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年：從傳統到現代
——並略及中日過年習俗異同的比較
央視國際 (2005年02月11日 15:46)

　　引言

　　過年，是每一個民族都有的風俗習慣，並且是一種繼承性極強、最不易動搖泯滅的民俗事象。在今日中國，許多傳統民俗節日已經或者正在消亡，至少日趨淡化或變形，唯獨過年這個民俗習慣依然頑強而熱烈地存在著——當然，它也有不少變化，並不是完全一仍其舊。①無論從文學研究，還是從民俗學研究的角度，這一與歲時節令、與全民生活關係密切的民俗事象都令人深感興趣。

　　本文筆者認為，作為民俗節日的“過年”，是一個包含著相當長時間段、一系列活動形式的完整民俗行事。它並不是如歷來各種《歲時記》所述，或如通常所習稱的那樣，是僅僅從每年正月初一（即元旦）開始的所謂“年節”而已。本文所謂的“過年”，是要從大年初一開始的春節向前推，大致推到前一年的臘月下旬，從鄉間普遍的祭灶起，經過除夕，跨年到新歲的正月初一，延至十五的元宵節（一般是到正月十七日）為止。這樣，前後二十多天、將近一個月的時間，在一個中國人，尤其是鄉間老人或傳統意識較強的人們心目中才算把年過完。過年的關鍵在一個“過”字，它指的是一個過程，這過程應包括把舊的一年送走，同時意味著開始新的一年，因此過年實乃聯絡兩個年度而又兼跨兩個年度具有特殊意義的節日。在任何民族和國家，儘管名稱、具體活動及時間安排各有不同，但處於歲尾歲首之交的這個特殊節日，都是一年中最重要的民俗節日，在中國更是如此。也正因為過年是個歷時頗長的民俗節日，它才會有那麼多的活動，那麼豐富的內容，以致圍繞著它的民俗行事，足以形成一個龐大的民俗事象群。本文限于論題，將只能涉及過年民俗的一小部分，這是需要説明的。

　　在地理概念上，本文以中國的過年為主。筆者籍貫浙江，長期生活于上海和北京，對這三地的過年習俗較有體會，故選用資料常以這三地城鄉漢族的過年情景為主。但必要時，也涉及其他地區的情況，並擬根據自己的了解，試與日本的過年作一些粗淺的比較。

　　如前所述，無論中國的南方北方，漢族地區少數民族地區，過年的行事都是非常豐富多樣的，這裡有大同，更充滿小異。但按筆者的看法，過年行事儘管豐富多采，究其意義和實質，亦即文化內涵，卻可以概括為以下三個方面：

　　一是有關過年者主體自身物質及精神需求的；

　　二是為調諧和加強現實人際關係的；

　　三是反映人天關係，也就是人與超人的神秘的天神和鬼怪世界關係的；

　　作此概括的目的，是為了便於描述過年紛繁複雜的民俗行事，也是為了便於分析一系列過年習俗的文化含義，並努力使這種分析較為深刻透徹。

　　文章的另一個內容是論述過年習俗的發展演變。這些行之數千年的民俗活動，至今仍有某些一以貫之的內容和形態，然而又確實發生了巨大的變化。隨著時代變遷，古老的過年方式、陳舊的過年內容和過年所投射於人們心理的影響，及其在現實生活中的作用意義等等，都不斷地被打上某種新的印記。過年習俗總是處於變動之中，處於新舊雜陳、新舊交替的狀態。這是這一民俗風習具有生命力的標誌，也是它至今猶存的重要原因。 概括地描述這種變遷，並分析其意義，也是本文預定的一個內容。

　　由於得到政府的認可和支持，過年是迄今為止中國所有民間節日中規模和影響最大、與全體民眾關係最為密切的一個。本文也想在上面的論述之後，對中國當下的過年風俗提出自己的一點看法，以使這一研究能對現實生活的改善有所裨益。

　　一 中國過年方式的回溯

　　過年這一民俗事象的起源，與進入農耕時代的先民們對四季、節令等時間概唸有了初步理解和把握顯然有關。先民們在日月寒暑、春夏秋冬、播種收穫、忙碌休閒的輪換交替中，領略了時間流動和生活節奏的週期性，終於産生了“年”的概念。時間是無首無尾的漫漫長流，但“年”卻是一個有始有終的人為概念，“過年”的想法和行事，便在“年”這個概念的基礎上發生了。關於“年”和“過年”概念産生的原因，學者們有多種解釋。但對上述觀點，中日學者有著基本相同的看法，筆者也是予以認同的。

　　從現存文獻記載，還可以大致了解遠古時代的過年方式——雖然這已不是它的最初形態。

　　中國古人特別重視每一年的開端，稱其第一天為元日，或稱元正、元旦，因為這一天具有“三元”之殊。正月一日，既是日之元，又是月之元，還是歲之元，是一個首屈一指、獨一無二的日子。於是他們將這一天與最重要的政治事件聯絡起來。《太平禦覽》引《書•舜典》雲：“正月上日，受終於文祖。”又曰：“正月朔旦受命于神宗，率百官若帝之初。”“月正元日，舜格于文祖。” 這裡的“正月上日”、“正月朔旦”、“月正元日”，指的都是正月初一這一天，反復敘述的都是舜繼承堯位、登基治國之事，是對遠古無文字時代歷史的追記。所謂文祖、神宗，均指唐堯，受終、受命指堯禪讓帝位於舜。據孔安國注：舜為堯服喪滿三年，決定在元旦這天正式登位執政，而在這之前就須先率領眾臣到堯廟告祭。這當然並不能作為舜在元旦日登基的證據，也不能用來説明元旦祭祖的真正起源，但如把這當作元旦祭告祖先習俗的遺存和應用，應該是可以的。以後歷朝歷代的皇帝，也都慣於在元旦舉行各種儀式祭祖和祭天、祭神，這在歷代正史的皇帝本紀和《郊祀志》中多有記載。皇帝們自封為天人二間的聯絡者，在百姓面前，他們是天之子，代表著天意；而在上天面前，則是民之主，代表著下界眾生。他們既以天子身份統治人間，又以萬民之主的身份向上天負責。為了標榜並加強其統治的合法性，他們在一年之中要多次與上天溝通——一系列祭祀儀典的真正涵義和目的，既是向上天致意，更是向萬民昭顯其特殊身份——而元旦的這一次應該是格外重要的。

　　普通民家作為地上的居民，也有與上天溝通的問題，於是，如後漢崔寔《四民月令》所言：

　　正月之旦，是謂正日，躬率妻孥，挈祀祖禰。前期三日，家長及執事者皆致齊（齋）焉。及祀日，進酒降神畢，乃家室尊卑無小無大以次列坐于先祖之前，子婦孫曾各上椒酒于其家長，稱觴舉壽欣欣如也。謁賀君師，故將宗人父兄、父友友親、鄉黨耆老。是月也，擇元日可以冠子。百卉萌動，蟄蟲啟戶，乃以上丁祀祖于門及祖禰道陽出滯，祈福祥焉。又以上亥祠先穡以祈豐年。

　　這説明，在新年裏，自元日起，民家同樣有著一系列祭祀活動，祭祀的對象一是祖先，一是神靈，規模和次數也都不少，這些都具有溝通人天之意。原來，古人過年時，最為關注和重視的實在是自己與天、自己與神鬼的關係。他們的思想深處盤踞著“天人合一”的哲學（不一定表現為理論形態，但在朦朧的意識中深信不疑），以為冥冥中有上天與神鬼在監護督察著地上的一切，所有天文地理等自然現象都跟天的意志，跟神鬼的干預有關，而地上人們的所作所為都會被天上的神明所注視，而且上天會因此作出這樣那樣的反應。他們渴望獲得上天和神鬼的佑護，至少不被加害，除了平日多多積德崇善以外，到了過年，第一要緊的事是對祖先和整個冥冥世界，從天神地祇到妖魔鬼怪進行祭拜和禱祝，感謝一年來所得到的恩澤，以自己的誠意感動神衹鬼怪，祈求明年更多的關照。看看梁•宗懔《荊楚歲時記》對元日至月末種種行事的描述，對此便能獲得深刻的印象：

　　正月一日是三元之日也，謂之端月。雞鳴而起，先於庭前爆竹以辟山臊惡鬼。帖畫雞或斵鏤五彩及土雞于戶上。造桃板著戶，謂之仙木。繪二神貼戶左右，左神荼，右鬱壘，俗謂之門神。於是長幼悉正衣冠以次拜賀，進椒柏酒，飲桃湯，進屠蘇酒、膠牙餳，下五辛盤，進敷于散，服卻鬼丸，各進一雞子。……又以錢貫係杖腳，回以投糞掃上，雲令“如願”。正月七日為人日，以七種菜為羹。剪綵為人，或鏤金箔為人，以貼屏風，亦戴之頭鬢。又造華勝以相遺。登高賦詩。……正月十五日作豆糜加油膏其上，以祠門戶。其夕迎紫姑，以卜將來蠶桑，並佔眾事。正月未日夜，蘆苣火照井廁中，則百鬼走。元日至於月晦，併為酺聚飲食，士女泛舟或臨水宴會，行樂飲酒。晦日送窮。

