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時間”的民俗與文化

央視國際 (2005年02月11日 20:26)

　　引 言

　　幾年前，筆者完成了一項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規劃的“九五”課題，題目是“城鎮生活方式變遷研究——以節慶體系和生活節奏為核心”，最後提交了題為《時間觀念、節慶體系與生活節奏——中國城鎮生活方式變遷的一個重要側面》的研究報告[1]。但這個課題還有很多遺留問題需進一步思考[2]。

　　近些年來，人們熱烈談論的一個話題是2008年奧運會。2008年是個時間概念，它一旦確定下來，我們今後幾年都會受其影響，甚至國家大政方針及其具體運作，都得圍繞它來展開。參加社會學、人類學高級研討班，拿到“高級研討班日程表”，上面詳細記載了辦班期間的時間安排，甚至具體到某一分鐘。有了日程表，參加者就會很安心，研討班也會按部就班順利進行。日程表提供了一個時間框架，使研討班秩序井然。1997年香港回歸，天安門廣場設了“倒計時”牌；電視轉播衛星發射也要數倒計時。“倒計時”是一個現代社會生活裏須臾不可或缺的重要概念，它是在人們確知在即將到來的某個時刻一定會有某重大事件發生的前提下才能成立的一個時間概念，它意味著人們對“未來”極有自信。還有國家建設的“五年計劃”也是一種時間表。沒有時間表，就沒有計劃性。任何一個現代社會要實現統合、協調發展，都得有一套嚴密的時間框架或時間制度。它使工作能夠運作，使生活得以展開，時間的框架及制度是社會生活的根本性基礎之一。

　　但“時間”的框架和制度卻較少得到學術界的關注，因為它通常被看作是理所當然的。我們每天都必須面對、每天都無法回避的體驗，其實有太多方面都與“時間”，與我們的時間觀念和社會已經形成的時間框架息息相關。我認為，像人類學和民俗學這樣的學科正應該從這些並不怎麼起眼但又尋常可見的事實和現象出發，去尋求對社會及文化之根本原理的理解和揭示。

　　時間觀念與異文化遭遇

　　當説到“時間”，人們頭腦浮現出的印象和認知，通常似乎是具有“同質性”的，時間對誰都一樣，很公平。時間似乎還是不可逆轉地、直線一般地向前流逝的，所以，我們常感到時間緊迫，逝者如斯，所謂時間不饒人。此外，時間還可以量化、可以計量。它可以被記錄，可以精確地予以計算和測量，就像機場準確的時鐘系統、跑百米計算成績或發射衛星要數秒等等。現代社會裏人們大多可能具有的時間觀念，也就是傾向於把時間看成是同質性的、不可逆轉的、直線性和可計量的。

　　平時人們可能對這種時間觀念沒有多少明確自覺，也不認為它有更值得深思的地方。但有時，我們也可能意識到這是個問題。一個人約會、上班老遲到，會説他沒有時間觀念。火車、飛機老晚點，就非常令人惱火，覺得公共系統缺少公信力，承諾不算數，時間觀念不強。可見社會上有不少人擁有和我們並不完全相同的時間觀念，他們未必和我們對時間有共同的理解。

　　在對中國社會各地方或各民族進行實地調查時，往往會遭遇到和我們持有不同時間觀念的社會或文化。麻國慶博士在《走向他人的社會》一書中曾講到，研究者去田野常會遇見訪談對象不能按時如約，或者當你詢問到什麼地方有多遠時，他會回答還得走“半天”或“一頓飯的時辰”等。這便是田野工作中和“異文化”的遭遇，即遭遇到和我們具有不同時間觀念和時間計量單位的人們。我們可能感到他們的時間沒有我們的精確，確實可能如此，但也不應忘記，在他們的生活裏那樣的時間可能依然是夠精確的。我們很容易在異文化裏遭遇到不同時間觀念和不同於我們文化的時間框架，這就牽涉到時間和文化的問題了。

　　在研究者經常去做田野調查的農村或一些少數民族社區，其生活節奏通常要比城市裏舒緩一些。可以説那是慢節奏的人生。像西北農村，冬天農閒，村民們靠著墻頭曬太陽，就是很典型的印象。我小時侯在陜西老家，就有過那樣的體驗，後在插隊的秦嶺山區也有過。社區裏的長輩們，冬天農閒時蹲在墻角懶洋洋地曬太陽，一邊漫無邊際地談點什麼“古經”。對此應避免做價值判斷。就是説，節奏舒緩並不意味著農民比我們更“懶”，在他們的社區生活裏節奏固然可能不快，但他們依然是勤勉地勞作著的。

　　我曾向來自新疆的老師們請教過有關“烏魯木齊時間”的問題。在新疆，政府機關、社會公共系統如火車、飛機、電視廣播等，通常是按全國統一的北京時間安排和運作的，新疆的漢族民眾也多是按北京時間來安排日常的生活、學習與工作的；但很多少數民族朋友則可能在其日常生活裏參照新疆當地的所謂“烏魯木齊時間”。如果跟少數民族朋友約會或一起工作，如果不確定好究竟是哪個時間，就容易發生誤會。從法律意義上説，中國是一個沒有國內時差的國家，不像美國有東部時間和西部時間。但在生活實踐層面上，因為國家地理東西幅員遼闊，故在生活層面上就實際存在著“時差”了。在烏魯木齊，當地人以“烏魯木齊時間”安排生活，可能確實多少有比按北京時間安排更方便或合理的地方。正因為如此，到烏魯木齊，內地的漢族朋友往往會有強烈的異地感。我覺得這同時也是一個不同文化的時間觀念和時間感覺問題，值得深入研究。由於時間框架或系統構成了社會生活和社會交往的基礎，因此，在多民族地區要建設相互融洽和睦的族際社會，就應認真思考類似這樣的問題。在新疆，如何使北京時間和“烏魯木齊時間”相互協調、相互適應，確實是非常重要的。

　　從中國文化的多元性、多樣性立場看問題，可以説它在時間方面也表現得十分突出。中國不僅有陰曆、陽曆，有很多來自不同文化背景的節慶，還有很多少數民族的曆法和一些不同宗教的曆法，這意味著在中國存在著非常豐富多樣的時間框架或時間制度。過去雲南一些少數民族，像獨龍族，有“物候歷”，就是通過觀察自然界裏植物萌芽和生長的狀態，比方説草芽發到多長會是幾月，根據野草萌芽、生長狀態命名某個季節或某月、某日等。我傾向於認為，歷史上蒙古族也可能有過根據牧草狀態判斷時間那樣類似物候歷的文化。國內還有伊斯蘭教曆法、傣族曆法、藏曆等等，如果把少數民族有關曆法、節慶和時間觀念的文化一併納入視野，那的確非常豐富，需要花大氣力整理。一些少數民族的宗教及其複雜的祭祀性節日，也很值得重視，因為其中反映了他們對時間、空間，對宇宙和整個世界的認知與看法。彝族的太陽曆，雖然目前還有一些爭論，但可肯定的是它和漢族的時間框架、時間制度不同，有自己的民族特點。在一定程度上，中國各民族和各地域生活方式的獨特性，同時就主要表現為“民族”的和“民俗”的時間觀念的多樣性。“時間”確實是我們把握和了解中國文化多樣性的一個重要的切入點。13億中國人，事實上生活在並不完全一致和同步的節奏與週期裏，人們在時間維度上有很多不同的感受和認識。當然，作為中國人，自然也有不少共享的時間感受。

　　類似這些問題，當然不只中國有，若從更大的國際視野看，從全人類的文明多樣性看也一樣。例如，人類已進入“21世紀”這個命題，若從伊斯蘭教曆法看，現在並非21世紀，而可能是十幾世紀。不同曆法對宇宙起源、歷史肇始的看法和解説不同，它們分別用以紀元的方法也多有不同。因此，阿拉伯世界也就沒怎麼慶賀21世紀的到來。曆法實際上還能規定節慶體系的基本屬性，就像中國基於農耕文化而形成的農曆、節氣和按照農曆設計的各種傳統年節那樣，由於伊斯蘭教曆法的關係，其節日則構成了另外的時間框架，有人説穆斯林的節日“漂移不定”，這其實和曆法有關聯。東亞各國曾很熱衷於慶賀21世紀到來，在北京還修了“中華世紀壇”，這説明我們實際上已接受了西方的曆法制度和其部分的時間觀念。近些年聖誕節開始流行的現象，似乎也可做類似解釋。

　　其實，我們何嘗只在異文化遭遇的場景才會面臨類似的時間問題？我們自身又何嘗不是同時擁有多種不同時間觀念，並熟練地將它們交替轉換地使用著？例如，春節期間，特別是大年三十除夕夜和正月初一，這段時間在中國人特別是漢族人心目中，被認為價值最高。春節團圓，便是幸福。所以，每年“春運”大忙，人們不顧一切趕回老家，冒著擁擠、危險，甚至不怕交通事故，也要趕回老家“團圓”。這是因為在文化上這段時間被賦予的價值最高。如果春節不能回家團圓，流落在外，就可説是不幸了。這有些類似西方人過聖誕節，平安夜如果還流落街頭，像安徒生童話裏賣火柴的小女孩一般，那就很不幸了。這意味著我們在不知不覺中，就從同質性的、直線的和可計量的時間觀，並不那麼費力地轉換成了認為有些時間可能更有價值的時間觀了。如此看來，我們有時又認為時間並不是完全同質，有些時間確實被我們比其他時間更加看重。

　　很多文化都給其生活的不同時間段分別賦予了不同價值，其中有些時間往往被認為其價值高於其他時間。這是因為任何文化、任何社會都必須為生活創造出某種節奏感，而通過賦予時間以不同價值或重要性，就可很容易地産生出類似于“平常”時間和“非常”時間相互交替那樣的節奏。也許時間在宇宙學家和物理學家們看來，其自然本質是具備“同質性”的，但它被文化所認知，被人群所理解，被曆法所編制，被社會所實踐的形態，卻又是非常具有多樣性。這就涉及到自然節律和文化節律的關係問題[3]。一年四季交替，確實是自然節律，但它被“文化化”之後人們的歲時節慶，卻又是文化節律了。類似節日那樣的文化節律，總是能為各自的文化或社會創造出獨特的生活節奏。

