合理地包容進了他們現實的生活安排之中。當然，來自這個苗族社區外部的新時間觀念和時間制度的滲透，其實也還有很多其他重要的途徑，例如電視、廣播等。由國家支撐的媒體，不僅把各種信息傳播到社會的各個角落，還通過編制節目表，把一整套時間框架幾乎是半強制性地推廣到了偏遠的基層。顯然，這同時也是一個國家統一的時間制度，不斷地向邊遠的基層社會伸展其觸角的過程。

2．後寨村的時間框架

再舉一個漢族社區的例子。近幾年，筆者多次帶日本大學生去西安郊區戶縣一個叫後寨村的地方進行民俗學的田野實習，並關注到了社區裏的時間問題[6]。

這個村落和中國北方大多數漢族農村差不多，保留了不少按農曆規定的週期而運行的歲時節日和農事節令。從人民公社時期到“文革”期間，村民們的勞動時間曾經一度被納入到了統一管理的對象之中。所謂農閒不閒，要大修農田水利，春節也要過“革命化”的春節。但現在，已經不再有對農民時間的強制性干預了，農村生活也在一定程度上恢復了類似以前的那種節奏。然而，農閒還是不閒，因為社會發生了另外的變化：農閒期間外出打工的人越來越多。這些“農民工”在一定程度上開始擺脫了社區農耕生活中“農忙”和“農閒”相交替的週期性的傳統生活節律。

在後寨村的時間框架中，還有兩個因素非常重要。一是鄉鎮企業的發展帶來了新的時間制度、時間觀念和生活節奏。村辦的玻璃廠等企業運行需要星期制度、八小時工作制、三班倒等。而為了提高效益和降低成本，工人們卻又基本上不休國家法定的公休日，即便週末也經常是處於工作狀態。相對於農業生計要高很多的利潤，促使鄉鎮企業高速運轉，村裏的男女青年對工廠勞動也趨之若騖。於是，他們也就同時被捲入到了由企業時間制度所規定的生活節奏裏去了，村民們的生活也因此發生了很大變化。例如，吃飯的時間、餐制都變了。過去是一天吃兩頓飯，早晨9、10點和下午4、5點各吃一頓，晚飯吃不吃是沒譜的；現在則和城裏人一樣，一日三餐。可以説，三餐制其實就是配合企業、學校和機關的時間制度而形成的一種餐制。

另一個重大的導致農民時間觀念和時間感覺發生變化的因素，便是學校時間制度的嵌入。由政府支撐的中小學教育體系，現在差不多已經滲透到中國農村的每一戶農家了，幾乎所有村落都有了小學，幾乎所有農戶都有孩子上學，幾乎每個家庭都盡力配合孩子上學的時間，併為此改變了原先的一些生活習慣。學校運行的是教育部統一制定的學期制度，包括週末雙休日、寒暑假、課表、一節課45分鐘，在國家法定節日期間如國慶節、五一放假等等。這一整套時間制度相對於農村來説是外來的，其歷史也並不很長。不言而喻，伴隨著學校教育體制一起滲透進偏遠基層社區裏的時間制度，帶來了很多革命性的衝擊。學校完全是按陽曆運行的，這跟孩子們的祖父母或父母輩按照農曆掐日子、算節氣的生活已大不相同。顯然，村裏的中、小學生比起他們的祖父母或父母輩來，對於星期制和國家法定公休日的感覺，則是要強烈很多的。

後寨村的任何一位普通的主婦，實際上都面臨著複雜的生活節奏。她要為在工廠上班的丈夫和在學校裏求學的孩子做飯，還得考慮早飯後下田幹活，或安排趕集、去廟會和走親戚。碰上農忙，她就盼望學校和工廠能夠放幾天假，使他們能夠回家幫她做些農活。就是説，她必須應對好幾套不同的時間框架，必須使它們之間相互銜接，或在不同的時間框架之間自如地往來穿梭。

四、             “時間就是金錢”