　　燃放爆竹是為了驅逐山臊（或作山魈）惡鬼，帖畫雞、挂土雞，造桃板，繪門神，以及用蘆苣火照井廁，同樣為的是阻擋魑魅鬼怪的侵擾，就連老少長幼的飲食佩帶都與防邪避鬼有關，“卻鬼丸”的名字，更使此意顯露無遺。上述可稱為對抗抵制的一手，另外還有拜懇祈求的一手。例如用錢繫於杖腳投糞掃上，以乞求如願；作豆糜加油涂于門戶，以媚蠶神；以及迎賽紫姑，以占卜和祈福。如願、蠶神和紫姑，都是民間信仰的善神，紫姑在成神之前還是一個有著人間悲苦遭遇的女子，她們對人沒有惡意，還肯于助人，人們也就對她們頗懷好感，所以她們雖然現在也屬異類，但民眾採用友好的祈求態度對待她們。

　　中國民間的祭祀禱祝活動，在所謂“四時八節”中很多很頻繁，但與過年有關的此類行事帶有總結前一年、開啟下一年的意思，這是平日的同類活動所不具備的。需要特別指出的是，與過年有關的總結性祭祀禱祝活動並不僅存在於新年的正月初一，而是早在上一年的臘月就開始了。這也就是筆者要把過年這一民俗節日推前到臘月的理由之一。

　　臘月的民俗行事很多，人們最熟知且至今猶存的是煮臘八粥。如果因為臘月初八距年終尚早，這還應算是臘月民俗的話，那麼，越接近年底，那些民俗活動的意義就越與過年相關。到了臘月二十四（或二十三）的祭灶，就完全應算是過年行事的一部分了。南宋陳元靚《歲時廣記》卷39引《歲時雜記》説到：“舊俗以為七祀及百神每歲十二月二十四日新舊更易，皆焚紙幣，誦道佛經咒，以送故迎新，而為禳祈雲。” 而據《東京夢華錄》記載，北宋時臘月有“景龍門預賞元夕”的風俗，而且把臘月二十四稱為“交年節”。交年，即新年舊年相交之意：“二十四日交年，都人至夜請僧道看經，備酒果送神，燒闔家替代錢紙，帖灶馬于灶上，以酒糟塗抹灶門，謂之‘醉司命’。夜于床底點燈，謂之‘照虛耗’。”又雲交年日以後，京師“市井皆印賣門神、鍾馗、桃板、桃符及財門鈍驢、回頭鹿馬之行帖子，賣幹茄瓠、馬牙菜、膠牙餳之類，以備除夜之用。” 這説明在宋人心目中臘月二十四就已是新舊年交替的日子，從此時起，就該進入過年階段了，祭灶、撣塵、驅儺和購置年貨，就都屬於過年的關目。

　　至於除夕（亦稱歲除），轉天就是正月初一，是新舊年交替的最後一日，也被看做是新舊年相重疊的一日。除夕最重要的習俗是全家團聚守歲，此日一般從午後開始，就陸續懸挂祖先遺像，擺開香燭供品，傍晚行饗祭儀式，然後闔家聚餐。人們有意把除夕變成不眠之夜，讓它與元旦連成一體，實際上也就把過除夕當作了過年的開端，過年的一部分。在中國傳統上，除夕的重要性絕不亞於元旦。自古以來，所有在外奔忙的旅人，若説要回家過年，無不是指在除夕夜之前（而決不是大年初一）趕到家中，就強烈地反映了這種意識。

　　古代臘月的民俗行事，除祭灶外，還有種種驅儺活動。請看《歲時廣記》所蒐集的有關資料：

　　有司儺：《論語疏》：“儺，逐疫鬼也。為陰陽之氣不節，癘鬼隨而作禍，故天子使方相氏黃金為四目，熊皮為帽，作儺儺之聲，以驅疫鬼，一年三遍為之。故《月令》‘季春命國儺’，‘季秋天子乃儺’，‘季冬命有司大儺旁磔’。注雲：‘此月有癘鬼將隨強陰出害人，故旁磔于四方之門。磔，禳也。”

　　鄉人儺：《論語•鄉黨》：“鄉人儺，朝服而立於阼階。”晦庵注雲：“儺所以逐疫。《周禮》方相氏掌之。儺雖古禮而近於戲，亦必朝服而臨之者，無所不用其誠敬也。或曰：恐其驚先祖五祀之神，欲其依己而安也。”

　　這是從驅儺的主體（官方還是民間）來區分的。皇宮中的驅儺另有殿前儺、大內儺之分。而若從被驅的對象來説，則有所謂驅鬼儺（疫鬼、瘧鬼、魍魎蜮鬼），埋祟儺等等，名目雖有不同，對象其實就是鬼祟而已。歸根到底，儺事活動的目的，是在於驅逐為害人類的種種鬼蜮，以保證人類正常健康地生活。

　　以上所舉出的過年民俗行事，有一個共同點，就是活動的目標都是指向人所不能掌握、不能控制的異己力量的——上天也好，神明也罷，鬼怪疫祟更是如此，它們都外在於人，不為人的意願所左右，偏偏其所作所為卻又與人的命運有極大關係。所以，人在過年這個重要時刻，不能不採取種種措施，與它們溝通，向它們傳遞信息，把自己的要求和態度顯示給它們。祭祀祈禱，拜迎恭送，挂桃符，貼門神，點燃爆竹，表演驅儺的化粧舞蹈，等等等等，態度或莊嚴肅穆，或嘻笑怒罵，或以虔誠祈求為主，或代之以強烈的抗爭，種種行事，動機只有一個，就是爭得和維護人的利益。

　　古時過年的另一項重要活動是官方的朝會和鄉間的互訪，繼承演變至後世，便是習稱的拜年。

　　關於古時元旦朝會，正史記載甚多。這裡引用宋末人週密《乾淳歲時記》的資料，可以看得更為具體些：

　　朝廷元日、冬至行大朝會。儀則百官冠冕朝服，備法駕，設黃麾杖三千三百五十人，用太常雅樂，宮架登歌。太子、上公、親王、宰執並赴紫宸殿，立班進酒，上千萬歲壽。上公致辭，樞密宣答，及諸國使人，及諸州入獻朝賀，然後奏樂進酒賜宴。……上服幞頭玉帶靴袍，先詣福寧殿龍墀及聖堂炷香，次至天章閣祖宗神禦殿行酌獻禮，次詣東朝奉賀，復回福寧殿，受皇后太子皇子公主貴妃至郡夫人內官大內以下賀。賀畢，駕始過大慶殿御史臺閣門，分引文武百僚追班稱賀，大起居十六拜，致辭上壽，樞密宣答，禮畢放仗。是日後苑排辦禦筵于清燕殿，用插食盤架。午後修內司排辦晚筵于慶瑞殿，用煙火，進市食，賞燈，並如元夕。

　　這裡描繪了元旦朝會君臣各自的活動，包含了一系列繁瑣儀式，而究其實質，則不過一是君臣的節日聚會，群臣也就順便聚會了；二是皇帝賜宴，也就成了群臣的聚餐。這就是官式的拜年，是現代“團拜”的遠源。這種官式拜年與廣大民家的拜年相比，規模氣派雖有天壤之別，性質卻實在並無二致。如果非要尋找異處，則民間尚有君臣之間不可能有的互相走訪問遺之舉——大抵是年幼者、官卑者登門叩拜長輩或上司，至於鄉間，鄰里戚屬相互拜年饋遺，則更自由得多。

　　過年的聚會和拜訪，出於人類群居生活的自然要求，有著加強和潤滑人際關係的實際功用。人們之間，若雙方平時關係就不錯，得此聚會互訪及相互饋遺後，關係當更親密；若平時關係疏遠淡薄，甚或有所捍格，那麼通過過年的交往，矛盾或可和緩化解，至少有了進一步對話的可能，這對雙方也都是有好處的。過年習俗中包含的這一內容，在歷史演進中雖方式有變，但大體延續下來，並至今不衰，顯然是文明社會的一種有意選擇。

　　如上所述，過年的民俗行事首先是指向神靈世界的，其次是指向人際社會的，而這兩個目標，歸根到底都是為了人自身長遠和根本的利益。然而，過年畢竟又是一年一度每個人盼望甚久的節日，過年的民俗行事不能不更多地考慮滿足每個人當下的物質和精神需求。實際上，過年習俗中無論是指向神靈世界，還是指向人際社會的行事中，全都包含著人們自身的物質享受和精神愉悅在內，也就是説，那些行事的目的和功用本來就不是單純的，而是複合的。

　　祭祀和供養固然都是針對神靈和祖先的，但那些祭品和供物，在儀式中被神靈和祖先享用過以後，實際上絕大部分還是由祭祀者、供養者所消受。崔寔《四民月令》所記正月初一“躬率妻孥，挈祀祖禰”“進酒降神畢”，便是闔家老小團坐于先祖之前，由小輩“各上椒酒于其家長，稱觴舉壽欣欣如也”，也就是説，開始了新年聚餐。除夕的年夜飯，名義上也需供奉祖先神靈，而在儀式之後實際品嘗的卻同樣是在世的人們。就連皇帝舉行過隆重的新年祭禮和朝拜儀式後，也還要擺出豐盛的筵席招待群臣。整個過年期間，神靈們固然不斷得到形式上的祭祀，而真正獲得“牙祭”之福的，則是辛勞了一年的人們，特別是盼過年的孩子們。過年了，能夠穿新衣，戴新帽，能夠吃上比平時豐盛得多的食物，這是許多人，不僅是孩子們，都在衷心期待的。由此可以想見，臘月以來對年貨的認真準備和採買，與其説是為了祭祀神靈，倒不如説是出於多少滿足一下自己口腹之欲的潛在心理。

