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歌謠》週刊我與她的關係
————紀念該刊創刊70週年
央視國際 (2005年01月09日 21:42)

　　一

　　1992年12月24日，這個日子，在我國一般人、甚至學界中人的眼裏，也許只是一個平平常常的日子。但是，它在我們這些從事民間文藝學和民俗學工作的人的眼裏，卻不是那麼等閒！它是一個饒有光彩、值得紀念的節日！

　　70年前的這個日子，一種16開、每期只有8個頁碼的小刊物在北京誕生了。她就是《歌謠》週刊。她的前身，是幾年前的《北大日刊》的專欄《歌謠選》，不過後來她的內容和篇幅上都有所擴大（從第1 號至第24號，她仍附在《日刊》上發行，以後才獨立發賣）。她是前兩年成立的歌謠研究會的會刊，隸屬當時北大研究所國學門。

　　《歌謠》週刊，自1922年末創刊，至1925年6月停刊，一共出版了97號。曾經陸續匯集為合訂本四冊。在發刊一週年時，還出了一冊紀念特刊，以為內容併入《國學門週刊》（後改為月刊），就不再單獨刊行了。

　　《歌謠》篇幅不大，但內容卻相當充實。所載稿件、資料方面前期以歌謠為主，後期擴大到兼收諺語、俗歌、方言、唱本及民俗記錄。理論方面，除了探索、探討的文字外，還有一些譯文。其特點之一，是出了一些專號（如孟姜女、看見她、婚姻、臘八節及方言、方言音標等專號）。這種做法，為後來中大的《民俗》週刊和杭州中國民俗學會的《民間》月刊所繼承。

　　《歌謠》週刊一開始就宣佈自己的目的有二：一是學是的（民俗學的），一是文藝的。關於民俗學的目的，據《發刊詞》執筆者的説明是：“我們相信民俗學的研究在現在的中國確實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歌謠是民俗學上的一種重要的資料，我們把它輯錄起來，以備專門的研究。”關於文藝的目的，執筆者的説明是：“從這些學術的資料中，再由文藝批評的眼光加以選擇，編成一部國民心聲的選集。意大利的衛太爾曾説：‘根據在這些歌謠之上，一種新的民族的詩也許能産生出來。’所以這些工作不僅表彰現在隱藏著的光輝，還在引起將來的民族的詩的發展。”這種主張和説法，過去曾經長期引導著我們這方面的活動的觀點和實踐。現在看來，她不免有些粗魯和狹隘，但基本沒有失去存在的價值。

　　這份從傳統學術觀點看，不免有點離經叛道性質的小刊物，卻是在當時文化界新潮怒涌的環境中起著巨大的應和與推動的作用。它喚起了廣大學界對那些原來被忽視乃至蔑視的民族民眾文化的新認識和新情感。一時響應她的心理和活動遍佈于全國。許多省市地方的報紙、期刊，紛紛蒐集、刊載民間歌謠及其他口傳文學作品。這方面的專集，也在一些大都市書店或地方教育機關刊行了。有關歌謠、諺語、傳説、故事（又稱“童話”）等的探討文章和譯述篇章也不斷的在期刊上出現。

　　在《歌謠》週刊創刊後的那幾年裏，蒐集出版和談論民間文學。形成一股巨大洶湧的浪潮。這一段學術活動的經歷，因此成為我國現代文化史和學藝思潮史上的一個不容忽視的環節，並且受到國外學者的注意。他們已經對它開始了專題討論，還寫成了有一定分量的學術論著（例如美籍學者洪長泰博士的《到民間去》等）。

　　我國近年來學界在民間文藝和民俗學領域都有巨大的進展，氣象十分喜人的，儘管它還有需要進一步改進的地方。這種偉大的、眩目的成就，從它的形成階段，固然有它的新的社會和文化背景；但如果我們從學術自身發生、發展過程的規律看，這種新局面的出現，也不是跟我國現代史早期的新文化運動（歌謠學的興起和活動，正是它的密切相關的部分）毫無關係的。換一句話説，《歌謠》週刊等的文化活動是對當前這種新局面有一定影響的歷史因素。人文科學的發展是不能割斷歷史的，歌謠學等的發展，又何曾能例外呢？……