　　我們實際上是經常穿梭往來于不同的時間觀念或時間制度之間的。因此，我們也許時不時該有一種反省精神，不能輕易用我們的時間觀念去衡量在田野中遭遇到的那些我們往往不大適應的情形。也許我們不應輕易地指責當地人“不守時”，或説他們沒有時間觀念等。他們只是沒有我們那樣的時間觀念而已。

　　全球化、社會變遷和時間制度

　　在每次研討班或學術會議安排住宿的賓館，總臺的墻上總是懸挂著若干時鐘，標明世界各主要國家或城市的時間。這種情形非常普遍，本沒有什麼特別。但仔細想想，是不是可以説這也反映了基於“時差”和“當地時間”而業已存在的那個全球化和國際化的時間制度呢？全球化不只表現在政治和經濟一體化的層面，一定程度上，它還表現為全球性的時間制度的確立。這個覆蓋全世界的時間制度基本上起源於西方，擴張于近代以來，以西歷、禮拜（星期）制、承認時差的國際標準時間、鐘錶和手錶工業為代表。

　　記得很久前我在網上瀏覽新聞時曾看到一則消息説，為改善外貿環境，加強競爭力，泰國總理正考慮把泰國時間撥快一小時，以便配合新加坡、馬來西亞和香港等地的時間。因為在國際標準時間體系裏它們相互間有一個小時時差，如能把泰國時間撥快一小時，就能進入另一時區，將有利於泰國也能及時地介入新、馬、港的股市。可見已經存在一個全球化的時間框架，誰也無法逃脫其外。時間其實已是一個非常有趣而又重要的全球化問題了。而且，通過對“時間”的操作，人們也可獲得實際的利益。

　　這個例子很容易使我們聯想到近二十年前，中國也曾有過設置“夏令時”制度的嘗試，雖然後來放棄了，但當初的動機之一也是有功利性考慮的。現在，中央電視臺新聞聯播前後的時間，被稱為“黃金時間”，因為這時的收視率最高，因此，它也是廣告商最為垂涎的時段。實際上確實可以查到，中央電視臺的“黃金時間”是如何以分秒為單位赤裸裸地出售的那些非常真實的記錄。簡單地説，時間可以賣錢，就像社區裏“小時工”的稱謂、賓館分時段出售“鐘點房”一樣。對時間的功利性利用，和“時間就是金錢”的時間觀念一脈相通。

　　“時間就是金錢”，這個資本主義色彩很濃的時間觀念，由於改革開放，率先在深圳等沿海城市裏作為口號出現，現在則成了全社會為數不多的共識之一。1983年10月，深圳採用一種新施工方法，創造了3天一層樓的施工紀錄，建成53層、160米高的國貿大廈；1995年6月，深圳又以平均兩天半一層樓的速度，建成68層、384米高的地王大廈，創造了所謂“深圳速度”。深圳速度的精髓，就是新的把時間等同於金錢和效率的時間觀念。從“時間就是金錢”這個口號反映的時間觀念，能直接感受到全球經濟一體化進程的壓力。最近又有“與時俱進”的説法，這其實也是在同一延長線上出現的新理念。

　　雖然在基於不同歷史背景的文明譜係的曆法彼此之間，並存和“鬥爭”將是長期的，尤其是在各自對宇宙的解釋上，很多文明都不會輕易放棄各自的傳統，但以西歷和起源於西方的時鐘工業為代表的西方時間觀念及其基本制度，顯然已基本上在全球範圍內佔了上風。可以説全球化的時間制度，主要就是以西方理念為基本結構而確立的。

　　這個過程的形成歷史已久。故宮博物院的珍寶館收藏了很多當年由歐洲各國使節贈送給清廷的機械時鐘，也有一些是王公貴族們蒐集用來把玩的。當時，它們是皇親國戚們的“玩意兒”，所以，現在還被叫做“珍寶”，可其實它們卻具有革命性和顛覆性的力量。相對於我們祖先留下來的刻漏機械、干支紀時、打更報時的傳統和“天時”、“吉日良辰”之類的時間觀念，它們確實代表了完全不同的理念，具有顛覆性。直到辛亥革命成功，孫中山廢除舊曆，採用公元紀年，標誌著中國人在時間制度上一個巨大的轉變。這意味著所謂“時間革命”，至此至少在官方層面上實現了。

　　20世紀60-70年代，手錶曾是人們嚮往的“大件”，那時有手錶戴甚至是姑娘嫁人的條件之一。沒過多久，手錶就迅速普及，幾乎人手一表。我認為，這個變化非常深刻，它不僅意味著人們稍微富裕一些了，更重要地它還意味著幾乎每個人都被不知不覺地捲入到那個其實具有全球化背景的時間制度裏去了。儘管還是可以抱怨中國的生活節奏慢，人們時間觀念薄弱，拖拖拉拉，辦事效率不高，但手錶普及的巨大的社會學意義卻怎麼説也不過分。每個人都戴著手表，就是説，都在一定程度上承認了一些有關時間的共識，這使得社會生活的範圍空前擴大，我們初步的社會生活秩序也因此有了更加鞏固的基礎。

　　實際上，中國近現代社會生活史這個深刻變遷還表現在很多其他方面。例如，城市中心廣場或主要市政建築物（例如，火車站等）上的“時鐘”，原本來自歐洲的市政建設傳統，現在把它搬過來以顯示我們也足夠“現代化”，與此相對，原先祖先們創造的鐘樓、鼓樓，則大都淪為觀光對象或成為受保護的文物、古建築物了，就像西安的鼓樓、鐘樓，陜西戶縣縣城中心的鼓樓那樣。相應地，原先那種“暮鼓晨鐘”、悠然自得的生活節奏，也早已被滴答滴答的時鐘節奏所替代。決不可以小看手錶在中國社會普及這一事件的深刻重要性。一方面，由於相關的新時間觀念（例如，“時間就是金錢”的口號及其反映的社會意識）逐漸確立，全社會的效率確實比以前大大提高，社會生活節奏也空前加快，從而使中國進入全面發展時期；但另一方面，從人被“異化”的角度説，每個人也都開始被一種統一、單調的時間制度所統治和支配了。它戴在每個人的手腕，誰也逃脫不了。

　　由手錶的普及化這一基本的社會事實出發，其實可觀察到中國社會及文化的深刻變遷過程。以自己在田野的調查體驗來説，這裡可舉出兩個例子：

　　一個例子是我在貴州苗族村寨調查時注意到的，那裏的苗族民眾幾乎都戴上了手錶，人手一表，有“手錶寨”之稱[4]。雖然不是為了誇富，但確實是生活有點富裕後，人們才戴起了手錶。以前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按照自然節律生活。到某個農忙季節了，該做什麼農活了，村寨裏那個最有農事經驗的苗族老大爺就去育種或插秧，大家也就跟著他學。這樣的人在苗族社區叫做“活路頭”，受人尊敬，像是寨老一樣。在我看來，苗族社會至少在這一點上是把他們的時間制度“人格化”了，體現在某個具體的具有人望和豐富的生産、生活經驗的人身上。可現在，生活發生了變化，不只是“活路頭”之類社區領袖的職能遭到弱化，村長、書記的權威增加了，還包括人們開始按照手錶安排每天的生活了。剛開始時，這個村寨接待旅遊團隊，得按照遊客的時間安排社區裏的活動，必須和旅遊團隊的時間相配合，於是，他們不得不對原先社區的時間框架進行必要的調整。村民們很快就適應了，他們把原先社區裏的時間觀念及生活節奏做了各種調整，以便和戴上手錶後的新的時間體系相互協調。

　　我們知道，旅遊産業有外來文化和全球化的背景，同時，手錶及其反映的時間觀念也不例外。但苗族民眾通過接受、適應和並置，把不同的時間觀念和時間制度合理地包容進他們現實的生活安排之中。在討論全球化、時間制度和社會變遷的問題時，這是一個典型的例子。全球化不只意味著經濟方面的全球化，它還包括以各種方式（國際旅遊、國際電話、國際互聯網等）超越國境和民族的人與人之間各種聯絡的全球化。與此相關的是，在全球規模的時間制度和不同地區、國家、民族及文化的時間觀念、時間框架之間發生的各種問題，自然也會日益彰顯出來。當然，來自社區外部的新的時間觀念和時間制度的滲透，其實也還有很多其他重要的途徑，例如電視、廣播等。由國家支撐的媒體不僅把各種信息傳播到社會各個角落，它還通過編制節目表，把一整套時間制度幾乎是強制性地推廣到偏遠的基層。想看什麼節目，就必須按照“規定”的時間坐在電視機前，就得跟著它的時間走。我們可以看到，這同時也是一個國家統一的時間制度不斷向社會基層伸展觸角的過程。

　　再舉一個漢族社區的例子。這兩年，我幾次帶日本大學生去西安郊區戶縣一個叫後寨村的地方進行民俗學田野實習，我們也關注到社區裏的時間問題[5]。

　　首先，這個村子和中國北方地區大多數漢族農村差不多，保留了不少按照農曆規定的週期而運行的歲時節日，這是我們首先很容易注意到的。説起歲時節日，在中國有很大的普同性，春節、元宵、清明、中秋，這幾大節慶幾乎是全國大面積地一致，普天同慶，“天涯共此時”。在“文革”期間，它們都曾不同程度地受到過抑制，包括更早一些的人民公社時期，原先頗為自由自在的農民的勞動作息時間，曾逐漸地被納入到統一管理的對象之中。勞動時間被組織起來，被集中統一地管理了起來，於是，農閒不閒，要大修農田水利，春節也要過革命化的春節。我記得小時侯在老家，過年時農民也不能休息，民兵守在路口不許相互串門拜年，要讓人們都去水庫勞動或去修梯田。現在，已經基本上不再有對農民時間的強制性干預了，農村生活一定程度上又恢復了類似以前那種節奏，然而，農閒還是不閒，有了另外的變化，農閒外出打工的人越來越多。這些打工的“農民工”，在一定程度上，開始擺脫了社區農耕生活中農忙和農閒相交替的週期性的傳統生活節律。你覺得農閒期村裏該有很多人在，可是不然，我們調查時經常找不到要訪談的人，因為很多人都不在家，出去賺錢去了。