資本主義的國際化和全球化使得一切都被商業化了，時間也不例外。時間不僅成為賺取利潤的基本資源，也是賺取利潤的訣竅所在。以某些時間單位為基準收取使用費或服務費，現在已經成為全世界的通則。“時間就是金錢”，這個資本主義色彩很濃的時間觀念，由於改革開放，率先在中國沿海的深圳等城市裏作為口號出現。時間就是金錢、就是價值、就是財富，此種現代商業社會的時間觀念，眼下已經迅速地在當代中國社會蔓延和普及開來，並且已經成為當代中國社會為數不多的共識之一。近些年來，在中國各大、中城市中出現的市民家庭雇請“小時工”或“鐘點工”的現象，便是一個很好的例證。

自從20世紀70年代末期實行改革開放政策以來，中國步入了經濟高速發展的軌道，與此同時，國民的時間觀念也已經和正在持續地發生著巨大的變化。20世紀80年代初，“三天一層樓”的“深圳速度”曾轟動全國，一時成為美談。所謂“深圳速度”，也就意味著時間就是金錢，就是效益和效率。

能夠對“時間就是金錢”這句超越國界的“名言”做出最好注解的，或許正是中央電視臺及各個地方電視臺的“黃金時間”段。“黃金時間”這一用語，在中國的歷史很淺，但眼下的使用率卻非常之高。由於電視等現代媒體的巨大滲透力，這一用語現在在中國已經是家喻戶曉了。

和此種現代的時間觀唸有關聯的新聞，在當代中國幾乎是每天都在發生著。例如，“民工包機回家過年”的新聞[7]。我們如果仔細分析這則新聞，那麼，首先可以指出，這些介於農民和工人之間的國民，始終堅持或信守著農曆春節“子時”的時間價值最高，除夕應該闔家團圓的觀念。因此，他們想方設法、曆盡磨難，也要趕回老家過年。但同時，新的時間觀念卻也與之並行不悖。自從1995年中國第一架民工返鄉包機從深圳機場起飛以來，四川、湖南、湖北和安徽等地的民工返鄉包機的航班數，呈現出逐年增多的趨勢。一位老家在陜西的民工説：“最主要的是坐飛機速度快，快去快回，春節一過還有個大工程等著開工呢”！這種現象在一定程度上，的確生動地反映出進城的農村打工者們的時間價值觀念，正在或已經發生了很大的變化，時間就是金錢、就是效率的新觀念，已經為民工們所接受了。

類似的例子還有很多。近幾年，五一和國慶“黃金周”的迅速形成以及“假日經濟”的異軍突起，就很能説明問題。“黃金周”在2000年成為中國的流行語，這確實與經濟利益的驅動有著密切的關聯。與此相關，全社會對于假日旅遊和黃金周的認識，也正在日益深化。據説，黃金週期間的國民消費已經成為拉動“內需”和推動中國經濟持續增長的重要動因，這自然也是黃金周如此引人關注的理由之一。

四、“時間感覺”的中日差異

到過中國的大多數日本人，都能感到中國的生活節奏比日本舒緩很多。這是因為日本經濟發達，徹底實現了都市化，全社會都已進入到高度信息化的時代，社會生活裏“競爭”成了主旋律，每個人都必須勤奮工作。據日本經濟企劃廳1994年1月的統計，日本人平均年勞動時間達2124個小時，比歐美人平均每年多工作1-2個月，這就産生了“過勞”問題。

但在中國，尤其中國內陸和日本相比較，經濟不發達，都市化過程尚未完成。從整個國家看雖説初步實現了工業化，可還有很多人口是傳統意義上的農民，其生活節奏確實較慢。中國人有“午睡”習慣，這可被看作是生活節奏較慢的例證。近些年來，在中國東南沿海各城市裏，經濟空前活躍，生存競爭日趨激烈，相應地午睡習慣也就悄悄地發生了變化，現在，越來越多的人已經不睡午覺了。