　　我是在“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啟發、引導下走上新的學藝道路的。從我的專業思想和實踐的經歷説，《歌謠》週刊給我的影響是相當巨大而深遠的。當此《歌謠》週刊誕生70週年的時候，不但在感情上要求我敘述跟她那段親密的學藝關係，而且在道義上也要求我有責任這樣做。這種關係不止是我個人的私事，它同時也是我國現代史上這方面學術史上的一角。這樣想來，我就不再顧慮其他，而欣然秉筆來略述我們的那段關係了。

　　二

　　事情過去已經70多年了。個人經歷了的許多事情（特別是它的細節）尚不可能都記得清楚，何況我又是一向不大記日記的。儘管如此，大略的情形還是能夠記得的。因為它（我跟她的關係）是我學術史、乃至我生命史上的一件大事。何況眼前還有《歌謠》週刊裏的一些記載可供參考呢。

　　我跟《歌謠》週刊發生關係的時期，正當我20歲的前後。那時候我在故鄉海豐的一些小市鎮裏教書。這種環境,在我當時的心裏，是對它感到不快、甚至要給予詛咒的。因為它壓抑了我這個青年人的希望。它叫我難以開拓廣闊的眼界，不容易獲得滋養的精神食糧。然而，天下間的事情，往往是同時厲害互見的。誰知那可怕的詛咒的環境，另一方面，卻有利於我學藝事業的活動呢？我正是在那樣的時候，那樣的環境中，開始接觸到《歌謠》週刊，並且進行了對歌謠等的蒐集、記錄和思考活動的。

　　大概是1923——1924年間，我開始讀到《語絲》雜誌。這當然大大激起了我的心靈的喜悅。可能正是從這本小刊物裏得到的信息，我知道了有《歌謠》週刊這種刊物的存在。也許是由於我的請求，那位與我有過通信聯絡的北大文科教授，囑咐管發行的同志（可能是常惠先生吧？），給我陸續寄了《歌謠》。那大概已經是第48號左右了（以前各號，我除了得到該刊合訂本第二冊之外，後來又借閱了容肇祖先生保存的、原附在《北大日刊》上的那20多號）。以後，我繼續閱讀該刊，直到她停止刊行。她那冊藍底上有白色的鐮月和許多星星封皮的週年紀念增刊，我也榮幸地受贈過。

　　我起初接觸到這種小刊物時，不用説，心情是很激動的。單是説“喜歡”決不能道盡這種心情。因為除喜歡之外，她還引起了我蒐集記錄這種資料的意願和對於《國風》、漢、魏、南北朝古典民歌的聯想。我馬上在行動上做出了反應。一時間，我像瘋子那樣，拼命地向周圍蒐求民歌、諺語和故事。振筆寫作關於歌謠的評論文章，並與該刊編輯部進行聯絡。我給自己未來的學藝生涯朦朧中豎立了方向。也許是由於我的這種向心力和勤奮寄稿的行動吧，過了一段時間，我就被吸收為歌謠研究會的通訊會員——記得那是由常惠先生辦理並通知的。

　　現在檢閱當時出版的該週刊，我跟她的關係，如果從寄稿算起，可以説開始於1924年4月。在那個月份的11月所刊行的週刊第54號《來件》欄裏，這樣記載著：“六月十四日，收到鐘敬文海豐歌謠六則。”這是我與《歌謠》有稿件聯絡的破題兒第一糟。第二次寄稿，約在這次以後的一個半月左右，該刊第61號（6月29日出版）《來件》欄裏記載著：二十日，收到鐘敬文《戀歌集》一冊（內海豐山歌七十二則）。”這是我對她的一件分量不薄的獻禮。第三次寄稿，則在同年8月。該刊10月19日出版的第64號，在《來件》專欄裏有如下記載：“八月九日，收到鐘敬文廣東海豐歌謠雜談二冊”。此後，該刊還有收到我所寄材料的記載，為避免煩瑣，就不再一一詳述了。