　　現在又變了回來，傳統節慶以春節為主，近二、三十年來又有迅猛的復興，尤其城市裏這個動向很引人注目，現在的恢復反映了中國文化傳統在城市裏再度重構的新動態。但這個復興過程，介入了商業力量的推動，元宵、粽子，還有中秋節的月餅，商家不遺餘力地渲染節日氛圍，同時推銷各種商品。近兩、三年來，中國社會裏的各種力量都非常熱衷於再創造出幾個新的“黃金周”，其實也是基於大體同樣的動力和邏輯。

　　在農村，情況多少有所不同，很多地方的人們依舊按照農曆，看節氣過日子，即便是過全國一樣的節日，方式也較為樸素。更重要的是在村民生活裏，還有很多地方性或地域性的生活週期和時間感覺，例如，趕集、趕廟會，村民自發組織的各種“會”（如“觀音會”之類）。在中國民間，實際上有非常之多的各種地域性的以輪值為特點的節慶。通過“輪值”方式，往往在同一個時間框架下能夠建構出具有必要規模的地域社會來。

　　前面説到，很多漢族農村，至今依然不同程度地存在著按照季節變換和農業活動的週期安排生計和生活的情形。因此，其基本的生活節律便是農閒和農忙的交替。可這個忙閒對比現在也淡化了。以前，西北地區的“麥客”，到處搶時間，趁農忙替人割麥，現在機械化的收割機使得農忙氛圍大大淡化了，幾乎沒幾天就忙完了。再有，就是農民生計出現多元化趨向，這導致他們對農業生計的依賴也多少降低了。年輕人外出打工成了風潮，很多人農忙時在家，農閒時外出。甚至還有不少人即便到農忙也不回家，因為他們覺得花在農忙回家路上的錢和買來那些糧食的價錢，實際上相差不多。

　　在我們調查的後寨村裏，還有兩個因素非常重要。一是鄉鎮企業的發展帶來了新的時間制度、時間觀念和生活節奏。企業運行需要星期制度、八小時工作制、三班倒等。這個村的鄉鎮企業主要是幾個玻璃廠，為提高效益和降低成本，工人們基本上不休國家法定的公休日，即便週末也經常處於工作狀態。相對於農業生計高得多的利潤，使得鄉鎮企業高速運轉，村裏的男女青年對工廠勞動趨之若騖，於是，他們也就同時被捲入到由企業時間制度規定的生活節奏裏去了。村民生活因此發生了很大變化。首先，連吃飯的時間，連餐制都變了。過去好象一天只吃兩頓飯，早晨9、10點和下午4、5點各吃一頓，晚飯吃不吃是沒譜的；現在則和城裏人一樣，也是一日三餐，三餐制其實是配合企業、學校和機關的時間制度而形成的餐制。

　　這個村子其實和全國各地都差不多，還有一個重大的導致農民們時間觀念和時間感覺發生根本變化的因素，就是學校時間制度的嵌入。由政府支持的中小學教育體系差不多滲透到了中國農村的每一戶農家，幾乎所有村落都有了小學，幾乎所有農戶都有孩子上學。學校運行的是教育部統一制定的學期制度，包括週末雙休日休息、寒暑假、課表，在國家法定節日期間，例如國慶節、“五一”等就不去學校了，一節課45分鐘等等，這一整套時間制度相對於很多地方的農村來説其實也是外來的，歷史也並不很長。伴隨著學校教育體制一起滲透進偏遠基層社區的那個時間制度，是很有威力的，它帶來了很多革命性的衝擊。比如説，學校完全是按照公曆運行的，儘管它會多少兼顧一下當地的農忙季節，放幾天“忙假”，但這跟孩子們的祖父母或父母輩按照農曆掐著日子算節氣的生活已大不一樣。對於作為農婦農夫的父母親來説，生活依舊是有基本季節感的，農閒和農忙依舊交替；可對於戴紅領巾的小學生，戴眼睛的初高中生，那種由農業生計和自然節律相結合而生成的鄉土社會對於季節的感受，則是削弱多了。相反，農村的中小學生比起他們的祖父母或父母輩來，對於“星期制”和國家法定公休日的感覺，則是要強烈很多。

　　現在，村裏的任何一位普通農婦，她都可能會面臨非常複雜的生活節奏，她要為在工廠裏上班的丈夫和在學校裏求學的孩子做飯，同時，她還得考慮早飯後下田幹活，或者安排趕集、去廟會和走親戚；碰上農忙，她就盼望著孩子和丈夫的學校和工廠能夠放假，他們能回家幫她做些農活。就是説，她必須應對好幾套不同的時間框架，必須使它們之間相互銜接，或者在不同的時間框架之間自如地往來穿梭。

　　在我們調查的村子裏，人們對於自己生活的評價，總體上是很富足，很悠閒，儘管有了鄉鎮企業和小學校，人們已經很忙碌了，可他們依舊感到較為悠閒，那種悠閒跟城市裏上班族的生活節奏相比，好像是完全不同的人生。這裡可能存在一個“時間感覺”問題，他們其實比我們辛苦，生活也要比我們更加艱難，可是他們有悠哉的感覺，上班族則總是感到壓力。因為我們即便在休息時，也還老是惦記著假期結束後仍將面臨工作或各方面的競爭；他們雖忙於為生計奔走，卻好像是有過去生活節奏遺留下來的某種從容。説起“時間感覺”，問題要更加複雜一些。農村的生活雖然節奏舒緩，人們在心情上較為悠然，可對於在校學生來，情況則有所不同。被我帶到中國農村實習的日本大學生，一致感到中國農村的小學校裏時間特別緊，安排的上課時間很長，大大超出了她們在日本小學裏的體驗。這種情形大概可以從不同國家學校教育體制的不同背景，從中國農家孩子將不得不面臨更為激烈的生存競爭等方面去解釋吧。總之，影響人們時間感受的因素很多，其中文化的和社會的因素，尤其值得引起關注。

　　顯然，如果我們關心這個村落裏老百姓的實際生活，那麼，從“時間”這個基軸或角度出發去觀察和分析，就會很有意思，也可能是很有效的。最突出的現象是，同一個村落裏的人們，除了共享某些傳統的時間體系（例如，農時、節氣、年節和廟會輪值等），還開始出現或形成了多樣的生活節奏和作息時間。人們不斷致力於使不同的作息時間之間相互協調。幾乎每個家庭都在盡力配合孩子上學的時間，併為此改變了原先的一些生活習慣。村民們已經把學校、鄉鎮企業和電視媒體編制的新時間表和他們原先的陰曆、農時、年節等時間體系很好地結合了起來。這個變化可以説是很大，很有實質性。

　　在我們調查的這個村裏，除在校學生之外，國家法定的公休日，週末週日，還有元旦、國慶節、“五一”勞動節、“三八”婦女節等，尚不具備特別重要的意義。農民的現實人生是按照他們的實際需要確定勞作和休息的，他們不在乎或無法在乎星期天是否能夠休息；對他們來説，只要企業能夠正常運轉，在國家法定的公休日是否加班，似乎還不是一個必須馬上面對的問題。我們訪問的一些農戶，大都説只在身體不舒服或天氣不好時休息，有時為了走親戚，趕廟會也才會放下手頭的活計。在這個意義上，可以説在國民文化的層面上，他們還不是國家的“國民”（公民）而只是某個村莊裏的農民或村民。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很複雜，建國幾十年來，實行了職業身份（尤其是在工人、農民和幹部之間）的隔離制度，例如包括戶籍在內的一些配套制度，還有城鄉二元結構等，這些都導致在人民的社會生活裏出現了分層化的問題，農民也因此曾被不公平地隔離在農村的生活和文化裏，至今這種狀況雖然有很大鬆動，但仍然沒能徹底改變。

　　有關“時間”的歷史文化遺産

　　中國是一個文明古國。對中國文明來説，重要的核心之一就是它的宇宙觀、世界觀。上下四方為“宇”，古往今來為“宙”，中國文明裏自然有很多涉及“時間”和“空間”的思想、認知和理念積澱了下來。我覺得，中國文明裏有關時間的歷史文化遺産，確實非常深厚，需要認真梳理。這裡我只能對其中非常重要和有趣的一些部分，做一個簡單提示，看看我們若是從“時間”角度重新去清理中國文明的歷史文化遺産，是不是也可能有一些新的收穫？。

　　中國歷史悠久，中國文明傳統博大、精深而又龐雜，其在歷史上形成的時間觀念也非常豐富。我們的祖先既有“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那樣“光陰似箭”的直線式時間觀，也有“離離原上草，一歲一枯榮”那樣一年一度重復循環的時間觀。古人對於歷史和宇宙的解釋，往往滲透著陰陽消長，五行交替，幾百年必有“王者”興之類的循環論解釋；但同時也並非沒有“過去”、“現在”和“未來”之類的歷史進化觀念。我以為，所有這些都很值得深入開掘研究。

　　在一定程度上，我們可以把中國的文明文化暫且分類為由漢語文記載來傳遞與傳承的文化（所謂“書承”）和由民間以社會記憶方式傳遞的文化（所謂“口承”）。當然，這兩者之間的關係非常複雜，它們相互影響，相互滲透，互相“涵化”，有時也不是那麼容易分得清楚。其中，在通過文字傳遞的文化裏，確實有很多值得重視的“時間觀念”需要好好總結，它們無疑是我們民族的思想史的重要組成部分。