維持一個現代社會所必須的很多基本秩序，在目前的中國還沒有真正確立起來。城市裏交通混亂，不守交通規則的人太多；公交車、長途班車、火車、飛機等公共交通系統的晚點率太高，全社會不守時的現象也很突出。甚至就連政府公務員，也常常不能信守對於社會公眾所承諾的辦公時間。

在日本，新幹線、地鐵、國內和國際航線，甚至就連小地方的站前巴士在內，幾乎所有的公共交通系統正點率都非常高。一切都是按照事先精心編制的，已向客人鄭重承諾過的時刻表準確無誤地運行的。像松本清張的推理小説，還有以破案為主題的電視劇經常會有的情節，是犯罪者為自己精心安排了不在現場的證據，偵探則依據各種時刻表，縝密推理出犯罪者如巧妙利用公共交通系統則完全可能就在現場。如此的小説和電視劇，似乎只有在具有非常精確的時間制度的日本社會的背景之下才能成立。日本全國就像是一個巨大的由無數張時刻表構成的網絡，所有日本人，無論大學教授，還是企業職員，無論政府高官，還是中小學生，都在這個巨大的時間網絡裏既共享著可靠的公共系統帶來的便利，又遵循著各自獨有的軌跡或節奏而生活著。

在歷史上，日本人和中國人的時間感覺（例如，季節感）與生活節奏曾是頗為相近的[8]。明治維新以“脫亞入歐”為導向，1872年宣佈廢除陰曆而採用了西歷，這既是為了加強國民的統合[9]，同時也意味著日本決心脫離東亞文明圈以陰曆為基礎的時間框架及宇宙觀體系。隨後，以西歷為主，以“精確”和“合理主義”為主要特徵的西方式時間制度，逐漸地在全日本確立了統治性的地位。相比之下，中國雖然在制度層面上也引進和確立了西方式時間制度，但在廣大國民中間，還是有很多人不能一下子就適應新的時間框架，全社會準確守時和合理主義的時間觀念，尚沒有完全普及。

近20多年來，中國經濟持續高速增長，社會的流動性和競爭性也開始突顯出來，這就必然要求有現代時間制度的配合。例如，有關某航空公司班機將不再等待和遷就遲到的乘客，要按時起飛之類的消息，大概就能反映出時代如此的脈動。有關“黃金周”、“休閒”和“假日經濟”的社會實踐與公眾大討論，也大都可在如此的大背景之下去予以理解。如果讀者有興趣研究一下戰後日本經濟高速增長、黃金周的形成、有關“過勞”和“閒暇”問題的討論等，將很容易發現其和當前中國社會的很多情形頗有相似雷同之處。

中國人口眾多，社會結構複雜，又處於千變萬化的發展過程當中，故由於地域、職業、階層和城鄉差異所形成的在時間觀念和時間制度方面的問題，將會長期存在。但另一方面，中國社會的競爭在某些方面則可能超過日本，例如，在初、高中學生的應試教育方面，一些比較研究的數據表明，中國學生每天用於學習的時間，無論在校、在家學習時間，還是課外學習或和家庭教師一起學習的時間，都不同程度地超過了日本學生[10]。這意味著至少中國城市裏的初、高中學生，實際上要比日本同齡的孩子更忙、更辛苦，他們的學校生活和課外生活的節奏也都要快得多。

小  結

伴隨著國際化和市場經濟的進一步發展，中國國民的生活節奏和時間感覺，今後將會持續加速和日益緊迫。中國如果想成為一個現代化的、高效率的和在國際上富有競爭力的國家，那就需要像日本和其他西方發達國家一樣，真正建立起嚴格、縝密和精確的現代時間制度，向時間要效益、要效率。同時，每個國民也都應該只爭朝夕地勤奮工作，認真苦幹才行。另一方面，中國文化講究“一張一弛”，張弛有道，或許我們也應該珍惜中國社會裏時間框架之多樣性的價值。在經濟高速發展，社會空前激蕩的今天，我們也不能漠視“發展”所帶來的各種負面影響，而應該以人為本，努力避免“過勞”問題的社會化，從而使經濟發展真正給全體國民都帶來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