　　我在該刊上發表理論文章，開始於第67號（1924.11.9）。該文即上面所提到的《歌謠雜談》的第一篇《讀〈粵東筆記〉》（第一節）。《歌謠雜談》共15則，由此文起，週刊陸續發表其他各節，直到最後一節《疊韻語》（第85號，1925.4.5）發表完畢為止。此外，我還在該刊繼續發表了一些關於歌謠、民俗、方言等的隨筆、小品和通訊文字多篇。

　　現在，把我在這段時期（1924.4——1925.5）向該刊所寄投的資料和在刊面上所發表的文字，加以概括，分為三類，並就各類稍加談論。

　　（一） 第一類——投寄所蒐集、記錄的歌謠等民間文學資料；

　　（二） 第二類——發表談論歌謠、方言等隨筆與小品；

　　（三） 第三類——關於歌謠、故事及民俗的通信與論討。

　　第一類，我所投寄的口傳歌謠和刻本俗歌等資料，除歌謠六則與《戀歌集》外，還有潮州書坊刻本的《老醜歌》、《戒煙歌》等唱本，以及謎語二則。在這些資料裏，比較重要的，自然是那冊《戀歌集》。

　　《戀歌集》記錄的都是廣東東江一帶客家人的情歌（泛稱“山歌”）。客家山歌。現在已成為廣大讀書界的常識事物，並且受到海外學者的注意。但是在六、七十年前，除了當地人士外，曉得它、特別是欣賞它的人，實在不多——雖然近代詩人黃遵憲（梅縣人）早就認識到它的藝術價值，並大膽地把它收入到自己的詩集中（《人境廬詩草》）。我當時受到《歌謠》週刊的鼓舞，在短時間內，從當地講客家話的人的口裏蒐集、記錄了這十幾首民間情歌。我那時對於它，不僅是作為科學工作者的身份去記錄、考察它，而且是同時作為藝術讀者去欣賞、涵泳它的。記得當時曾經在那本子上題了兩句詩：

　　戀歌一卷親收拾，

　　要與風詩補粵音。

　　這種年輕人對與鄉土藝術的熱愛和學術抱負，現在看來，不免要作會心地一笑。

　　可惜，當時北大困于經費，《歌謠》週刊所收到的許多冊歌謠、諺語等集子，都被擱置起來，終至無影無蹤地消失了。我的那本《戀歌集》（據我所記憶，那段時期還曾投寄過一冊《邪歌集》），當時沒有更好的命運！但不幸中之幸，在那個時期，我又在新收集資料的基礎上，輯編成一部《客音情歌集》（她可説是《戀歌集》的姊妹篇吧），交給了北新書局，在1927年印了出來（此書近日上海文藝出版社有影印本）。這是對於那已消失的《戀歌集》的一種補償吧。

　　第二類，我在該刊上發表的關於歌謠、方言等的隨筆也小品，除了一系列的《歌謠雜談》外，還有《談談故鄉醫事用的歌謠》、《混號》等零篇文章。現在且著重談談《歌謠雜談》。《雜談》15則。雖各篇長短不一，但總是一時憑感興寫成的學術隨筆、小品。內容以談歌謠為主，也旁及諺語、方言。其中一些多少有點參考價值，像《南洋的歌謠》、《潮洲婚姻的俗詩》、《歌謠中的一種表現方法——雙關語》及《海豐的邪歌》等。八十年代我在編輯自己的民間文學論集時，曾經把大部分收了進去。

　　這些文章，雖然在體裁上只是些隨筆、小品，但是它畢竟是一種理論性質的著作。從我當時的學歷、經驗的情況講，是不應該撰寫它的。這頗有點像小孩子扛大鼎般的不自量吧。因此，現在看來，這些文章，疑難不但見解粗淺，而且資料貧乏，考據更無足取，個別地方甚至有知識性的錯誤。如果要説它多少還有點意義的話，那就是它表示了我對民間文藝的癡情和熱愛，表明了我對這門新興人文科學的一心嚮往和曾不惜為它廢寢忘食地執筆的舊事。再者，就是那些文章也多少反映了我在這方面專業知識和能力，在長期歷程中的初步階梯。這是我現在已怕于正視而有不能忘情的。