　　首先，在中國古典哲學和中國思想史裏，像陰陽五行，相生相剋，陰陽轉換，生生不息這一套，大家都比較了解。我想説的是，這裡面自然還包含著一些對於時間和宇宙結構的看法，或者説它對古人的時間觀、歷史觀很有影響。比如，前面提到的有週期性的、循環式的時間觀念。當然，循環式時間觀念的由來可能要更為複雜，也曾受到佛教的影響，生命“輪迴”，“前生”、“來世”之類的觀念，在中國民間非常有基礎。不用説，陰陽五行這一套在民間也同樣是極有土壤的。

　　其次，關於“天時”和“授時”之類的傳統政治文化。“天時”在這裡可被理解成宇宙的自然節律，它不可違抗，不可人為干預和改變。在中國歷史上，每當出現王朝變更，政權交替的情形，曆法往往就要重新編纂或修訂，改正朔，易服色，變換年號等，一切改弦更張，舉行很多特別的極其富有象徵性的儀式。封建時代的史學家們解釋朝代更替時，常常使用的那一套説辭，意思是説新朝廷的命運和所謂“天時”合拍，從而它的統治便具備了必要的合法性。清朝的皇帝詔書，開篇必然是“奉天承運，皇帝詔曰”，那個“天運”，在我的理解也就是“天時”。之所以重新編纂曆法，大概是因為曆法在這裡，實際上具備了和“天理”、“天道”、“天時”相等同的價值，重新編纂曆法，其實也是試圖和“天時”做到合拍。別以為這一套邏輯已完全成為歷史，其實不然。

　　中國傳統政治文化裏，又有“授時”一説，皇帝也時有“授時”之禮。把“天時”由“天子”傳授於民，告訴老百姓，就是所謂“授時”。“授時”是過去的王朝、皇上建構統治合法性的最為常用的方法之一。老黃歷、皇曆每年都要是由朝廷來頒布，每年都要新印。由“天子”頒布“皇曆”“授時”，授時於民，確實是非常具有政治象徵性的行為。大體上只有“天子”才可以有此權力，只有他才能掌握“天時”，而臣民們的生活最好就是按照朝廷頒布的那個曆法所編制的時間框架去安排。

　　但是，“天時”可能要比“天子”還大一些，即便是皇帝、真龍天子也不能夠違抗“天時”。歷史上所謂的明君、好皇帝，其一個基本條件就是不違天時。中國自古以農立國，中國文明就是農耕文明，因此，“天時”往往就體現為“農時”。不違天時，具體地往往也就是不違農時。過去，歷代王朝經常舉行所謂天子“親耕”、皇后“親織”的儀式，由他們親自示範天下，以督促臣民也不違農時，努力勞作，即按照自然天象運轉的節奏，順應它安排人世間的勞動和生活。我覺得，這其實算得上是中國文明的一個很好、很重要的傳統，也就是對於天時的尊重。相反地，暴君、壞皇帝常常就是有違農時的，害得老百姓無法過日子。秦始皇之所以被認為殘暴，可能就是因為他在農民該收莊稼的時候，卻抓壯丁去修長城。違背了農時、天時，就是壞皇帝了。

　　“天時”這個概念，在中國文化裏浸潤很深，民間社會也不例外，比如，我們口頭經常説的“天時、地利、人和”，就是一個反映。這在漢人社會裏，至今仍然為相當一部分人所信守，它甚至已成為中國人人生智慧的一部分了。事業、愛情能否成功，企業開業能不能好，均認為需要天時、地利、人和這幾個要素的相互配合。我們可以把它叫做“順時”的文化。我們在這世界上，于某個特定時刻、某個特定地點和某人遭遇，然後一起做某些事情，既是非常不易的，又好像是冥冥之中預先已有了設定一般，因此，我們應該珍惜“緣分”，順應它的安排。中國人的所謂“緣分”和“命運”觀念，顯然也是包含了一些時間方面的意識的。此外，類似“識時務者為俊傑”之類的民間智慧，也正是在這樣的民間思想的譜係下才得以成立的説法。

　　第三，在中國文化裏，從很早起也積累有那種類似于近代科學的時間觀念。前面已經講過，把時間看作同質的、不可逆的、直線的、沒有盡頭的和可以計量的，這種時間觀念，其實不過是近代機械科學逐漸普及的産物，它在中國自古也有不少萌芽和積累。例如，在《墨經》裏，就有很多傑出的有關“時間”的思想[6]。古人雖然沒有我們今天表示的這麼精確，但類似的想法也是曾經有過的。

　　第四點，也非常重要，那就是過去在中國，在這個我們曾經以為就是“天下”的地區，以漢人為主，我們的祖先創造了以年號、干支來紀年和計時的一整套的時間制度。這些發明後來還影響到周圍不少國家和地區，構成了東亞文明的共同基礎之一。在古代科技史上，中國人曾經發明了許多計量時間的辦法，點燃線香來判斷時間，用水漏（漏刻）、沙漏、日晷等各種方法乃至機械來計量時間等等。大概從夏、商、周，先秦的時候起，就逐漸出現了以天干、地支來紀年、紀月、紀日，最後一直髮展到紀時，也就是時辰，它們在歷史上形成了頗為完整的系統。雖然這個系統不如後來傳自西方的時間系統精確，但確實也已相當精細了，例如，類似于一天24個小時，過去我們的祖先也把一天分為12個時辰，每個時辰又再分為上半（上四刻）和下半（下四刻）。這個系統其實還有很多內容，例如説，以“十幹”分別設日，十日便為一旬；以十天干配合以十二地支，便形成所謂干支，進而再由干支以60天為一個單位，確立干支紀日法等。進一步，再用干支的方法紀年、紀月和紀錄時辰。由於干支配合形成了六十輪迴，所以，像日本人那樣現在仍把60歲生日稱為“還歷”。

　　我覺得，由干支配合而形成的這個封閉循環的系統，一定程度上在民間助長了把時間、歷史、人生的命運，世事的變化等，都看作是循環、輪迴和具有宿命性的俗信與理念的滋生。由干支配合形成的這個封閉性的循環系統，在中國民間根深蒂固，很有市場。無論是算命、還是看相或看風水，或掐日子、擇時，還有“十二生肖”之類，似乎一採用干支的名稱，就可醞釀出那種民間的、江湖的或者是“迷信”和神秘的氣氛。

　　按照舊時的傳承，我們每個人都有一個“生辰八字”，也就是我們出生的“年”、“月”、“日”、“時”，需要各用兩個“干支”的漢字來表達才可以。中國人講生辰八字，幾乎每個人都有一個宿命般的時辰，它對我們的人生命運似乎總有各種影響。由生辰八字配合五行、八卦、方位等等，就會在人與人之間，或者人與事之間産生相生相剋、相互感染和彼此影響的複雜關係，那些民間知識分子大概就是這樣去判斷一個人一生的命運，他的婚姻、愛情、財運、事業之類。每個人的命運，在漢人的民間文化裏，被認為是跟他的“生辰八字”有關，也許你結婚的時辰，可能就跟你在蓋新房子時曾經掐算過的那個動土的時辰之間，存在有某些神秘的關聯；也許你近期的順與不順，可能與身邊的某個貴人或小人（的生辰八字）有關，如此等等。這一套東西雖然有些粗鄙，卻也是和前面提到的“順時”的文化理念相一致的。就是説，我們在做人行事時，如果和某種“天時”或自己的命“時”合拍了，那就會一切順利。這樣一套概念，在當今的社會裏目前依舊根深蒂固。

　　第五點，我想説的是，中國文化裏還有另一塊很有意思的部分，那就是有關“仙人”、“神仙”的文化。“八仙”的故事、傳説在民間非常普及，這是大家都知道的。其實，這種神仙思想又何嘗只是統治階層的文化？這種超越了階層、階級的神仙文化，有一個基本的追求，那就是要超越生命、超越時間，追求長壽和永恒。追求超越生命（時間）的文化或思想的譜係，源遠流長。秦始皇尋求長生不死藥的故事，大家都很熟悉。其實，我國一些少數民族裏也有類似理念，像納西族、彝族，都有關於長生不死之“宇宙藥”的觀念[7]。特別有意思的是，在漢人的文化裏最終形成了有關“神仙”、“仙人”、“仙界”、“仙境”、“修煉”和“成仙”等內容的一個亞文化體系。這個亞文化體系基本上可以反映漢人對於“理想國”的想象，其中有關“時間”的想象，其中對於不同“空間”裏“時間”之相對性的一些特別的理解，使我覺得非常有趣。仙人們成仙後去的那個所在，那個仙境、仙界，那個理想國是什麼樣子呢？沒有痛苦，沒有時間的流逝，或時間的流失非常舒緩，使人處於不生不死的狀態，可以整日玩耍，是非常幸福的。不像我們的“現世”，是“天若有情天亦老”，仙境的人們好像是不會變老的。無論蓬萊那樣的海島仙山，還是桃花源一般的世外桃源，人們想象的那個仙境，其實就是沒有時間流動，因此也沒有什麼改變的具有“永恒”意義的所在。現世已是滄海桑田，可仙界還是老樣子，“洞中（或者説“山中”）方一日，世上已千年”，海上的異域（比如，各種“龍宮”傳説）也差不多。“時間”變得相對的，它不再是可以衡量所有人的絕對尺度了，那裏的宇宙節律和生活節奏也完全不同。在民間故事裏，每每講到從仙界歸來的人，當他們面對現世人生的巨變茫然不知所措時，或者他們自己就像日本童話裏的“浦島太郎”一樣一下子變“老”的時候，總是能夠産生很特殊的戲劇性效果。