　　釋放平時聚集的精神疲勞、焦慮和種種心理壓力，以獲得心靈上哪怕是短暫的解放和愉悅，也是民眾渴望過年的一個深刻動因。與所有的過年民俗行事聯絡在一起的，是人們的娛樂性活動。比如驅儺，本來是面對鬼怪邪魔的一場抗爭，有它獨特的嚴肅性緊張性，其所用的假面、衣飾和整個的化粧舞踴，本是為了加強抗爭的力度，達到成功驅儺逐祟的目的，然而，這一切卻同時成為一種文藝甚至是文娛的演出，驅儺變成了一種有聲有色的戲劇，無論是表演者還是觀賞者，都從中獲得用其他方式難以得到的精神亢奮和激動。又比如，點燃爆竹，本意在於驅趕“山臊惡鬼”，可是那突發而震耳的巨大響聲，不是同時也給燃放者以情緒的振奮和快意的享受嗎？於是放爆竹以及由此演化而來的放煙花，就逐漸演變為一種令人驚喜的遊藝和遊戲。從這個角度審視過年期間所有的民俗行事，無不能夠發現其深層隱含著滿足人的精神需求、心理慾望的內涵。

　　最能説明過年民俗行事這一性質的例證，無過於正月十五開始的元宵節（古代又稱上元）。如果説此前的種種節日行事，均程度不等地含有民眾自娛的成份，但因終究要保持祭祀禱祝的肅穆形式而有所拘束，未能讓人們徹底放鬆和充分宣泄積鬱的心理能量的話，那麼元宵燈節乃是過年期間最後也是最好的一次縱情歡樂、釋放能量的機會。中國古來沒有西方某些國家那樣全民放縱的狂歡節，唯元宵節差堪比擬，不妨稱之為中國古代的狂歡節。

　　筆者在《唐帝國的精神文明——民俗與文學》一書中，曾談到過這個問題，引用了《隋書》中的一段文字來説明隋朝時元宵節的盛況。那是御史柳彧一篇奏章對當時元宵節的描述，他的用語充滿否定意味，目的是要求朝廷對過分熱鬧的節日活動加以限制：

　　竊見京邑，爰及外州，每以正月望夜，充街塞陌，聚戲朋遊。鳴鼓聒天，燎炬照地，人戴獸面，男為女服，倡優雜技，詭狀異形。以穢嫚為歡娛，用鄙褻為笑樂，內外共觀，曾不相避。高棚跨路，廣幕淩雲，袨服靚粧，車馬填噎。肴醑肆陳，絲竹繁會，竭資破産，競此一時。盡室並孥，無問貴賤，男女混雜，緇素不分……

　　所謂正月望夜，乃是元宵節的第一天，此夜不但京城都邑，就連外州偏僻之地，也是一片歡騰。人們不分男女，從家中出來，呼朋喚友，結伴到大街賞燈遊玩。官宦或豪富人家，臨街搭起高大的席棚，張開考究的帷幕，棚內陳列著美饌佳肴，還有龐大的樂隊在演奏。他們全家老小，包括女眷，穿戴著亮麗的服飾，乘馬坐車來到街棚，以致大街上車水馬龍擁擠不堪。這些富貴人家之所以竭力顯示豪奢，除了圖享受外，實有暗中鬥富的意思。此時，燈彩燎炬將大街照得通明，鑼鼓音樂之聲喧天。各種倡優雜技和奇形怪狀的化粧舞踴，就在當街表演。狂歡的人群是各色人等都有，就連平日難得上街的婦女和只在寺觀修行的僧徒道眾，也統統跑到街上，匯入狂歡的人潮。柳彧把這一切叫做“以穢嫚為歡娛，用鄙褻為笑樂”，顯然，他是看不慣這種不分貴賤內外，男女緇素混雜的局面的，殊不知這正是狂歡節的景象。柳彧上書要求禁止、約束元宵的狂歡，直到隋朝滅亡也沒有實現。到了唐代，元宵的狂歡程度有增無已，連皇帝后妃都參與了進來。

　　據唐史記載，上元節是一年中唯一撤除宵禁，允許百姓狂歡的日子。唐中宗與皇后曾于景龍四年（710）的元宵節一連兩天微服觀燈，並幸駙馬韋安石府第。最有意思的是，這一夜，破例允許宮女數千人外出看燈。次日點檢人數，竟有不少逃亡不歸。後來唐睿宗（時退位為太上皇），在先天二年（713）上元節，也曾一連三天禦安福門觀燈，並出內人（宮女和宮中樂妓）連袂踏歌，縱百僚同觀。其時，另有宮女數千人，衣羅綺，曳錦繡，耀珠翠，施香粉，並選長安、萬年兩縣少女、少婦乃至使婢妓女千餘人，穿戴打扮每個人要花費三百貫到萬錢不等，讓她們于燈輪下踏歌表演，三日才罷。

　　宋代國力雖不如唐，但生産和經濟卻更發達，過年，特別是元宵節就更熱鬧了。孟元老《東京夢華錄》對此有詳細描述。茲稍加摘錄以窺一斑：“正月十五日元宵，大內前，自歲前冬至後，開封府絞縛山棚，立木正對宣德樓。遊人已集禦街兩廊下，奇術異能，歌舞百戲，鱗鱗相切，樂聲嘈雜十餘裏。擊丸蹴踘，踏索上竿，趙野人倒吃冷淘，張九哥吞鐵劍，李外寧藥法傀儡，小健兒吐五色水……更有猴呈百戲，魚跳刀門，使喚蜂蝶，追呼螻蟻，其餘賣藥賣卦，沙書地謎，奇巧百端，日新耳目。”如此眾多的藝人爭相獻藝，這時都城汴梁（今河南開封）的熱鬧狀態可以想見。宋徽宗更打出“宣和與民同樂”的招牌，成為東都元宵樂事的總策源者，於是皇親國戚、達官權豪紛紛搭建綵棚，張燈奏樂，老少男女全都上街觀燈。各大寺廟也開放迎客，既燒香拜佛，又布攤買賣，更設場演藝。整個城市撤除夜禁，到處是綵山與燈山爭輝，百戲與雜劇並陳，內教坊樂人登上露臺演出，“萬姓皆在露台下觀看，樂人時引萬姓山呼”，就這樣一直狂歡到十九日才算“收燈”。 至於明清時代，元宵節的性質大致仍然如此。

　　元宵節的狂歡民俗説明什麼呢？筆者在《唐帝國的精神文明》中曾作如下分析：

　　在唐人看來，一年到頭平淡無奇、缺少情趣的日子還是太多了，他們就是要用各式各樣的節日來打破平凡，打破庸常，製造氣氛，掀起高潮，並從中獲得樂趣。在新春伊始的元宵佳節，他們要暫時忘卻生活的艱難辛酸及一切煩惱和不如意，暫時拋開現實中官民分野、利害衝突，在節日喜慶所締造的有限時空和文化氛圍中，盡情地玩樂，盡情地享受，享受他們平日所不可能享受到的一切，而歸根到底，那就是自由；帝王后妃走出皇宮，是為了尋覓平日沒有的自由；平民百姓、文人士子甚至和尚道士與從無機會外出尋歡的宮人女子、良家婦女，這一夜在街頭可以“無問貴賤，男女混雜，緇素不分”地盡情玩樂，這更是一種身心的解放，是他們內心極端渴望卻難以得到的自由。節日的狂歡，給所有的人提供了一個機會，讓他們舒泄鬱積于體內和心靈深處的慾望和能量，讓他們進入忘我之境，卻因此而發現自我，體驗到人之為人的權利，品嘗到人之為人的滋味。經過這“以穢嫚為歡娛，用鄙褻為笑樂”的三天，人們的體力和心靈都達到一種新的平衡，社會生活遂得以在正常軌道上繼續運行下去。

　　這話本是針對唐人而言，但實際上對其他時代的人也適用。不僅是過年，一年中其他許多民俗節日，其意義和作用也存在這種複合性。儘管許多節日的成立和設置，本來各有自身的原因和理由，但過節的人總會從中發現或利用它成為現實享受的機會，只不過過年這個時間最長規模最大的節日，在給予人們物質精神享受方面的意義和作用，比其他節日更為突出而已。於是，這裡就有一個現象值得注意，即在歷史的發展演變中，一系列節日民俗逐步地由“為神而行”變為“為人而行”，節日給人以物質消費和精神享受這層含義不斷地增長著，而原先的祭祀禱祝性質則日益呈現淡化趨勢。

　　二 日本過年習俗略窺

　　日本的過年習俗也是十分豐富多采的，許多方面與中國有著相似之處，而論其保持傳統的成份，似乎尤比中國有過之而無不及。 將中日過年習俗做些比較，是一件很有趣，也很有意義的事。可惜筆者沒有在日本過年的經驗，缺少親身體會。這裡的比較只是從書本閱讀獲得的一點粗略了解出發，而且，因為時間和能力的限制，閱讀和理解也都很窄很淺。對於筆者下面文字的淺陋，真誠地敬請原諒；其中若有謬誤，更請不吝指教。