　　第三類，我對於《歌謠》發表的論文做了反應（通訊）和對於別人的討論文章給予回答。這些反應和回答的文章。都登載在該刊上。這段時期，《歌謠》週刊先後發表了兩篇有重量的論文，一篇是關於歌謠的，另一篇是關於傳説的。前者是董作賓的《一首歌謠整理研究的嘗試》（或者簡稱《看見她》，刊于該刊第63號、64號），另一篇是顧頡剛的《孟姜女故事的轉變》上篇（刊于第69號）。這兩篇長文一齣臺就博得讀者的喝彩。許多學界中人，紛紛投函表示讚賞，或提供有關資料，也有的撰寫了相關的輔助論文。我當時也敏感地做了反應。對於董先生的文章，我提供了故鄉“吃鹹茶”的風俗資料（《關於〈看見她〉的通信（七）》）。對於顧先生的文章，我自1925年12月5日至次年6月1日，前後共給他寫了五次信，除了對他的文章表示看法外，其餘大都是提供與該文有關的資料及陳述某些意見的。那些資料，有的來自古代文獻（如李白的《東海有勇婦》）、張籍的《築城曲》等），更多的卻是來自民間口傳和地方的刻本。讓我在這裡試節錄第一封信中的一段對該文的看法的話：

　　讀尊作《孟姜女故事的轉變》，甚佩！這一個流傳了二千五百年，按其境域幾乎傳遍了“中國全部”的老故事，本來千頭萬緒，很不容易捉摸的，給先生這麼一度整理，猶如剝繭抽絲，毫不紊亂；而且替它解釋了許多“所以轉變”的理由，尤其精心獨到。其實呢，像先生這樣整理的方法，是對於中國現在學術界很有裨益的工作；……

　　這種評價，表現了我當時的欽佩心情，也是對這篇新傳説的優異成就所作的適當的估計。記得在顧氏的文章發表以後的一段時間內，他那種研究方法成為學界的流行做法。我信中所提供的資料和某些有關意見，也得到顧氏的容納和讚許，認為有益於這個傳説的進一步研討。我也由於這種不斷通信的關係，終於成為他學術上的朋友。

　　此外，我還回答了王嗣順先生關於“山歌”問題的討論。原因是他在《歌謠》上讀了我的《山歌》隨筆（《歌謠雜談》之三，第71號），提出了不同意見，我給他做了回答。在這封信裏，我的見識雖不怎麼高明，但多少表現出一種實事求是的態度。古人有言：“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這正是我們從事學術工作的人的座右銘。這種態度，直到現在，我還時常用以警戒自己，並用他勉勵年輕的研究生們。

　　以上簡略論述了我當時跟《歌謠》週刊關係的三方面活動。總之，我想説，在70年前的新文化大潮中産生的那份民間文學小刊物，她對我的哺育，我圍繞著她所進行的活動和她對我一生學藝道路的作用，是其他任何學術影響所不容比擬的（除了馬克思主義）。

　　毫不誇張地講，《歌謠》週刊，是我早期學藝的乳娘和恩師！70年過去了，我這個當時的青年人，現在已變成了90老翁。如果幾十年來，個人在民間文藝學和民俗學方面有些微貢獻，那是跟那顆最初照亮我學藝道路的星斗（《歌謠》）的影響無法分開的。

　　我怎能用笨拙的語言，寫出我的感激之情呢？……

1992年，立秋之日，于西下莊

　　上文章草成後，餘興未盡，因填《臨江仙》一曲，以暢所懷。

　　萬眾心聲金子貴，劇憐長夜沉淪。一朝驚覺恣追尋。導航憑舵手，奮力徹朝昏。 人事滄桑時代改，回頭往跡猶新。少年狂志動心魄。生涯臻暮境，術業待傳人

責編：郭翠瀟 　來源：