　　顯然，仙境的時間結構另有邏輯，它的波長更長，流逝極緩。但這只是仙境時間結構的一個方面，嚴格來説，還存在完全相反的情形，也有時間流逝比塵世人生更為迅速的結構[8]。前者以六朝梁代《述異記》裏“爛柯記”的故事為代表，後者以唐代傳奇小説《枕中記》和《南柯太守傳》的故事為代表。仙界的瞬間可能相當於塵世的幾百年，但另一方面，宇宙節律在所謂相當於“小宇宙”的異域裏（有時候，可能表現為“樹洞”或者“夢境”），時間則是飛逝而去，非常之快，即便是主人公享盡榮華富貴的一生，也可能只相當於現世塵凡的一瞬而已。所謂“南柯一夢”和“黃粱美夢”的故事，説的正是這種情形。無論哪種情形，都反映了使塵世時間相對化的意向。這同時説明，關於“瞬間”、“永恒”，關於現世或異域，其實圍繞著“時間”的問題，人們確實是發揮了極度的想象力。究竟是仙界幸福，還是塵世幸福，民間傳説其實並不會給出一個明確答案，那要看究竟是如何看待“時間”的，究竟是如何理解“瞬間”和“永恒”的。

　　在大多數這類仙界異域譚裏，人們基本上是無法再次回歸現世塵凡的人生的，可是也不是沒有例外。像陶淵明筆下的“桃花源”，那裏雖然節律舒緩，人們不知秦漢，隨著自然節律過著悠然自得的生活，但迷失到那裏的漁夫卻也是可以回歸現實世界的。這使我們很容易聯想到現代科幻卡通片裏的“時間隧道”。通過那樣一個轉換裝置，人們可以自如往來于不同的時空之間。雖然即便在現代，我們也無法了解是否真的存在所謂的“時間隧道”，但至少我們知道，“世外桃源”卻是我們的社會和生活所不可缺少的。不然，閒暇時，我們能去哪？不然，當我們厭倦日復一日的塵世時，我們又怎麼通過想象來獲得某種解脫或減壓？這也就是為什麼“蓬萊”、“桃花源”和“香格里拉”之類令人嚮往和憧憬的“理想國”，總是變幻著花樣，若隱若現地漂浮在我們周圍的緣由了。

　　時間的民俗

　　前面幾點，都是中國文明傳統裏有關時間觀念的很值得引起關注的方面。其實，它們並不只是作為文化遺産，也並不只以文字記錄的方式傳承；在相當程度上它們還滲透於民間，以口承、書承等方式依然存續在很多中國民眾的生活、信仰和感情之中。比如，關於屬相、干支，關於生辰八字、天時地利人和，關於“長壽”的文化等等，我想對它們可以用“時間的民俗”這一概念來予以歸納。

　　在這些“時間的民俗”裏，包括相當一部分往往容易被定義為“奇風異俗”甚至“迷信”的事實和現象。我覺得，由於它們都是可以在民眾生活中予以合理解釋的，因此，把它們説成“俗信”而不是“迷信”，顯然要更為合適。

　　在時間的民俗裏，涉及曆法、季節歲時、節氣和年節的部分佔很大比重。講到曆法，中國有悠久和燦爛的曆法傳統，它還曾經影響到整個東亞。以基本上共同的曆法為基礎，當然還有漢字及其他，東亞曾經算得上是一個文明圈。後來，這種狀況發生了改變。明治維新時，日本決心脫亞入歐，徹底加入到西方文明圈裏去，為此，就比較徹底地廢除了舊曆，採用了西歷。現在日本人過新年，其實是按照西歷過我們所謂的“元旦”。不久，中國也在法律上廢除了舊曆，辛亥革命後第二年，1912年由孫中山宣佈廢除了舊曆，官方正式地採納了西歷。那時侯推翻帝制，建立民國，自然也需要改弦更張，不僅表示向西方學習文明開化，其實，也有改元換歷那個傳統的影響。

　　但老百姓卻不怎麼買帳，法律上是廢除了舊曆，可是民眾的日常生活，在民俗層面，長期以來卻依然如故地使用舊曆。記得楊堃教授曾經提出過這個問題，為什麼沒有廢止得了？因為所謂“廢歷”年節，還有其社會學的意義[9]。他指出，即便在辛亥革命之後，中國人民大眾的生活還是週期性、農耕性的，於是人們也就在實際生活裏依然使用陰曆。確實，中國直到不久前都還是一個農業國家，中國文化和文明也一直是以農耕為基礎而成立的，現在中國依然是農民佔人口大多數的國家，至少有8-9億左右，而陰曆和農耕生活的節氣、節律之間有著千絲萬屢的聯絡，農耕生活依舊需要它。顯然，陰曆作為一種文化，甚至是一個文化體系，並不是一紙號令就可廢除得了的。適應農耕生活的陰曆，不大可能因為政府的意志簡單地被廢除。除了農民繼續按舊曆擇日、過年和安排農事外，就連政府的出版物也不得不兼顧此種情形，或者在年曆、掛曆上搞新舊兼顧、中外合壁，或者通過修訂各種《新農曆》、《新年曆》和《民俗萬年曆》[10]之類，以適應人民的需求。這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中國人對於西方時間框架和對於西方文化的一些基本態度。

　　在人類學家和民俗學家看來，曆法乃是民族、民俗文化的寶庫。這方面的材料很多，可以説不勝枚舉。例如，關於置“閏”的問題，與此關聯，圍繞著閏年、閏月，在中國各地民俗裏都形成了一些特殊的“閏”的民俗。在有的地方，碰上“閏”年，家裏有老人的話，即便身體很硬朗，也需要把壽材做好，把墳地、土葬的事情做一番安排，一切都事先準備好，據説這樣今後幾年內都會比較順利。此外，還有所謂“盲年”、“寡婦年” 之類的俗信。為什麼在中國各地民俗，尤其是漢人的民俗裏積累了很多有關“閏”的俗信與説法呢，民俗學家目前並不很清楚。類似這樣的有關時間的民俗，是需要今後花工夫深入研究的課題。

　　除了中國社會和農耕文明的此種基本格局之外，可能還有中國文化特別看重月亮的存在這個特殊的原因。中國人對月亮有著強烈的執著，有著很深的情感寄託。按照陰曆的話，每月都有初一、十五的交替性節奏，十五月圓，不然，必然十六月圓。我們所説的農曆、陰曆或舊曆，其實也就是所謂“太陰太陽曆”，它的原理是必須同時兼顧地球、太陽和月亮的相互運動關係，所以，差不多十五、十六，一定要恰好是月圓之時。如果完全只用西歷，就不僅會失去表現于24節氣的季節感，還會失去對於月亮的感覺。我們的人民在較長一段時間裏可能還無法想象，十五月亮不圓，而月亮圓的時候又不是十五這種情形。中國人喜歡賞月，對月亮的圓缺盈虧非常敏感，我們有專門的中秋節，還有很多關於月亮的美麗動人的神話、傳説。月亮象徵著圓滿、愛情、團圓，純潔等，還有鄉愁、離別和思念。而且，過去那些善男信女總是會在初一、十五去上香，這也形成了朔望交替的節奏。總之，中國有不少年節，包括過去的生活節奏都與月亮有關，和陰曆有關。因此説，中國人實際上長期並沒有廢除而是保留了陰曆，這除了日常生活的實際需要之外，可能還因為我們不捨得丟棄對於月亮的感受。

　　中國傳統的所謂四大節日，春節、清明、端午和中秋，是全國範圍都要過的，它們是按照舊曆設定的。在中國人心目裏，一年到頭價值最高的時間可能就是陰曆的除夕和初一。此外，因地域性和民係、民族性的差異，有些地方，可能還特別關注冬至或七夕、十月半、鬼節之類，更不用説各地還有無法細説的數不清的各種節祭慶典，但凡是傳統的節慶或年節歲時，基本上都按陰曆設定和安排。在時間框架的意義上，我們是對過去的生活節奏及時間感受戀戀不捨，不願意放棄的，這從我們對於傳統節慶體系的態度，完全可以很容易地看出來。

　　其實，幾乎所有的民族或文化，都通過設置年節之類的方法來把時間分類為俗凡的和神聖的，這是一個非常普遍的手法。因為任何社會或文化都沒有例外地需要某種生活的節奏感，而設置年節把時間分類正是創造出節奏感的最通常和最簡便的方法。對某些民族來説，某些節日是神聖的區別於日常的時間，人們在哪一段時間過節狂歡，什麼時候穿新衣服和舉行“嘗新祭”，什麼時候舉行成年禮等等，如此這般就把日常和非日常的時間區分了開來，於是，生活有了節奏，又因為節奏甚至還生發出一些特別的意義來。由傳統節慶産生的獨特的社會生活的週期感及節奏感，是中國人很難割捨的。當然，文化用來形成週期感或節奏感的方法很多，除設置節慶之外，例如，還有人生禮儀等等其他方式。

　　至少在眼下依舊依賴於農耕生計（無論是稻作、麥作，還是雜糧混作）的那些地區，如果我們仔細研究一下農民的生活伴隨著農耕生産週期而予以配合的問題以後，就會發現，節氣，我們所謂的24節氣，依舊活生生地影響著他們的生産和生活。24節氣的形成，可能主要是在黃河流域和華北地區，目前在這些地方的漢族農村，農業生産、農耕禮儀和農民的生活裏，24節氣幾乎還是家喻戶曉的“地方性知識”或民間智慧。播種、收穫等農事活動，一定程度上依然依存于陰曆和節氣。在我們調查的陜西戶縣一帶[11]，很多民間諺語，尤其是農諺非常突出地説明了這一點。“四月芒種不見田，五月芒種剛下鐮（指農曆割麥時間）”；“有錢難買五月旱，六月連陰吃飽飯”；“過了冬至，長一棗刺，過了臘八，長一杈把，過了年，長一椽（指日影長短）”；“冬上金，臘上銀，正月裏上糞白費神”；“穀雨前後，種瓜種豆”；“棗茅發，種棉花”；“七大八小九獨獨（種蒜的時間）”等等，從這些凝聚了民眾智慧的諺語裏，我們既能夠看到陰曆、24節氣和農時、農事的關聯，也能夠看到人們對於季節、歲時和自然界運行節律的細緻觀察。中國幅員遼闊，在江南及其他一些地區，24節氣體現的季節感，可能多少也有和當地的天候氣象不盡吻合的情形。即便這樣，人們還是參照24節氣，同時創造了大量的農諺，再配合一些圍繞著農耕節令而形成的各種時令性食品、食俗，從而使人們對於季節的感受依舊鮮活地得以表達和體現。很多年前，我在江蘇常熟一帶做民俗調查時，曾對這一點留下了很深的印象，那裏的民歌就對鄉村生活裏所必須的涉及季節感的常識和智慧有非常生動的咏唱。