　　雖然元月一日才是過年的正日子，但實際上並不是從元旦才開始過年，而是從上一年十二月下旬就進入了過年的前期或預備期，所謂過年，其實要包含大約二十天左右的一段時間。這一點，在中日兩國的古代是基本相同的。現在由於國定假日的制約，過年的時間沒有那麼長了，但年假依然是一年中最長的假期（要連續七、八天，往往年假一結束，隔一、二天又會遇上週末），而且假期總是橫跨兩個年度，即從元旦之前就已開始，這在中日兩國也都一樣。事實上，無論中日，在有些老輩的意識中，過年的準備期開始得比臘月下旬還要更早。

　　東京的今井榮先生（1901—1961），父子兩代相繼擔任東京都墨田區（原東京府下南葛飾郡寺島村）著名的白鬚神社社掌和宮司，今井榮後來還是高木神社和長浦神社的宮司，在他所著《墨東歲時記——江戶下町的生活與行事》一書中，就很明確地説：“在江戶時代，迎新年的準備，從年末的十二月八日就開始了。”和中國一樣，這一天，有用小豆、山芋煮粥吃的習慣。多數人家過幾天（十三日）就會給老師發工資，讓他們回家過年。歲暮時節，日本還有親朋間相互饋遺贈答的風俗。金井榮為了説明年終時節一般人的心情，還特意引用了寶井其角和大高源吾兩位此時用俳句所做的對答：

　　“時光飛馳，水波流逝，我的生命呵……”

　　“等待明天早晨吧，那個夢中的寶舟。”

　　隨著年終的迫近，人們感到光陰飛馳，生命消逝，於是一位未免發出嘆息。另一位則安慰他在新年裏做個好夢，夢見日本人非常相信的那艘寶船。 這裡涉及日本的一種風俗，即認為正月裏枕著“寶船繪”入眠，如能在一年之初，尤其是年初二做夢（所謂“初夢”），夢見寶船，那是大吉大利的事。所謂“寶船繪”乃是一種版畫，畫上印著一條船，船畫得很質樸，重要的是船上裝著米糧袋、銀箱、砂金袋、鯛魚、童話裏的萬寶槌和隱身草，當然還有許多金銀財寶，也有把七福神的形象畫在上面的。江戶時代的寶船繪，以畫有七福神的為多。年末歲初，東京街上到處是叫賣寶船繪的小販，買的人也很多。家家都盼著做到吉利的初夢。如果真的做到了這種吉夢，就把寶船繪交納到神社，由神社集中起來，用凈火焚燒（從前是把寶船繪埋于土中或投于江水），這樣，福氣就會來到，而一切惡夢、厄運和災難，就被送走了。

　　雖然具體做法不同，但在過年這段日子裏，人們始終關注著同祖先和鬼神的關係，通過各種方法與祖先和鬼神溝通，向他們致以敬意，表達願望，希望他們給予護佑，這也是兩國過年習俗共有的重要內容。

　　在《江戶東京歲時記》這本書中，作者記述了江戶時代（1600—1867）東京的正月風俗，其中就説到年初拜祭七福神是一件不可忽略的事。所謂七福神，指惠比須、大黑天、毘沙門天、弁財天、福祿壽、布袋尊、壽老人等七位神靈，他們分別與漁業、農業、商業有關，又與智慧、口才、健壯、壽命、官位、財富、家庭美滿等等普通人最切身最渴望的事有關。他們分住在不同的寺廟中，一個人如能在新年裏將七福神都拜遍，就可獲得極大的福祉。江戶時代，巡拜七福神的最佳去處有三個，那就是谷中七福神、山手七福神和隅田七福神。這三個地方的七福神，各分佈在當地的一批寺院中，如谷中七福神，分別在今之清雲寺（惠比須）、護國院（大黑天）、天王寺（毘沙門天）、不忍池弁天堂（弁財天）、東覺寺（福祿壽）、修性院（布袋尊）和長安寺（壽老人）等處，是江戶最古老的七福神，18世紀末到19世紀中，是它最興盛的時代。山手七福神也很古老，分佈在瀧泉寺、大圓寺、覺林寺、蟠龍寺、妙圓寺、瑞聖寺等幾個寺廟中，號稱元祖山手七福神。隅田七福神在現在的墨田區內，分佈在三圍神社、多聞寺、長命寺、向島百花苑、弘福寺、白髭神社（筆者按：不知是不是就是今井榮父子掌管的白鬚神社？）等寺廟和神社中，至今仍非常興盛，每年正月都有許多人前往參拜，態度十分虔誠。這從該書中刊出的照片上，看得很清楚。

　　過年參拜七福神的風俗，在日本至今不衰，而參拜的路線已不限于江戶以來的三條。到1995年為止，得到確認的參拜地點，全國達到95處之多，在東京，像日本橋、銀座、港區（麻布）、新宿山手、小石川、下谷、淺草名所、龜戶、東海（品川）、池上、板橋、柴又、八王子、多摩（青梅）、調布等處都有，而且在東京以外的地方出現了新設參拜點的熱潮。不用説，祭拜七福神的年事活動，也給有關寺廟帶來了副業收入的大好機會。而且參拜七福神似乎已不限于過年的正月，而發展到更多的日子。筆者于2004年9月在日本偶看電視，還看到人們在東京淺草寺參拜七福神的場面，相當熱鬧，可惜鏡頭很短，看得不仔細。同年11月，筆者在京都著名的泉涌寺看到當地的七福神會，正在舉行所謂“京都泉涌寺七福神授福巡遊”的活動。日本的地方性地圖，標出來的寺院神社很多。在街上隨便走走，也常能遇到大小不等的神社。日本民眾相當重視寺廟神社的保護，即使平常的日子，也會有人參拜，這一點給筆者印象很深。某日，筆者偶遊名古屋的円頓寺，在附近一個以靈石著稱的小小神社中，就看到好幾位老人在虔誠地合十默禱，然後拍手拜石，施以錢幣。神社雖小，卻是壇坫整潔，旗幟鮮明，香火旺盛。這種情況與中國近年來在某些民俗節日，特別是春節期間寺廟禱祝風氣的回升，似乎有某些可比之處。中國直到近代，寺廟禱祝之風仍盛，新中國成立後破除迷信，略有控抑。文革十年，寺廟受到巨大衝擊，禱祝活動幾乎絕跡。改革開放後，特別是近幾年，此風復熾，甚至達到前所未有的熱烈程度，不但許多被毀的寺廟得以重修，在不少風景點甚至新修（或擴修）一些寺廟，求拜禱祝之人長年不斷。其直接的原因一是對文革壓抑的反彈，一與旅遊經濟的考慮有關，但深層次的原因還是出於人對自身命運的關切，對於較好處境的渴求，特別是當人在現實生活中感到自己的命運已非絕對無望，而是出現了某種前景，卻又難以把握的時候，他們一般都會更加迫切而虔誠地向信奉的神靈祈求。把自身命運寄託于神佛的佑護，自是迷信，但民眾還是需要以此慰藉和安定自己的靈魂。中國民眾的求神拜佛與日本民間在新年或平日對七福神的參拜，於人類的一般心理上，應是相通的。

　　以往日本春節除了有向七福神祈禱的風俗，還有祭拜祖先的傳統行事。大平與兵衛于天保十年（1893）所寫的《農家年中行事記》， 記述了東京以外地方普通農家正月拜祭祖廟的情況。書中説：正月元旦，吃過雜煮餅之後，一家之長就和長子一起去拜謁先祖墓所在的菩提寺。在這一天去菩提寺向祖先作新年問候，是此地自古相傳的風俗。在另一位17—18世紀日本鄉村居民的日記裏，也多有這方面的記載。將在下文舉到該日記時一併引出。

　　關於新年祭拜祖先，中國的習慣與日本有同有異。同的是在整個新年期間必有祭拜祖先的行事；異的是在具體時間和方式上。中國大都是在除夕的年夜飯前供祭祖先，此時，全家人（直系親屬）已盡可能聚齊，在除夕下午、晚飯之前，需向祖先（靈位或畫像）奉上食品酒菜，以一定的儀式向祖先表示敬意和問候，祭奠完畢後，一家人才圍坐著開始吃年夜飯。同時，中國的新年，特別是正月初一，習慣上以向老輩拜年和走親訪友為主，一般沒有到寺廟或祖先墳塋拜謁的做法。

　　雖有種種具體差異，但筆者認為，古來過年習俗的首要方面，表現出人渴望在此時與神靈鬼怪有所溝通的願望，既向保祐他們的祖先和善神感恩致謝，也向威脅和危害他們的惡神鬼怪做出抗爭驅趕的表示。從根本上説，兩國民俗的涵義和精神是大同小異的，不僅古代如此，現代也還如此。

　　此外，兩國相同的還有在新年的準備階段，家家要打掃衛生，人人要洗澡凈身，以及開設市場，供人採買年貨等行事。在日本，寺廟要閉門清理掃除，然後重新開放。著名的寺廟，如東京的淺草寺同時又成為一個極繁榮的市場。在十二月的十七、十八兩天，有淺草觀音的年市，觀音堂前有開運大黑樣神像出展，市場鋪得很開，南面從駒形藏前通到淺草橋（淺草禦門），西面從本願寺前經車坂，直到上野黑門前（寬永寺門口），店舖商販鱗次櫛比。隔天，又有神田明神的年市，繁榮熱鬧與淺草不相上下。接著在芝、愛宕、麴町平河天神等，都有規模不等的年市。到了臘月二十四，日本有“前夜祭”的風俗。在江戶時代，此風較盛，為感謝一年平安無事，此日要以酒宴招待親友同事，大家聚飲以盡歡。臘月二十五，學校開始放假；二十八，各單位也開始放假。此時，家家戶戶門口裝飾用青松綠竹做成的門松，懸挂稻草繩扎成的輪飾，以及交讓木、裏白、福壽草、梅花等花木，房內則供奉用年糕疊制、上放桔子以象徵吉利的鏡餅。除夕的夜半，各寺廟敲鐘，以送走舊年裏人間的一切煩惱。 上述的一些行事，在中國古代都有類似的情況，只是中國臘月二十四送灶，並不宴請親友，基本上是各戶閉門舉行，與日本有所不同。