　　關於時間的民俗，還有另一類突出的事象，就是擇日問題。李亦園教授曾經指出，中國民間文化有一個傾向，就是追求與“時間”的均衡和諧（吉日良辰），追求與“空間”的均衡和諧（風水）[12]。為了我們在人世間的事情順利或獲得什麼利益，人們總是努力要和所謂宇宙的原理相配合，比如説要與“天時”的運行節律合拍，於是，就要擇時。前面已經説過，中國民間文化確實有這個特徵，確實有“順時”安排生活的傾向。

　　我們在社區調查時經常可以了解到，村民們認定某些日子好，某些日子不好，某些日子可以做某事，另一些日子不可以做；某些日子是神聖的，某些是俗凡的。雖然他們未必能夠講得清其中的緣由，不曉得某個日子，某個時辰為什麼好或不好，但時間確實是被分類或分解成為“吉利的時間”和“不吉利的時間”。翻開香港、台灣出版的各種民間“歷書”，對此就一目了然了。近些年來，大陸一些地攤上，也開始出現這一類印刷物，包括花樣繁多的“萬年曆”、“通書”、“民歷”、“臺曆”、“掛曆”等等，它們不少是“非法”出版的，卻也反映了民眾對其中那些“知識”的需求。總之，通過對於時間的分類，人們便給時間賦予了不同的屬性和價值，人們的行為也因此受到影響，生活也因此産生了某種節奏，同時也形成了一些如果規避便可使人安心的禁忌，或者如果遵守便能夠獲得某些好處的規矩。什麼時間開業，什麼時間下葬，包括出門、旅行、蓋房子上樑、結婚等等，往往都需要選行一個特定的時刻。中國民間文化裏有關選擇“吉日良辰”的民俗非常豐富，很值得做一下全面的總結。

　　此外，關於時間的民俗，還應包括“時間認識的民俗”、“人生禮儀”、“勞動和閒暇”以及“日常起居作息”等其他一些方面[13]。總之，我們在社區調查時，實際上是可以直接把所有這些有關時間的民俗，包括曆法、節氣、時令、年節以及有關日子和時辰吉兇的觀念等，綜合起來當作是一個亞文化體系來理解。我們可以從人們的日常生活裏，發現他們對時間的認知和感受，揭示他們究竟是如何編制時間，從而使自己的生活産生出節奏和意義的。

　　文化的“並置”與“涵化”

　　在討論時間的民俗及文化這一話題時，我們無論如何也無法回避這樣一個基本事實，那就是來自各方面的因素，比如，來自中國歷史的傳統文化，來自西方文化的引入，還有現代科學不斷進步的影響和來自革命意識形態的影響等，總之，在中國人民的現實生活裏，如果從“時間”角度去觀察，那麼，我們有關時間的民俗及文化可以説是非常複雜和極其豐富的。

　　於是，我們就必須涉及到文化的“並置”和“涵化”。將不同背景的文化並置，其實正是我們這個國家近一百多年來的一個最基本的社會文化特徵，估計今後很長一個時期還都會是這樣。所謂“並置”，拿曆法來説，就是我們一方面既把西歷、陽曆採納並編制進我們的生活，同時又想方設法使原先的陰曆、農曆繼續存活，或設法使兩者能夠達成某種程度的妥協或協調。我們的掛曆、日曆，通常都是陽曆兼及陰曆，這正是所謂並置的一個很好的例子。文化上既然採用了“拿來主義”立場，往往也就自然需要經過一個並置的時期或過程。並置當然也會帶來一些特殊問題，如需要轉換和溝通的問題等。以紀年法為例，確實就存在一個公元與干支紀年的相互換算問題[14]。

　　以中國現在的年節體系和時間框架來説，其基本特徵可以説就是並置。既有國家層面的官方意義上的節慶典禮，多按照西歷，如“元旦”、“三八”、“五一”、“國慶”等，又有民間層面的，多按照陰曆，像“清明”、“端午”和“中秋”；既有革命意識形態的節日，如“五四青年節”、“八一建軍節”、“七一”等，也有多少具備一些國際背景的，像“六一兒童節”、“五一國際勞動節”，都冠以“國際”的字眼。眼下，又陸續進來了很多“洋節”，聖誕節、母親節、情人節等。這確實算是一種並置。

　　把不同的文化並置在一起，其實就為它們相互之間的“涵化”與互動創造了條件。像“廢歷”的春節，國家法定放假三天，這就是對陰曆節慶傳統的讓步、妥協或利用。春節實際上的假期總是要長過三天，這意味著在人們的實際生活裏“讓步”就更多了。再比如，重陽節在有些地方或被改造成敬老節，或被改造成登山節[15]。在我看來，這也算是一種涵化。從並置到涵化，有些外來文化就會不知不覺地被我們所習慣，所接受，從而也變成我們文化的一部分，或融進我們的日常生活之中。例如，星期或禮拜制度，大概最早是與傳教士進入中國有較大關係的，可現在大家無論誰對此都不再有抵觸感了。當然，星期或禮拜制度，目前在中國還主要是以城市為中心確立的，在鄉下農村，應該説尚有未被浸透的地方。

　　值得指出的是，不同背景的時間框架或時間制度同時並存于中國人民的社會生活裏，這個基本事實意味著它們相互之間充滿著各種張力，有著複雜的動態關係。如果還以掛曆、臺曆為例，我們很容易觀察到中國社會及文化目前依然處在的這個變動過程。首先，來自西方的由公曆（陽曆）、星期制和手錶等所體現的時間框架，已經在全國確立了決定性的統治地位，這是沒有什麼疑義的。現在你要出門，坐汽車、飛機、火車，政府的運作，社會所有公共系統的運行，都是依照陽曆計算和安排的。

　　其次，所有合法出版的年曆（包括掛曆、臺曆、日曆等），卻又都是陰、陽曆兼備，一般是陽曆字體大一些，更醒目一些，陰曆的字體要小一些，位置也似乎處於附屬或陪襯地位。但如果涉足一些民間的或地下出版的年曆，情形就大不相同了。陰曆、歲時、節氣，還有每天吉兇的排定等，很可能是這些內容佔據了更多和更要緊的版面。幾年前，我在河北趙縣的范莊龍牌會上，不久前在天津古文化街的小攤上，均買到過一些出版單位不明，來歷曖昧的這類臺曆或農曆的小冊子。它們通常是會被政府的文化部門或媒體指責為“迷信”的。這説明，涉及這個問題的意識形態鬥爭尚沒有完全結束。其實，這些東西在香港、台北等更發達的華人城市裏，卻可能是合法的公開出版物。總之，反映在曆法或通過曆法來對現實人生和日常生活進行具體安排的日曆上，傳統的文化依然根深蒂固，依舊很頑強地抗爭和存續著。這也是一個不必諱言的我們社會生活裏誰都無法否認的事實。

　　第三，我們還可以從掛曆、臺曆上看到，不同背景的節慶體系和時間框架之間，實際上一直在持續不斷地相互爭奪著一年之中這有限的時間資源，它們都力圖擴大在已被限定了的以“年”為單位的時段裏的份額。如果我們把“文革”期間的臺曆和現在的臺曆加以比較，就會一目了然。記得“文革”時期的年曆上，會把列寧誕辰、毛主席“五七指示”發表紀念日、遵義會議紀念日，甚至把《國際歌》歌詞作者的生日等等都羅列進來，在那個意識形態無限膨脹的年代，似乎每天都應該成為具有革命意義的日子才好。現在則不相同了。除了節氣和部分傳統節慶在年曆裏恢復了一定的地位之外，國家或官方背景的節慶體系依舊表現出穩定的格局，並多少出現了一些擴張，例如，教師節的新近確立。但在其它一些根據不同思路編成的年曆上，卻也完全可能充斥著民間節慶體系，包括諸如時令節氣、天干地支、十二屬相、太極八卦、星象時辰和吉兇排定之類的內容。近些年來，尤其在東南沿海地區和各大中城市，源自西方的聖誕節、情人節、母親節等，相繼傳了進來。但它們眼下正在被中國的老百姓所斟酌，可能會接納一些，例如母親節之類，也可能會拒絕一些，如愚人節之類，當然也有一些會在一部分人群中生根，但要作為全民性節慶在中國站穩腳跟，堂而皇之地進入中國較為正規的年曆，可能尚須時日。

　　顯然，我們從時間框架、年節體系的角度觀察問題，可以發現中國社會及文化的一些重要問題。除了人們常説的那些問題，例如差序格局、二元結構、轉型過渡等等之外，我們從這個角度還可發現一些以往沒有引起關注但又是頗為複雜、微妙和深刻的問題。

　　關於時間的社會及文化問題，其實並不局限于我們前已談到的那些方面。在新的時代和社會背景下，關於時間的問題層出不窮。例如，這些年來，國際化和全球化的趨勢，同樣表現在對於中國時間框架和年節體系的進一步滲透上。中國政府對於以聯合國和各種國際組織的名義發起的很多活動，諸如國際土著居民年（1972）、國際家庭年（1994）、不同文明對話年（2001）、世界衛生日（4月7日）、國際家庭日（5月15日）、世界郵政日（10月9日）、世界愛滋病日（12月1日）、世界教師日（10月5日）等等，對於這些來自國際社會的節慶或紀念日活動，通常是採取了接受和盡可能同步的姿態。中國政府通過參與和向中國民眾介紹這些紀念日，除了顯示和國際化接軌外，也有利用它們作為政府推動某些目標的功能性手段的情形。雖然眼下暫時地這些更具現代國際背景的節慶或紀念日，對於鄉下的村民還不會有多大的實質性影響，但由此，我們也可以深切地感受到，雖然都是中國公民，不同的人們卻是生活在很不相同的時間感覺之中的。

　　再比如，近二十年來，自由主義和個人主義的價值觀迅速在全社會成長普及，至少城市裏的人們的時間感受出現了日趨個性化的傾向。人們各自特殊的時間追求變得非常引人注目。像結婚紀念日、生日“派對”之類，還有年輕人對都市流行節律的追逐等。對於當事人來説，生日聚會可能和中秋節、“五一黃金周”同樣重要，甚至更為重要。在農耕時代的時間框架裏，雖然也有婚禮和生日的設定，但基本上是社團、社群性的儀式，很少成為個人性的儀式。這其間有很大的不同。雖然這些個性化紀念日，幾乎無法被納入到公共性年曆之中去，但它也是我們社會生活裏不能忽視的現實。

　　綜合性研究“時間”的可能性

　　面對如此複雜和大面積的“時間”問題，尤其是涉及到民族、社會及文化的時間問題，很需要我們採用綜合性的方法認真去予以研究。2001年6月5日，我應邀參加了大阪民族學博物館的一個共同研究會，它的主題就是從時間側面研究多元文化共生的社會。來自很多領域的專家一起來探討如何從時間這個角度、這個側面去探討社會及文化的問題。大家的話題，主要是集中討論通過世界各民族、各個社會及文化的事例，進而研究時間框架對於該民族或該社會（包括個人）所具備的意義。我們想知道，在一個擁有多種文化價值觀，而且，在民族、性別、年齡、職業、階層等方面，均是由各不相同的人們所共同組成的一個社會裏，要使每一個人都能夠充分發揮其各自的潛力與可能性，同時也都能夠感受到生命的價值或生活的意義，那將需要一個什麼樣的新的時間框架或時間制度？或者説這樣的框架或者制度是否必要？是否可能？顯然，這是一項文化人類學的研究，但也是有關時間與人及社會之間的一組問題的綜合性研究。

　　在這樣的研究方向裏，其實內涵了很多重要的子課題。例如，（1）社會集團、社會統合和時間，包括曆法與國家、官方節慶、年號、授時和時間的管制等等。（2）家庭、人際關係和時間，包括人們的聚餐、共居、日常起居和作息制度等。例如，中國北方一些地區由一日兩餐改為一日三餐；在日本，由於“外食”産業發達，全家人一起吃飯的“時間”逐漸減少，總之，在現代化背景下，人們每天的生活時間也已處於動態之中。信息和交通的進步，還將不斷導致生活時間發生多樣化、個別化趨向的變遷，並日益改變人們的時間感受。（3）人生、生命歷程與時間框架，包括人生過渡禮儀，不同年齡組的生活，生命歷程的傳統框架是怎樣的，它發生了哪些變化，産生了什麼問題等等。比如説，成人禮的缺失會帶來什麼問題？它是否意味著出現了一段曖昧的人生時期？我在北京大學曾指導過一位學生，他的博士論文題目為“老年人類學”，現代社會由於人均壽命不斷延長，對於“老年”的文化定義和一系列相關問題也都更加突出了。比如，日本婦女因長壽出現了“寡婦期”，這是以前的人生禮儀設計中未曾考慮過的。（4）當然，還有時間觀念及時間認識的方面。

　　總之，不同專業背景的學者們較為一致地認為，要深刻理解現代科技發達，信息技術産業和交通等急劇變遷所産生的現代社會的諸多文化問題，“時間”可能是一個重要的切入點和關鍵詞。我在這裡想説的是，有關“時間”的很多研究，截止目前在中國，還是在不同的專業領域裏分別得到積累的，因此，有必要使它們從各自專業的藩籬裏解放出來，從而形成綜合研究類似“時間”這一類問題的學術氛圍。

　　文化人類學（民族學）長期以來，多少形成了研究“時間與文化”問題的傳統[16]。無論是把“時間觀念”作為宇宙觀的核心，同時也就是作為文化的核心問題來把握，還是把日常生活的時間框架[17]，把年齡階梯制或各種通過禮儀等作為研究的重點，總之，人類學積累了很多有關時間觀念之文化多樣性的證據和材料。中國的文化人類學（民族學）尤其對中國各少數民族的傳統文化，包括其曆法、歲時、年節和時間觀念等，也先後做了相當程度的調查和探討。

　　民俗學長期以來，也花了很多氣力研究涉及“時間”的各種民俗事象，尤其在節令歲時、年中行事、農耕禮儀、人生禮儀、擇吉順時等民俗事象的調查和研究方面積累了豐富的資料和成果。中國民俗學在一定程度上，也具有重視“時間”之民俗學的許多特徵，例如，多傾向於以“時間”為基軸來把握、理解或解釋各類民俗事實與現象（像“起源論”、“殘留説”、“民俗史”的課題意識等），傾向於首先在時間的縱向上對民俗事象進行基本理解；同時，對涉及“時間”的各類民俗，也往往特別給予關注（節日民俗、歲時記、曆法等）。在歷史上，中國人很早就特別重視風土歲時的記錄，並形成了一個重要的傳統，出現了《荊楚歲時記》那樣的作品。北京師範大學的蕭放教授在鐘敬文先生指導下，博士論文研究《荊楚歲時記》，記得我們曾一起討論過如何才能從《荊楚歲時記》的研究裏，發現中國人對時間、季節和歲時的感受與認識。中國人確實對歲時較為敏感，現代的中國民俗學依然延續著這個傳統，依然特別注重記錄年節歲時的風俗民情。眼下，需要重新思考民俗學的這些特徵，同時也應進一步探討涉及“時間”的各主要民俗事象彼此間的關聯。

　　此外，還有社會學領域，像“閒暇社會學”的研究、“市民生活時間分配研究”和居民消費形態研究等[18]。社會學對現代社會生活的變遷非常敏感，因此，諸如生活節奏、現代時間制度、雙休日、過勞與閒暇、全民性節慶、黃金周[19]等，對於涉及現代社會生活的“時間”問題，社會學裏也有很多傑出的研究。不久前，我曾讀過一本書，作者在自稱為“時間地理學”的中日比較研究中探討了“通勤時間”問題。眼下，中國的大中城市也都開始面臨類似問題了。工薪族在勞動上班時間之外，還必須為往返通勤支付很多時間。加上社會生活節奏的加速趨勢，城市裏的人很容易感到疲勞，於是，“閒暇”就自然成了更加重要的話題。近幾年來，中國社會生活變遷的亮點，便是一年三段“黃金周”（春節、五一、國慶）的逐漸形成，“假日經濟”概念引人注目，只是節假日的社會文化意義及其對民眾生活的影響，尚有待學術界進一步深究。從世界範圍看，針對美式“快餐”（fast food）文化滲透進歐洲及世界各國，意大利提出了“慢餐”（slow food）文化的價值問題，其背景潛含著以歐洲飲食傳統和價值觀抵制美式文化的取向。“慢餐”的概念傳到日本，引發出“從容、慢節奏生活”（slow life）市民運動，目前正處於發展之中。日本人的生活節奏之快世界聞名，“從容、慢節奏生活”的理念，其實意味著對此是一種反思。類似上述這些國際性動向，都應引起關注和研究。

　　在上述不同學術領域分別被研究的“時間”，其實有可能成為一個統一的研究對象，它們之間有非常多的關聯性，彼此之間關係密切，難以分開。我們的問題是涉及“時間”的民俗與文化，涉及“時間”的社會意識和社會觀念，還有涉及“時間框架”或“時間制度”的社會現實問題的研究等等，究竟有沒有必要、有沒有可能從其原先被分別側重研究的各不相同的領域裏解放出來，以便互通有無，相互融會貫通呢？我覺得這既有可能，又很必要。這也正是我想提出的課題，亦即綜合性地進行有關“時間”的社會及文化研究。這是既有學術基礎理論意義，同時也很有現實意義的重要課題群。文化人類學（民族學）、民俗學和社會學分別對時間問題的研究，長期以來被分別限制在不同領域的狹窄範圍內，彼此不搭界，相互間缺乏基本的學術互動。可是，如果我們以“時間”為關鍵詞，從民眾“生活”立場思考問題、拓展思路，則完全有可能使它們各自的研究成果相互啟發，進而使研究者能夠相得益彰地來通盤考慮。我覺得，超越“分割”的“整合”，無論是對時間問題的整體論理解，還是對不同領域專題的具體分析，都將能夠獲得較之以前更為深入的成果。

　　如果最簡潔地歸納一下，我們實際上集中討論了三個彼此相關的概念：“時間觀念”、“節慶體系”和“生活節奏”。

　　“時間觀念”：中國確實有非常多樣的時間觀念，有些可能構成體系，有些則不成體系，有些是具有歷史背景的文化遺産，有些則是剛剛形成或傳入中國不久。今後很長時期，不同時間觀念的並存互動將很難避免。

　　“節慶體系”：中國既有相對基本上統一的節慶體系，也有非常具有民族性、地域性或社群性的極其複雜多樣的節慶體系。從很多民族或社區的節慶體系裏，我們都可發現獨具特徵的時間制度和時間框架。這裡所謂的節慶體系，不是指一個、兩個孤單的節日或什麼特別的日子，而是指一組或一群彼此之間相互關聯的節慶或日子。