　　那麼，過年內容的另一個方面，即加強人際聯絡、潤滑人際關係這個側面，兩國的情況又如何呢？稍作比較便可知道二者也有很多相同，可以説在基本精神上是完全一致的，差異只在具體的做法和細節上。

　　日本皇家也有一套新年禮儀，這與中國朝廷的行事大體相類。而在民間也同樣極其重視新年期間親屬朋友師生的往來。這從上引《墨東歲時記》已可看到。

　　平山敏治郎《歲時習俗考》一書中，有一篇《關於元祿前後一個村落的歲時習俗》的文章，副標題是《山本平左衛門日記抄》。該文摘抄並解釋了江戶時代元祿年間（1688—1703）大和國添上郡田原鄉東田原中貫村居民山本平左衛門忠辰的日記。 這對筆者了解古代日本鄉間的過年習俗很有幫助，尤其是日記中所記新年中家族聚會和親友往來的部分，給筆者印象更深，以下所引資料，均出此書。

　　山本平左衛門忠辰于延寶四年（1676）36歲時繼承其父九兵衛政信，開始管家，也開始記日記，至享保五年（1720）80歲去世，前後記了四十多年，可惜有三分之二散失了，現僅存此期間十六年中斷斷續續的日記，但就此也對了解元祿前後田原鄉村民的生活實況很有參考價值。其中關於新年習俗，如關於新年期間家族聚會、親朋往來、共同拜謁墓山和飲宴娛樂活動等方面的行事，有不少生動材料。

　　如關於新年親屬團聚及拜年祝儀，元祿五年（1692）元旦日記記道：“寅時若水浴而祝儀如例。諸式年男左助令沙汰畢，改衣服於神祇之前而中臣祓讀畢。謁嚴親而錢二百文進上。當家超歲之眾，九入81，妙壽54，忠辰52，辰行20，町女8，下人左助、清五郎、三太郎、彥次郎、市助、賀次右衛門、金助、道八、加留女左助妻、蘭女同子、竹女等也。”

　　這裡涉及幾種日本新年習俗。若水浴，是用新打來的水沐浴，意在驅邪；沙汰，是評定仆傭們一年表現的優劣功過；在神衹前恭誦祝文，需重換衣服；拜謁嚴親需進獻錢幣，但量不必多，二百文即可，等等。至於所涉人物，據平山敏治郎的解釋，九入是忠辰的父親，此年81歲，妙壽是忠辰之姐54歲，忠辰即日記作者山本平左衛門，此年52歲，辰行和町女是他的子女，分別是20歲和8歲，左助以下都是他家的下人，即仆傭。所謂“祝儀如例”，除指以上種種歷年如此的行事外，還包括家族和下人拜祝神靈後，一起列坐，巡酒饗宴等。正德五年（1715）的元旦日記也記述道：“寅時祝儀之式……盃酒竟，辰行年玉鳥目二百文令進獻，三家來並清九郎妻子相具來，年玉如例進上。辰行遣盃，清五郎養子少七初而盃，雜煮頂戴之後，各退散。”年玉鳥目即新年賀錢，距前記二十多年，似乎忠辰已因老而退居，他的兒子辰行是一家之主了，但祝儀和以錢奉獻老人還是照舊，這一次是四家一起過節，饗宴吃雜煮餅，由老輩先予享用（所謂“頂戴”），風習一如既往。

　　根據日記可知，寅時的祝儀之後，接著就是辰時的參拜本族神社。“辰時詣中貫社也。予、彥一郎當年祭頭人故，神供備進，坐眾群參。各種酒、供物令頂戴而退散。其後，詣于地藏寺、天王社、多聞寺、今井堂社。”（元祿五年）中貫村的天神社是山本家傳統的祭祀活動地點，顯然詣中貫社乃是家族的行為，至於詣地藏寺等，很可能也不僅是忠辰一家的行動。

　　上午的行事大致如此，午後另有集體祭拜活動。“午後墓山詣，円鏡一面亙六寸四方，押餅三枚，菱鏡一枚，桔、柑子等相添而備進之後，遣十輪寺，此寺之諸尊奉拜謁，住持各賀之。”這是元祿十六年（1703）的事，在寶永七年（1710）、享保二年（1717）的日記中，有相同的記載，後者還添加一筆，寫道：“自往古代代之住持今夕來之例也。”特意説明這種風俗的源遠流長。

　　關於過年的家族聚會，天和二年（1682）的元旦日記有詳細記載：“如先規，一門中先會于表屋，次裏家，次當家，次東家，而各祝之。出座者，忠勝，九入，直賴夫婦，予夫婦並子共三人，忠明夫婦，重賴等也。壽閒病，故無出座也。”根據平山敏治郎的解釋，這裡牽涉到與日記作者忠辰有親戚關係的另外三家。橫田忠勝是表屋的主人，他與九入平輩，是九入伯父忠賴的兒子，對於忠辰來説，忠勝就是他的堂伯父了。表屋在日笠村，同屬天原鄉。忠辰的爺爺九兵衛弘盛當年從日笠的橫田家入繼中貫的山本家，但日笠橫田仍是他們的本根，所以新年必先去表屋拜年。實際上也就是元旦一早，四家聚齊于日笠的表屋，然後同去裏家。裏家是忠勝之弟橫田宇兵衛忠知的家，當時由其後輩壽閒居住，但由忠勝的孫子忠明管理。當家指日記作者忠辰的家，是親屬拜年所走的第三家。東家指的是忠辰叔祖橫田治兵衛宗嘉一係，直賴便是宗嘉之子。文中提到的重賴，是直賴妹妹的兒子，他本是一個沒有土地繼承權的“無足人”，現在被養作東家的嗣子，幾年後改名權右衛門繼承了東家的莊屋。論輩分，他與忠辰應是平輩，但也許因為他的特殊身份，故把去他家安排在去忠辰家之後。從這一段日記，可以看出在元旦日，有親屬關係的四家人是如何走動的。他們是先會合於老屋，然後按輩分大小依次拜訪祝賀，參加者有屬於父輩的（九入、忠勝、直賴夫婦），有同輩的（平左衛門忠辰夫婦、重賴）和小輩的，那就是忠明夫婦和忠辰的兒子辰行（此時忠辰的女兒町女尚未出生）等，粗算即有十人之多。中國農村和城鎮過年也有家族的聚會，由於人口眾多，有時規模也不小，但像這樣在一日之內一家家輪流跑過來，而且形成常規定例，似乎還比較少見。這也可算是新年親屬往來習俗大同中之小異吧。

　　最後要説到新年期間的娛樂活動，即普通人利用節日得到物質的享受和精神的消遣。這在中國是人人心知肚明的事，在日本大概也是一樣。長沢利明在《江戶東京歲時記》中分析東京人，特別是年輕人樂意到各寺院祭拜七福神的現象，究其動機，除了祈求吉利和保祐外，同時也還有借此尋樂的成份。這種祭拜活動，對江戶時代的孩子們來説，正是他們行樂、遊玩、遣興的大好機會，他們趁此到郊外遊觀田野風景，欣賞應時的鮮花，感受神佛的威靈，從那裏帶回生長的活力、信仰的能量。他們渴望新年一開始就從日常生活之外獲得大福德，故而自願地被派往各寺院去迎神。

　　日本也有在新年期間以祭神名義舉行的類似狂歡的遊玩。前引山本平左衛門忠辰的日記對此亦有反映。元祿十六年（1703）：“夜長藏、又七、又六、一八、權助、春念、長四郎、善右衛門，于庭灶令遊也。”享保三年（1718）：“男女之童子，夜遊于庭灶移時，催福曳之興。”這裡提到的庭灶習俗，是于庭院置灶，以祭荒神，孩子們圍灶燒餅而食，正如後來的野餐燒烤，是正月之夜極有興味的樂事。尤其是此夜主人家聚集客人和下人同遊，大有不分貴賤長幼男女一體同樂的意趣，無疑會讓人敞懷痛玩，取得將一切憂愁苦悶暫拋腦後的奇妙效果。忠辰日記在元祿十二年（1699）記述此事，有言曰：“於此家終夜有歌留他之遊……是者辰行（按：其子）為病患養性鬱散，予令勸催處也。各翌朝散退矣。”二十七歲的兒子有病心情不好，做父親的命他參與庭灶活動，幫他排解鬱悶。這一夜家中玩了個通宵，直到天明才散。像這樣祭神為名、遊玩是實的過年習俗，恐怕不止山本平左衛門生活的鄉下才存在，而是各地各鄉都會有的吧。