　　“生活節奏”：在單位時間內人們某些行為重復出現的頻次，可用“生活節奏”這一概念來説明。大家都有深切體會，現在的生活節奏變得越發快了，就是説人們在單位時間做的事情，包括工作和生活的很多事都極大地增加了，這意味著速度、效率提高，收入增加，但也空前地感受到忙碌、緊張和疲憊。於是，人們需要休息，需要“朝聖”、需要舒緩壓力。進而，人們往返于“日常”和“非日常”之間的頻次也會增加。中國可能是世界上生活節奏最多變奏的國家。比如，“時間就是金錢”的理念，對上海、深圳的人們來説已是一個常識，但對內地和西部的很多人來説，可能還一下子接受不了或適應不了。因此，人們常説西部生活節奏較慢，人們對時間也沒有緊迫感等等。

　　從這幾個核心概念或關鍵詞出發把話題歸納一下：如果在全國地圖上貼上各種時間的標簽，即標以各種符號用來表示不同的時間狀況，那就會形成一張所謂的“時間地圖”[20]。這當然不只是一個時區、時差之類的圖，它同時還應包括文化、民俗和各種時間觀念在內，成為一張“民俗時間的地圖”。那樣，我們就會發現，中國的時間狀況，包括人們的時間意識和時間感覺在內，存在著頗有規律性的分佈現象：既有“集中分佈”、又有“梯度遞減（或遞增）”，總體上以不均衡為特徵。

　　所謂“集中分佈”，是説某種時間狀態或現象相對集中地分佈在某些地區或社群。例如，“公曆”和國家層面的節慶，主要分佈在大中城市和幹部、職工等人群中，而“陰曆”和吉兇擇定的民俗，則主要分佈在農村和農民中。同樣，聖誕節多見於東南沿海城市，到內地農村則沒有多大影響。

　　所謂“梯度規律”，是説雖然每種時間狀態均有相對集中的核心性分佈，但其分佈從全國範圍看又是不均衡的，按照東南沿海——內地——邊區，或大中城市——小城鎮——農村的順序存在著階梯性規律。以梯度來説，越是在東南沿海和大中城市，人們的時間觀念也就越接近於“時間等於金錢”的説法，人們同時也越習慣於由公曆、星期和手錶所代表的時間制度，官方背景和進口節慶也就越為受到重視和流行，那些具有某種國際性背景的節日在人們生活裏的重要性也就越大。相反，越是到內陸、西部和邊陲，越是到小地方和農村邊遠地區，傳統曆法和節慶的影響也就越大，社會生活節奏也就越慢。春節是農村的氛圍濃郁，元旦則是城裏的氛圍濃郁。聖誕節為城市裏一部分人所熱中，農村人則基本上不知其為何物。對於近幾年剛形成的“黃金周”概念，認知度也是城市高於農村，它以城市為主而形成話題；至於閒暇、休閒之類話題，就更是如此了[21]。就連方便麵和快餐，恐怕也是以東南沿海和大中都市為主要的消費地區。甚至我們若從手錶的準確程度來看，村民們的手錶往往也是沒有城市白領的手錶走得那麼準確，差10多分、半小時的情形並不罕見。就是説，在時間精確程度（手錶指針和標準時間之間存在的差距）、守時程度（公共系統的晚點率）等方面，也一樣存在差距。這方面的例子還可舉出很多。如果仔細分析，不同年齡組的人群，不同職業等，也都可能擁有各不相同的生活節奏。

　　我以為，在涉及“時間”的社會文化現象裏，可能還存在著更為細部的“馬賽克”現象或“夾生”現象。以前在談到現當代中國節慶體系的特徵時，我曾使用過“拼盤”結構的表述，總之，情形非常複雜。只有當我們具備了更加宏觀的視野，同時又可以綜合不同學術領域的視角和成果時，我們才能真正對其複雜性有全盤深刻的把握。

　　小 結

　　中國是一個時間觀念非常多樣，節慶體系非常繁複、生活節奏極多變調的國家。中國是個複雜社會，多民族共存，地域性突出，又處於發展變遷的進程之中，意識形態的影響較大，全社會面臨的文化問題非常之多。以“時間”為關鍵詞，以“時間”為生活的基軸，觀察和分析中國民眾的生活方式及其變遷過程，探討中國社會之複雜性及中國文化之多樣性，是非常有價值的學術思路，也有頗為寬廣的學術空間。

　　為什麼“時間”角度如此重要、如此有意義呢？我想，在研究某個民族或社區的文化時，常常只是把各種文化現象或社會事實羅列一番，不容易找到其本質或很核心的部分，我覺得本質和較為核心的部分應該就是某一民族或社群人們的世界觀、宇宙觀，以及他們是怎樣看待自己的生活世界，是如何編排他們的生活，又是如何創造出生活的節奏和意義的等等。我覺得，要理解這些問題，就得研究涉及“時間”、“時空設置”[22]的社會與文化問題。研究時間是我們了解文化的一個很好的出發點。

　　最後，如果站在民俗學立場上來結束這篇報告，那我想説，只要我們拓寬視野，突破學術壁壘，全面地研究涉及“時間”的民眾生活方式（亦即所謂“民俗”），從有關“時間”的民俗事象這一研究角度，我們也是有可能去認識中國社會的結構，認識中國文化的特徵以及理解中國人民的生活方式的。顯然，擴大民俗學視野、擴大民俗學的解釋力，對於我們在現代社會條件下繼續發展可以為中國人民造福的現代民俗學，有著不言而喻的重要性與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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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周星《時間觀念、節慶體系與生活節奏——中國城鎮生活方式變遷的一個重要側面》，電腦打印稿，2001年3月。

　　[2]2001年6月5日，筆者在日本國立民族學博物館的共同研究會上做了題為“中國社會的‘時間’問題”的報告。2001年8月3日在西北民族學院參加“教育部第六屆社會學人類學高級研討班”時，以“‘時間’的民俗與文化”為題作了報告，那次講課記錄曾在《西北民族研究》2002年第1期以“未經作者修訂”方式付印，故有不少訛誤。隨後，筆者又先後於2002年7月16日在北京召開的中國民俗學會第五次代表大會，以“關於‘時間’的民俗學”為題做了小組發言；2004年9月14日應邀為中央民族大學民俗學專業博士生和碩士生講課時，曾再次以“關於‘時間’的民俗學研究”為題。為對《西北民族研究》的廣大讀者負責，筆者對西北民族學院的講課記錄做了整理修訂，並綜合上述有關同一課題的多次講演或學術報告的內容，最終歸納成文。不妥之處，敬請諒解。

　　[3]周星“細細品味年節的意蘊”，《人民日報》1995年1月27日。

　　[4]周星“旅遊産業與少數民族的文化展示”，Hiroko Yokoyama(ed.) Dynamics of the Ethnic Cultures and the State in China Senri Ethnological Reports 20, Naional Museum of Ethnology, Osaka, Tapan,2001.

　　[5]周星主編《戶縣農民的生活與文化——2000年度中國田野實習報告書》（日文），第45-53頁，愛知大學國際交流學部比較文化學科，2001年10月。

　　[6]劉文英著《中國古代的時空觀念（修訂本）》第36-43頁，南開大學出版社，2000年。

　　[7]周星“麗江納西族的醫藥生活與文化”，潘乃谷等主編《社區研究與社會發展》，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

　　[8][日]井波律子（杜冰譯）“中國的理想鄉——仙界與桃花源”，《中國民俗學年刊（2000-2001年合刊）》，學苑出版社，2002年7月。

　　[9] 楊堃“廢歷年節之社會學的意義”，楊堃著《社會學與民俗學》，四川民族出版社，1997年。

　　[10]家瑞編《民俗萬年曆》，中國戲劇出版社，1999年10月。

　　[11]戶縣誌編纂委員會編《戶縣誌》第522-523頁，內部鉛印本，1987年。

　　[12]李亦園“我的人類學觀：説文化”，周星、王銘銘主編《社會文化人類學講演集》，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

　　[13]參閱赤田光男、福田亞細男等編《講座 日本的民俗學第6卷 時間的民俗》，雄山閣，1998年10月。

　　[14]楊哲峰“公元與干支紀年相互換算的新方法”，北京大學古代文明研究中心編《古代文明研究通訊》總第六期，2000年9月。

　　[15]周星“中國的重陽節民俗”（日文），築波大學比較民俗研究會《比較民俗研究》第1號，1993年3月。

　　[16]參閱Yasuhiro Nagano, Time,Language and Cognition, Senri Ethnological Studies No.45,National Museum of Ethnology,Osaka,Japan,1998. 中牧弘允編《Ethnic Cultures Crossing Borders：越境する民族文化》，財團法人千里文化財團，1999年。

　　[17]清水昭俊“生活的諸相”（日文），石川榮吉主編《現代文化人類學》第27-88頁，弘文堂，1983年。高丙中“時空設置的構造與重構：以土族為例”，王銘銘、潘忠黨主編《象徵與社會》，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

　　[18]參閱王琪延、張衛紅、龔江輝著《城市居民的生活時間分配》，經濟科學出版社，1999年7月。國家統計局中國經濟景氣監測中心、新生代市場調查有限公司“1998年中國城市居民消費形態調查結果”，《經濟日報》1998年5月1日。

　　[19]田村武“黃金周”（日文），鵜飼正樹、永井良和、藤本憲一編《戰後日本的大眾文化》，昭和堂，2000年。

　　[20]參閱勞勃•勒范恩（Robert Levine）著，馮克蕓、黃芳田、陳玲瓏譯《時間地圖：不同時代與民族對時間不同的解釋》第1頁，第11頁，台灣商務印書館，1997年。

　　[21]周星主編《西安市民的生活和文化——2001年度中國田野實習報告書》（日文），第96-103頁，愛知大學國際交流學部比較文化學科，2002年6月。

　　[22]高丙中“民族現代化與生活方式的轉型”，高丙中主編《現代化與民族生活方式的變遷》，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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