　　據《農家年中行事記》載述，正月十四、十五、十六三天，在當地有一種以祈求生殖茂盛與農業豐收為軸心的神祭。這天，男子們手持男根狀的祝木或有垂穗的木棒，到各家拜訪，把祝木置於人家新媳婦的臀部，以行一種強化生殖機能的巫術，祝願其早生貴子。青年人還要放爆竹，祭祖道神（一種有很強咒力的守境神，也是有強大生殖力的農耕神），以求來年人丁興旺，五穀豐登，一年三熟（日語叫“三毛作”），故這活動叫做“三毛打”。十五日晚上，人們拆下門松青竹等年節裝飾物，把它們堆成錐塔形，點火燃燒，作為火祭，而男男女女就圍著這火堆燒烤象徵著促進男女結緣的年糕，直到十六日火歇，人們才去休息。新娶或新嫁的人，則在這天回門。 不難想象，積極熱烈參與這一活動，並真能徹夜不息的，必然是青年男女，而這三天的行事，本來就有祈求生殖、豐收和促進男女結緣的巫術意義，正月十五夜的圍火燒烤年糕，不就成了他們自由交往、通宵狂歡的美好時辰了嗎？

　　發自人內心深處的身心解放和能量宣泄的要求，是不可阻遏的，是一定要通過各種形式表達出來，並取得社會認可的。這應該是中日兩國過年習俗中都包含有遊樂、飲食和某種程度狂歡的根本原因吧。

　　三 過年民俗的傳承與現代化

　　任何民俗都不是一成不變的，民俗的傳承過程，同時也就是變異的過程，過年的民俗風習自然也不例外，而且無論中日，莫不如此。

　　日本在明治五年（1872）以前，和中國一樣，是過陰曆年的。但從明治五年起，卻改過公曆（陽曆）年，而將陰曆年廢止了。這不能不説是個很大的變化，從此與中國每年過兩次年有了區別。然而有意思的是，傳統的過年習俗，從除夕到元宵的種種行事，如祭祖、迎神、守歲、拜年、發紅包（壓歲錢）等等，在日本卻保存完好，只是把行事的時間移到了新曆元旦期間而已（當然，日本的新年習俗也包含著許多新的時代因素）。返觀中國，農曆（陰曆）新年始終比公曆元旦受到重視，雖屢有新派人士表示不滿，意欲取消陰曆年，但民間不予理睬，故至今未能改變。 近年來，政府尊重民意，把農曆新年（俗稱春節）的假期定得與五一、十一兩大政治節日一樣長，都是七天，並採取不少措施，保證物資供應，特別是保證交通，讓數千萬外出打工的農民能及時返鄉過年，還花大氣力組織春節文娛和旅遊活動，這樣，傳統意味濃重的陰曆年，比起只放假一天的公曆元旦，就更顯得隆重熱鬧，成為中國今日唯一能與五一、十一併列的民俗節日，三者構成了中國當代的“三大節”。可是仔細考察，又不難發現過年習俗在今天的中國，也發生著種種變化。正在從傳統社會快步走向現代的中國，過年習俗一方面有所傳承，一方面又不斷發展和增添著新的因子。下面試從送灶、守歲、拜年、迎財神和過元宵等幾個主要關目變與不變的各個側面，對過年習俗由傳統向現代的轉換，作一些分析。

　　1、 送灶

　　臘月二十四送灶，至今仍是中國南北許多城鎮鄉村居民過年的第一個大關目。不過，在城市，尤其是大城市，卻很少或幾乎不再進行（郊區農村除外）。關鍵是現代生活中的灶與炊，已與古代的土灶炊煮根本不同，灶王爺的地位變了，重要性減弱了，不但灶君，就是整個神鬼系統，與人的關係也不像古代那麼密切了，城市人祭灶送灶以與天帝神鬼溝通的需要和熱情自然大減。

　　鄉鎮人們的送灶，其規模和虔誠程度，也有不小變化，總的趨勢是變小趨弱。比如以前有所謂“官三民四船家五”的俗諺，是對送灶時間有早晚這一現象的反映，也成了某種不成文規定，即官府送灶在二十三，民家送灶在二十四，生活于水上的船民需到二十五才能送灶。這種排序明顯是標誌著官府的霸權和社會的等級，也説明當時人對祭送灶神的重視——連賄賂鬼神，都要讓官府優先！在陸地無立足之地的船民沒有固定的灶，就被排在了最後。但是這種現象隨著官府乃至當官人家對送灶的淡漠，早已發生變化。到了今日，官府祭灶已成歷史，城市居民幾乎不再送灶，廣大鄉間農村的送灶只是一種傳統的、慣性的行為，又有什麼必要、什麼人來堅守此種秩序？當農村中更年輕的一代成長起來，祭送灶王爺將成為一種由祖輩傳下來的陳年故事，將只剩下一句老話、一個概念而已，他們會更加無意也無法去認真執行了。人和神的關係，在現代生活中呈疏離態勢，人更關心也更在乎的，是人自身，即使在傳統的春節，人也不像從前那樣把與神的關係放在優先考慮的位置，把與神溝通，求神“上天言好事”作為首要的、最重要的事來辦。

　　實際上，祭灶行事的變化並非從今日始，也非此一端。比如，上古祭灶，乃老婦之事。《禮記•禮器》篇的鄭玄注曾説到灶乃老婦之祭。 老婦料理一家人的飲食，整天圍著灶臺轉，年終由她們主祭灶神，倒也合情合理。可是，後來變了。因為灶神是一家之主，老婦的地位與之便不匹配，故改由男性家長來主祭。發展到後來，祭祀灶神時，婦女竟連看都不許看了。清《畿輔通志》及《光緒順天府志》均引《帝京景物略》説北京人的祭灶：“今男子祭，不令婦女見之，祀餘糖果，禁幼女不令得啖，曰啖灶餘，則食肥膩時口圈黑也。” 女子不但不能看祭灶，女孩子連祭餘的糖果也不能吃，大人們編出令她們害怕的禁忌，嚇唬她們絕不要有吃祭餘糖果的非份之想，也可謂用心良苦矣。然而這未免太不合情理了，所以在實際生活中又有些微調整，如同是北京，特別是鄉下，便採用男子主祭，負責敬香上供，女子在一旁陪祭的形式，主次依然分明，但闔家共祭，就似乎少了些刻板氣，多了些人情味。 這種小的調整原因很多，而積累多了久了，量變便會導致質變。事實上，今日的祭送灶君，恐怕已絕無限制婦女參與的情況，無形中推翻了“女子不得祭灶”的定律。

　　在新年祭灶的日子裏，中國不少地區近代以來仍保留著“跳灶王”的習俗。臘月二十

　　四“丐者儺于市，二人扮男女為灶公、灶姥，持竹葉、冬青奔舞東西，謂之跳灶王。又有一人扮鍾馗持劍，一人扮小鬼對舞，沿門而乞。” 這種風俗的淵源應與古老的驅儺巫術有關，而又有所發展。如從未聞灶王曾成家，為與驅儺有儺公儺母的習俗相合，乃為他配上一位灶姥；又結合過年期間的跳加官、唱喜歌等活動，遂形成一種新的樣式。至今日，各地鄉鎮還有不少會作此種表演的人，在新年或平時喜慶的日子裏（如店舖開張、人家生子之類）即興演出，既為節日增歡，亦為自己謀取生資。

　　祭灶習俗漸趨淡化，但在時間概念上，從臘月下旬進入過年階段的意識，在現代還是普遍存在著。農村中，此時已非農忙，可以較多精力用於籌備過年；城市中，除學校外，雖尚未放假，但人們從市場的變化、廣告的渲染，從各單位的工作安排，也感到快要過年了。以往在除夕之前需要進行的撣塵清掃、美化環境、沐浴凈身等事，從這時起也就會被抓緊進行起來。

　　2、守歲

　　除夕雖在新年的前一天，但卻算得上是過年的第一個高潮，而今依然如此。一切的節日準備在此夜必須完成，明天將另有一系列活動，家庭主婦們也要好好休息暫不忙碌，於是，年三十往往成了最忙亂的一天，對於上班族來説，尤其如此。

　　現代人仍習慣地稱除夕為“大年三十”，在外工作和旅行的人，至遲必須在這天下午趕到家中，多數人是早于這天回來，沒趕上年夜飯，會感到極大遺憾。當代中國的城鄉正在發生巨變，大量農村勞動力進入城市，打工者們跑得離家多遠都不怕，但回家過年卻總是他們內心熱烈的盼望。數千萬（一説近億）打工者回家過年，過年後重返工作地，這給每年臘月中下旬至正月中下旬這段時間的交通運輸帶來巨大壓力，加上港澳臺同胞和海外華僑往往也選在此時探親，遂形成具有中國特色的“春運”高潮。中國政府，特別是交通部門每年都需對“春運”作出特殊安排，傾全力予以保障。然而，近十幾年來，儘管情況漸有改善，屆時各火車站、汽車站、航空港購票之困難，票販子（俗稱“黃牛”）的囂張，候車現場的擁擠混亂，仍然是沒有親身經歷者所難以想象的。這已成為中國過年的一大新特色，其形成的表層原因很多，而深層原因則與傳統的習俗與觀念分不開。

　　為了尊重傳統習俗，為了安撫實在回不了家的打工者，各地很重視他們在過年期間的生活，有時特地為他們組織文娛活動。自古以來，在外飄泊的文人寫過許多除夜思家的哀苦詩篇。直到今日，過年不能回家與親人團聚，依然是一件讓人同情的事。在中國不論南北，不論民族，幾乎人同此心，這就是過年民俗擁有數千年不衰的力量的真正源泉。

　　除夕的傳統過法，有較多的儀式，如挂像祭祖、供奉神饗，乃至跪拜磕頭、鞠躬行禮等等，這一套直到上世紀二三十年代還很流行，特別是在一些鄉紳之家。如魯迅小説《祝福》所描寫的紹興魯鎮的魯四老爺家，就極典型。

　　現代的趨勢則是這一套由簡化而漸趨消亡，但變化的速度並不平衡，有的地方，有的人家，變得慢一些，還能看到舊儀的片段留存。至於傳統帶有驅鬼避邪巫術意味的挂青松，懸桃符，貼門神，放爆竹等等，則有變形的保存。現代人仍喜歡在新年期間置門松，挂青蒲，在室內插鮮花，在門上貼春聯春畫（內容如招財進寶、福祿壽三星、關帝、觀音）或倒過來的“福”字；仍喜歡放鞭炮或煙花，近年來煙花的花樣和大小，都有很大發展。但現代人做這些，多數只是為了美化環境，為了增添喜氣，為了自己愉悅，很少或幾乎不再關注傳統的祈求禳祝和驅逐鬼祟的含意。在民俗傳承中，形式留存而內涵變異，老傳統與時代因子巧妙結合，可以説是一種規律性的現象。

　　由於現代傳媒的發達，也由於對民眾熱烈反響作出回應和刻意鍛造，一種新的過年習俗正在形成之中，那就是每年除夕晚上闔家團聚同看“春節晚會”。在日本則是共看“紅白歌唱大賽”。除夕闔家團聚本是傳統節俗，以前多是饗祭祖先，家人圍坐，閒話家常，聚餐守歲，大人喜歡打麻將或撲克，孩子們則拿壓歲錢，放煙花爆竹，等待著新年鐘響。現在除一切照舊外，還可收看中央電視臺春節晚會，除夕守歲變得更有意思了。1983年，中國中央電視臺第一次組織並播出春節晚會，大受歡迎，以後每年都搞，至今已有二十年，成為一個極受演藝界和民眾關注的保留節目。在電視機尚屬稀罕之物的時代，這檔節目不但把闔家人團聚起來，甚至把幾家鄰居乃至全村百姓團聚在一起。隨著電視機的普及，團聚的規模小了，但全家圍坐共看這檔節目，仍是除夕夜的突出現象。上文講到各地為留城過年的民工安排文娛活動，讓他們看上春節晚會，便是主要內容。曾有人質疑春節晚會的種種問題，特別是它的組織過程和藝術質量。誠然，這裡需要改進之處很多，而可以施展的天地也極廣闊，但它必須繼續下去，唯一而根本的理由是全國人民需要它。如果由於長期堅持，不斷改進，新年春節晚會的播出和觀賞成為一種健康的新民俗，那無論如何是一件好事。

　　3、 拜年

　　傳統的拜年是加強和潤滑人際關係的有效手段。現代人對此認識更深，行事亦更為自

　　覺，故此風至今不衰，且有發展。

　　新中國成立以來，除原本親戚朋友、同事師生之間的過年走訪基本照舊外，也繼承了“團拜”的形式，即在某個範圍或團體圈子之內，選擇一個地點，約定一個時間，作有組織的集體互拜。這既是一項有意義的活動，又可簡化和減少個別走訪的程序和時間。而且這樣做，在非常親密的人之間也並不形成約束，團拜之外，仍不妨單獨走訪。行之既久，團拜形式也稍有變化，大抵是改成正式放年假之前，在各單位或團體舉行聯歡，此日，凡能出席者都會出席，甚至可攜帶家屬（主要是未成年的孩子），聯歡會上，單位首長講話，同事聊天，表演一些節目，吃些糖果花生，既是年終的告別，也算新年的團拜，此種做法日漸盛行，有形成風俗之勢。有的較大單位，為避免下屬給上司拜年的繁冗，還實行一定領導層的團拜。往往是在年前擇定一日，各級官員皆到，進行簡單儀式，互致年終慰問和新年祝賀。而由國務院、人民政協主持的春節招待會，雖是一次政治性活動（溯源也許可追至古代朝廷的元日朝會，但性質和形式已有根本不同），同時也有藉會見各界代表而向全國各界拜年之意——主持者的講話中，往往直接點出這層涵義——至今也已形成習慣，向新民俗演變著了。

　　年假時間有限，而需要拜年的對象又多，有的還不在一地，怎麼辦？中國古人早就採取送達名刺（上書本人名字、籍貫、官職及敬賀語）以代親臨拜謁的辦法。最初的名刺用途只是為通報姓名，與拜年尚無關聯，這在秦漢時代就已出現，隋唐時，謁見長者貴人，也往往先是投刺，得到允許才正式拜會。至宋代，開始將名刺用於年節的拜賀，但並不限于過年。週密《癸辛雜識》雲：“節序交賀之禮，不能親至者，每以束刺，簽名于上，使一仆遍投之，俗以為常。” 這裡説的是“節序交賀之禮”，可見用得頗廣。同書又説：“今時風俗轉薄之甚，昔日投門狀有大狀、小狀。大狀則全紙，小狀則半紙。今時之刺，大不盈掌，足見禮之薄矣。”看來，宋人的名刺發展到後來，其大小已頗像今日的名片了。送名刺對完成禮節而又節省時間，自有很大好處，但用濫了卻也蛻變為冷漠的客套虛禮，為人所詬病。到了現代，由於書寫載體的進步，再結合外來的經驗，便發展出賀年片和賀年卡來。這樣，不但一國之內可以通過郵政方便地賀年，而且給世界各地的朋友賀年也不再是難事。前幾年，中國電訊事業發展很快，電話開始普及，費用逐步降低，生活節奏越來越快的人們，便又轉而採用既快捷又省事的電話拜年手段。近年隨著電子技術的突飛猛進，電腦進入千家萬戶，於是，從網上發賀卡拜年已極為尋常，拜年的民俗行事遂進入無所不能的虛擬空間。這也非常符合節約紙張、節約可貴的木材資源的理念。

　　科學技術還在繼續發展，人類的通訊工具還會長足進步，未來的賀年方式將産生怎樣的新變？現在還難以具體預測。但即從手機功能不斷增長的事實，就足以讓人相信，年輕的一代將獲得更多更有趣的新型聯絡方式，包括拜年的方式。需要指出的只是，不管形式怎麼變，拜年總是一種民俗遺存，其實質也總是為了增進或潤滑人際關係。形式的不斷變化與本質的相對穩定，就這樣辯證和諧地統一著，只要本質不變，形式應是愈多樣愈現代愈好。

　　當然，任何事物發展過分難免會向負面轉化，宋代以名刺拜年變為士大夫虛文浮禮的教訓，在虛擬的電子世界無限膨脹起來的時候，值得及時認真的注意。試想，倘若故弊重現，人們以科技手段表達的並不是發自肺腑的真實感情，而不過是一種現代的虛禮，那實際上豈不是對拜年民俗淳樸本質的取消和否定嗎？

　　4、 迎財神

　　迎財神是過年行事的重要一項。這項活動以往就有，一直延續到近現代。許多地方誌

　　上有年初五迎財神的記載。迎接的方式很多，可以到寺廟磕頭獻金、行禮祝禱，也可在家中燃燭挂像，焚香膜拜。清同治《上海縣誌》載：“（正月）五日，接財神，用鮮鯉擔魚呼賣，曰‘送元寶魚’。至暮轟飲，曰‘財神酒’”。 這是帶有祈求巫術意味的舉動。北方在這天則有“過破五”和“送窮”習俗， 前者規定年初五有不能打破器皿和説不吉語，後者以一定儀式恭送“窮鬼”，應屬禁忌與禳祝性質的活動。無論祈求、禁忌、禳祝，動機都在於驅逐窮困，企望財富。因為迎財神是個吉利的日子，許多商家對此均極重視。往往前一日即為財神設祭，長桌上供以魚肉果品，點上香燭，由老闆率領店員逐一叩拜禱祝，然後燃放爆竹。次日店舖開門，可望能發利市。而跳加官、舞財神和唱喜歌者，即以此日在店門前表演、乞討，店家不得哄趕拒絕，要給表演者年糕吃，或給一些錢。

　　這類民俗行事在新中國，因種種原因有相當長一段時間處於消歇狀態，近年則不但恢復，且有變本加厲、日益熾烈之勢。本來各地民眾在民俗節日所祭之神名目繁多，不一而足，如筆者2000年參加河北趙縣二月二龍抬頭節俗活動，在廣場搭建的大棚內，親見四鄉民眾所供奉的各色神靈菩薩牌位不下百位，諸神挨挨擠擠列于一個棚下。唯獨財神，竟另外享受獨居一棚不與諸神混雜的待遇，鄉民叩拜供奉，亦均給予單獨特殊更為豐厚之香燭物品。由此一事，足可推想財神在今日民眾心目中地位之崇。

　　平常節日尚且如此，過年迎財神，當然更為隆重。各地的具體日子和做法不盡相同，或在初一，或在初二，以初五最普遍。但不管是哪一天，過年必有迎財神之舉，則全國從南到北幾無例外。如東北一帶是初二祭財神，初五迎財神。據雲初五是財神生日，又稱“接五路財神日”，所謂五路財神，有種種説法，或雲五神是一家兄弟，生前劫富濟貧，仗義疏財，死後不改本性，求之甚靈；或雲乃東路招財，西路進寶，南路利市，北路納珍，中路玄壇之謂。其中玄壇即趙公明元帥，是最受尊崇的一位財神。此外還有文、武財神多人，比較熟知的如比幹、范蠡、關帝和財帛星君等等。人們對財神供之唯謹，從初一到初五焚香不斷，初五更要燃燈放鞭，增設祭品，對之虔誠行禮，恭迎其降臨。

　　前引《上海縣誌》説其地迎財神要用活鯉魚，此風在長江口一帶至今頗盛。過年時，大小人家愛用活鯉魚挂于紙印的龍門上，直觀地喻示“鯉魚跳龍門”之意。民間以為鯉魚跳過龍門就變成了龍，“魚化龍”意味著命運的徹底改變，地位的巨大飛躍，從此就要交好運了，讀書人就會當官，商人就會發財，等等。據説此風北方也有。東北供財神，也用活鯉魚，挑紅色的，兩條，還要用紅絲線拴上，繞在正中央。這叫“一魚兩水”，也叫“吉慶有餘”。

　　上海一帶從來商業氣氛濃厚，人們對財運至為關心，春節迎財神自然格外受到重視。近年由於經濟政策開放，生産與商業均較繁榮，商人們覺得生意好做，錢好賺，源源出現的商機激發了他們無窮的慾望，使他們對發財抱著更大的期待。即使普通人家，也希望明年收入狀況有所改善，如提高級別，增加工資或買獎劵得中之類。於是，從初四夜至初五淩晨，全城除嚴禁放爆竹的地方外，必定鞭炮聲大作，四野響成一片，連綿不斷，其聲勢與除夕夜相比，有過之而無不及。本來上海人有年初一清晨去寺廟燒頭香以祈福的習慣，現在更多的人，特別是年輕人，又特別是生意人，更喜歡選擇年初五趕早去燒頭香，覺得這更有利於迎接財神，故滬上幾大名寺，如靜安、玉佛、龍華、老城隍廟等，此日必定人滿為患。以龍華寺為例，初五趕燒頭香的人逐年增多，到去年，幾乎出現“人軋坍” 現象，連出高價買了初五入寺燒香的人，都未必能進得去。初五入廟的票子越來越貴，固然給寺廟帶來可觀的收入，但也給腐敗創造了新形式。有人就將這種票子當成賄賂佳品。有的生意人除自己爭取燒上頭香外，也會買此票送給有關官員，其性質與用蜜糖塗抹灶王爺的嘴相似。

　　迎財神習俗的復熾，很能見出中國部分民眾今日的心理和生活狀態。他們不願繼續貧窮，而已有望致富，或已相當富有，但尚嫌不足，故雖明知財神保祐實屬虛妄，也寧可信其有，不想怠慢，更不想得罪。現代人之迎財神，在形式上是對古代祭祀禱祝神鬼儀典的傳承，但在內涵上，卻有不小的變化，簡言之，是敬畏神明的成份大為減弱，而為人自己的動機格外突顯了。在民俗傳承中，形式與內涵的關係是非常複雜而微妙的。

　　5、 過元宵

　　元宵節是個節中之節，從正月十五到十七，它本身有三天時間，有一套約定俗成的行

　　事規範，同時，它也是春節的一部分，元宵過去，春節才算正式結束。元宵節的産生本與祭神祭祖有關，例如古代鄉間祭紫姑神，即定於此日。但如前所述，元宵節又是古代一年一度的全民狂歡節，在由古至今兩千多年的時間裏，這兩層涵義都得到了傳承，只是傳承的程度有別。如今各地元宵節情形大致是，祭神祭祖的行事雖仍存在，但已較前簡單省略，有些內容，如祭祀紫姑神，已經消失；過節的重點更加偏向於商業的銷售、民間的飲食與娛樂，“為人”的色彩日益濃厚。然而，像唐宋時期那樣皇家、貴戚、官員與民眾傾城參與的情景，卻也不復重現。之所以如此，原因甚多，主要是春節長假（七日）的法定化和內容的不斷豐富（包括某些活動時間的遷移，如各地廟會多選在春節長假中舉行），而元宵節則並無假期，大部分人已需上班在崗，唯農村尚有餘暇，故其熱鬧程度，至少在城市，已呈減弱之勢，而古代元宵節的狂歡主要是在城市。與古代相比，今日的元宵節已難稱狂歡節了。目前中國有假期均為七天的三大法定節日，即五一、十一、春節，其中是否有一個可能演變為新的狂歡節？這還需看節俗的發展。

　　古代元宵節的一個重要關目是觀燈，燈彩的名目花樣極多，散見於《東京夢華錄》之類古籍的記載之中。製作燈彩作為一種傳統的民間工藝，一直傳到近現代，其演變趨勢是手工紙帛製作技藝日漸衰微，有的絕技甚至因民間藝人過世而消亡，而現代科技手段的介入，卻使元宵燈彩獲得新的生命，一方面是新式巨型燈彩呈現爭奇鬥艷，一方面傳統的觀燈猜謎之類活動有增無已，物質生産條件的進步，直接導致了元宵燈彩從傳統到現代的變化，也促進著元宵節俗傳統與現代生活的結合。

　　元宵節的特殊食物，在北方叫“元宵”，在南方叫“圓子”或“湯糰”。儘管這一天街上的小吃應有盡有，但元宵或湯糰卻是每家必不可少的食物。北方的元宵與南方的湯糰除大小有別外，重要的區別在做法。一個是用切成塊的餡料放在微濕的米粉中反復轉滾而成（元宵，較大），一個是用水磨糯米粉做外皮，裹餡而成（湯糰，較小）；而且餡料也因南北口味不同而頗有差異。元宵餡料多用芝麻花生小豆紅果之類；湯糰種類較多，分寧式（寧波）、蘇式（蘇州）、揚式（揚州）、廣式（廣州）、川式（成都）等等。以寧式論，其餡除用芝麻拌豬油丁捏成外，也用鮮豬肉剁成的，廣式與之接近，而揚式還有以青菜香幹為餡的。值得注意的是，近年來南方湯糰頗有入侵北方之勢。上世紀五六十年代，北京還買不到南方湯圓，到八九十年代，南方的湯糰在北京的食品店已隨時隨處可見。南方食品習俗向北方流動，這是一例。

　　正月十五家家戶戶吃湯糰元宵，盛況至今依舊。這圓圓的糯米甜食，在古代本為祭祖敬神而制，而今已成大眾美食。吃過元宵湯糰，年就算是真正過完了，元宵節為傳統的過年劃上了完美句號。

　　四 結語

　　過年習俗從傳統規範到現代方式，既有傳承，又有替革，上面所述主要是由社會合力所造成的漸進性自然演變，並不是按照某種意志採取的措施。那麼，民俗的變化是否就只能如此自發而緩慢地進行呢？當然不是，移風易俗，人是可以有所作為的。

　　以過年習俗而論，以往就曾發生過革除弊俗之例。如古代正月十五和端午曾風行于日本、中國華南地區和朝鮮的“石合戰”（印地打）習俗，雖出於禳祈豐收、驅避災疫的預佔目的，與農事及人的健康有關，但因其過於激烈野蠻和巨大的死傷危險性，日本已于近代將其廢止，中國也因此俗常變為械鬥而予以取消。 這就是人為主動改造風俗習慣的一個好例。今天，在中國，則有城市市區禁放爆竹的地方法規（由廣州&&，北京、上海各大城市繼行），實行以來已收到良好的效果。②至於地方開闊的郊區，自可暫緩實行。同時，商家還在設計開發能夠只響不炸的新型爆竹，以滿足民眾為春節增添喜慶氣氛的心理需要。如能堅持下去並不斷擴大影響，實屬移風易俗的成功例證。近來，莫把傳統文化節日全變成美食節的呼籲也已引起廣泛注意，這對克服利用節日風俗惡性推銷商品的歪風（如中秋節制賣上萬元的月餅之類），加強對民俗節日文化內涵的認識是有好處的。這都是現代人對傳統習俗作理性思考後提出的好意見。固然每一種傳統習俗都有其産生的背景和理由，但不等於任何一種習俗都合理有益。而且條件變了，有些本無大害的習俗也會暴露出缺陷和弊病，更不必説那些本來就是應該革除的陋習了。現代人應當尊重傳統，但也有責任改進老傳統，建設更健康的新傳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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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見大林太良《正月の來た道——日本と中國の新春行事》，東京：小學館，1992。155—186頁。該書引中山太郎《日本民俗學辭典》説明此風俗雲：日本的石合戰，是雙方投石對擊，以勝負占卜年景的豐歉，人們的心理是勝者將得豐年，負者則得凶年。一村之中以稻田與旱地、山地與濱海分為兩方相鬥，勝方便以為可獲神寵，故打鬥相當激烈。該書並引用歷代文獻及今人研究論著對此風俗的淵源和各種表現作了論述。中、朝的石戰情況大致相同，但似更多顯示勇力的成份。朝鮮的高麗及李朝，此俗受國家重視，甚至略具軍事演練的性質。

　　②在建築密集、人口擁擠的大城市放鞭炮，常引起火災，炸傷人。廣州市從1980—1990十年春節，因燃放煙花爆竹引起火災154起，燒死1人，導致眼部外傷每年在100宗上下。1992年經市人大通過，開始實行《廣州市銷售燃放煙花、爆竹管理規定》。隨後上海、北京亦發佈類似規定。

　　（本文在寫作中得到日本名古屋大學大學院國際開發研究科櫻井龍彥教授及該科情報資料室幫助，謹此感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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